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友、顾恺琴 | 从“构造历史”到“统一历史”——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的起源与流变

从“构造历史”到“统一历史”

——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的起源与流变

张玉友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顾恺琴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提要】民族主义史学是20世纪以来阿尔及利亚史学发展的核心内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尔及利亚本土知识分子对法国殖民统治和民族遗产缺失的反思。早期的民族主义史学书写深受法国殖民官员与东方主义学者对北非历史编撰的影响。随着20世纪20年代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的开启，民族主义史学开始进入本土化和繁盛阶段。该时期的书写特征是培养民众历史意识和抨击殖民主义统治。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在民族解放阵线的主导下，民族主义史学进入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书写模式。20世纪80年代在政治多元化背景下，阿尔及利亚史学研究逐渐向“新民族主义史学”转变，关注的焦点也转向了新通史研究与独立战争记忆的重写。作为一种知识和思想，民族主义史学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民族复兴与民族国家构建中均发挥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关键词】历史书写；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非殖民化

2021年9月30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与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经历者的后代会面时，公开抨击阿尔及利亚的“官方历史”已被“彻底改写”，他甚至反问“在法国殖民前，阿尔及利亚这个国家存在吗？”这不仅反映了法国长期以来对殖民期间所犯“国家罪行”的模糊态度，而且还体现出阿尔及利亚历史非殖民化的任重道远。马克龙的言论既是政治问题，也涉及史学研究的问题。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阿尔及利亚的历史书写几乎被法国垄断。20世纪初，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之下，阿尔及利亚知识分子开始书写本国历史。此后，民族主义史学成为阿尔及利亚历史非殖民化的重要内容。马克龙口中的“官方历史”实际上就是阿尔及利亚独立以来一直推动的民族主义史学，其产生与发展需要学界的深入研究。

民族主义史学是19世纪以来受西方殖民影响的国家开展历史书写、官方教科书制定的重要内容与基础。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国家，阿尔及利亚独立后曾在推动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阿尔及利亚史学的嬗变与影响，而且还能够从中窥见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在非殖民化方面所做的努力。

一直以来，学界对非洲史学的研究，尤其是民族主义史学的研究，多以撒哈拉以南非洲为主。法属北非国家的史学研究既不在传统的非洲史学研究范畴中，也不被阿拉伯史学重视。作为前殖民宗主国的法国也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出现了“阿尔及利亚史学研究缺席”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法国档案的逐步开放，阿尔及利亚史学再次受到西方学界关注，但研究的焦点以殖民历史记忆为主，对民族主义史学研究较少。

一般认为，民族主义史学是指以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基础，通过挖掘本国传统文化遗产、考古文物、历史人物、历史机构建设等方式形成的史学叙事，其核心目的是塑造民族认同、民族心理及增强民族自信。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视角剖析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的由来与发展及其背后的逻辑，以展现第三世界尤其是非洲国家在非殖民化进程中的不懈努力。

一、“构造历史”：殖民时期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历史书写

1830年，法国以“扇击事件”（L’affaire de l’éventail）为借口入侵阿尔及利亚，开始了对阿尔及利亚长达132年的殖民统治。法国通过大力推行武力占领与同化政策，使得阿尔及利亚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与法国建立紧密联系，强行在阿尔及利亚的历史进程中刻下了法国烙印。正如美国人类学家伯纳德·科恩所言，“这些民族（殖民）国家的建立和维持取决于对过去的确定、编撰、控制和再现。”法国人在殖民之初便已深谙此道。为更好地了解和掌控殖民地事务，法国当局开展了一系列针对阿尔及利亚民族历史的研究工作，试图以此从历史本源上为法国的殖民统治正名，从思想观念上消除阿尔及利亚人民对其民族历史和文明的自豪感。这就使得早期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的书写始终受制于法国殖民政策的影响。

整体而言，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历史书写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征。第一，西方中心史观。法国殖民主义史学将欧洲与非欧洲国家和地区对立，强调欧洲现代文明的先进性与阿尔及利亚本土文明的落后性。第二，罗马辉煌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落后的二元对立。法国书写阿尔及利亚历史的核心内容之一是重构古罗马时期的辉煌，以此证明古代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传入对阿尔及利亚是一种“厄运”。第三，以民族志为方法。法国学者对法属北非史的研究一方面依赖于传统的东方主义研究方法，如文献学和语言学，另一方面采用了以民族志为基础的殖民人类学。

殖民统治时期，阿尔及利亚史学研究群体成员主要来自法国殖民官员和巴黎的东方主义学者，其发展可分为以下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民族志国家”（Ethnographic State）研究阶段（19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民族志国家”模式旨在通过实地勘察的方法，以模仿《埃及述》（Description de l’égypte）为主，构建一套法国人想象的阿尔及利亚民族志史。1830年，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入侵被认为是拿破仑征服埃及的延伸，是法国在“东方世界”的又一次大规模征服运动。法国从18世纪末开始的征服运动几乎同时伴随着东方主义知识的生产与构建。《埃及述》就是法国征服埃及过程中产出的东方主义作品。19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是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军管时期，即由殖民军官进行治理。军管时期的核心政策是间接治理，即通过由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共同组成的中间组织——阿拉伯局（Bureau Arabe）来管理当地人。在此背景下，阿尔及利亚部落和居民的民族志历史与现状研究，成为早期阿尔及利亚研究的重要内容，即试图书写与《埃及述》类似的史学作品。

在具体呈现上，此类研究多以殖民军官、文职官员和自由学者的官方报告、个人回忆录以及口述故事等形式为主，民族志作为一种方法在阿尔及利亚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逐步发展出殖民人类学（L’anthropologie Coloniale）。1844—1850年出版的《1840—1845年阿尔及利亚科学探索》系列报告，是法国早期研究阿尔及利亚的重要集体成果。该系列报告由殖民政府与训练有素的殖民学者共同完成，对阿尔及利亚的历史、地理、宗教、植物和动物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的描述。此外，殖民官员对阿尔及利亚部落、宗教和城市的探索也成为该时期“殖民科学知识”生产的核心内容。部落和宗教研究是法国殖民政府重构阿尔及利亚传统社会的主要工具，其代表人物均为来自阿拉伯局的法国官员，如尤金·杜马（Eugène Daumas）、托马斯·潘（Thomas Pein）、夏尔·里夏尔（Charles Richard）、约瑟夫·尼尔·罗班（Joseph Nil Robin）、路易·夏尔·费罗（Louis Charles Féraud）和伊斯马仪·乌尔班（Ismail Urbain）等人。

上述殖民官员的研究主要关注部落社会史、民间伊斯兰和城市史，这为早期阿尔及利亚史学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个时期法国民族志史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和记录阿尔及利亚的社会现实，对地区人种与土地进行统计调查，以服务殖民当局的统治与管理需要。他们获取资料的手段主要包括伴随军事行动的实地考察，以及对中世纪阿拉伯经典的翻译和对当地居民的采访。

例如，尤金·杜马在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撒哈拉过程中，通过部落与人种研究构造了一种想象中的撒哈拉图景，并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研究报告——《阿尔及利亚撒哈拉：法属阿尔及利亚南部地区的地理、统计与历史研究》。弗朗索瓦·德内沃和夏尔·里夏尔等殖民官员，则利用工作上的便利研究阿尔及利亚乡村社会的伊斯兰教，以揭示阿尔及利亚抵抗法国的主要力量，进而提出瓦解策略。约瑟夫·尼尔·罗班上校在从事殖民工作过程中，收集整理了各式丰富的阿尔及利亚部落与民族志史料，其中涵盖了史学作品、政府官员回忆录、官方和私人档案，甚至还包括当地民众的口述证词，最终这些记录被后人整理汇编为《关于大卡比利亚的历史笔记：1838—1851年》等作品。夏尔·费罗曾在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军事殖民活动中担任翻译，之后出任法国驻阿尔及利亚外交官。他曾凭借自己的翻译和从政经历，发表了一系列针对阿尔及利亚城市史的个人笔记和研究报告，尤其是关于君士坦丁史和安纳巴史的研究。除此之外，科尔内耶·特吕姆莱（Corneille Trumelet）、克劳德·安托万·罗泽（Claude Antoine Rozet）等殖民官员，记录与撰写了诸多有关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史学资料，为后期法国学者的历史书写奠定了研究基础。总之，法国军方人员的调查与研究带有深刻的征服目的性，不过也为之后法国专业历史学家的介入提供了基础文献。

第二阶段，“史学国家”（Historiographic State）研究阶段（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187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后，军方倡导的“同化模式”被放弃，转而采用文官倾向的“联合模式”。这种模式的基础是构建一种符合法国殖民者需要的阿尔及利亚国家史。19世纪70年代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建立和卡比利亚地区起义的爆发，标志着法国学者对阿尔及利亚史学研究新阶段的开始。新成立的法国政府开始将阿尔及利亚视为法国领土组成部分，而非仅仅是依靠武力统治的殖民地。此时的法国殖民者不仅需要收集和掌握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民族志情况，还试图以自身的价值观念重构阿尔及利亚本土居民的身份认同。也就是说，法国历史学家旨在解释为什么阿尔及利亚必须永远留在法国。因此，这一时期，“史学国家”便成为法国殖民者构建殖民国家的重要手段，尤其是通过历史写作重构阿尔及利亚的“拉丁性”特征。其目的在于明确阿尔及利亚本土居民的历史定位，从本源上探寻其与欧洲的联系，以证明阿尔及利亚乃至整个北非地区历史都曾作为法国历史的组成部分而存在；并强调法国人并非外来者，而是早已与这片土地有着根深蒂固的关联，企图使法国的殖民统治获得合法性，最终实现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化转变。

为达成上述目标，早在殖民之初，法国当局就对阿尔及利亚本土的宗教与教育机构展开了一系列的拆除与改建工作。法国企图用法语代替阿拉伯语教学，将阿拉伯语视为已然消亡的外来民族语言，并以此为起点消磨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意识与民族个性。自1880年起，法国当局强制要求部分阿尔及利亚学生只能学习法国的历史知识，并不断向他们灌输一个概念，即“阿尔及利亚人的根基在法兰西”。1904年，法国殖民者在官方颁布的教育法令中规定，禁止在公立学校中教授阿尔及利亚历史和伊斯兰历史等相关课程。

与此同时，法国殖民者还大力扶植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史学研究机构。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包括始建于1853年的君士坦丁考古学会（La Société Archéologique de Constantine），该机构起初是一个殖民军管政府控制下的史学研究机构，1870年后逐步转为民间机构。君士坦丁考古学会收集与研究的多是北非地区的古代历史，特别是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其中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均致力于探究北非地区的罗马特征，仅有大约百分之十的文章探究所谓的与阿尔及利亚“原住民”相关的内容。法国人试图从根源上将其视作法国的领土，刻意忽视伊斯兰时期阿尔及利亚的历史记忆。

另一个重要的历史研究机构是法国学者建立的阿尔及利亚历史学会（Société Historique Algérienne）。该机构于1856年创立了《非洲时评》杂志（Journal Revue Africaine）。相比于君士坦丁考古学会对古代历史的探寻，这一时期的阿尔及利亚历史学会更多聚焦于当代历史问题的研究。1879年，在“科学帝国主义”思潮下，法国成立的阿尔及尔文学高等学院成为法国学界构建阿尔及利亚史的重要机构，该学院于1909年并入阿尔及尔大学，并以“阿尔及尔学派”（École d’Alger）闻名，形成了人类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在殖民官方政策的支持下，这个时期阿尔及利亚史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也由法国政府官员向专业史学研究人员逐渐转变，后者成为法国殖民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之一。弱化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意识与历史记忆、丑化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时期的历史文化、强化法国殖民统治的所谓合法性，成为他们研究过程中共同遵循的目标原则。强烈的政治导向，使得殖民时期的法国学者的研究存在严重片面性，甚至刻意捏造历史。正因如此，法国殖民主义史学研究激发了20世纪初期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家对法国殖民统治和本民族遗产缺失的反思，进一步推动了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的萌发。

二、“重建历史”：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的本土化发展

20世纪初期，经过七十多年的武力征服与同化政策，法国已在阿尔及利亚确立殖民统治。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斗争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蓬勃发展，民族主义运动亦逐步兴起。阿尔及利亚民族意识的觉醒，促进了民族主义史学研究的萌发，随之形成了由阿尔及利亚本土学者构成的民族主义史学流派，开启了阿尔及利亚历史本土化发展的进程。

（一）历史意识的形成：萌芽与积淀（20世纪前30年）

阿尔及利亚学者的历史意识在18世纪下半叶才开始显现，在这之前人们极少关注历史。史学家艾布·卡西姆·萨阿杜拉（Abu Al-Qasim Saadallah）在《阿尔及利亚文化史》（Tarikh al-Jazair al-Thaqafi）中表示，“苏非主义和宗教信仰让人们对历史学的关注减少，从而也减少了历史著述的动机”。尽管中世纪阿拉伯学者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以及一些留存的伊斯兰史学著作对历史问题形成了一定的见解，但阿尔及利亚人对历史仍持忽视的态度。奥斯曼帝国时期，由于中央政权只追求松散的统治，对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没有过多要求，因而包括统治阶层和民众在内的阿尔及利亚人并不关心历史。18世纪下半叶，阿尔及尔政治集团遭遇危机，构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诉求才逐步显现，当局开始号召史学家塑造其权力的合法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法国殖民者对阿尔及利亚文明的否定式研究，阿尔及利亚知识分子开始发起思想和政治改造运动。其中，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直接推动了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研究，尤其是关于历史上阿尔及利亚抵抗外来入侵与独立奋斗的研究。

这个时期的民族主义史学书写，主要是由一群阿尔及利亚知识分子建立，他们试图通过著书、翻译和重印经典作品来弘扬阿尔及利亚的文化遗产，其特点是“反击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研究”。这也是阿尔及利亚人第一次尝试书写自己先辈的历史。从内容来看主要可分为两类：史学原稿的考证重校与历史人物传记的编撰出版。

第一类学者致力于史学原稿的重校工作。代表人物为穆罕默德·本·艾比·沙纳布（Mohammed bin Abi Shanab，1869—1929年）。沙纳布长期致力于发掘和传播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遗产，特别重视阿尔及利亚史学资料的考证与校对工作，他是阿尔及利亚历史文稿发掘与考证领域的先驱性人物。他重校了四部阿尔及利亚历史名人词典，收录了古代阿尔及利亚以及北非地区重要的文人圣者生平与政治社会活动等内容，展现了阿尔及利亚拥有的、除古罗马时期以外的历史面貌。在沙纳布等学者的引领下，史学原稿的校对研究贯穿于整个20世纪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此后越来越多的本土历史学者加入这项工作，如伊斯马仪·阿拉比（Ismail al-Arabi）、拉巴赫·布纳尔（Rabah Bonar）、叶哈耶·布阿齐兹（Yahia Bouaziz）、阿卜杜勒·哈米德·哈吉亚特（Abdul Hamid Hajiyat）和艾布·卡西姆·萨阿杜拉等人。上述学者整理校对的文稿主题多样，其中，以阿尔及利亚地方志类作品为主，涵盖了大量阿拉伯伊斯兰时期马格里布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记载。对史学原稿的重校出版，拨开了笼罩在阿尔及利亚民族历史之上的迷雾，既为之后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研究提供了一手资料，也成为阿尔及利亚本土学者撰写民族历史、发掘民族特征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参考依据。

第二类学者专注于历史人物传记的编撰工作。阿尔及利亚学者艾布·卡西姆·赫夫纳维（Abu Al-Qasim Al-Hefnawi，1852—1941年）所著的《后人介绍前辈》（Kitab Tarif al-Khalaf bi-Rijal al-Salaf）一书，是该时期阿尔及利亚历史人物传记中的代表性作品。该书被视作人物传记百科全书，其中涵盖了10—20世纪在阿尔及利亚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有突出贡献的419名阿尔及利亚名人事迹。这是一部展现阿尔及利亚民族存在的历史著作，一经问世便成为阿尔及利亚民族文化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赫夫纳维作为一名阿尔及利亚历史的书写者，与其他民族主义史学家一样心怀对国家和民族的热忱，试图借助历史的力量唤醒阿尔及利亚民众对先辈遗产的自豪感，发掘阿尔及利亚人曾经拥有的民族文化地位。在法国殖民者不断试图使阿尔及利亚人民脱离民族历史、彻底融入法国历史文化的背景下，《后人介绍前辈》一书揭开了阿尔及利亚民族意识觉醒的新篇章。

20世纪前30年，阿尔及利亚学者对民族主义史学的基础编撰工作，不仅是国家历史意识形成的标志性时期，也是民族主义史学研究的萌芽与奠基阶段，为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的繁盛发展带来了宝贵的文献资料与思想启示。

（二）以历史为工具：繁盛发展（1930—1962年）

1930年，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占领已达百年。法国当局举办“巴黎殖民展览”（Exposition coloniale internationale），想借此向世界展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强大影响力及其殖民政策的“成功”。对于阿尔及利亚民众而言，殖民者的强势态度更加坚定了他们保护家园、抵抗殖民统治的决心与热情。随着民族运动的不断发展，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家开始将系统的民族主义史学研究作为抵抗法国文化入侵的重要工具。以穆巴拉克·米利（Mubarak Al-Mili）、艾哈迈德·陶菲克·马达尼（Ahmed Tawfiq Al-Madani）为代表的一批阿尔及利亚爱国学者开始崭露头角，他们抓住20世纪初期以来阿尔及利亚民族意识觉醒的契机，以强烈的爱国热情创作了诸多优秀的史学著作。

这个时期的研究者更加注重反驳与批判法国殖民主义书写对阿尔及利亚历史文化的歪曲与抹杀行为，试图重构阿尔及利亚民族历史。阿尔及利亚改革派学者穆巴拉克·米利在两卷本《古今阿尔及利亚史》（Tarikh al-Jazair fi al-Hadith wa al-Qadim）中，主要阐述了阿尔及利亚的自然地理与历史起源、古罗马时期的阿尔及利亚历史，以及伊斯兰时期的阿尔及利亚历史等内容，以此证实阿尔及利亚历史的连贯性与统一性。米利着重论述了柏柏尔人抵抗罗马人入侵的斗争史。米利指出，“只有当这个民族开始探究其历史时，民众才会意识到法国当局输送的民族主义精神并非其所属。”他不断地强调阿尔及利亚民族历史的统一性，试图从前人的殖民抗争和辉煌事迹中吸取经验，以此戳穿法国殖民者的谎言，唤醒阿尔及利亚民众的民族尊严，重构民族个性，促进国家的觉醒与振兴。

相比米利对阿尔及利亚民族历史的全面发掘与探索，作为政治家的艾哈迈德·陶菲克·马达尼的著述更具批判性与民族主义色彩。他的主要作品包括《跨越四个时代的迦太基：从石器时期到伊斯兰扩张》（Qartajiya fi Arba‘a ‘Usur: Min ‘Asri al-Hijara Ila‘ al-Fath al-Islami）、《阿尔及利亚之书》（Kitab al-Jazair）和《阿尔及利亚总督：穆罕默德·奥斯曼帕夏》（Mohamed Osman Pasha Dey al-Jazair）等。其中，《跨越四个时代的迦太基：从石器时期到伊斯兰扩张》出版于1927年，马达尼重点阐述了被阿拉伯史学家普遍忽略的阿拉伯人崛起扩张以前马格里布地区的柏柏尔人历史。他既回击了西方史学家对马格里布地区的历史歪曲，亦将古罗马人对柏柏尔人的殖民统治与法国人对阿尔及利亚人的殖民进行对比，借此揭露法国当局的殖民阴谋。马达尼以柏柏尔人对腓尼基文明和阿拉伯文明的接受与融合，揭示了阿拉伯人统治下北非地区的文明开化程度，以此反击法国殖民主义史学家对该时期历史的曲解与丑化。

1931年，马达尼的代表作《阿尔及利亚之书》问世，获得了阿拉伯学者的认可与欢迎，阿尔及利亚改革派学者本·巴迪斯（Bin Badis）称赞该书富有革新意义，全书以清晰、准确的阿拉伯语表述呈现了阿尔及利亚历史的发展兴衰。该书以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对法国政府的殖民政策展开了批判。马达尼试图通过民族主义史学研究纠正相关历史谬论，保护民族历史的独特性与连续性，唤醒阿尔及利亚青年的爱国精神与民族尊严感。

在米利和马达尼的带领下，以阿卜杜勒·拉赫曼·吉拉利（Abdul Rahman Al-Jilali）、费尔哈特·阿巴斯（Ferhat Abbas）、穆罕德·谢里夫·萨希里（Mohand Cherif Sahli）等人为代表的一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家随之涌现，开始以维护阿尔及利亚民族属性、抵抗殖民文化入侵为目标开展史学研究。上述民族主义史学家们“掸去了前人历史中的尘埃，复原了祖先们的遗产，使他们得以亲自向世人讲述那些伟大且辉煌的往事”。

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早期发展的重要特征是强烈的批判性、政治性与民族性，其目的在于揭露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殖民主义史学对阿尔及利亚历史遗产的扭曲与丑化。尽管此时阿尔及利亚学者多以阿拉伯语为书写语言，但囿于研究方法与文献资料的使用，法国殖民主义史学研究仍对其产生显著的影响，尤其是关于阿尔及利亚古代史的书写。因此，既采纳又批判的史学方法是这一时期民族主义史学发展的核心模式与特征。20世纪30年代以后，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家逐渐形成了独立的史学观点与研究视角。他们普遍展现出鲜明的革新思想与问题意识，并且具有较强烈的批判色彩与爱国情怀。阿尔及利亚史学家们开始重视民族主义史学研究与民族复兴的联系，以此对抗法国殖民史学家对其民族历史的丑化与打击。但是，他们的研究仍存在依赖法国既有研究、缺乏科学研究范式、个人主观性较强等问题。其中部分学者与民族政治活动的联系日趋紧密，其作品内容的倾向性较为明显，客观性与全面性相对不足，这种现象在阿尔及利亚独立后更为显著。

三、“统一历史”：独立后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的新发展

1962年7月3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取得全面胜利。独立后，建设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成为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迫切目标。民族国家认同的构建成为影响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发展方向的核心因素，使得后者经历了一段由民族国家导向到多元化发展的曲折演变历程。

（一）独立初期民族国家导向下的历史研究

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初期，国家历史书写的话语权仍然掌握在法国人手中，如安德烈·努什（André Nouschi）和夏尔—罗贝尔·阿热龙（Charles-Robert Ageron）等法国学者的著述和观点，一度在阿尔及利亚教科书中得到广泛应用。阿尔及利亚第二任总统胡阿里·布迈丁（Houari Boumedienne）执政时期，提出了“三大革命”的改革主张，分别为工业革命、土地革命和文化革命。其中，关于文化革命的实质，布迈丁在1971年7月4日的演讲中指出：“文化革命是国家全面改革的加冕礼”，其主要任务是提升民族文化遗产的价值与影响力，复兴各类文化古迹、艺术品与博物馆，恢复民族语言的使用，同时促进民主化教育的发展。建国之初的阿尔及利亚政府对历史文化遗产复兴和国民历史教育予以高度重视。随着高等教育体系建设、阿拉伯化的推进以及民族文化复兴事业的逐步推进，“民族历史的书写与重写”成为这一时期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独立初期的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发展主要涉及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文献史料的回收与利用。档案作为一种具有原始性和可靠性的文献史料，是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大量涉及殖民时期的档案文件仍置于法国政府掌控之下，阿尔及利亚政府尝试通过各类渠道，收回这些被殖民者侵占的档案资料，并于1968年、1974年和1981年分三个批次从法国收回了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阿尔及利亚档案，为本土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宝贵的文献史料。20世纪七八十年代，阿尔及利亚政府先后成立了国家档案基金会、阿尔及利亚文献中心、国家档案中心，并启动了新建国家图书馆项目。同时，政府重视对各级行政部门以及大学图书馆中档案管理人员的专业培训，充实了阿尔及利亚的历史文化财富，为民族主义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即便如此，仍有大批阿尔及利亚档案文件至今未能收回，这使得本土学者在民族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不得不借助外部渠道获取相关事件的信息材料。除此之外，根据阿尔及利亚国家法律和针对公共档案管理的相关规定，某些可能影响国家主权、公共秩序和家族名誉的档案文件皆设有可供查阅的时间限期。至于私人档案，除非获得所有者许可，否则不得查看。因此，部分重要档案材料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依旧制约着阿尔及利亚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第二，国民历史教育普及与专业史学研究并进。1962 年，阿尔及利亚政府在《的黎波里宪章》中强调回归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在1963年宪法中规定将为国民提供免费教育，努力开展扫盲和传统历史文化的普及工作，以此实现阿拉伯化与复兴民族文化的目的。独立初期，民族主义史学书写面临的最大困境是本土史学家的缺乏，尤其是兼具政治素养、专业史学知识以及多语种能力的历史学者。1971—1980年间，阿尔及利亚先后进行了两轮高等教育改革，一批史学研究机构与学术期刊在政府的支持下得以蓬勃发展。例如，1971年成立的阿尔及利亚国家历史研究中心，主要任务是撰写民族主义运动和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并于1974年出版发行了《历史》（Majellat et-Tarikh）杂志。此外，还有阿尔及利亚历史学会（Société Historique Algérienne）发行的《马格里布历史与文明评论》（La Revue d’histoire et de Civilization du Maghreb）、阿尔及尔第二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出版的《历史研究》（Majellat Dirassat Tarikhia）等史学期刊，共同构成了20世纪60—80年代末期阿尔及利亚历史研究的理论阵地。这一时期民族主义史学的研究呈现从中世纪向殖民时期历史转变的趋势，出现了更多有关民族运动和解放战争历史的专题内容。这些变化与早期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需要息息相关。

第三，民族主义史学对国家认同的构建。独立初期，阿尔及利亚当局亟需构建权力合法性与国家认同感。这种认同感需要历史学家构建统一的阿尔及利亚历史记忆，其中就包括重新书写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独立初期，民族主义史的书写主要由民族解放阵线（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 FLN）主导。但由于政治斗争的缘故，独立初期历史学家倾向于从自身所属政党或组织的角度来书写民族运动史。尽管如此，伊斯兰教、阿拉伯语与非殖民化成为各党派共同推崇的新时期民族主义的核心要素。上文提及的马达尼便是一位资深政治家，作为阿尔及利亚穆斯林贤哲会（Association of Algerian Muslim Ulema）的创始人之一，他曾以协会标语“伊斯兰教是我们的宗教，阿拉伯语是我们的语言，阿尔及利亚是我们的民族”作为写作目的，印于《阿尔及利亚之书》的封面之上。政治家费尔哈特·阿巴斯在独立后以其几十年的政治实践经验撰写了多部史学著作，认为伊斯兰教遗产可以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找到平衡点。以马达尼、阿巴斯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史学家在响应国家认同构建的基础上，对阿尔及利亚民族发展提出了新的见解。为了弥补法国殖民前的历史书写空白，政府还组织历史学家对奥斯曼时期的历史进行研究，形成了一套集翻译、考证、著作于一体的研究体系，其目的是论证阿尔及利亚历史的连续性与整体性。

在独立之初的30年里，民族国家导向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研究的科学化、系统化和普及化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与保障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早期官方意识形态限制、国家政治与文化认同的模糊，以及珍贵档案资料的外流，这个时期的民族主义史学始终存在主题内容局限以及连贯性不足等问题。

（二）政治多元化改革下的阿尔及利亚新民族主义史学发展

1988年，阿尔及利亚进入多元化改革时期，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和独立初期的诸多敏感历史问题开始解禁。阿尔及利亚民族历史问题研究的多学科、系统化发展，促使更多本土学者投身史学研究工作，他们从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实际问题出发，以培养民族归属感、增强国民身份认同为目标，发掘并构筑具备阿尔及利亚民族特色的史学研究，推动了阿尔及利亚新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与发展。

第一，阿尔及利亚新民族主义史学的批判性特征。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新民族主义史学在阿尔及利亚兴起，其核心特征之一是使用更具批判性和辩证性的眼光审视当下的历史研究工作。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回击殖民史学的言论观点或是将目光仅仅聚焦于独立运动与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而是开始意识到在世界历史长河中探寻阿尔及利亚民族本源与特征的重要性。

历史学家萨阿杜拉曾在《阿尔及利亚历史研究与观点》（Abhath wa-Ara’ fi Tarikh al-Jazair）中指出，阿尔及利亚学者们多以不同的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角度进行历史写作，但“真正的历史学家，是那些能够将个人的立场倾向与其所背负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使命清楚区分开的人。学者们不是根据个人的意愿随心所欲地书写历史，而应该根据手中掌握的资料文本，在全面考量一切相关信息后，再行落笔”。萨阿杜拉将真正的历史学家比作阿拉伯部落酋长，在面对事件发生时，他们首先需要认真倾听和掌握事件全貌，在摈弃外界干扰的基础上，凭借自身的思考得出初步判断，之后再广泛听取相关专业人士意见并与身边谋士探讨商议，最终才会发表针对事件的判决结果。在萨阿杜拉眼中，历史学家的首要工作并非记录，而在于“修正”与“评析”，即只有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通过多方面信息的吸收、比较与衡量，才能够避免迷失于谬误之中，发掘出历史事件原本的价值。以萨阿杜拉为代表的客观、科学的治史态度，正是独立初期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欠缺的要素，也是改革后新民族主义发展的核心特征。

第二，史学研究的“通史转向”与“战争记忆转向”。阿尔及利亚新民族主义史学开始寻求多元的研究主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通史研究和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的记忆研究。这个时期的代表学者马赫富德·卡达什（Mahfoud Kaddache）著有系列阿尔及利亚通史——从旧石器到独立战争，并对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史和民族史进行了重写，前者强调民族主义运动的多元性，试图破除民族解放阵线的单一叙事；后者强调阿尔及利亚民族认同的多元维度，即民族国家构建的基础不仅是阿拉伯伊斯兰文明，还包括阿马齐格（Amazigh）文明和欧洲文明。正如卡达什所言：“阿马齐格人丰富了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对现代性的开放。”而且，这个时期的史学家开始注重与法国学者的合作，积极筛选并汲取了殖民时期法国的诸多研究，如考古学与民族志研究成果。例如，卡达什的通史与民族主义史学研究，便受到法国历史学家斯特凡·格塞尔（Stéphane Gsell）的影响与启发。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战争史、文化史和政治史等领域出现新成果。

其中，战争记忆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历史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也是阿尔及利亚新民族主义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对阿尔及利亚而言，独立战争史研究是揭露法国殖民主义、建立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手段。随着20世纪90年代法国对独立战争部分档案的开放，阿尔及利亚学者通过与法国学者合作的方式进行了多项研究。穆罕默德·哈尔比（Mohammed Harbi）作为独立战争的亲历者与见证者，撰写了大量相关史学著作，如《论民族解放阵线的起源：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民粹主义》（Aux origines du FLN: le Populisme revolutionnaire en Algerie）等。萨阿杜拉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1900—1930年）》、卡达什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史》、阿卜杜勒·瓦哈布（Abdel Wahab）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史：从占领到独立》等著作，亦揭示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的发展历程及其与民族解放战争密不可分的逻辑关联。上述史学家一方面试图唤起新一代阿尔及利亚人对民族解放斗争的记忆，另一方面则试图与法国学者争夺战争遗产的话语权。

第三，重视培养民族归属感与增强国民身份认同。阿尔及利亚新民族主义史学的核心功能是推动阿尔及利亚人树立历史意识、培养民族集体记忆，进而夯实民族归属感与国民身份认同。21世纪以来，新民族主义史学与历史教育体系的融合，既为前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平台，亦奠定了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历史书写的核心发展方向。在历经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动荡后，阿尔及利亚政府于2000年成立了全国教育系统改革委员会，开始对国民教育体系进行全面评估，并批准了一项针对教育体系的全面改革计划。其中包括对阿尔及利亚历史以及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历史的新愿景，即消除那些在阿尔及利亚青年人中造成身份危机的机构教育与思想流派的影响。历史教科书作为建立民族归属感和巩固文化价值观的重要媒介，成为新民族主义史学发展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21世纪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阿尔及利亚历史占据了大约52％，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教科书中，专门针对阿尔及利亚的历史课程比例平均仅有8.5％。由此可见，尽管教学愿景中强调以客观的方式教授历史，但新时期阿尔及利亚教育部门已经意识到在教学过程中赋予民族国家历史显著地位的重要性。此外，新的教育体系还充分重视阿尔及利亚现代政治运动的历史内容，与民族独立运动相关的历史事件均涵盖在教学范围之内，参与抵抗法国殖民统治的阿尔及利亚政党及其纲领也被写入其中。同时，以2008—2018年阿尔及尔第二大学422篇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为例，其中关于阿尔及利亚近现代史研究的成果占据多半，并有超过70%的论文，围绕阿尔及利亚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不同历史阶段，即奥斯曼时期、法国殖民时期、武装革命与民族运动时期以及独立时期为研究主题。培养新一代阿尔及利亚青年的民族归属感与国民身份认同意识，成为新民族主义史学发展的目标。

结语

欧洲人在殖民统治的过程中，有意将历史书写作为一种统治工具。20世纪初，随着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思潮的涌进，民族主义史学作为一种反殖民主义的文化抗争出现在阿尔及利亚的大地上。在民族主义运动的推动下，一批精通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法兰西文化的知识分子视“复兴阿尔及利亚文明”为己任，通过文献考证与历史人物传记的编撰重现了阿尔及利亚的历史辉煌。这些知识分子不仅从事史学研究，而且参与政治活动，其目的是从历史中为阿尔及利亚寻求独立与解放之路。到国家独立初期，民族主义史学在民族国家导向下，以促进民族国家构建、夯实国家认同为主要目标，呈现对历史元素的整合特征，即通过整合阿拉伯伊斯兰文明、非殖民化与独立战争史，深入发掘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传统文化特征与民族精神。阿尔及利亚当局通过设立专门历史研究机构、学术期刊与教育改革将民族主义史学内容贯彻到社会之中。但是，这种官方史学叙事很快遭到专业史学家的批评与反对。他们认为布迈丁政府主导下的史学研究忽略了其他有贡献的历史参与主体。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民族主义史学进入新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阶段，其核心是发生了“通史转向”与“战争记忆转向”。新民族主义史学重视对各个阶段历史的研究，试图用历史科学的方法重新呈现阿尔及利亚历史的连续性与统一性。

2018年以来，阿尔及利亚持续爆发社会抗议，如何通过新的史学书写塑造新一代阿尔及利亚青年的国家认同，成为新时期的重要课题。作为一种知识与思想，民族主义史学在西亚与非洲国家的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民族主义史学不仅揭露殖民者的阴谋，还能够推动新国家的建设。因此，对于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非洲国家而言，如何进行民族主义史学的研究与书写是当前开展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议题。当然，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也要克服单纯的意识形态驱动，统合内部社会文化与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5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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