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惠迪：结缘新加坡华语（系列36）
结缘新加坡华语（系列36）
旧雨新知济济一堂
研讨交流相得益彰
汪惠迪
在高等学校工作，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我刚参加工作在曲阜师院中文系当助教那会儿，院系领导号召大家要“又红又专”，不要“只专不红”，更不能走“白专”道路。我们都把领导的话当做金科玉律践行。
孔夫子名气很大，他的家乡曲阜却是个小小的县城，1956年还没有发电厂，也没有自来水厂，因此学校自办发电厂和自来水厂。水厂停水，我们可以用井水，生活区开了好几口井。电厂因设备老旧，经常停电，就很麻烦。学生上晚自习，教室里都点汽灯，傍晚时分，只见点灯工人忙着往教室里送汽灯挂汽灯。老师每人配給煤油灯一盏，晚上在家里或集体宿舍里看书。因为灯光微弱，于是大家都把灯罩擦拭得贼亮贼亮的，并给灯罩戴上高帽，即用白纸卷成圆筒，套在灯罩上端。这样，居然明亮许多，耗油多也就不管它了，因为煤油是免费供应的。
助教们鲜有在晚上12点前就寝的，都是埋头苦读。我专科毕业，自知根底甚浅，所以拼命恶补。去年在老家，居然还找到当年托人代为保管的读书笔记。现在我在香港，笔记不在手头，以后有机会再拿出来晒一晒。
在曲阜工作了6年，1962年秋季始业，我请调回乡工作，被分配在常州市教师进修学校，开了语法修辞课。独自挑大梁，要编教材，要上课，要参加政治学习，但时刻不忘要继续进修，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工作干得正顺遂的时候，一场“大革命”来了。那年我29岁，被裹挟着先“革”“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走资派）的“命”，后莫名其妙地突然之间被人家“革”起“命”来。“革”来“革”去，无论“革”与被“革”，人人荒废了10年宝贵的时光。俗话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跟我同时代的人，这10年的光阴居然一文不值。
40出头，人到中年，移居香港，5年后到新加坡工作，离乡背井，人地两生，都是为了讨生活，哪里谈得上进修、研究？
在新加坡，工作把我推到语言文字应用的第一线。同事或朋友，称我“老师”“教授”或“专家”的都有。我心里十分清楚，自从离开教育岗位后，既不在高校，更不在研究机构，何来“老师”“教授”或“专家”？人家知书达礼，尊重有加，自己可千万不能当真，所以一概姑妄听之。但是有一条，即使不是“老师”“教授”或“专家”，为了做好工作，进修还是必需的，有机会做点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也不能放弃。
那么在当时的工作环境下，怎样进修提升自己呢？机会和方式还是不少，其一便是参加跟自己的工作有关的研讨会。那个时候，举办研讨会的风气很盛，国内尤其如此，而且动辄就是“国际学术研讨会”。我身在新加坡，想参加，并不容易，只好有机会就争取。
参加研讨会，必须提交论文，而写论文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总结、提高的过程。在会上，可以收到许多论文，还可以向认识或不认识的学者当面请教，会后可以通过电邮保持联系，随时向人家请益。
参加研讨会，还需要时间和经费。如果自费参加，只要申请假期就可以了。我在新加坡工作时，通常利用探亲假参加会议，时间不成问题。如要公司外派，就得申请，但须经层层审批，比较麻烦。我申请的理由是参加国际研讨会，借以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间或申请一次，公司还是支持的。
我第一次获公司批准参加的研讨会是1990年8月16日至20日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的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并在大会上报告新加坡联合早报用字用词计量研究的结果。
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发言
会议期间，经新加坡华文研究会会长卢绍昌先生介绍，我结识了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研究所的林杏光教授，后林杏光应邀到华文报集团考察。
卢绍昌先生访问华文报集团时在会议室合影
1991年8月，公司再度邀请林杏光跟他的同事郭先珍副教授和刘广和副教授，到联合早报实地考察并具体策划新中双方合作写书事宜。1992年6月，联合早报出版了双方合作编著的《新加坡华文报语文评议》。
左起：刘广和、张道昉（新闻研究部主任）、林杏光、笔者、郭先珍
摄于报业中心接待大厅《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明日报》进口。
End
审核|郭 熙
策划|刘 慧
文字|汪惠迪
图片|汪惠迪
编辑|吴俞婵
往期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