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薇（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王晓冬（吉林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我国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也是对企业研发活动给予财政间接投入的主要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实施更大力度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普惠性政策。面对我国科技创新的新形势和新要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仍需进一步提高政策精准性与政策效果。 （一）近年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取得的主要突破 1996年，我国开始实施技术开发费用税前扣除政策，该政策是研发费用税前扣除政策的前身。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及配套政策发布，全新的研发费用扣除政策开始实施。2013年年初，我国在中关村等三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开展扩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范围试点。当年9月，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2015年，我国研发费用扣除政策得到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之后又历经多次补充，主要取得了如下突破。 一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大幅提高。2017年，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从50%提高至75%；2018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普遍提高至75%；2021年，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从75%提高至100%；2022年，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从75%提高至100%。从国际上看，100%加计扣除的优惠力度在世界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二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境外委托研发费用。2018年，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允许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的80%计入委托方的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享受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优惠。而美国、法国、德国、巴西、印度、南非等国家一般仅对发生在本国境内的研发活动给予税收优惠，以支持本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可见，我国在此方面突破较大。 三是税务部门进一步落实“放管服”要求，取消优惠申请前的研发项目审批要求，允许企业直接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2017年，相关部门联合发文，要求科技、财政和税务主管部门建立工作协调机制，明确异议研发项目鉴定流程与要求。2018年，《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3号）明确规定，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采取“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办理方式。 现阶段，我国需要着力解决高质量发展需要与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作为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面对科技创新新形势，如何进一步优化政策导向、提高政策效能，为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给予持续有效支持，都是当前和未来必须加紧研究的课题。 1.全球创新版图正在重塑，为我国科技创新带来新机遇与新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全球创新活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度和广度，影响甚至决定一国的经济繁荣、国家安全和人民福祉。对于我国而言，这是推动实现经济结构调整、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的机会窗口，但同时也必须正确认识当前深刻复杂的发展环境所带来的严峻挑战。 2.我国科技创新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为企业技术创新政策提出新要求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科技创新水平的稳步提升，科技创新活动进入从跟踪、追赶到引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科技创新范式转换期。2021年，我国研发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再创新高，达到2.44%，已接近OECD成员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前2.47%的平均水平。但我国企业研发投入仍存在薄弱环节和结构性失衡问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与效果并未随着投入的增长而同步提升。如何促进引导企业提高研发投入质量，实现投入总量与投入质量并重，无疑是新时期对企业技术创新政策提出的新要求。
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存在的不足
（一）优惠方式不利于政策效果进一步提升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属于税基优惠，企业实际获得的税收减免额度受其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影响。税率越高，可获得的税收减免额度越高。但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优惠政策较多，如高新技术企业、软件企业、集成电路企业、技术先进型企业、西部大开发企业、小型微利企业等均适用较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因此这些企业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中获得的税收减免额度较少，政策激励效果大打折扣。例如，对于相同规模的研发投入，相较于适用25%企业所得税税率的普通企业而言，适用15%优惠税率的高新技术企业可获得的税收减免额度减少40%。此外，我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属于总量优惠，对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边际激励作用不足。 （二）优惠对象不适应科技创新新变化与新需求，不利于激励原始创新 一是未明确研发资助是否可适用加计扣除，不利于开放式创新与前沿技术研发。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人类社会从工业经济时代加速迈向知识经济新时代，创新组织模式逐渐呈现创新主体的协同化、开放化，企业研发活动的组织方式不再局限于自主研发、合作研发与委托研发，研发资助也成为企业参与开放式创新，特别是交叉科技、前沿科技研发的重要方式。 近年来，我国企业一直在积极探索研发资助方式。比如，部分企业与政府自然科学基金设立联合基金，利用高层次平台及其专业化管理能力，在更大范围内筛选优秀研究团队，丰富未来知识储备，寻找未来研究方向，以支撑企业未来5年甚至更长期发展目标的实现。这些都是企业通过委托研发和科学捐赠无法实现的基础研究目标。企业对联合基金的出资属于研发资助，但由于不属于政策允许的四种研发方式（自主研发、合作研发、委托研发、集团研发）之一，且无法按照研发项目归集研发费用，因此无法适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这显然既不利于支持企业参与协同创新，也不利于激励企业投入基础研究。 二是未对科学研究投入设置特殊优惠，不利于激励企业提高研发质量。我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于不同类型的研发活动给予无差别税收待遇，无法充分发挥优化企业研发投入结构的积极作用。目前，我国企业研发投入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统称“科学研究”）的经费占比极低，2020年仅为3.5%，而日本约为23.2%，韩国为30.5%，美国为21.3%。 （三）对中小企业研发激励仍然不足，不利于实现颠覆性创新 历史表明，中小企业新技术的研发效率远高于大企业，是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虽然我国对中小企业制定了“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但在研发上的特殊支持并不突出。一是虽然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从2022年起统一由75%提高至100%，但该比例仅与制造业企业持平。二是科技型中小企业亏损时无法在当年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中获利，相关税收优惠难以发挥“雪中送炭”的支持作用。 （四）行业性倾斜与行业负面清单同时存在，不符合产业融合发展新趋势 我国对制造业企业给予较大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对服务业企业来说，有违税收公平。在当下数字经济发展和传统产业融合的背景下，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科技创新具有同样的重要价值。此外，我国规定了研发费用不允许加计扣除的行业负面清单。但在产业融合背景下，产业边界越发模糊。事实上，科技创新已经无所不在，各行业都可能有研发活动。因此，设置行业负面清单亦有违税收公平，不利于产业融合发展。 （五）相关管理制度对优惠政策的准确落实与系统完善尚未发挥应有作用 一是研发项目的准确判断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管理难点。目前，我国采用企业自行申报的管理方式，研发项目无须前置审核，也没有前置审核选择权。根据我国现有税收征管水平与税法遵从环境情况，上述管理方式可能会导致以下问题。一方面，部分企业对研发活动缺乏自行判断的专业能力，一旦判断失误，后续税收风险较大，更可能面临行政处罚，因此在申请时十分谨慎，有些企业甚至主动放弃优惠；另一方面，部分企业虚构研发项目，滥用相关优惠政策。 二是政策评估、研判与调整制度尚不健全，具体包括：缺乏专业化的定性与系统性评估；尚未建立税式支出制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落实数据和相关信息无法公开或实现部门之间共享；政策前瞻与研判机制不完善，难以根据企业技术创新、产业变化以及科技创新发展的需要进行及时调整和跟进。
研发投入是赢得国际竞争的关键要素，属于国家战略性投入。因此，各国普遍对企业研发费用支出给予税收优惠（以下简称“研发税收优惠”），且不断完善、调整甚至改革相关政策，以有效支持和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近年来，各国研发税收优惠政策呈现一些新特点，值得我国关注。 1.发达国家以税收抵免优惠为主，发展中国家以加计扣除优惠为主 目前，美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大多数发达国家采用税收抵免优惠方式。其中，澳大利亚、英国（针对大企业）、奥地利等国家在2008年之后将实施多年的加计扣除优惠方式改为税收抵免。当前，采用加计扣除优惠方式的国家仍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包括中国、巴西、印度、南非、土耳其等，同时也包括英国（针对小企业）和新加坡等极少数发达国家。 2.研发费用税收优惠以总量优惠为主，采用增量优惠或混合优惠模式的国家有所增多 目前，虽然大多数国家仅对研发费用总量给予税收优惠，但也有日本、韩国、葡萄牙、西班牙等部分国家采用总量优惠与增量优惠相结合的混合优惠模式，具体结合方式存在差异。例如：日本对于研发费用增长率大于8%的企业，允许企业研发费用总量适用更高的税收抵免率；韩国企业须从增量优惠和总量优惠中选择适用其中一种方式；葡萄牙、西班牙允许企业在享受总量优惠的基础上，对其研发费用增量给予额外的税收抵免；美国、土耳其、墨西哥等国家则仅对研发费用增量给予税收优惠。 3.很多国家允许当年不足抵扣额结转扣除，但税收返还有所增加 目前，很多国家允许企业当年不足抵扣额结转扣除，但结转时间存在差异。例如：南非、土耳其等国家允许无限期向后结转；美国、加拿大允许向后结转20年；葡萄牙、印度允许向后结转8年。 相较于结转扣除，税收返还能够及时给予亏损企业资金支持，因此近年来被更多国家所采用，但各国在企业适用规模、返还上限、返还时间等方面的规定有所不同。例如：澳大利亚仅给予小企业税收返还；英国、新西兰、挪威、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对税收返还设置上限；法国小企业当年即可获得税收返还，但大企业只能在3年内获得。此外，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爱尔兰等国家允许企业在无限结转与税收返还之间选择其一。 一是很多国家对于研发资本性支出（固定资产与无形资产支出）给予同样的研发税收优惠。法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荷兰等国家允许符合条件的资本性支出与经常性支出一样适用统一的研发税收优惠。但美国、加拿大、英国、比利时、巴西、南非等国家不允许研发资本性支出适用研发税收优惠，而是适用专门的研发折旧（投资）优惠或普惠性资本性支出优惠，如一次性摊销或加速折旧等。 二是大多数国家研发经常性支出范围相似，但口径、适用条件等有所差异。研发税收优惠适用的研发经常性支出通常包括研发人员费用、原材料费、研发外包费等直接费用，部分国家还包括日常管理费、水电公共设施费等间接费用。其中，研发人员费和研发外包费在研发经常性支出中占比较高，且口径差异较大。 三是允许将研发资助计入合格研发费用。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明确规定，研发资助可计入合格研发费用，并对研发资助制定了严格的界定条件。相较于研发外包，研发资助在研发活动控制权、研发成果开发权、执行方性质、资金支付方数量以及研发类型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见表1）。
除印度、南非等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国家的研发税收优惠适用所有企业、所有行业，具有明显的“普惠”特征。但对于某些特殊目标，多数国家选择在普惠基础上增加“特惠”，即对特殊优惠对象加大优惠力度。 1.很多国家对中小企业加大优惠力度且有持续增加趋势 为激励颠覆性创新，很多国家对中小企业给予特殊的加强优惠（见表2）。主要包括：一是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对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给予更大的税收优惠力度；二是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仅对中小企业不足抵扣部分给予税收返还或者允许抵扣工薪所得税；三是葡萄牙、荷兰等国家对新成立的企业给予更高的研发税收抵免率；四是有些国家对中小企业给予较高比例的税收返还（如加拿大）、较短的税收返还期限（如法国）、较为宽松的税收返还条件（如英国）；五是有些国家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给予额外的税收优惠，如法国除了研发税收抵免优惠外，还单独对中小企业实施中小企业创新税收优惠政策。
一是很多国家针对研发人才（人员）给予加强激励且有增加趋势。比如，巴西将企业适用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与研发人员数量增长情况挂钩。如果研发人员数量年度增长超过5%，加计扣除比例从160%增至170%；如果增速超过5%，加计扣除比例则增至180%。法国、意大利和葡萄牙均允许对符合条件的博士研发人员的工薪费用按照一定比例加计计入合格研发费用。其中，法国允许在聘用前2年按200%计入，意大利加计比例为150%，葡萄牙为120%。 二是部分国家对于研发强度高的企业给予加强激励。为促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很多国家将总量优惠与增量优惠结合起来使用。此外，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还通过对研发强度高的企业给予加强激励的方式加大优惠力度。比如，根据日本“额外研发抵免制度”，如果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超过10%，其适用的研发税收抵免率会有所增加。澳大利亚在2021年研发税收抵免新政中，将大企业研发税收抵免率与研发强度挂钩：若研发强度在0%～2%之间，实际抵免率为8.5%；若高于2%，实际抵免率增至16.5%。 三是部分国家对高质量研发合作给予加强激励。比如，法国企业如果将研发项目外包给与其没有关联关系的公共研究机构、高等教育机构、经认证的科技合作基金或公共研究利益基金，外包研发费用可以按照200%的比例计入合格研发费用。2019年3月，日本制定的“特殊研发抵免制度”专门针对“开放式创新”，即企业与其他特定机构进行委托研发或联合研发所发生的特殊研发费用，可以按照特殊抵免率单独计算抵免额。美国对于企业支付给合格小企业、大学或州立实验室的外部研究费用，允许按照100%的比例计入抵免额的计算基数（一般外部研究费用仅允许按65%计入）；对于企业委托合格研究组织开展基础研究发生的研究费用增量，允许单独按照20%的抵免率计算抵免额。 四是部分国家针对特殊技术或行业领域给予加强激励。比如：韩国企业研发活动如果属于“新经济增长引擎”和核心技术领域，研发费用根据企业规模可适用20%至40%不等的税收抵免率；意大利在技术创新税收抵免中，对于实施“国家数字工业4.0计划”或者“绿色转型计划”的企业技术创新费用，给予15%的税收抵免率（一般为10%）；巴西对信息技术企业研发用设备投资给予额外的税前加计扣除；美国对企业支付给“能源研究团体”开展“能源研究”的合格研究费用，允许单独计算抵免额，不用计算增量。 （四）研发税收补贴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但近年来增幅有所放缓 研发税收优惠的名义优惠力度主要由优惠率决定，但实际优惠力度还受到优惠方式、研发活动与研发费用范围、特殊优惠对象等多种因素影响。自1996年起，OECD以“研发税收补贴率”（1-B指数）估算成员国和伙伴国研发税收政策的实际优惠力度。 总体来看，2000年以来企业研发税收补贴率一直呈上升趋势，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增加幅度加大。主要表现在：一是实施研发税收优惠的国家数量增多，在38个OECD成员国中，实施研发税收优惠的成员国数量从1995年的12个增加至2021年的34个；二是很多国家增加现有研发税收优惠政策的优惠力度，特别是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增长动力，许多国家增加了研发税收优惠率。比如：2008年美国将简易抵免法下的抵免率由12%提高至14%，并延续至今；2008年法国将增量研发税收优惠改为总量优惠，最高抵免率由10%提高至30%，并延续至今；2008年英国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50%提高至75%，且标准有所放宽，2011年和2012年加计扣除比例分别提高至100%和125%，2015年提高至130%，并延续至今；2009年韩国将中小企业适用的研发总量税收优惠抵免率由15%提高至25%，并延续至今。 近十年来研发税收补贴率的增加幅度明显放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很多国家进行了研发税收优惠政策改革，优惠程度已经较高，因此之后的政策完善重在提升政策效果、执行效率等方面，对盈利企业的研发补贴率变化不大，有些国家甚至下调了研发税收优惠率。比如：2014年加拿大将研发税收抵免的最低档抵免率由20%下调至15%，并延续至今；2017年印度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200%下调至150%，2020年继续下调至100%。 1.大多数国家要求企业研发项目前置审核或者赋予企业前置审核选择权 企业享受研发税收优惠的前提是开展符合条件的研发活动，但判断研发活动是否符合条件需要具备较高的技术水平，因此研发项目是否需要在企业申请研发税收优惠之前进行前置审核，成为各国税收管理中的重要内容。如表3所示，目前多数国家选择由科技管理部门对企业研发项目进行强制前置审核或赋予企业研发项目前置审核选择权。
即使有些国家不设置前置审核程序，通常也会通过多种方式提高政策执行的准确性和确定性。一是加强纳税辅导。英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发布了政策指南，对合格研发活动作出详细的解释说明；美国则要求企业按照四步测试法（目标明确、消除不确定性、试验过程、技术为本）来判断研发活动是否合格。二是提高纳税服务水平。英国税务与海关总署在国内设立多个“研发费用专家组”，帮助企业进行相关申请。目前大部分企业申请均是在该组织指导下进行，以确保企业历年申请的一致性、准确性和及时性。三是增强制度确定性。美国税务部门设有提高政策执行确定性的特殊程序，如预申报协议（PFAs），即拟申报研发税收抵免或扣除的企业，如果符合相关条件，在正式申报前可以向税务部门申请进行审核。英国在2015年引入“优先保证”制度，企业自愿申请研发税收优惠，一旦获得优先保证，则未来三年内该申请将不会受到任何调查。 为提高政策决策的精准性，多数国家对政策实施效果建立跟踪和评估机制，部分国家对外发布政策实施情况和政策评估报告。完善的评估机制成为各国不断完善研发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性制度。比如：英国税务与海关总署多次公开发布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评估报告；法国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部和国家创新政策评估委员会多次公开发布研发税收抵免政策评估报告；澳大利亚2021年出台的研发税收抵免新政是根据2016年其政府全面评估相关政策的结论基础上进行修订的；南非科技部负责每年对研发税收优惠政策效果进行评估分析，并向其国会提交年度报告。 为实现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研发税收优惠政策未来的完善重点不再是普遍提高优惠力度，而应进一步提升政策效果、提高政策精准性、加强政策引导。 一是探索实行研发税收抵免优惠方式。为保持原有优惠力度，经过测算，抵免率可设在20%左右（见表4）。二是借鉴国际经验，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当年不足抵扣额可给予一定比例的税收返还，使其当年便可获得税收优惠收益，发挥政策对中小企业“雪中送炭”的支持作用。三是对研发投入强度大、增长率高的企业提高优惠力度。建议借鉴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经验，企业研发投入增长率越高（如5%、10%）或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越高（如3%、5%），允许其享受的研发税收优惠力度就越大。
（二）对于科学研究投入给予特殊激励，支持企业优化研发投入结构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对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实施税收优惠。考虑到基础研究判断的复杂性，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将基础研究与其他研发活动加以区分。因此，建议将接近基础研究且容易判断的科学研究活动单列，加大优惠力度。一是允许特定研发资助适用研发税收优惠，并加大优惠力度。比如，对于企业与省级（含）以上自然科学基金联合设立基金的企业出资部分，允许按照出资金额的150%计入合格研发费用。二是对于具有明显科学研究性质的特定研发费用加大优惠力度。比如，企业资助或参与共建国家实验室的资金投入、企业与国家实验室的委托研发或合作研发支出、企业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配套经费支出等，允许按照企业出资金额的150%计入合格研发费用。三是对于高质量研发合作加大优惠力度。比如，企业与基础前沿研究类、公益性研究类中央级科研机构开展的委托研发或合作研发支出，允许按照企业出资金额的150%计入合格研发费用。符合条件的中央级科研机构名单可以由科技部门向社会公开。 （三）进一步完善管理与评估制度，提高企业享受优惠的确定性与准确性 一是赋予企业研发项目前置鉴定的选择权。支持地方政府建立研发项目鉴定服务专业平台，探索多种方式的确定性加强制度，减少企业享受研发税收优惠的不确定性，使企业由“不敢享”变为“放心享”，提高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二是赋予企业对研发项目鉴定意见的复核权，以解决政企相关争议。税务部门或企业对科技部门出具的鉴定意见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鉴定结果后7个工作日内向上级税务部门提出复核申请，通过实地鉴定等方式重新复核。三是进一步加强纳税指导与服务。借鉴英国经验，支持地方政府建立研发费用归集专业指导组，指导企业完善其研发管理与财务管理制度。指导组可采用劳务购买方式引进外部专业合格服务团队，或者由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联合成立专门服务团队、设立专门服务窗口，方便企业高效便捷地享受政策，且可以确保企业各年度申请的一致性与准确性。四是建立科技、财政、税务部门联合事后抽查制度。每年对获得研发税收优惠的企业进行随机抽查，以提高政策适用的准确性，并探索增加透明度的可行方式，增强公众对受惠企业的社会监督。五是探索税式支出预算管理制度，以完善政策评估。针对研发税收优惠政策可先行先试税式支出预算制度，在精准掌握优惠规模的基础上，实施政策评估，为政策决策的精准性奠定基础。建议相关部门建立数据和信息共享机制，组织第三方机构定期开展专业、全面的评估，评估成果共享并作为未来政策完善的重要依据。 （本文为节选，原文刊发于《国际税收》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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