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布鲁姆的“世界文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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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布鲁姆的“ 世界文学” 观萌芽于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作品/ 文本层面，他认为，世界文学意味着一种泛化的、经典性的文本；在模式/ 机制层面，他一方面从其误读理论出发，探掘文本之间的世界性“影响”、“误读”机制，另一方面，在后期的经典普及和大众美育中，他积极推动文学的“世界文学化”，使文本的“世界文学性”得到进一步提升。同时，他还特别重视翻译在世界文学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从内在意涵上讲，通过对布鲁姆的世界文学文本目录和话语分析，可以确证其“世界文学”观具有突出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其“西方独白，东方失语”的“世界文学”图景既破坏了世界文学生态多样性与平衡性，危及了东西方文化与社会和谐，又抹煞了东方文化在西方文化建构中之重要作用。“美国”、“美学”、“莎士比亚”构成了布鲁姆世界文学观的核心和架构。其关于中国文学世界化过程中翻译问题的论述，对当下中国文学的全球化传播与世界性建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简介
曾洪伟，西华师范大学公共外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文艺理论研究。
Title
Harold Bloom’s View of World Literature
Abstract
Harold Bloom’s view of world literature originated between the 1980s and 1990s.In his critical and editorial work on literary texts, he asserted that world literature included both generalized works and classic texts. In his studies of literary patterns and correlations, here lied on his “theory of misreading” in exploring the mechanism of the worldwide “influence” and “misreading” between different texts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actively promoted the “cosmopolitanism” of literature in his later push for the popularization of classics and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the populace, thus further enhancing the “cosmopolitan literariness” of texts. Meanwhile, he placed a very high value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ransl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However, an analysis of the implication from his proposed booklist of and comments on world literature may reveal a clear tendency of Eurocentrism in his view on world literature. The picture he painted for “world literature,” the one with “the West monologue and the East aphasia,” not only harmed the diversity and equilibrium of the literary ecology in the world and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harmony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East, but also obliterat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Eastern cultur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estern culture. Three elements, namely, “America”, “aesthetics” and “Shakespeare,” constitute the core and framework of Bloom’s view on world literature. His discussion on issues concerning the role of translation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has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the current global outreach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uthor
Zeng Hongwei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637009, China) with the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s his main research area.
Email:1686420679@qq.com
当代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 1930—2019）虽然并未在其论著中明确讨论过“世界文学”，但他的相关文学理论（如“影响诗学”）、批评实践以及其建构和绘制的庞大世界文学谱系与版图（因此布鲁姆实际上是一位世界文学批评家），却间接地、深层次地反映出他的世界文学观。
那么哈罗德·布鲁姆的世界文学观萌芽或肇始于何时？有何表征与特点？它存在着什么缺陷与问题？它与当代意义的世界文学观有何异同？对世界文学理论和中国文学的世界化进程有何建构意义？下面将作深入、细致的探究与考察。同时，鉴于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教授和王宁教授在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内的权威性，他们关于世界文学的定义和评判标准①将被用作考察、评价布鲁姆世界文学观的参照与标尺。
01
布鲁姆世界文学观的表征
首先，从作品/ 文本的层面，从布鲁姆的众多批评实践和丛书编辑策划中，可以看出布鲁姆对“世界文学”基本内涵的看法与理解。布鲁姆超越民族和国界的文学批评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世界文学”批评，亦即对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美学形态以及具有异质性、独特性、多元性的多样态文学进行个性化的审美考评与鉴定，其批评的范式与方法往往也是比较文学性质的，即从其“影响诗学”角度开展文学影响研究，或者进行文学平行研究。而且，其“世界文学文本”是一种泛化的世界文学文本，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也包含“作家”、“批评家”、“理论家”、“文学史”、“文学时段”、“文学主题”、“文学名城”、“传记批评”等多样化的主题文本（丛书），这无疑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内涵与种类，扩大了世界文学文本的范围，是对“世界文学”概念与理论的一大贡献。同时，在布鲁姆看来，这些世界文学作品与文本必须是经典性的，如经典作品、著名作家、卓有影响的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重要文学史时期、重大文学主题、知名文学城市等等，而非毫无选择地收录世界所有文学作品与文本。因此，他往往从经典性的角度来考察作品/ 文本的审美价值、认知力和智慧；而由于其“文本”是泛化意义上的文本，故其“经典性”也是一个具有宽泛意义和张力感十足的概念：不仅仅指传统意义上的“经典”，同时也包括“著名”、“有影响”、“重要”等内涵。而且，在他看来，作品、文本的国族超越性越强，国际传播面越宽，接受度越大，其世界性就越强，其经典性也就越显著。因此，可以看出，布鲁姆是从泛文本、经典性的角度来看待与理解“世界文学”的。
其次，在模式/ 机制的层面，布鲁姆认为，“世界文学”应该是一种产生了国际影响的文学。因此，一方面，布鲁姆从其误读理论出发，在其终生从事的文学批评中，致力于揭橥世界文学作品与文本中的“世界文学性”，即挖掘文本之间的世界性“影响”、“误读”机制与秘密。根据其“影响诗学”，文学的发生、发展是基于作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强力的前辈作家使后辈作家产生原创性的焦虑，后者则通过六种修正/创造策略与方法，实现文本创新或生产。文学史就是一部经典作家之间影响、焦虑、误读、创新的历史。而作家之间的影响既包括同一民族或国家之内的影响谱系，如英国诗人或美国诗人影响谱系。例如，布鲁姆在《误读图示》（A Map of Misreading）中探讨了从弥尔顿到感觉派诗人再到叶芝的英国诗歌影响、误读史，以及从爱默生到惠特曼再到史蒂文斯的美国诗歌影响、误读史；同时，也包括不同民族或国家作家之间的国际影响，如莎士比亚的全球性影响（universalism），惠特曼对拉美作家如阿根廷的博尔赫斯、智利的聂鲁达等以及葡萄牙作家佩索阿的影响，等等。实际上，上述两种影响批评模式（尤其后一种）已构成其世界文学批评的重要批评范式与策略——如其《天才榜：100 位创造性心灵典范》（Genius: A Mosaic of One Hundred Exemplary Creative Minds）②即以影响研究方法和卡巴拉宗教比喻塞菲洛特（Sefirot）建构起了该书布局巧妙的世界文学经典批评框架与体系。
另一方面，在后期的经典普及和大众美育活动与事业中，布鲁姆积极推动民族文学/ 世界文学的“世界文学化”，从而使民族文学文本/ 世界文学文本的“世界文学性”得到进一步增强。布鲁姆痛心于后现代社会中具有崇高审美特质的传统文学经典传播与阅读被排挤、被压缩、被摒弃并日益小众化、象牙塔化、萎缩化的生存现实，以及社会审美日趋媚俗、庸俗、低俗、恶俗的美育现实，他在文学批评生涯后期针对社会大众编辑了大量的经典普及丛书，对文化大众进行审美教育。由于这些产品或文本本身的经典性、权威性与普及性，以及布鲁姆本人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它们在全世界广泛传播、流通，并被积极阅读、研究、引用和讨论。这一过程实际上就实现了世界文学的进一步“世界化”。由于其经典普及系列丛书数量巨大（超过1000 部），传播面宽，因此其“世界文学化”的影响和效果非常显著，这些作品与文本的“世界文学性”无疑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1984 年初，我开始为切尔西出版社编辑文学批评文集，而首部文集《埃德加·爱伦·坡：种种现代批评观念》也于1985 年1 月付梓出版，因此眼下这套丛书实是这桩堂吉诃德式冒险的二十周年纪念。倘若有人问及，在这一过程中，究竟出版了多少种单行本，我记不得确切的数字，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很多书已绝版，甚至整个丛书已不再继续。我估算足有上千种单行文集。单独一个批评家汇集、推介如此庞大的一整套批评观念，确实可说是疯狂。
有些书出现在极不可能的地方：博洛尼亚、瓦伦西亚、科英布拉、奥斯陆的旅馆客房，法兰克福和尼斯的旧书摊，我旅行所到之处的作家书架。我应马其顿一所大学的要求给它的图书馆寄去一批，也应要求捐了数册给美国监狱服无期徒刑的囚犯。这些年来，这千种书籍触及很多地域、很多人。（布鲁姆，《文章家与先知》“前言”1）
再者，布鲁姆还非常重视翻译在世界文学的异域传播、流通、接受及重建过程中所担任的重要角色和所起的重要作用。例如，非英语国家的作品要进入主流的英语世界并被广泛地传播、阅读和接受，就必须依靠翻译活动。就布鲁姆而言，首先他认可和肯定译本在世界文学生成与阅读中的作用，而非原作/ 源语本质主义者或盲目尊崇原著而贬抑译本。他不仅自己阅读非英语文学的译本，同时还向读者推荐阅读译本。如在《西方正典》的“附录：经典书目”中，他说道：“以下目录（即‘神权时代’）中的书籍，我建议读它们的译本，因为从那些容易获取的译本中我得到了特别的愉悦和见识”（418）。也即是说，在他看来，翻译对于民族文学在世界的传播和异域的重建以及世界文学化不仅是必须的、自然而然的，而且往往还赋予世界文学阅读以特别的获得感（如审美愉悦、认知能力提升、视野开阔、知识增长等），而这正契合了达姆罗什关于“世界文学”的定义：“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有所获的作品”（转引自王宁，《作为问题导向的世界文学概念》44）。但布鲁姆对译本的质量和水准却有较高要求。在他看来，译者的素质、翻译的质量、翻译的时机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以及其世界性品格。例如，他从一个世界文学接受者的角度指出，其经典书目中中国文学之所以缺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我们很少能获得适当的译本”（布鲁姆，《西方正典》418），亦即高水平译者缺乏或译者选择不当导致翻译质量不高，或译作不符合目标语接受者的语言、阅读、审美和文化习惯。而其中更深层次的潜台词是，这导致了西方学界对中国文学了解不够，虽然他们总体上知道中国文学取得了不可低估的成就，但因缺乏合适的译本，导致其无法做出具体、准确、可靠的评价与定位。而与此相反，布鲁姆坦承，他在其收录世界文学天才作品的著作《天才榜：100 位创造性心灵典范》一书中，收录了日本紫式部的《源氏物语》，而没有收入与《源氏物语》在内容上相似、成就上相当的中国文学杰作《红楼梦》，是因为前者的英译本“早已经进入了英语的世界中”（孙康宜 44），他很年轻时即开始阅读英语本土译者亚瑟·威利（Arthur Waley，1888—1966，英国东方学家、文学翻译家）和爱德华·赛登施蒂克（Edward Seidensticker，1921—2007，美国的日本研究专家、翻译家）的译本。也就是说，《红楼梦》的翻译在与《源氏物语》的翻译“竞争”和比较中败下阵来——因为翻译较晚，传入美国较迟，进入布鲁姆视野较晚，译作质量不高等，导致《红楼梦》未能进入其经典目录，它的实际经典性价值以及世界性地位也未能获得有效的承认。这实际上就指出，翻译对于民族文学作品（尤其是非英语作品、东方国家作品）世界文学化的重要影响与意义。
02
布鲁姆“世界文学”文本与话语的内在图景
与此同时，从深层意义上讲，在西方/ 东方文学的对比上，布鲁姆的世界文学观/文本以及话语蕴含了一种表征为经典/ 非经典的中心/ 边缘、优/ 劣价值判断。这可以从其世界文学文本的目录分析和世界文学话语考辨中见出。
在布鲁姆的经典批评丛书中，有一个特别的“批评宇宙系列丛书”（The Critical Cosmos Series）③，其中所使用的概念术语、目录安排与结构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布鲁姆具有等级、意识形态色彩的世界文学观。首先，在丛书的标题中，布鲁姆使用了cosmos 一词，而不是world literature。cosmos 的意义为“（存在着有序体系的）宇宙”（the universe, especially when it is thought of as an ordered system）（《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477），它与universe 一词不同之处在于其“有序”（ordered），也就是说暗含一定的等级次序。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这个“宇宙文学”里是存在着等级之差、高低之分以及重要性之别的，世界文学就在这个呈等级关系的体系里有序地运转。其次，在其目录表里，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宇宙文学”内部的确存在着有—无、主—次和中心—边缘之分。以常识而言，或按字面理解，“宇宙文学”应该包括全球各民族的文学，但在这个目录里却没有东方国家文学的影子，只有西方国家的文学，这是有无之别；而从其涉及的西方文学中，从著作的数量和介绍的详细程度来看，英（含爱尔兰、英联邦）、美、法、德四国文学是其“宇宙文学”的中心，并构成了其主体部分，英美两国文学又处于核心，即“宇宙文学”的核心，英美文学与法德文学之间有主次之分；英美法德等四国文学之外的西方文学被归入边缘，并被称为“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它是世界多国（如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非洲、拉丁美洲等国）文学的杂烩（由于非洲文学收录的是英语文学，拉美文学收录的是西匍语系文学，因此它们在本质上都属于西方文学），其中每一个国家的文学在目录中所占的比例和篇幅都很小，远少于英美法德四国任何一国之文学，是主流之外的文学。这就是中心与边缘之分。因此，总的看来，布鲁姆的“世界文学”（他称之为“宇宙文学”）观实际上是有等级之别的，其中没有东方/ 非西方文学（或者说认为其是等外品），只有西方文学，而在西方文学经典的内部，也存有差异：以英美文学为主，法德文学次之，而其它西方国家文学（经典）则只能居于边缘。在他看来，学界所言的“世界文学”只能是西方文学中之边缘文学、较少经典之作的文学、相对英美而言不太重要之文学，在其自造之“宇宙文学”体系里处于最底层，它所包含的民族文学经典数量不多，质量不高，影响不大。这样，布鲁姆心目中的“世界文学”（即其所谓“宇宙文学”）实际上就划分为三个层次或等级：英美法德文学为第一等级（或曰第一世界文学），英美法德之外的西方文学为第二等级（或曰第二世界文学）；而西方之外的文学（如东方文学）则为第三等级（或曰第三世界文学）。这就是布鲁姆对“世界文学”的具体理解与看法。不难看出，他对于世界文学“三个世界”的划分透显出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
又如，在布鲁姆著名的《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④书末“附录：经典书目”中，从总体来看，在其列举的世界文学经典中，西方经典占据了绝大多数，而其中又以英国和美国的作品为主⑤，东方经典只占其中极少一部分，如古代近东的《吉尔伽美什》、《埃及亡灵书》、《圣经》（钦定詹姆斯本）、《次经》、《先知书》，古印度（梵语）的《摩诃婆罗多》、《福者之歌》、《罗摩衍那》，以及中世纪阿拉伯语作品《古兰经》等。而对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古代文学作品，布鲁姆虽然心向神往之，且对之赞誉有加——“中国古代文学”是一笔“巨大财富”（布鲁姆，《西方正典》418）；古代中国具有与但丁一样伟大的诗人（转引自孙康宜 43）——但却一本也未收录。这在总体上导致了其世界文学目录中东西方经典文学比重的严重失衡。而从其所关注的经典的时代来看，其西方经典收录了从古代到当代的主要作品，这说明在布鲁姆的文化意识里，西方文学是动态、持续、繁荣发展的；而对东方经典则主要列举了古代作品（如前所列），对东方文学史上此后涌现的诸多现当代经典文学作品仅仅收录了少量的印度（英语）作品、阿拉伯语作品、希伯来语作品，现当代东方文学的价值未得到充分认可。这似乎可以看出布鲁姆潜在的、悲观的东方文学发展观：自古代以后，东方文学便静止停滞，裹足不前，落寞衰败，辉煌不再。
同时，在这个经典目录的第四部分“混乱时代：预言经典”中，布鲁姆虽然开放/ 创性地收录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少量的经典作品，但正如他所说，他对这些作品的经典性不能确定，所以只能“预言”：“我对这部分目录不如对前三部分那么有自信。对文化进行预言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里的所有作品不是都能成为经典之作”（布鲁姆，《西方正典》437）。而如果按照达姆罗什的经典三层次划分法，即“超经典”（hypercanon）、“反经典”（countercanon）、“影子经典”（shadow canon）划分，这些亚非拉经典很可能就属于地位不稳固的“反经典”或“影子经典”。
超经典指的是那些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地位或者甚至地位 越来越重的‘大’作家。反经典指非主流的、有争议的作家，他们使用非主流语言创作，或者虽然使用大国的主流语言，但隶属于非主流的文学传统。影子经典指那些被超经典遮蔽的小作家，他们越来越隐身退去，消失在超经典的背影。〔……〕反经典作家可能在某一个时期红极一时，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会声誉下降，在经典的边缘徘徊，地位并不稳固。而影子经典随着时间的流逝，最终会彻底淡出读者的视线。（达姆罗什288，289）
同时，经过仔细考察不难看出，很多被布鲁姆列入目录的亚非拉作家，其实大多是用主流的西方语言（他们所在的国家以前大多是西方的殖民地，因此其写作语言往往也是英语、西班牙语等；“批评宇宙系列丛书”中讨论的非洲文学作品和拉美文学作品，也主要是用英语或西匍语系等西方语言创作的）或受西方文学文化影响，按照西方的书写模式与风格或迎合/ 符合西方的文化、审美习惯写作，其作品具有或多或少的西方文化因子或状貌，或者说实际上已经被西方文化归/ 奴化，与西方文学同质（因此，从本质上讲，这些收录的所谓亚非拉文学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非西方文学，而是与其宗主国同源、同构、同质的西方文学，是西方文化在异域的代言人）。但他们的文学犹如他们曾经遭遇的殖民、后殖民经历、身份与地位一样，在西方的眼中，大多只能被归入反经典或影子经典，这样，他们就可能有经典之名而无经典之实，随时面临被淘汰出局的危险。“东方文学，包括中国文学在其世界文学作品选集中的地位，极有可能是反经典，只是昙花一现，到最后还会淡出西方读者的视线”（达姆罗什 289）。也就是说，亚非拉地区的作家、作品在布鲁姆的世界文学版图上的地位与存在并不确定和稳固，随时可能、也很有可能被抹去。加之在其批评著作的正文中，我们很难发现这些地区作家及其作品（尤其是未被西方文化归化、同化的作家、作品）的登场、在场，因此，他（它）们在布鲁姆的世界文学中并没有真正的、实际的地位。
另外，通过前文内容和其著作不难看出，布鲁姆所提及和使用的与“世界文学”或“世界”相关的语词有world，Western，universe（或universal，universality，universally，universalism），cosmos 等。即在表达“世界（文学）”观念时，他使用了四个具有涵义区分但又密切关联的词语：根据前面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他眼中，world 字面意义虽为“世界”，但world literature 实际上是指复数的、小写的、在其世界文学版图中相对边缘化（其立足点是英美）的西方国家文学，如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非洲、拉丁美洲等非主流国家文学，因此它是一个意义被窄化、缩小的概念。而且从经典类型来看，它们属于“反经典”，其经典地位并不稳固，有可能会退出经典体系与范畴，而且与莎士比亚作品相比，它们不具有永恒性，一句话，world literature 是与“反经典”文学文本相对应的；Western 是布鲁姆在指称世界文学时也会使用的一个概念，由于在实际的使用中，布鲁姆常常赋予它“世界”的内涵，因此笔者认为它也属于其“世界文学”关键词之一，虽然它的字面意义为“西方”，但它既指主流的西方国家（文学）（如英美法德），有时又被用于泛指/ 代指“世界”（文学）（但往往“中国”或“东方”严重缺席，如《西方正典》中的使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个被泛化的概念，而布氏这种泛化性的使用，透露出其意识深层对于西方主流文学（尤其是英美文学）的审美价值标准普世性的认肯，对西方文化真理性与普适性的认同，以及对非西方文学文化的无知与傲慢。这正如张西平先生所指出的，19 世纪以后西方主导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把西方文化这种地域性的经验视为人类思想的中心和全球性的、普遍性的经验，西方文化的自我表述就成为全球各种文化的统一表述，西方代表着普遍真理和人类未来（416）。非西方的声音与话语就被这一概念（Western）所粗暴掩盖和巧妙遮蔽，并沦为无言的他者。但与world literature 不同的是，Western literature 虽然也是一个具有复数指称的、小写的西方国家文学概念，但它是指位居世界文学版图中心的西方文学，它们属于超经典，长期稳居崇高的经典地位，并受到读者的密切关注和频繁阅读。而universe 或universal literature 则特指一个单数的、大写的西方国家文学，它的立足点和视点是全人类或人类文学整体，是超越了国别、民族、地域、语言、文化界限与藩篱和障碍并居于其上的总体文学、普世文学，它位居世界文学版图的核心，而且它是有所特指和具体所指的，即指莎士比亚（文学文本）。
也就是说，在布鲁姆看来，只有莎士比亚超越国别/ 民族文学而构成了人类总体文学（general literature），不仅如此，莎士比亚是“超经典”中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世俗神灵，他在历史和时间维度上是永恒的存在（即恒久性），在空间维度上是无处不在（即泛在性），他永远不会淡出经典的范畴和系列，并始终将位居文学与审美的最高殿堂，受人膜拜、敬仰与礼赞，他的作品既构成了遥远的人类文学的审美乌托邦和人生理想国，同时又成为一种近距离的审美现实和文学体验。简言之，universal literature 是与莎士比亚（文学）对应的文学；cosmos 严格说来是布鲁姆使用的一个分类概念，它是比world, Western 和universe 涵盖更宽更大的一个术语，在类属范围上包含这三者，他使用这个总属概念的目的是要把它们整合进入cosmos（文学宇宙）这个有机整体之中，并以这个概念隐喻人类文学的运行机制和生存范式，即在cosmos 中文学按一定的层级（如卡巴拉宗教比喻塞菲洛特）、相互关联地、有序地、有机地、有规律地运行，而莎士比亚则构成“宇宙”的生命之泉、审美之源、人类之父（“人类的创造者”），或审美王国至高无上的神祇。同时，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布鲁姆提出的world，Western，universe，cosmos这四个与“世界”或“世界文学”紧密关联的系列概念，在意义指涉范围上是逐渐扩大的，其所指称的文学经典性、重要性及永恒性也渐次递增，因此，这四个概念所代表的文学文本的价值性（评价）也逐渐递增。布鲁姆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即提出上述诸概念并自觉应用于其文学批评，这说明其世界文学观念和意识很早即已萌发并诞生，他以上述话语为表征和以其影响诗学为核心机制的世界文学观及批评对世界文学理论具有不可忽视的建构意义和话语、思想贡献。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根据这四个语词或要素，构建起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文学”框架与体系：即在cosmos 统领下的一个由world，Western，universe 组成的层级化的世界文学（价值）谱系，或者反过来说，由world，Western，universe 组合而构成了一个cosmos 世界文学图谱。同时，通过对这四个语词的语义和内涵解析，我们不难再次发现布鲁姆这一世界文学谱系（及其语词）和其内心深处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倾向：cosmos 具有“次序性”的含义，同时它也具有“等级性”的意义，这暗含着其世界文学系谱的等级性和世界文学地位的不平等性；而其它三词都在“世界”含义之下，主要指“西方（文学）”，即使world literature 中包含少量的亚非拉文学，但它们也是与其它非主流的西方文学一起，处于布氏世界文学谱系的最底层，而且都属于反经典，甚至是影子经典，随时可能或者迟早会被逐出世界文学经典序列。因此，布鲁姆建构的是一个失衡的、畸形的、不公平的世界文学谱系。
由此可见，布鲁姆的“世界文学”并非是一个简单的自然地理或民族空间与历史概念，而是一个复杂的、有着深层次内涵的、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和后殖民文化符号意义的社会、政治空间与历史——当然也包含审美、文化、心灵空间与历史——概念。它暗含了一种文化政治，涉及到文化权力空间分配和话语生产机制建构、话语权力竞争与文化版图划分，它实际上是一个话语资源和权力争夺的场所。布鲁姆作为作品/ 文本的世界文学和作为模式/ 机制的世界文学实际上就是其文化政治性质“世界文学”观的具体投射；而其世界文学地图文本与绘图机制就是其意识形态化的“世界文学”观的生动图示，其主旨或本质就是为西方或美国在全球建构、宣示、彰显其（审美/ 文化/ 政治）领导权、霸权与话语空间：如其“世界文学”地图以欧洲、北美文学为中心，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南半球文学则退居边缘；西方语系（如英语）文学为中心，其它语系文学则屈居边缘或被遮蔽（其它语系文学只有转译为英语或西方语言，才有可能进入其地图）；符合西方主流审美习惯、标准与趣味的作品（以莎士比亚作品为代表）位居中心，而其它（如具有东方美学风格与气韵）的作品则只能远居边缘，等等。其“世界文学”话语已经前置和预设了一种西方中心和东西方文化、审美、话语的不平等。
03
布鲁姆西方中心主义“世界文学”观的消极影响
这样，布鲁姆的“世界文学”其实就等同于西方文学、英语文学、英美文学、美国文学、莎士比亚，或者说是由它们统治、支配、独霸的“世界文学”，而其它民族和国别的文学（尤其是东方文学）要么被视而不见，要么被认为是等而下之的文化“他者”，处于以英美文学为核心的文化圈层的最边缘，不够经典的资格，不能进入其目录。而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式的世界文学观无疑会给世界文学、文化带来诸多危害。
第一，布鲁姆这种罔顾事实以及文化的独特性、文化评判的合理性，以所谓普适性的西方文化/ 文学（经典）标准，来衡量并贬低、排斥东方文学作品（经典）、只认可西方文学的“世界文学”批评的做法，人为致使广大的东方文学缺席，其“世界文学”素材与样本单一化、同质化，或者说唯西方化，缺少文化的多样性，缺乏多种文化文学的杂处共生，相互交流，共同成长，再加之其中经典等级秩序的存在，来自经典权威的压制，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相互斗争、恶性竞争，这样导致唯西方的“世界文学”缺乏文学自由生长、健康成长、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文化多样性和和而不同、和谐共生、复调狂欢的环境。这种缺乏东方或非西方多样、别样、异样形态的世界文学体系，人为制造文化的单一性和对立冲突性，破坏文化/ 文学的生态，与真正具有多元共存、和谐共生、平等对话特质的世界文学相比，无疑会给读者带来审美、认知、智慧、视野、心态等诸多方面的局限与缺憾：即形成审美单一，认知局限，智慧衰竭，视野狭隘，心态/ 观念偏执等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意识和立场。而在世界文学的大家庭中，由于东方文学等异质文化的不在场，西方文学最终也会因文学生态的有机和谐多样性被破坏和文学滋养源泉的匮乏或干涸而失去发展、创新的灵感、营养与动力，并逐渐走向枯竭与衰亡。
世界文学不是“文学的‘世界主义’”，不是“西方少数经济大国和综合实力强国之文学”（蒋承勇 23），或者“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国家的文学”，“世界主要国家的文学”（高照成 20），更不是意味着“美国文学”，而是“基于文化相异的多民族文学各自保持相对独立性基础上的多元统一之文学共同体，是民族性与人类性（世界性）的辩证统一，而不是大一统、整一性的人类总体文学”（蒋承勇 25），多元共生、和而不同、互动交流、共同繁荣是其显著特征。“不仅如此，不同的文学与文化并不存在优劣之分，而只有特色之别，有包容性与互鉴性，其生存与发展并不像自然界那样遵循自然选择的‘丛林原则’。即使是面对物竞天择的自然界，人类也有责任保护和捍卫自然物种的多样性存在”（25）。
与之相仿，站在人类文学与文化存在之多样性、多元化之必然前提来看，各民族文学的特色与优势也更须得到有效尊重与保护，使其有各自生存、延续与发展的空间，其间体现的是人类文化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文化伦理观念。由是，人类文明也就不一定必然表现为“文明的冲突”，而是互补、融合、共存，世界文学也就有了多元共存的文化伦理前提。（蒋承勇 25—26）
简言之，世界文学意义上的各民族文学之间应该是独立、平等、对话、交流、共存、共荣、携手共进、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各文化主体都努力共建、共享和谐、文明、民主的文化生态系统。
而布鲁姆所描画的“世界文学”版图很明显是与真正的世界文学图景不相符合的，其与世界文学所努力建设的有机、和谐、良性文学生态系统更是相去甚远。可以想象，如果文化主体以布鲁姆这样带着文化偏见和谬误的“世界文学”去进行国民教育，必然会给西方和东方的读者带来文化认知上的错觉，和文化认同、文化自信上的消极影响：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等国）的读者会信以为真地以为本民族文学高人一等的经典地位，其文化优越感和傲慢心态会进一步滋长，文化上的盲目自信也会进一步膨胀，而这些错误的认知、文化上的自以为是，无疑会通过读者的错误意识和行动实践加深自我与他者、西方与东方之间的文化、社会不平等，加大两者之间的文化、社会裂痕；东方国家或者其文学未进入布鲁姆文学经典中心、目录范围之内的国家的读者，也会由此而产生仇视或敌对西方的心理，或者错误地评价或低估自身国家或民族的文学成就，并由此备受打击而产生文化自卑心理，对自身文化文学缺乏认同和自信，并转而崇拜西方“中心”文学，甘当西方文化的追随者，并试图主动以西方的审美观、价值观、世界观替代自身民族的、传统的观念，最终导致对整个民族国家和自身文化身份的不认同，民族文化被消解，由此而危及其国家文化与社会安全。因此，从整体上讲，这最终会在主观上进一步加大东西方在文化上的不平等和差距，恶化相互之间的文化关系，加剧两者之间的文化对立、文化冲突，加深二者之间的文化分歧和文化创伤，破坏他们之间的文化和谐，挑起双方的文化纷争、意识形态斗争甚至军事战争，最后导致世界的不稳定、不和谐与不安全，并有可能导致东西双方文化、社会、民族的衰败与毁灭。无疑，这不是世界文学所期许的未来愿景和理想目标。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形态的西方文化、文学、审美后殖民主义，因其隐蔽，所以危害更大。
第二，由于认知缺陷或认识盲区，布鲁姆往往还忽视了世界文化交流的双向互动性特征与趋向，而只看到了文化交流的单向流动性或单边影响性（即文化从西向东的流动或西方内部的相互影响）。在其批评著作中，他往往只承认或主要认识到莎士比亚、惠特曼等西方经典作家对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很少承认、认识、探究、揭示他国尤其是东方对以英美文学/ 文化为代表的西方——如中国文学文化对英美文学与文化——的建构与塑造（当然，布鲁姆也提及东方经典《古兰经》和古印度梵语“著作、经文及基本文学文本”对西方文学的影响，但作品数量有限，且未作翔实阐述）。这是因为，19 世纪以来的西方“把西方文化和精神发展史说成了一个自我成长的历史，把在漫长历史中阿拉伯文化、东方文化对其的影响与贡献完全忽略”（张西平 416）；同时，在大多数西方学者的潜意识里，西方被先验性地预设为世界文学的高地、高原、高峰，而其它区域文化则被集体想象或言说成文化荒漠或文化洼地，这样，不同文化间的文化价值优劣、高下判断已在其心目中先入为主的形成，文化落差已然生成，而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则自然是从高到低、从西到东的单向流动，而非相反。这无疑是一种无稽的文化想象或不实的异国文化幻象。事实上，正如王宁先生所指出的，世界文学学科最核心的概念或者说元概念“世界文学”即是歌德受中国文学的启发而得出的。“（中国文学）使他（即歌德）创造出了具有普世意义的‘ 世界文学’ 概念” （王宁,《世界文学》3）。在此，东方文学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现在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最大的西方世界的代表——美国，在本·易咎〔12 世纪开罗一位犹太商人〕的时代根本还没出现‘ 在地图上’；美国的上一任‘ 世界统治者’——欧洲在12 世纪本·易咎的世界中全然上不了台面；12 世纪支配全世界的是伊斯兰世界”，“伊拉斯谟曾在1990 年指出：薄伽丘的创作既参考了经典中的故事，显然也借鉴了不少流传于伊斯兰世界的故事”（蒂汉 96）。这样，对东西方文化双向交流与相互影响客观史实的刻意隐匿与故意掩盖，就否定和抹煞了东方文化在西方/ 世界文化建设与建构中的重要角色与重大作用，并误导了读者的文化认知与文化判断。
这种单向流动、否定东方影响、东方“被”缺席的世界文学当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因为每一个民族的文学或国别文学并不是自然、自动就能进入世界文学的序列，它必须具有社会和文化的开放性，有与他国在事实上的文学文化交流互动，既有文化输出，也有文化吸纳，相互促进，相互建构，这样它才真正具有了世界性因素，才算真正融入了世界文学这个大家庭或有机生态系统。孤立自闭的文学存在形态或单向的文化输出或引入都不是世界文学。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世界文学层面的民族文学之间应该是独立、自由、平等、民主、和谐、友好、对话、共同发展的关系，而非（通过故意歪曲或恶意书写）人为制造或（采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殖民等侵略手段）导致的中心与边缘、先进与落后、殖民与被殖民、欺压与被欺压的弱肉强食、剑拔弩张的二元对立和等级关系，各民族都为世界文学、他国或人类的文化发展贡献了自己的社会、文化、审美、交流、发展力量。
而布鲁姆打着审美的旗号，片面化地建构/ 虚构西方文学或英语文学或英美文学或美国文学或莎士比亚霸权与中心地位的文学批评书写模式与世界文学谱系，无疑人为地、极大地盲视或遮蔽了长期以来东方与西方文学双向交流互动的历史事实，同时也折射出布鲁姆潜意识中蛰伏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以及文化偏见。这样，其文学批评（史）著作无疑也是片面的、具有浓厚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书写，其“世界文学”与当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在内涵、精神和宗旨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悖逆和抵触，它无论从空间区域覆盖、文化交流状况还是表现形态来看，都是单向度的、具有文化霸权主义性质的西方文学。
03
余论
总的来看，布鲁姆虽然未明确提出和提倡“世界文学”，但受其影响诗学理论与思维模式的影响，他具有自觉而鲜明的世界意识与胸怀，并积极实施世界文学（模式）的批评实践，并在客观上生产和生成了大量的世界文学批评产品，他的世界文学观就蕴藏于他的批评文本之中，并具有复杂、丰富的内涵。他的世界文学观是一定程度开放的世界文学观，是以美国为出发点、立足点（而不是以人类或世界、整体的文学作为观察点）和彰显美国主体地位、维护美国民族利益的世界文学观，是以（西方）审美为基准点、参照系、坐标轴和突出美学崇高性、张扬心灵关怀性以及鼓吹精神救赎性的世界文学观，是在一定程度上跨越国家、民族、语言、文化的世界文学观，他采用的是文化普遍主义/ 审美本质主义（即他声称的以审美——实际上是西方美学价值观和审美偏好/ 风格——为唯一价值尺度）而非文化相对主义立场与态度（不难想象，当他以西方审美标准来衡量异质的、呈现不同审美样态的东方或非西方民族文学文本时，其结果的不适当性、不合理性和不公正性是可想而知的），并以莎士比亚的审美普遍性、“持续的至高无上性”（continued supremacy）和全球、全人类影响性（universalism）作为其跨越性的典型代表，其世界文学性或者说人类（普遍）性在莎士比亚身上达臻极致：这从其后期的莎士比亚观——“莎士比亚是人类的创造者”（Bloom, Shakespeare 16, 封一），“莎士比亚的戏剧是‘所有时代的唯一的教科书、唯一的学校’”（布鲁姆,《再版前言：玷污的苦恼》 9），“莎士比亚不仅是西方的经典，而且已成为宇宙的/ 普世的经典”（Bloom, Shakespeare 17）——即可看出；或者说，在他想象和重构的世界文学图谱中，莎士比亚是唯一单数的、大写的世界文学代表，其它作家则是复数的、小写的、在人类/ 审美/ 影响的普遍性方面具有不同程度局限性的代表；莎士比亚不仅在世界文学的空间/ 地理维度（即世界文学地图/ 版图）上具有普世（适）性，而且在世界文学的时间/ 历史维度（即世界文学史）上也具有永恒不朽性（Bloom, Shakespeare 16-17）。因此，“美国”、“美学”、“莎士比亚”构成了布鲁姆世界文学观的关键核心和架构，是洞窥和理解其世界文学观的重要钥匙。所以，一方面其所谓的“西方”是“世界”的，即具有开放性，以美国为中心，跨越国家界限与藩篱，向外（包含部分亚非拉美澳等国家和地区）辐射，或者说在他看来，“西方”即代表“世界”；但同时他的“世界”又是“西方”的，即主要聚焦欧美（或欧美的代言人、代理人）等西方国家，或本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或西方审美本质主义的。但除了上述个性特征之外，他的世界文学观在诸多方面又是与当代世界文学观相契合的（或具有共同点），如他的“三个世界”文学经典观与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经典三层次划分法，他的影响诗学与达姆罗什的“椭圆形折射”说，他的翻译观与当下世界文学的翻译观等等都有程度不一的不谋而合之处。若进一步开掘，其世界文学观与批评极有可能成为充实和丰富当代世界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宝贵精神资源。
另外，布鲁姆对于世界文学生产、传播、接受过程中关于翻译尤其是中国文学翻译的观点与言论，对于当下中国文学积极走出去和进一步世界化具有重要的启发、反思意义。布鲁姆作为一个世界文学接受者反馈的信息和指出的问题（如前所述）提醒我们，中国文学世界化一定要汲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一定要抓住有利时机，借助翻译的中介积极走出去，主动推介自己，特别是以高质量的翻译进入主流的英语世界，融入世界文学格局之中，从而在世界上获得并树立自己应有的、与自身作为拥有辉煌灿烂历史文化的大国相称的文化自信与文化地位。实事求是地讲，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我国对外翻译起步较晚，数量不大，质量不高，西方对中国认识不多、不全、不深、失真，导致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和世界文学版图上的地位“很不突出”、“相对边缘”（王宁,《作为问题导向的世界文学概念》42）。而当前，我国正大力提倡中国文化主动走出去，十分契合当下西方学界/ 读者的文化交流渴望与认知诉求，因此，加大、加快中国文学对外翻译（研究）的力度和速度，提高对外翻译（研究）的水平与质量，就成为当前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过程中的当务之急与重中之重。这也是当下东方文学或非西方文学主动出击，积极改变西方充满偏见、漠视、盲视的世界文学观和片面、失衡的世界文学图景，改变自身在世界文学谱系中被整体失声、集体失语、长期沉默的不利地位和西方中心主义占主导的畸形世界文学格局工作中的重要一环。
责任编辑：黄晖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1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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