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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惠迪：结缘新加坡华语（系列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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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业余教育，学员，应当缺什么补什么，急用先学；教员，必须有的放矢，选定课题。
在语言基础知识方面，新加坡华文老师要“进补”，需求是多方面的，培训部门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只能细水长流。只要老师们有心向学，持之以恒，是一定能够修成正果的。我到新加坡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深深地感受到新加坡华社对《联合早报》是寄予厚望的。他们认为新加坡总体华文水准不高，但是华文报的记者编辑华文根基都比较厚实，政府也希望华文报能肩负起提高华族华文水平的社会责任。在新加坡，一般读者在日常语文生活中遇到华文问题，就会想到华文报，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打个电话问问报馆。公司总机接线员接到读者的询问电话，通常都转到早报，早报的行政助理接电话后就得问上司叫谁回答读者的问题，好不麻烦。后来大概是总编辑的决定，关照总机接线员把电话转给“汪老师”。于是我这个“老师”几乎每天都有机会跟读者交流了。有两年华语月中，早报设立热线电话，专门解答读者提出的语用问题。当时副总编辑兼副刊主任张道昉先生（已故）把这个任务交给我，读者可以打我的直线电话。这下可闹猛了，我一天要接一百多个电话（另文介绍）。读者打电话来，我通常不问他们的身份，只答复他们的语文问题。但是，有的读者听口音就知道我不是新加坡人，是个“新客”，就喜欢问这问那，问东问西。我出于礼貌，不得不应酬两句，这下话就多起来了。话一投机不怕多，有的读者就主动把身份告诉我了，原来，他们大多是家长和老师。有位读者叫阿才，既非家长，亦非老师，天天打电话给我，连我旁边的同事都知道阿才是电话常客。家长打电话来，多数是问孩子的功课问题，老师则多询问与教学有关的问题。有的家长告诉我，孩子的作业做得对，老师却批他错。而老师呢，多半问一些同事间有争议的问题。新加坡的华文老师每天都读联合早报，因为我在早报副刊写语文专栏小文章，所以他们知道报馆有我这么个人，打电话给我，想听听我的看法。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信任吧，因此我很乐意跟老师们聊天。下面就只讲老师，不讲家长了。和老师们经常谈到的问题是组句。无论小学还是中学，华文考试几乎都有这种题型。有的学校有几个平行班级，华文考试统一命题，统一阅卷，备有标准答案。比如有一所学校的组句题目是要求学生用下列词语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有空时 给 故事 会 我们 讲 听 当 妈妈标准答案是：当妈妈有空时，会讲故事给我们听。可是老师们在阅卷时发现，有的学生组成这样的句子：当我们有空时，会讲故事给妈妈听。跟“标准答案”不同，于是发生争论，当事人就打电话来问我了。我反问对方是什么看法，回答说，正确。我作了语法分析，表示认同。对方说，“标准答案”不是这样啊。我说，“标准答案”不“标准”。接着，我又问，有没有学生组成这样的： 当有空时，妈妈会讲故事给我们听。或者当有空时，我们会讲故事给妈妈听。对方说，那倒没有。我问，如果有，能不能接受？对方说，应该接受。最后双方达成的共识是，组句很灵活，定标准答案，一定要考虑得全面些，否则，会很被动，所以最好说是“参考答案”。新加坡人给我的印象是有些人爱complain（投诉、申诉）。我当过教师，教师最怕家长complain。所以通常我都会劝当家长的，即使老师错了（现在时髦说“失误”），也不要向校长甚至教育部complain老师（新加坡教育部直接领导学校，一竿子到底，没有厅和局），应当好好跟老师讲，他们会接受的。讲上面的故事是想说明，讲课的专题从何而来。2007年年中和年末学校假期，我应聘从香港专程前往新加坡，先后讲了两个专题：《句子的类型和变换》和《词句的应用与教学》，都将近3万字。特别是前一个专题，重点讲了句型的变换（变换的手段、变换的类型）和句型的教学，每一章节都设计了【检测与思辨】。讲课时，我喜欢精讲多练，边讲边练，讨论评述，多边互动，课堂气氛相当活跃，这样才能充分调动老师们学习的积极性。平时老师站在讲台上，现在坐在讲台下，换了位置，一坐半天，所以我必须让老师们自在些、轻松些。每次到新加坡讲课，事先我都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根据已经审核过的纲要编写教材，连同目录和封面都提前寄到新加坡，确保上课时，每位老师都有一份讲义。教书教书，必须有书可教，上课上课，不上无本之课。从内地到香港，从香港到星洲，我一直是这样。语言类课程都有很强的实践性，教材中例证丰富，全部选自新加坡中小学华文课本。说起华文课本，新加坡中学有5个不同课程的版本：华文（基础）、华文（B）、华文（普通学术）、华文（快捷）与华文（高级）。我照顾多数，从华文（快捷）和华文（高级）两种课本中选取例句。小学版就从小学华文课本中选例。为此我通读了新加坡中小学的主要华文课本。应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中文部邀请，在该部主办的“新闻教学座谈会”上作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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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 | 郭 熙
策划 | 刘 慧
文字 | 汪惠迪
图片 | 汪惠迪
编辑 | 张泽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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