实证、思辨与进化认识论——茅家琦访谈录黄鹏访谈整理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编者按】茅家琦，1927年生，江苏镇江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资深教授，曾任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主席团成员、江苏省历史学会会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他长期从事太平天国与晚清史、中华民国史、当代台湾史研究，曾荣获南京大学终生成就奖、江苏省首届“江苏社科名家”奖。本次访谈主要结合茅家琦七十余年学术历程，接受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史学研究等相关问题展开。

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石杨共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提要】世界上的民族因文化而生，因文明而兴。世界上的文明因多样而存，因互鉴而充满活力。长期以来，西方关于文明理论的作品很多，滥用“文明”的现象也很盛行。“西方文明优越论”以及“文明冲突论”就是滥用“文明”的重要表现。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立足文明的内在逻辑，提出符合全人类利益的文明观，为世界文明的健康发展注入强大的中国力量，是中国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关键词】文明；文明观；交流互鉴；基石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高度概括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他强调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邃，不仅为我们正确认识中华文明指明了方向，而且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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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反思与再出发陈峰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研究员【提要】当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是一项创造性工作，必须凸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而不仅是对基本原理的推广或应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摆脱普世主义叙事的束缚，在细致缜密的实证研究和经验研究中发现并还原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必须从“苏式”教条的笼罩中真正解放出来，走自己的路，克服长期存在的惯性和惰性；必须以国际化为基础，保持最大的开放性、包容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离不开对传统史学的批判、改造和转化；回归学术化，走高精尖路线，参与国际前沿问题研究。【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史学；国际化；中国化；学术化1949年后，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开始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学术新秩序，构成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重大转折，堪称一场划时代的变革。20世纪90年代，受国际政治格局变动的冲击，数十年来居于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遭遇巨大挑战。21世纪初，这种局面始有所扭转，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的地位逐渐回升。不过，复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已今非昔比。以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在一起，而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多致力于理论方法层面的呼吁和宣扬，较少落地为具体研究实践，即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显然，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隔膜和断裂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长远发展极为不利，而要走出这一困局，必须重建理论与实践的连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研究中重新扎根，构建中国形态和中国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从“构造历史”到“统一历史”——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的起源与流变张玉友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顾恺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提要】民族主义史学是20世纪以来阿尔及利亚史学发展的核心内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尔及利亚本土知识分子对法国殖民统治和民族遗产缺失的反思。早期的民族主义史学书写深受法国殖民官员与东方主义学者对北非历史编撰的影响。随着20世纪20年代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的开启，民族主义史学开始进入本土化和繁盛阶段。该时期的书写特征是培养民众历史意识和抨击殖民主义统治。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在民族解放阵线的主导下，民族主义史学进入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书写模式。20世纪80年代在政治多元化背景下，阿尔及利亚史学研究逐渐向“新民族主义史学”转变，关注的焦点也转向了新通史研究与独立战争记忆的重写。作为一种知识和思想，民族主义史学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民族复兴与民族国家构建中均发挥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关键词】历史书写；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非殖民化2021年9月30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与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经历者的后代会面时，公开抨击阿尔及利亚的“官方历史”已被“彻底改写”，他甚至反问“在法国殖民前，阿尔及利亚这个国家存在吗？”这不仅反映了法国长期以来对殖民期间所犯“国家罪行”的模糊态度，而且还体现出阿尔及利亚历史非殖民化的任重道远。马克龙的言论既是政治问题，也涉及史学研究的问题。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阿尔及利亚的历史书写几乎被法国垄断。20世纪初，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之下，阿尔及利亚知识分子开始书写本国历史。此后，民族主义史学成为阿尔及利亚历史非殖民化的重要内容。马克龙口中的“官方历史”实际上就是阿尔及利亚独立以来一直推动的民族主义史学，其产生与发展需要学界的深入研究。

20世纪阿拉伯史学的发展趋势与特征马峥嵘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韩志斌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提要】阿拉伯史学是中东史学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具有独树一帜且自成体系的史学传统，在世界史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20世纪阿拉伯史学，是伴随着西方文化和思想对阿拉伯社会的冲击而逐渐发展形成的。换言之，它是自觉的阿拉伯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文化对阿拉伯传统文化的强势冲击以及阿拉伯历史的时代转型做出的反应，在史学书写方面的体现。因此，20世纪的阿拉伯史学是20世纪阿拉伯历史的时代产物，它见证了自觉的阿拉伯知识分子为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产生的思想变化及其做出的实践努力。这主要表现为伊斯兰复兴主义史学、阿拉伯民族主义史学、阿拉伯侨民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关键词】阿拉伯史学；伊斯兰复兴主义史学；阿拉伯民族主义史学；阿拉伯侨民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阿拉伯史学是“多元一体”的中东史学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具有独树一帜且自成体系的史学传统，在世界史学中有着重要地位。它“在‘多元一体’的中东史学发展历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作用，即上承古代两河流域史学、古埃及史学、古希伯来史学、古波斯史学和早期基督教史学的遗产，沾吮希腊—罗马史学的余辉，下启伊朗史学和土耳其史学等中东地区的主要史学分支”。阿拉伯史学既有其独特的本土文明禀赋，同时也是不同地区文明交往尤其是史学交往的产物。阿拉伯史学的历史演进分为四个阶段：1.古代史学：7至16世纪初，阿拉伯史学兴起并迅速发展成为中东的主流史学；2.近代史学：16至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治下的阿拉伯史学进一步走向多元融合；3.现代史学：19世纪至20世纪80年代，民族主义史学发展成为阿拉伯史学的主流思潮；4.当代史学：20世纪90年代至今，阿拉伯史学在全球化的冲击下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二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妇女史的发展杨力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副教授【提要】二战结束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史学界占据重要地位。作为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要分支的妇女史，其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5年日本战败至20世纪60年代，是战后马克思主义妇女史的“首次开花期”。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妇女史范围逐渐扩大，同时多元发展。第三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呈现跨学科交流、引入和深化西方性别概念等特质。总体而言，战后日本妇女史的起步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决定性影响，之后与民众史、欧美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产生互动，其独特的发展路径不仅充实与丰富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也给妇女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案例。【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史学；妇女史；战后日本；日本近代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结束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蓬勃发展，成为日本历史学的重要力量。妇女史作为战后日本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书写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妇女解放的论述框架中起步和逐渐发展的。对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妇女史发展的研究，目前国内外学界尚未充分展开。国内学界虽对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脉络、马克思主义史家和相关论争，以及日本妇女史的发展阶段和特征有所论及，但总体而言比较单薄，还没有从马克思主义视角考察战后日本妇女史发展、聚焦马克思主义妇女史学的专著。日本学界关于战后马克思主义妇女史发展的专文也不多见，代表性研究仅有马克思主义史家犬丸义一的《妇女史研究的课题、观点与方法——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立场出发》。该文探讨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妇女史的书写，对其弱化阶级斗争视角等不足提出了一系列批评。在英文学界，柯蒂斯·安德森·盖尔讨论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妇女史的特征，但主要关注理论层面，且涉及的历史时段较短，未能系统呈现战后马克思主义妇女史的概况。鉴于此，笔者拟从代表人物、发展阶段等方面系统考察二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妇女史发展的特点，进而分析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日本妇女史发展的互动与关联。基于战后日本史学的语境，本文处理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妇女史，主要指采用马克思主义立场，以中下层妇女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社会经济和结构层面反省资本主义制度，探索妇女解放运动特性和规律的妇女史书写。由此，本文不但关注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家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妇女史著作，而且也讨论采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的妇女史叙述。战后日本妇女史的发展为何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密不可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如何指导与推进日本妇女史研究，进而使其形成自身发展的独特路径？笔者根据上述问题意识，将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妇女史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中国公共史学的两次启动及其展望姜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郑泽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提要】四十余年来，中国公共史学有过两次启动。第一次启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结合中国史学传统，学人在“史学危机”背景下对中国史学进行了深刻反思，得出应关注现实、走向大众，以知识为人民大众生活生产服务的学界共识。但是，由于缺少社会需求，技术条件不足和学风转变等因素，此次启动未能结出硕果。21世纪以来，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历史文化产品的需求快速增加，中国公共史学得以第二次启动。由于党和政府的提倡、自媒体技术的加持和史学工作者的理性参与等有利因素汇集，二次启动的公共史学正在健康发展。作为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任务的内在要求，旨在解决历史知识应用与传播难题的公共史学未来可期。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大背景下，通俗史学、影像史学、数字公共史学、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社会管理与商业开发等领域将继续繁荣发展。【关键词】公共史学；史学危机；自主的知识体系历史知识的应用与传播是中国史学的一个老话题，其实质是历史学如何处理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中华文明对历史的重视和敬畏使得历史与现实生活一直交织在一起。这种交织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以“祖宗之法”或“前代之失”的方式深刻影响着现实政治运转，主要表现是起居注、实录、国史、正史等严肃的官方史学；二是以文艺的方式承载伦理价值，深刻影响着人心风俗，主要表现是咏史诗、历史小说、历史戏剧等民间史学。随着现代史学认识的发展，历史知识应用与传播的各类表现被凝聚概括为公共史学。

革命与学术：钱亦石与郭沫若的交往及其史学异同离合唐勇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提要】钱亦石与郭沫若相识于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二人皆亡命日本，私谊日渐密切；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之际，二人以“书生报国”之志共赴国难。除了革命交谊，他们在史学上也有紧密的关联。钱亦石的《中国政治史讲话》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交叠之处，具有明显的“互文性”；在史学关系上呈现继承与批判双重性，这主要表现在他对郭著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和卜辞铭文考释多有因承，而在具体的中国社会历史问题上，又往往持批评之见、歧异大于认同。廓清钱、郭二人的史学异同离合，对理解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史学连续性和异质性有深远意义。【关键词】钱亦石；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政治史讲话》钱亦石（1889—1938年）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阵营的一位“通才”，其治学博广，涉及国际问题、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宗教学等。就其史学而言，又涉及中国政治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外交史、西方产业革命史、世界近代政治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方面。学术界对钱亦石史学的介绍与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民国时期“书评”“史评”性质的学术介绍与批评，二是改革开放后偏重对钱亦石《中国外交史》研究与钱亦石译《德国农民战争》版本考释，总体上缺乏宏观学术视野和精细化探究。鉴于此，笔者拟从钱亦石与郭沫若的人际交往以及史学关联出发，厘清郭、钱二人史学观点的异同离合，裨助于深入认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多重面相，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书写。

从政教传统到“助于笔端”——汉晋至唐宋地理总志的风俗书写演变徐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提要】汉晋至唐宋地理总志的风俗书写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班固《汉书·地理志》首先奠定了“政教式风俗”书写范式。东汉以后，受州郡地志影响，“博物式风俗”书写开始流行。隋唐至北宋时期，“政教式风俗”受到一定程度的推崇，但终究于南宋被“胜览型风俗”书写范式代替。“胜览型风俗”书写范式是汉唐以来地理总志风俗书写的集大成形态，后世总志多沿用其例。从本质上看，“政教式风俗”是“王朝地理学”的体现，“博物式风俗”与“胜览型风俗”所引领的地志书写范式是对“王朝地理学”的一种突破。【关键词】地理总志；风俗书写；风俗资料；风俗观念风俗研究是我们了解古人物质文化及精神面貌的途径之一，地志类文献（包括地方志和总志）因其总量大、分布广且分区域记载风俗的特征，尤为学界重视。但是，利用地志类文献复原历史风俗面貌也面临一些困境。首先，虽然早在东汉时班固已将风俗资料纳入《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但这一传统在某些历史时段并未被地志文献继承。其次，有的地志虽记载风俗，但多为抄录旧说，无法反映风俗的时代特点。最后，由于编撰者的学识和能力有别，历代地志辑录风俗资料时总有所侧重，各类风俗要素的分布通常呈非均质状态，地志文献所展现的历史风俗断面在资料密度上往往不够匀称。历代地志作者的学术视野和对材料的取舍态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留存到今天的风俗资料形态，进而限制了我们复原历史风俗面貌的深度和广度。

驼铃：在学习与求索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道路上——张广智与西方史学史研究访谈录吴晓群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阿慧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编者按】张广智，1939年生，江苏海门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顾问、《史学理论研究》杂志顾问。他长期从事史学理论与西方史学史研究，曾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上海市世界史学会终身学术成就奖等。本次访谈主要围绕张广智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走上史学理论与西方史学史研究的道路、开展研究实践求索及其对青年学者的殷切期望展开。

“欧洲中心主义”再思考编者按：随着后殖民史学、全球史、跨国史等史学实践的兴起，国际史学界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批评和反思。这不仅有助于客观认识欧洲乃至西方思想观念的局限和价值，也能够有效避免任何形式的地区中心主义，为平等、合理与双向的史学交流和文明互鉴奠定基础。当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欧洲中心主义”有其顽固性和隐匿性，需要中外学者对之进行持续研究，以展现它学理上的缺欠和话语上的错漏。有鉴于此，本刊邀请四位学者，分别从启蒙思想的他者论述与“欧洲中心主义”、法国当代史学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超越、美国教育中的多元文化主义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消解和批判、民国学界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展开讨论，以期对“欧洲中心主义”作出新的和多方位的反思。民国学界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谢进东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讲师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后现代史学和全球史传入中国，批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也称“欧洲中心论”）历史观逐渐成为国内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不过，国内学者的相关批评，主要指向外国学者的世界史研究和书写，很少关注本国学者历史研究和书写中表现出来的“欧洲中心主义”问题。通过梳理为数不多的评论国内学者“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的学术史文献，可以发现，相关研究主要呈现以下两方面特点：第一，在民国时期，就有史家开始对外国学者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展开批评，且民国史家的著述本身也存在“欧洲中心论”倾向；第二，民国时期以来，有一些史家自觉地声称批判“欧洲中心论”，却又不自觉地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泥潭，难以摆脱其束缚。

“欧洲中心主义”再思考编者按：随着后殖民史学、全球史、跨国史等史学实践的兴起，国际史学界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批评和反思。这不仅有助于客观认识欧洲乃至西方思想观念的局限和价值，也能够有效避免任何形式的地区中心主义，为平等、合理与双向的史学交流和文明互鉴奠定基础。当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欧洲中心主义”有其顽固性和隐匿性，需要中外学者对之进行持续研究，以展现它学理上的缺欠和话语上的错漏。有鉴于此，本刊邀请四位学者，分别从启蒙思想的他者论述与“欧洲中心主义”、法国当代史学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超越、美国教育中的多元文化主义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消解和批判、民国学界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展开讨论，以期对“欧洲中心主义”作出新的和多方位的反思。美国教育中多元文化主义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消解和批判韩家炳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欧洲中心主义”亦称“欧洲中心论”，其出现与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以及全球殖民扩张相连。秉持“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者从欧洲地区在语言、宗教、历史等方面的“优势”出发，漠视其他地区文明在世界文化发展中的贡献，最终在19世纪构建起以社会科学为核心，自然科学等其他领域为侧翼的多层次思想偏见。美国作为曾经的欧洲殖民地，其欧洲裔“白人”长期接受“欧洲中心主义”教育，在代际文化传递上，有意或无意地延续“欧洲中心主义”教育观。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社会文化日趋多元，美国少数族裔群体对国家教育中单一的“欧洲中心主义”取向愈发不满，他们在各类民权运动中提出了革新美国教育的诉求。适逢多元文化主义兴起，美国教育管理部门、教育工作者、受教育者等都在教育中践行多元文化主义，展开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本文对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教育中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现象与多元文化主义教育兴起的进程进行梳理，从教育立法与管理等宏观层面和教师培养与课程活动等微观层面详述美国教育中多元文化主义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消解和批判，以期归纳该进程对美国教育革新、政策实施、文化交流等产生的影响。

“欧洲中心主义”再思考编者按：随着后殖民史学、全球史、跨国史等史学实践的兴起，国际史学界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批评和反思。这不仅有助于客观认识欧洲乃至西方思想观念的局限和价值，也能够有效避免任何形式的地区中心主义，为平等、合理与双向的史学交流和文明互鉴奠定基础。当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欧洲中心主义”有其顽固性和隐匿性，需要中外学者对之进行持续研究，以展现它学理上的缺欠和话语上的错漏。有鉴于此，本刊邀请四位学者，分别从启蒙思想的他者论述与“欧洲中心主义”、法国当代史学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超越、美国教育中的多元文化主义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消解和批判、民国学界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展开讨论，以期对“欧洲中心主义”作出新的和多方位的反思。从比较到纠葛：法国史学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超越赖国栋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19世纪的欧洲开始在世界居于主导地位。那时，西方史学发展出一套展示欧洲优越性、贬抑非欧洲文化的解释框架，表现出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作为西方史学的一部分，20世纪以来法国史学在“欧洲中心主义”上有何表现，又受到了哪些挑战？随后涌现的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在法国史学中又呈现何种态势？梳理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20世纪以来法国史学的变迁，同时得到一些启示。总的来说，法国史学经历了从比较到关联再到纠葛、从支持跨民族史到挑战“欧洲中心主义”再到全球史的过程。这些变化在促使历史学家廓清法兰西特性的同时，也使之能够深入探讨非欧洲人的历史意识等重要问题。

“欧洲中心主义”再思考编者按：随着后殖民史学、全球史、跨国史等史学实践的兴起，国际史学界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批评和反思。这不仅有助于客观认识欧洲乃至西方思想观念的局限和价值，也能够有效避免任何形式的地区中心主义，为平等、合理与双向的史学交流和文明互鉴奠定基础。当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欧洲中心主义”有其顽固性和隐匿性，需要中外学者对之进行持续研究，以展现它学理上的缺欠和话语上的错漏。有鉴于此，本刊邀请四位学者，分别从启蒙思想的他者论述与“欧洲中心主义”、法国当代史学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超越、美国教育中的多元文化主义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消解和批判、民国学界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展开讨论，以期对“欧洲中心主义”作出新的和多方位的反思。启蒙思想的他者论述与“欧洲中心主义”崇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在当下的政治话语与学术论述中，启蒙与文明往往被视为体现“欧洲中心主义”的概念。启蒙运动发生于17、18世纪的欧洲，而“文明”这一词语和概念也正是在启蒙运动中形成的。启蒙意在克服蒙昧，文明致力于战胜野蛮。15世纪末以来特别是在启蒙时代，欧洲通过探险、传教、商业、殖民和征服迅速积累了大量关于非欧洲地区的知识，而非欧洲人构成了欧洲人的他者。他者的存在，使得18世纪的启蒙思想者对非欧洲世界开始产生广泛兴趣，并借助对他者的认识来丰富对人类的理解，进而形成对欧洲自身的批判性反思。这一反思往往指向欧洲自身的野蛮，并不能被简化为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不过，在批判性反思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启蒙计划中，也出现了一种进步主义的历史主义文明叙事。18世纪末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以来，这一叙事逐渐转化为针对他者的、充满文明优越感和教化使命感的“欧洲中心论”。这也是为什么萨义德把东方主义的诞生厘定于18世纪末的原因。因此，欧洲的启蒙和文明论述一定程度上建立在欧洲与他者的关系之上。由于在欧洲与他者的交往过程和启蒙运动塑造的现代性中，一度形成了欧洲的优势甚至支配地位，故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后现代思潮、后殖民主义对欧洲和西方霸权的反思与批判中，启蒙及其文明论述往往被视为“欧洲中心主义”话语，即欧洲人借助启蒙和文明概念把欧洲的他者转化为具有原始和野蛮特征而有待“启蒙”的族群，从而为欧洲的支配和扩张张本。本文旨在通过法国启蒙思想中围绕他者，也就是奴隶制及所谓“原始人”（sauvage）的论述，讨论启蒙的批判性自我反思及其对于反思“欧洲中心主义”的意义，以及分析启蒙背后的历史主义叙事可能带来的“欧洲中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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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尼日利亚的史学危机及反思王严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提要】尼日利亚是当代非洲史学最早的诞生地之一，以伊巴丹学派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史学曾享誉非洲内外。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尼日利亚史学出现了史学组织、历史学专业招生与史学的社会价值等方面的危机。民族主义史学家从历史理论、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等方面反思本次危机，认为这是民族主义史学自身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的缺陷和政府实施忽视人文社科系列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反思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应对危机的举措：改变过去经验主义的做法，注重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提倡重今薄古，加强对当代史的研究；超越政治史，将史学研究扩大到族群关系史、经济史、国际关系等与非洲当代问题密切相关的研究主题，并主张改进史学研究方法。【关键词】尼日利亚史学；史学危机；民族主义史学20世纪50年代后期兴起的民族主义史学是当代非洲史学建立后出现的第一个史学流派。民族主义史学以批判西方殖民主义史学对非洲历史的偏见为己任，为非洲历史文化的复原和非洲自信心的树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非洲史学研究的“黄金时代”不复存在，进入了一个被称为“幻灭的时代”：非洲人普遍对非洲史学感到失望，认为它是虚构的，其研究实践与现实问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非洲史学陷于危机状态。

中世纪感觉史的理论、实践与展望董子云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特聘副研究员【提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感觉史研究日益成为国际史学界的一个热点。在大卫·豪斯和康斯坦丝·克拉森等学者的努力下，感觉史有了初步的理论基础。根据他们提出的理论框架，感觉史即是对感觉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感觉史考察感觉模式和感觉秩序的变迁与多样性，注重多感觉性而非单个感觉的研究。具体到西欧中世纪史而言，宗教和文学中的五感主题是感觉史研究所集中的领域；但学界的关注点也正逐步从感觉理论转向经济生活和社会文化中的感觉。目前，中世纪感觉史研究已经初具规模，但也有走向马克·史密斯所说的“苍白化”风险。对此，未来的研究者不妨以中世纪经济社会史、政治文化史和法律文化史为切入点，推动感觉史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关键词】感觉史；中世纪；五感；多感觉性；社会文化史20世纪末于西方史学界兴起的身体史和情感史等研究取向早已为国内学界所熟知。与这两个研究领域有紧密联系，并在相近时间兴起的还有感觉史（sensory

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编者按：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学术研究，以回应现实的关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通过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以构建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乃是我们时代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建设。没有我们的自主知识体系，就无法科学地解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如何实现的，就无法科学地规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发展，就无法在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巨大提升的背景下树立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自信。作为一切社会科学基础的历史研究，建设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任务更重要、也更紧迫，因为没有基础学科的先行发展，将会制约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理应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论题，必须全力以赴。本刊以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为题，约请学者从指导理论的与时俱进、总结中国史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加强同哲学学科的交流、借鉴国外史学的优秀成果等方面，发表意见、提出思路。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学者就这一命题发表观点。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必须解决指导理论与时俱进的发展命题吴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必须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这是中国史学界的共识；同理，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同样必须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新中国建立伊始，就确定唯物史观为中国历史学的指导理论。而且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历经30年的发展，中国历史学已经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学的各门分支学科也纷纷建立起来。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时代的发展与学术的进步，唯物史观在解释中外重大历史问题上的解释力逐渐下降，由此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地位也逐渐被边缘化。笔者认为，解释力逐渐下降的并非唯物史观本身，而是唯物史观的传统解释体系。唯物史观的传统解释体系借鉴自苏联，斯大林写作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有关唯物史观传统解释体系的经典表述。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有关唯物史观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介绍基本沿用了斯大林的解释，中国史学界大多数学者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也基于此。近九十年基本不变的认识已经使唯物史观的传统解释体系跟不上时代发展与学术进步的步伐，逐渐失去对中外历史重大问题的解释力，由此逐渐被边缘化。当前，在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紧迫任务已经提上日程之时，构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唯物史观新的解释体系，实现唯物史观与时俱进的发展，则成为必须完成的一项前提性工作。

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编者按：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学术研究，以回应现实的关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通过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以构建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乃是我们时代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建设。没有我们的自主知识体系，就无法科学地解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如何实现的，就无法科学地规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发展，就无法在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巨大提升的背景下树立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自信。作为一切社会科学基础的历史研究，建设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任务更重要、也更紧迫，因为没有基础学科的先行发展，将会制约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理应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论题，必须全力以赴。本刊以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为题，约请学者从指导理论的与时俱进、总结中国史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加强同哲学学科的交流、借鉴国外史学的优秀成果等方面，发表意见、提出思路。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学者就这一命题发表观点。克罗齐“哲学与历史学同一”思想解读——兼谈哲学在历史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董立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编者按：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学术研究，以回应现实的关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通过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以构建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乃是我们时代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建设。没有我们的自主知识体系，就无法科学地解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如何实现的，就无法科学地规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发展，就无法在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巨大提升的背景下树立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自信。作为一切社会科学基础的历史研究，建设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任务更重要、也更紧迫，因为没有基础学科的先行发展，将会制约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理应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论题，必须全力以赴。本刊以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为题，约请学者从指导理论的与时俱进、总结中国史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加强同哲学学科的交流、借鉴国外史学的优秀成果等方面，发表意见、提出思路。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学者就这一命题发表观点。交流与互动、自信和自主王晴佳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寻求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笔者觉得或许可以从回顾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入手。以笔者管见所及，史学界似乎现存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始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另一种则认为开始于20世纪初，以梁启超等人提倡“新史学”为标志。两种意见在时间上相差了半个世纪之多。虽有如此不同，但两者论证的前提其实并无根本差异；双方都认可中国史学之走向近代，与清朝结束闭关锁国的政策、中国文化由此与外界开始交流、互动相关。笔者想进一步指出的是，中国史学家寻求建立自主知识体系，正是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和互动中开始的——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以文化之间的交流为其必然前提。本文将以中外史学的三个例子，对此略加分析和论证。

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编者按：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学术研究，以回应现实的关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通过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以构建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乃是我们时代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建设。没有我们的自主知识体系，就无法科学地解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如何实现的，就无法科学地规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发展，就无法在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巨大提升的背景下树立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自信。作为一切社会科学基础的历史研究，建设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任务更重要、也更紧迫，因为没有基础学科的先行发展，将会制约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理应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论题，必须全力以赴。本刊以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为题，约请学者从指导理论的与时俱进、总结中国史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加强同哲学学科的交流、借鉴国外史学的优秀成果等方面，发表意见、提出思路。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学者就这一命题发表观点。对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考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史学理论学科对整个历史学科具有指导意义，这是被学术史的大量事实所证明的。回顾已往走过的道路，从中获得智慧和启示，对于当前如何在唯物史观科学原理指导下，努力推进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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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大学历史工作坊与南非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李鹏涛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研究员【提要】在20世纪70年代反种族隔离斗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南非社会史研究蓬勃发展，尤其以金山大学历史工作坊最引人注目。金山大学历史工作坊深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和非洲整体史学的影响，同时呈现自身的鲜明特色。金山大学历史工作坊积极倡导“自下而上”的社会史书写，以史学作为反种族隔离斗争的工具，努力唤醒黑人民众对自身处境和历史使命的认识。金山大学历史工作坊极大地推动了南非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在当代南非史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它深切的现实关怀至今仍深刻影响着南非史学研究。【关键词】金山大学历史工作坊；南非史学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南非社会史研究20世纪70年代，在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背景下，“自下而上”的社会史学逐渐兴起，金山大学历史工作坊（History

为了变革而认识——黄仁宇对“洪武型财政”的病理分析高寿仙北京行政学院校刊编辑部研究员【提要】黄仁宇对明代漕运和财政的研究，是其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是其历史观念的基点。他将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财政体制称为“洪武型财政”，认为这种体制长期僵化不变，甚至一直延续到20世纪。黄仁宇提出的“洪武型财政”，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同，但也受到一些专业学者的严厉批评。事实上，黄仁宇的史学研究与学院派大异其趣，也难以用学院派的标准去衡量。他的史学研究是从其身经战乱的独特经历生发出来的，从本质上说属于“为了变革而认识”的“政论史学”；而其所说的“洪武型财政”，可以视为一个突显明代以降财政以及社会和国家体制之“荒谬”的统摄性概念。尽管其立场与观点存在明显偏颇，但如果仔细体会黄仁宇对明代财政体制的具体评述，可能会发现不少“片面的深刻”之处，强烈的批判意识确实使他洞察到明代财政存在的一些体制性缺陷，他提出的一些具体论断也颇有启发性。【关键词】黄仁宇；洪武型财政；学术旨趣引言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演进路径和发展趋势朱露川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提要】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其具体路径及发展的大趋势是从千年史著批评的积累和启示，走向史学批评的广阔空间和理论升华，即从评论史书到全面地评论史学，再到理论层面史学批评的广泛展开，并形成方法论，对当代史学发展多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探讨、揭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深入发展路径及其规律，有助于学界更清晰地认识中国传统史学何以能够不断生长出关于自身构成的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关键词】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积累；拓展；理论升华史学批评是具有批评意识的历代学人针对史学发展中的各种现象提出的看法，因其往往伴随着对同一问题的长期探讨及由此产生的相互辩难，故而成为刺激史学发展的最活跃的“内在驱动力”。近三四十年来，史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研究，从创始、发展走向系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一是推进了对中国史学史的进一步认识，二是丰富了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认识，三是由于上述两个方面而密切了古代史学与当代史学的联系，所以受到广泛关注。为了更利于当今史学对古代史学遗产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宏观视角考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深入发展的学术路径，揭示其发展的内在规律。解决好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中国传统史学何以能够不断生长出关于自身构成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从而在清后期的社会大变动以至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深刻变革中，仍能时时显现其价值。

清季历史教科书的双重认同李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提要】自清季开始，历史教科书成为立足民族国家立场书写王朝历史的重要载体，其中尤以对清代历史的叙述为典型。清季的历史教科书，既突出王朝特性，又具有民族国家色彩，力求实现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的双重认同目标，但这也导致教科书编写中出现某些不协调。教科书编者尽力在文本中平衡王朝国家认同和民族国家认同，消解两种认同的内在张力，着力凸显两种认同中共通的“大一统”理念，利用“大一统”理念组织历史叙事，使之承担起构建民族共同历史、为民族国家建设铺路的使命。【关键词】王朝国家；民族国家；历史书写；清季历史教科书；清史从古代至近代，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发生多次变化，大体说来，有一个从天下国家、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的变迁过程。所谓“天下”，有地理、文化、政治上的多重含义，语义相对含混，与王朝更迭相始终，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不同解说。王朝则是确定无疑的客观存在，因此在古人看来，王朝名称往往代表国家名称，“王朝”和“国家”是等同概念。晚清时期，清廷与欧美各国签署的各种条约中，代表国家名称的“大清国”与“中国”交替使用的情形较为普遍，就是一个实例。我们今日所言之“国家”，一般指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此种观念实为近代之产物，不会出现在近代之前的王朝历史叙述中。同样在晚清时期，方兴未艾的“新史学”冲击着中国史学的传统理念和体例，在新政改革中催生的新式历史教科书恰好成为“新史学”的载体之一。这些教科书既以章节体取代纪传、编年等传统体裁，挣脱“正史”束缚，又融入进化史观、民族国家等新观念，使中国历史的书写焕然一新，其中尤以对清代历史的书写为典型。此种书写，既突出王朝特性，又具有民族国家色彩，对于国人形成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认同观念，产生了直接且深远的影响。

奋进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之路——戴逸与清史研究访谈录张建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编者按】戴逸，1926年生，江苏常熟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2002年至今，担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曾任中国史学会第四及第五届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1996年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2011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戴逸从事中国革命史、近代史、清史研究，是国内清史学科的开创者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戴逸为学七十载，出版个人著述或主编著作四十余部，发表论文八百余篇，代表作有《中国近代史稿》《简明清史》《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乾隆帝及其时代》《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涓水集》等，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和人民教师奖章、中国图书奖、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等。本次访谈主要围绕戴逸从事清史研究的学术历程、马克思主义史学重大理论问题及新修《清史》相关问题展开。

2022年历史理论研究综述夏春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借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这一东风，历史理论研究在2022年气象万千，硕果累累，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的建所及科研步伐明显提速。继“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解析和批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口述访谈录”两大课题后，“‘中国之治’的历史根源及思想理念研究”“西方历史理论发展史”在2022年也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课题，连续两年共计四个课题顺利立项，这是该研究所建所第四年获得的最好礼物，为其“边建所，边搞科研”的建所思路提供了有力支撑。此外，该所承担的首个重大课题“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顺利结项，百万字的同名书稿被列入中国历史研究院资助出版的《文库》。二是历史理论研究所引领全国历史理论研究的职能得到加强。是年9月，由该所牵头，时隔十余年顺利改选产生新一届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并推出该分会第一期《通讯》。所刊《史学理论研究》的影响继续扩大，根据改刊后刊发优秀论文编选的五卷本、二百余万字的《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前沿丛书》即将出版。三是从全国范围看，历史理论研究显现出生机活力。譬如，“二战后全球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课题；青年学人较为活跃，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在疫情防控背景下，各地相继以线上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各类视频会议。2022年是在喜庆中收获的一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综论——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为视角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提要】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是改革开放以后建立的新兴学科。1981年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标志着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创立。回顾学科的发展轨迹，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与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发展密不可分。学术共同体平台的搭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对古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藉此也可展望学科未来发展的前景。【关键词】中外关系史学会；学术共同体；三大体系；中外关系史学科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是改革开放以后建立起来的新兴学科。1981年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标志着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创立。本文简要回顾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这一学术性团体成立四十余年的历程，总结学会及分散于诸多专门领域的学者们对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与学术话语体系建构，即对中外关系史学科“三大体系”建设发展脉络和学科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最后设想与展望学科未来的发展。由于中外关系史学科具有宽泛性、交叉性、开放性和庞杂性的特点，这里对于改革开放以后此学科发展历程的叙述，难免挂一漏万，尚祈方家教正。

加快构建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三大体系”夏春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提要】中央在四年前批准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为何专门成立历史理论研究所？作为中国历史研究院唯一新建的研究所，该所名称为何定为“历史理论”而不是“史学理论”？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的学科布局有何特点？加快构建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三大体系”，存在哪些短板、须突破哪些瓶颈？作者尝试结合牵头组建历史理论研究所的体会，就上述问题谈点一得之见，希望大家能共同思考、推进研究。【关键词】新时代；历史理论；史学理论；“三大体系”一

新时代中华文明史研究理论方法的检视编者按：中国拥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深入开展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向中国学界提出了深入研究中华文明史的重大任务，强调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深入研究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深入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史研究的系列重要论述，中国学界大胆创新，锐意开拓，采取多学科联合攻关和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全面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特质、形态及演化历程，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取得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新时代的中华文明史研究，不仅需要发掘新材料、转换新视角，而且需要创建新理论、更新研究方法，从创新性成果中提炼创新性理论，再以创新性理论指导创新性研究。为此，本期圆桌会议邀请四位中华文明史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新时代中华文明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同时，我们也期待更多学者就这一问题发表意见，展开讨论，共同推动新时代中华文明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建设。中华文明史研究的问题和方法杨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一百多年来，随着全球各民族、各地区交流范围的扩大，“欧洲中心论”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学术界对世界各个文明的研究和叙述，也出现了新的模式，平等对待和平行叙述渐成主流。回顾这一历程，并梳理中国学术界如何看待本民族的文明史，对于今后中华文明史的研究和叙述将大有裨益。此外，本文还拟对中华文明史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提出部分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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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三大体系”建设与历史唯物主义新知韩东育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韩东育工作室首席专家【提要】作为历史范畴，历史唯物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和存在形态。从“欧洲中心论”、大历史观和新世界观这三个维度入手，通过事实和学理的关联，可以勾勒出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压力、动力、演进过程及其内在逻辑。创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理前提，是如何在东西方世界彼此接纳的“第三种文明”即“新文明形态”的实践基础上，建立起中西合璧、优势互补的新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与时俱进的特质，将不断赋予人类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量与新知。【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欧洲中心论；大历史观；新世界观；三大体系近年来，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解读日渐离奇。经常是，在并不真正了解其关注对象的情况下，却可以果敢地告诉你“这便是中国”或“那就是中国”。有时，还干脆把中国排除于价值世界甚至人类历史之外，以为除了基督教圈域和西方价值体系以外，就没有可以自律的族群、文化、文明和国家，无论在宗教、政治、经济，抑或人伦、社会、风俗领域，都是如此。他们在质疑别人时经常处于“忘我”或“无我”境界，诸如中国是一夜逆天的“暴发户”和中国人将成为吞噬地球的“海盗”等。当人们明显感到如此不正常的诟病不过出于偏见，而偏见意味着无论你好与不好都是不好时，中国人即便有过四大发明的辉煌历史且如今又创造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都很难再获得最起码的正视和尊重——这应该不是推测，而是一个不争、同时也让人不甘的事实。

“全球中世纪”概念的理论建构及其批判性反思李腾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副研究员【提要】随着全球史观念不断深入，“全球中世纪”在21世纪初的欧美中世纪史学界逐渐兴起，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学者们将全球史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传统的中世纪研究时，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沟通和互鉴，以重构5—15世纪的全球流动图景。近年来，这一概念受到广泛关注，被视为打破“欧洲中心论”的重要进路。在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探索中，许多新的学术概念和历史阐释框架产生。欧美史学界关于“全球中世纪”这一术语的内涵值得深入梳理，还应结合全球史的理论与方法，对之加以反思和检讨。“全球中世纪”并不是一个恰当的概念，但对采取全球视野重审中世纪各文明之间的关系有启发意义。【关键词】全球中世纪；全球史；中世纪；欧洲中心论随着全球史在国际史学界的高歌凯奏，其理论与方法不再仅仅局限于指导宏观的全球史或世界史研究和教材编纂，逐渐渗透到断代史和专门史研究领域中，成为相关领域学者们进行学术创新的助推器。21世纪初以来，在学界日益突显的“全球化下的古典学”以及“全球中世纪”即是显例。

2021年历史理论研究综述夏春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2021年是历史理论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和突破、令人振奋的一年。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为契机，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蔚然成风，有力助推了历史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建所第三年，“边建所，边搞科研”的建所思路收到显著成效，已搭建起作为一个研究所的完整架构，引领全国历史理论研究的作用日益显现，为今后发展打下了根基、构筑了平台。从全国范围看，相关研究越发受到重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解析和批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口述访谈录”“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发展史研究”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课题或重点课题，激浊扬清、正本清源成为主流；学科建设呈现新面貌，传统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稳步推进，历史思潮、国家治理史等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研究势头强劲，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并重渐成风气，推出一大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且青年学人表现踊跃，以往历史理论研究被忽视、研究队伍青黄不接的现象大为改观；“新时代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第24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桂林）等成功举办，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办会常态化。2021年是收获的一年。

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编者按：区域国别研究是跨学科、多角度、交叉性的研究，是新时代中国对域外国家和地区全貌、知识体系的战略性需求与综合性构建。区域国别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的构建和重构，是与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战略定位、发展方向密切相关的，其研究成果与学术影响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体现。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新一轮的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拟在“交叉学科”门类下新增“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标志着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中正式生根发芽。这既是学界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回应，亦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发出中国声音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需要探讨，值得关注。本刊邀请多名学者，围绕区域国别研究和区域研究、国别研究、国别区域研究的概念与关系，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对未来的展望等方面展开讨论，以期推动我国区域国别研究走向深入。区域国别视野下的中国东南亚史研究祝湘辉云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缅甸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编者按：区域国别研究是跨学科、多角度、交叉性的研究，是新时代中国对域外国家和地区全貌、知识体系的战略性需求与综合性构建。区域国别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的构建和重构，是与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战略定位、发展方向密切相关的，其研究成果与学术影响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体现。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新一轮的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拟在“交叉学科”门类下新增“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标志着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中正式生根发芽。这既是学界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回应，亦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发出中国声音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需要探讨，值得关注。本刊邀请多名学者，围绕区域国别研究和区域研究、国别研究、国别区域研究的概念与关系，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对未来的展望等方面展开讨论，以期推动我国区域国别研究走向深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区域国别研究——基于美国实践的省思张杨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时下国内学术界围绕区域研究的讨论已成热潮，其中不乏对美国相关研究的梳理，以期勾勒出中国自己的发展蓝图。尽管在不同语境、情境和环境下，学者们对区域研究的理解呈现出高度的差异性，但对这一概念的基本要素能够达成一定共识。简言之，区域研究是指以某一特定区域或文化为单位，利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通过田野调查和多元化的资料呈现，开展的系统性知识生产。关于区域研究的核心目标和基本功能，学术界内部的分歧较大。一般而言，学者们承认区域研究有很强的实用取向和咨政功能，是一个世界性大国必不可少的智识资源。

百年来中国对韩国史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孙卫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秦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提要】20世纪初，随着朝鲜汉籍陆续进入中国学术视野，中韩史学比较研究陆续展开，孟森、吴晗等史家作出了重要贡献。从1949年到1992年中韩建交前，中国大陆学界对韩国史学的关注较少，中国台湾出版了一批韩国史学史研究成果，延续和拓展了相关领域。1992年中韩建交对于中国韩国学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韩国史学史、中韩史学交流与比较等领域都有一批学术成果问世。回顾百余年来韩国史学史研究的历程，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呈现如下特点：论文较多，专著较少；专题性、叙述性的评介较多，全面系统的论述较少；对韩国汉文史籍的关注较多，非汉文韩国史籍甚少；自说自话的论著较多，与韩国学术界的对话较少。针对这些问题，还需做更全面的努力，以推动韩国史学史研究。【关键词】史学交流；史学比较；韩国史学史；中韩关系史中国古代史学对朝鲜半岛的影响非常深远。朝鲜半岛在史书体裁、修史机制等多方面模仿中国史学，形成了发达的史学文化，留下了《三国史记》《高丽史》《朝鲜王朝实录》等诸多汉文史籍。随着中朝与中韩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平稳发展，学界对中韩古代史学的比较研究及韩国史学史研究，都有相当丰富的成果，但迄今尚无专文就其研究状况进行评述。因此，本文拟对20世纪以来的相关成果略加梳理，以古代为主，兼及近现代。1992年中韩建交对于中国韩国学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了相关研究的数量和质量。本文以1992年为节点，先纵向讨论20世纪初到1992年中韩建交前中国对韩国史学研究的发展演变及主要成就，再横向探讨1992年以来相关专题的研究状况，最后分析其特点与问题，以期推动该研究领域的发展。

历史记忆、历史-记忆或历史与记忆？——记忆史研究中的概念使用问题屠含章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提要】“历史记忆”“历史-记忆”“历史与记忆”以及“记忆史”等概念或议题看似相近，实则有着不同的意涵。“历史记忆”最初是莫里斯·阿布瓦赫在《集体记忆》中提到的概念，意在强调历史带有记忆的性质。随着后人对此术语的发展，“历史记忆”的含义被拓宽为“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与表述”。“历史-记忆”是皮埃尔·诺拉提出的术语，用于指称现代之前“历史与记忆”的联合体。“历史与记忆”是西方历史学家辩证地看待历史与记忆之间关系时所讨论的核心议题。面对记忆研究的挑战，西方历史学家之所以讨论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其目的是为历史学正名。“记忆史”则是将记忆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领域，研究记忆随着社会历史发展的历时性变化。因此，在涉及这些概念的时候应认真加以区分，避免误用。特别是在翻译、引用西方学者的观点时应力求准确，以免造成误解。【关键词】历史记忆；历史-记忆；历史与记忆；记忆史；概念史近年来，与记忆相关的议题在中文学界颇为热门。其中，“历史记忆”是最为常用的概念，“历史记忆”这一称呼遍及学术研究的各个角落，从历史研究、文学研究到电影研究，可谓无所不及。不过，依笔者管见，大多数研究者对“历史记忆”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记忆”“历史与记忆”等概念或议题的理解不甚明晰，在翻译与使用的时候比较随意。在当前中文语境中，不论在专业的学术论文或是在报章杂志等普及性读物中，人们所谈论的“历史记忆”实际上有较大的差异，而且，“历史与记忆”“历史-记忆”常常被错误地简化为“历史记忆”，产生了混淆。本文旨在对此现象做一简单的梳理，并对“历史记忆”“历史-记忆”“历史与记忆”与“记忆史”的关系做一说明，以求证于方家。

如何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史编者按：21世纪以来，受西方文明史研究的影响，中国的文明史研究迅速热络起来。不仅有一批西方文明史著作被翻译出版，中国学者自身编写的文明史著作也纷纷出版。不过从总体来看，目前在文明史研究和写作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西方的文明史书写范式。例如，将文明发展的动因更多地归因于精神层面的因素，将文明发展阶段划分为更加中性的“古代、中古、近代或现代”，文明史书写的内容还是以西方的发展史为主，等等。有鉴于此，如何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史成为中国史学界面临的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本期圆桌会议邀请四位国内文明史研究学者，就如何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史各抒己见。同时，我们也期待更多学者就这一问题发表观点。大历史观视域下的文明史书写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催生了全球史的兴起，推动了含有全球史意蕴的人类文明史研究的迅速发展。在西方，除威尔·杜兰特的11卷《世界文明史》（1935—1968年）外，皮特·N.斯特恩斯、威廉·H.麦克尼尔、费尔南·布罗代尔等人，也都有世界文明史的研究性著作问世。在中国，同样有多种文明史研究成果出版，其中马克垚主编的三卷本《世界文明史》影响较大。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不可避免地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为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加强人类文明史研究尤有必要，有论者提出文明史是“当代史学的首要课题”，不无道理。

美国城市史研究的空间取向李文硕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副教授【提要】美国城市史研究发端于20世纪40年代，在六七十年代迅速发展，80年代以后遇到领域界限模糊、研究者认同感下降等问题，但同时也有更多的历史学家开始关注城市。在围绕城市历史多重维度的研究中，空间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这既是受到了西方社会科学，尤其是新马克思主义“空间转向”的影响，也体现了美国城市空间变化在学术界的回响。美国城市史研究的空间取向表现在两个方面：在研究主题上，空间不再仅仅是研究对象所在的场地，空间本身就是研究对象；在研究尺度上，跨国史路径介入城市史研究，人员、物资、资本和信息的流动将观察城市历史的视野拓展到民族国家的界限之外。空间研究既加深了对城市问题的理解，也拓宽了城市史的范围，这对中国的美国城市史研究不乏借鉴意义。【关键词】美国城市史；空间；跨国史；城市研究从19世纪初开始，美国各地纷纷建立地方性史学团体，收集、编纂资料并组织撰写本地区的历史。“地方性历史学会作为当时各州争夺整个美国国家历史写作主导权的武器而产生”，城市历史书写的重要目的则是要争夺现实的物质利益，撰述者把城市描写为吸引人的地方，以吸引移民和投资。不过，作为史学专业领域的美国城市史，其发端一般被认为是美国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1940年发表的论文《论美国历史上的城市》。此后，关于城市史的论著逐渐增多，到20世纪60年代已蔚为大观，70年代以后的“新城市史”又带动了一轮热潮，《城市史研究》杂志（Jour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