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姊妹》看契诃夫戏剧中的时间

Original 董晓外国文学研究 2021-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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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时间的主题是契诃夫戏剧创作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而《三姊妹》作为契诃夫戏剧风格最鲜明的剧作，也最典型地体现出作为剧作家的契诃夫对时间的书写。契诃夫力求在对生活的日常性表现中体现出时间的主宰作用，表现出生活中时间的永恒流动。人与时间的关系在剧本中通过对“等待主题”的挖掘而得以进一步的揭示。凭借对三姊妹等待状态的展示，契诃夫表达了时间成为主宰人之命运的主人这一思想。契诃夫对人与时间之关系的理解，也相应地存在于去冲突化的戏剧理念中。戏剧动作的缺失使《三姊妹》呈静态化，而舞台的静态化则包含了契诃夫对时间主题的阐发：时间的流逝消解了人的行动之意义，行动与时间隔离了，行动被抛到时间流程之外。对时间的这种感受与契诃夫对喜剧性的追求有密切的关系。契诃夫在以《三姊妹》为代表的剧作中对时间的艺术表达不仅生成了其剧作内在的喜剧精神，而且对20 世纪的现代戏剧影响深远。

作者简介

董晓，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文学及中俄文学关系。

Title

Three Sisters: Time in Chekhovʼs Plays

Abstract

Tim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emes in Chekhovʼs plays. As a play that best represents Chekhovʼs dramatic style, Three Sisters most typically embodies the playwright’s writing about time. In his description of daily life, Chekhov strives to reiterate not only the dominating role of time but also its eternal flow in lif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time is further revealed in the play through an exploration of the motif of “waiting”. By unfolding the “waiting” experience of the three sisters, Chekhov expressed his thought that time became the master who could control man’s destiny. Accordingly, Chekhovʼ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time is also reflected in his dramatic concept of deconfliction. The lack of dramatic actions makes Three Sisters static, whereas the staticized stage implies what Chekhov intends to say about the theme of time: the passage of time dissipates the meaning of human action; actions separates from time; and action falls beyond the passage of time. Such a feeling toward time is closely related to Chekhovʼs pursuit of comicality. Chekhovʼs artistic rendition of time in his drama, as represented by Three Sisters, produced not only the comedy spirit within his plays, but also his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modern drama in 20th century.

Author

Dong Xiao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Russian literat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Russian literature.

Email: dongxiaoels@163.com

俄国白银时代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列夫·舍斯托夫曾在一篇题为《虚无的创作》的文章中指出了契诃夫作品中所蕴涵的绝望之情：“契诃夫是一位绝望的歌手。〔……〕在他全部25 年的文学生涯中，契诃夫怀着忧郁的心情只坚持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用各种艺术手段摧毁人类对未来的希望。这就是他的创作的实质”（Сухих 567）。如果说舍斯托夫的这一影响巨大而又颇受争议的观点尚有其深刻的启发意义的话，那么这启发意义就在于：从契诃夫对绝望的书写中，我们可以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时间在契诃夫文学创作中的特殊作用，诱发我们去思考契诃夫作品中对时间的书写，对时间与人之间关系的考量，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契诃夫作品深沉的忧郁主题。因为正是契诃夫对时间的独特的艺术表现，体现出作家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忧虑体悟，透出作家冷峻的绝望之情。也正是在对时间的感悟中，契诃夫那独特的冷酷的喜剧精神得以充分地彰显。对时间的感悟与描写应是契诃夫对20 世纪现代文学不断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三姊妹》作为契诃夫艺术特质最为鲜明的剧作之一，也最典型地体现出作为剧作家的契诃夫对时间的艺术书写。

日常生活呈现：时间的力量

《三姊妹》的一个显著的艺术特征是对生活中琐碎的日常性场面的呈现。这一艺术表现特征背后蕴藏的是契诃夫对时间的感受。全剧没有贯穿始终的激烈的戏剧冲突，没有离奇突兀的动感性很强的戏剧事件，整个戏剧舞台呈现出来的是静态化的日常生活的琐碎场面。这也印证了契诃夫本人一贯坚持的戏剧观念。他曾说过：“生活中并不总是发生自杀、三角恋、歇斯底里〔……〕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人们在聊天、喝茶，可是就在这聊天、喝茶之中，有的人的幸福生成了，而有的人的幸福则毁掉了。剧作家的任务就是真实地去展现这日常生活”（契诃夫 379）。不过，契诃夫作为剧作家，他对表现生活的日常性的艺术追求却是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现实主义作家对日常生活作写实性描述的美学追求的。在《三姊妹》里，契诃夫对日常生活画面的展现并不囿于对现实生活场景的真实再现，而是力求在对日常生活的琐碎性的艺术呈现中体现出时间的意义，即它对人的生活的主宰作用，体现出日常生活中时间永恒的缓缓流动，而人的情绪和思想的波动无一不是对时间之流逝的无奈感悟。时间的线性流动摧毁了人们欲主宰生活的愿望。这一点使得剧中的日常性生活展示与纯粹写实性的自然主义式的艺术呈现有了根本的区别。

对往昔生活的追忆，是《三姊妹》中三个女主人公的生活常态。这在第一幕的开始部分便体现出来。在奥尔嘉同伊琳娜之间的对话（由于缺乏实质的对话性，姐妹俩的对话其实是各自长段的独白）中就充满了对逝去生活的感伤的追忆，而在这种感伤的追忆中则蕴含着戏剧主人公对时间流逝的无奈感受：

奥尔嘉：父亲是一年前去世的，就在这一天，5 月5 号，在你的命名日这一天，伊琳娜。那天很冷，还下着雪。当时我觉得，我是挺不过去了，而你则昏厥过去，像死了一样。可是过去整整一年了，我们却可以轻松回忆这些，你已经穿一身白衣，你的脸上已经有光泽了……

墙上的挂钟敲了十二响。

那时也是十二点钟。

停顿。（Чехов 334-335）

奥尔嘉的这段回忆不仅拉开了《三姊妹》的帷幕，而且设定了全剧感伤、宁静的抒情基调。一年的光阴，其间没有留下任何具有戏剧性事件的痕迹，分明在不断流动的时间于主人公的主观意识中又仿佛凝滞了，因为时间的线性流动丝毫没有留下人的主体参与的痕迹。时间消磨掉人的所有行动，只留下对时间的追忆。主人公回忆过去这日常性生活情境在《三姊妹》里具有了结构性的意义：回忆连接着主人公当下的心境；回忆使过去与现在和将来连成一体，决定着戏剧主人公当下的情感与毫无意义之行为的动向。奥尔嘉与伊琳娜的回忆与她们对身处外省小城的平庸生活氛围的当下处境的无奈，与她们对莫斯科的向往交织在了一起，从而使“生活原本的时间流程与人的存在的永恒性诗意地结合在了一起”（Чехов u meamральное uскуссmво 107）。在奥尔嘉的回忆中，我们能够清晰地体会到的只有她对岁月流逝的无奈感受。而这种性质的回忆在契诃夫的戏剧中比比皆是：《万尼亚舅舅》中万尼亚对白白流逝的生活的叹息，对青春一去不复返的无奈；《樱桃园》里朗涅芙斯卡娅和加耶夫兄妹俩对庄园的过去的美好而无奈的追忆〔……〕诚如津格尔曼所言，“契诃夫的主人公们在谈到自己的过去时，不像古典戏剧中的人物那样，他们不去回忆发生了什么，而是仅仅回忆有多少岁月流逝了”（Зингерман 14）。这说明，契诃夫戏剧主人公的回忆不是对标志着人实现其精神渴求的事件与行动的回忆，而是对流逝的时间的主观感受，换言之，契诃夫让其戏剧主人公们沉湎于对往日的追忆之中，是为了凸显时间的永恒流动，是为了渲染时间对人的生命的无情吞噬。

《三姊妹》里，契诃夫赋予了日常生活的流程以主宰性的力量，日常生活本身成为戏剧向前推进的内在驱动力，日常生活细节的艺术呈现是为了彰显时间的自然流动，彰显时间线性流动的威力，而不是为了体现戏剧人物主体行为动作的效果：在第二幕开始的舞台说明文字中，契诃夫是这样写的：“布景与第一幕相同。晚上8 点。舞台后的大街上隐约听见拉手风琴的声音。没有点灯。娜达莎·伊凡诺芙娜身穿一件宽大上衣走进来，手里拿着蜡烛；她在安德列的房间门口停下来”（Чехов 353）。与第一幕完全相同的布景给戏剧舞台带来了鲜明的静态感，从缺乏戏剧行动的第一幕至同样缺乏戏剧性动作的第二幕，静态化的舞台画面显示出来的只是日常生活本身的自然流动。手持蜡烛的娜达莎的出现昭示着生活本身的自然变化：她已经从第一幕里的那位平庸而略带羞涩的恋人、未婚妻变成了家庭主妇。这一变化的具体过程被剧作家省略了，戏剧舞台上呈现出来的只是显在的结果，如同在第三幕里，娜达莎由一个孩子的母亲又变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娜达莎身份的不断变化并不是作为戏剧性冲突事件呈现出来的，而是作为日常生活本身的一种自然的呈现，这种自然的呈现虽然是作为戏剧舞台的日常生活场景出现，但却具有了形式结构上的意义：娜达莎身份的变化显示出时间的流动，而时间的流动又与三姊妹各自的心境的无变化形成了对峙，给人一种时间的客观流动与它在人物主观心理体验中的凝滞相并存的复杂感受。在《三姊妹》里，日常性生活细节的一切变化，譬如伊琳娜在第二幕里已经有了工作，安德列改变了他原先制定的人生目标，屠森巴赫在第三幕里离开了部队，奥尔嘉晋升为中学的校长等等，均不具有任何戏剧性冲突的因素，而仅仅是平凡生活中的日常性变化，这种自然性的变化与戏剧人物心境的无变化相对立，从而形成了契诃夫戏剧对时间的独特艺术呈现，即津格尔曼所说的“契诃夫不是表现生活中的戏，而是生活本身的戏”（Зингерман 16），对时间的感受即是对生活的整体性悖谬的体悟：人的精神世界俨然游离于时间线性流程之外，人的一切内心的痛苦，都被冷漠的时间忽略，都被时间所显示的日常生活吞噬了。

《三姊妹》里日常生活场景所具有的艺术功能，在《海鸥》《万尼亚舅舅》和《樱桃园》里同样存在，是契诃夫书写时间主题的重要艺术手段。契诃夫戏剧中细微的日常性生活细节，诚如《海鸥》里作家特里戈林反复说起的湖边垂钓、《万尼亚舅舅》里无所事事的喝茶和吟唱的场景、《三姊妹》里姑嫂间的琐事、《樱桃园》里对旧时制作果酱秘方的追忆等等，虽然没有与事件的进展产生任何直接的联系，因而不含有任何戏剧性冲突的意味和功能，但却对戏剧情境具有一种压迫性，时刻提醒着读者抑或观众时间的无情流逝。这种独特的艺术功能使得日常生活画面的展示在契诃夫的戏剧中具有了内在的结构性意义，日常性生活画面对时间的主题起到了渲染作用，成为流逝的时间的隐喻，生活的日常性背后的象征意义得以凸显。

等待的主题：感受时间

在《三姊妹》中，三姊妹对莫斯科的徒然向往是贯穿全剧的情感线索，“到莫斯科去！”是三姊妹苦心等待的幸福时刻。从第一幕至第四幕，三姊妹始终处于静静等待的情感状态之中。对未来的等待成为三姊妹日常生活状态最集中的表现。等待就是对将来的期盼，等待之中包含着对未来的感受与体验，是人的精神欲求投射到线性的时间流程之上的过程，暗含着人的主体意识超越时间的客观线性流程的欲望，即马丁·艾斯林所指出的“等待就是去体验时间的作用”（艾斯林 35）。通过对三姊妹执著地等待“到莫斯科去”的幸福时刻的精神状态的展现，人与时间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更加深刻的表达，如津格尔曼所言：“时间观在契诃夫戏剧中的体现不仅在瞬间到永恒的转化中，还在于时间的矛盾两重性中：时间反对人物，与人物对立，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人物生活的时间本身铸成了他们的苦难历程。由此，从梅特林克到契诃夫，欧洲戏剧中出现了等待的主题”（Зингерман 35）。等待成为人与时间角力的状态。

在《三姊妹》里，戏剧人物在等待的过程中对时间的主观感觉，体现出了坚定执著与迷茫困惑、豁达开朗与悲观忧郁的交织。戏剧主人公们游弋于超越线性时间之束缚、阻止时间的无谓流逝的勇气和顺从时间的掌控的无奈感之间。威尔什宁中校所畅想的“两三百年后大地上将出现的那难以想象的、令人惊叹的生活”（Чехов 346）和屠森巴赫中尉所说的“即将从我们的社会中清除掉慵懒、冷漠、对劳动的偏见和腐败的苦闷情绪的那股健康之力”（Чехов 338），自然充满了乐观的基调，也自然可以显现出契诃夫本人所持有的人类社会的进步观念，而这种乐观的思想自然会给充满了忧郁情调的剧本增添一丝亮色和暖意。但是，戏剧主人公们对代表着幸福的光明未来的执著等待却又给这一点点光明抹上了一丝悲观之色彩，积极乐观的信念便消逝在了戏剧主人公们那无奈却又执著的苦苦等待之中。那充满了光明和希望的未来仿佛是一颗遥远的启明星，在无际的黑暗的苍穹中闪烁，与戏剧主人公们心中那依稀尚存的期望之光遥相呼应。然而，残酷的现实时间却无情地浇灭了戏剧人物心中留存的通向光明未来的最后一点希望，主人公们始终无法逃出时间的掌控，无法摆脱时间的魔咒，只能无奈地为时间的魔力所压制，时间显示出了主宰人的命运的强大威力。

在《三姊妹》里，三个女主人公并没有在现实的自然流程中实现她们梦寐以求的目标——到莫斯科去。时间的自然线性流动似乎遗忘了三姊妹的这一精神诉求。而对于三姊妹而言，她们对莫斯科的执著等待，其实就是对时间的精神体悟，就是体味时间一点点地把希望消逝掉的过程，在这一体验过程中，她们能够体悟到的，唯有生活进程的残酷的荒诞性本身。三姊妹对时间的感悟对整部剧的艺术结构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三姊妹对莫斯科的向往贯穿了全剧，成为三姊妹生活的情感支柱，成为她们感悟生活的荒诞，超越平庸无聊的当下现实生活境况的途径。然而，她们终究未能实现“到莫斯科去！”的夙愿；而威尔什宁中校所向往的“两三百年后的幸福生活”也终归被时间的长河所遗忘，成为被时间彻底抛弃的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遐想，三姊妹那枉然的执著等待成为流动的现实时间本身，仅仅是三姊妹各自静止不变的精神世界的写照。作家余华所言的“契诃夫的等待犹如不断延伸的道路，可是它的方向并不是远方，而是越来越深的内心”（余华 4），正是指这种对时间的独特理解路径。象征着美好和希望的莫斯科，以及更为光辉绚烂的“两三百年后的幸福生活”，作为无法企及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之境，被现实的时间遗忘和丢弃了，为时间之魔力所控制的三姊妹无法达至那个处于时间进程之外的存在于人的思想情感中的美好未来。于是，契诃夫通过表现戏剧人物的美好憧憬和人物所处的无奈的戏剧情境这两方面形成的鲜明反差，让观众抑或读者游弋于这两种鲜明的对照之间，使他们切实感受到了《三姊妹》独特的艺术魅力。全剧第四幕最为典型地体现了剧作家对时间缓缓流逝这一生活之残酷性的艺术揭示：三姊妹无奈地意识到了莫斯科的遥不可及，意识到了她们必定将被外省小城的日常平庸的灰色生活所吞噬，意识到了时间将消磨掉她们对希望的追求。然则心中对未来的期盼仍旧潜藏在她们那忧郁心境的深处。这表明，契诃夫既不愿消除掉那位于时间坐标系之外的乌托邦远景，也不想让时间成为可被人掌控的通向这一乌托邦远景的阶梯。由于人无法掌握时间的进程，而时间又无法将人带到那时间坐标系之外的理想境地，因此，人们对未来的渴望只能成为无望的等待，人们无奈地感受着时间冷酷地耗去人的全部生命与热情，扼杀掉人们心中留存的最后的期望，而将那乌托邦式的远景永远定格在这不可企及的天际。等待之中蕴含着人对时间流逝的主观抗拒，时间的客观流动与人的心理时间的凝滞所形成的张力成为剧中内在的戏剧冲突。然而，虽然戏剧主人公们对未来的等待是无望的，但那不可企及的美好未来终究没有在戏剧人物的心中消逝，它始终伴随着等待之中的人，成为人们在体验时间流逝的残酷性过程中的精神慰藉。将无法实现的美好的幻想隐退到心灵的深处，淡然地体味着掌控自己命运的时间的缓缓流过，让日常生活中永恒的时间流动与人物在等待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心理时间的凝滞形成戏剧结构上的对称，契诃夫以这种艺术方式在《三姊妹》中完成了对时间与人的关系的书写，深化了对时间的思考。

契诃夫在其剧作中对等待主题的书写影响深远。表现为对时间的感受的等待，使契诃夫的戏剧主人公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物，即“生活在生活本身的不断重复的历史中的人”①，诠释着人的无奈的生存状态。三姊妹对莫斯科的等待也跨越了时空，具有了深刻的历史象征意义。半个世纪后，等待的主题在贝克特、尤奈斯库等荒诞派剧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回应。荒诞派戏剧家对时间的无情流逝作了极限的艺术书写，将人在时间面前的渺小与无助通过对时间的碎片化、非线性化的怪诞化展示加以渲染，而对时间的这种荒诞化变形加强了时间的魔力和人的等待的无助感。倘若《三姊妹》中的人物对未来的等待既充满了希望，又无法躲避失落的结局，那么在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中，“等待的全部意义就是等待的失败”（余华 9）。荒诞派剧作家已经将契诃夫戏剧主人公对未来的向往转化为彻底无望的期待，如罗伯·吉尔曼所言，“等待，即生活，本来就没有意义”②。荒诞派剧作家尤奈斯库对契诃夫戏剧的领会是独到而精辟的：“时间会杀死我们所有的人”（Паперный и Полоцкая 57）。即是说，荒诞派剧作家将契诃夫意欲强调的时间对人的掌控发挥到了极致，极力渲染了人在时间长河面前的无力与无奈，将契诃夫那原本希望与绝望共生的模糊暧昧的情绪化为彻底的绝望。当代俄罗斯学者波洛茨卡娅指出了荒诞派戏剧家与契诃夫之间的这种差异：“荒诞派剧作家彻底摒弃了对未来的希望，这与契诃夫不太一样，但他们的美学风格近似：纠结、末日的主题在荒诞派那里达到极致，具有世界普遍意义，而在契诃夫那里是表现在具体情境中的”（Полоцкая 207）。波洛茨卡娅所说的“具体情境”，不单是指契诃夫剧本的现实主义美学特征，更是指契诃夫剧作独特的艺术个性——并存于遥远的乌托邦遐想与冷峻无情的时间长河之间的人的无奈处境的独特艺术呈现。苏联学者帕佩尔内所言的“忧虑、希望、追求与有着本身进程的生活之间的矛盾”（383），也正是指这种幻想与时间现实之间呈现出来的反差，即人在等待过程中对时间实施的挑战和这种挑战注定要失败之间的无奈。

静态化戏剧：人与时间之关系

在《三姊妹》里，戏剧人物的行动、行动所构成的事件，乃至人物之间形成的事件性冲突，均缺乏传统意义上的戏剧性，均不构成真正的贯穿全剧的戏剧冲突。无论是玛莎对威尔什宁的痴情，还是伊琳娜与屠森巴赫无果的情感交往，抑或三姊妹与兄嫂娜达莎之间的冲突，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戏剧冲突，均不能成为推动剧情向前发展的核心动力，因为这些事件与冲突都呈现出偶然性、零散性、片段性、局部性之特点，不能形成主导性戏剧冲突，这就是斯卡夫迪莫夫所说的“人物的悲剧性不在可悲的事件里，而在所处的生活状态本身”（Скафтымов 358）。这是《三姊妹》给人留下“缺乏动作感”之印象的根本原因所在，同时也是契诃夫刻意的艺术追求。他刻意要淡化舞台上明显的戏剧冲突，以求得戏剧舞台整体性抒情氛围的营造。而契诃夫对人与时间之关系的理解，亦体现在他的这一戏剧观念之中。

在欧洲传统戏剧中，贯穿始终的主导性戏剧冲突往往体现出戏剧人物行动的主动性、连贯性和有效性。人物的行动会促成戏剧性事件的形成、发展、高潮和结局，戏剧事件的整个演进过程都体现出人的主动干预和掌控能力，而时间的流程就是通过事件的发展而体现出来的，事件的进展就标志着时间的流动，时间的变化体现出戏剧人物的动作的戏剧效果。这就意味着，人的意志是可以体现在时间的流动之中的，在这个意义上，人并非时间的奴隶，时间可以成为彰显人的精神与意志的标识。而在《三姊妹》里，人与时间的关系则呈现出明显的被动性：人的行动、事件的发生与时间的缓缓流动是脱节的，时间的流动具有自足性，事件的发生并不能体现出时间的流动性，即津格尔曼所言的“时间的流动的实现在事件之外，因为事件本身仅仅是偶然，不构成戏剧”（Зингерман 14）。《三姊妹》里所有戏剧人物的感情纠葛，包括人物之间紧张激烈的冲突，均呈现为日常的生活常态，成为永恒流动的时间长河中的一部分。譬如，第三幕的舞台背景是火灾。舞台背景的喧闹、人物行动的慌乱，并没有构成完整的事件，丝毫没有影响到时间的进程，这最喧闹的一幕恰恰体现出舞台的“静态性”。契诃夫当年在给妻子的信中说：“《三姊妹》第三幕应当在舞台上表现得很静谧，好像人们都困倦了，〔……〕第三幕不能太闹，动静只在远方，在台后。第三幕被破坏，整部戏就完了。”③显然，契诃夫非常清楚，静态性所体现出来的时间的自为性的存在，是整部剧作的主题能否得以突显的关键。主宰、掌控时间的人之意志的缺失，导致舞台戏剧动作的进展趋于零。一方面是时间的流动无可掌控，而另一方面则是人的行动的时间性的丧失，人的行为完全凝滞于时间流程之外，造成了仿佛是时间本身凝滞的假象。这就形成了如前文所述的《三姊妹》中时间的流动与凝滞的并列。时间的流动与凝滞的并列在《三姊妹》中不仅具有形式结构上的意义，而且对剧本主题的烘托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表现出人对时间的流动所带来的压迫的感受与抗拒。这一点最典型地体现在该剧的第四幕中。在这最后一幕里所发生的一切，均与戏剧主人公们的愿望毫无关联，纯粹是生活本身的自然呈现，如卡达耶夫所言，“时间仿佛使单个具体的争执变得无意义了”（Катаев 317）。三姊妹内心里对莫斯科的渴望依旧存在，然则这种渴望也只能一点点地消融在生活本身的点点滴滴的事件之中：部队开拔，人去城空，伊琳娜的恋人也死于毫无意义的决斗中，生活本身的流程一点点地浇灭了三姊妹心中曾经有过的热望。她们也只能以无奈的感慨来对抗现实的时间，由此，该剧静态化的艺术特质在这一幕里尤为明显，诚如津格尔曼所指出的，“契诃夫有意识地削弱了靠近结尾处的激动场面，因为契诃夫认为，生活中有比这样的场景更有深意的东西。愈是靠近结尾，观众愈能感受到时间的流程”（Зингерман 25）。

这种艺术表现手段在契诃夫其它的剧作中也同样存在。譬如，在《万尼亚舅舅》的第四幕里，什么戏剧性事件也没有发生，舞台上呈现的仅仅是人物的相互道别，谢列勃里亚科夫教授和他年轻美貌的妻子叶莲娜就要离开庄园回城了，阿斯特罗夫医生也要回到自己的林区了，庄园里再度安静下来，重新回到了教授到来之前的生活轨道上。从第一幕到第四幕，在发生了一系列的争执、纠葛之后，主人公们的生活什么也没有改变，一切重又回到了原点，第四幕结尾的情境与第一幕开始的情境惊人地相似，整部戏仿佛形成了一个圆圈，唯有时间在缓缓地流逝。而在这流动的时间里，人的生活仿佛凝固于其中，使得舞台呈现的静态性特质异常明显。从戏剧人物口中先后说出的同一句台词（他们走了），已经不是作为推动戏剧情节发展的有价值信息的传递而出现，这种重复已然加强了戏剧舞台静态化的效果，而舞台的静态化则更强化了对时间的隐喻，时间仿佛已经凝滞在舞台上那毫无实际动作的氛围中。同样，《樱桃园》的第四幕也是戏剧性事件最缺乏的一幕。庄园已经易主，昔日的主人潸然泪别樱桃园。然则正是在这什么也没有发生的第四幕里，契诃夫通过静态化的戏剧舞台情境，深刻地表达了时间的永恒流逝与凝滞。每一个人物都从自身的角度感受着庄园的易主这一特定的戏剧情境（即庄园的丢失），既有惋惜（庄园旧主人朗涅芙斯卡娅和她的哥哥加耶夫），亦有亢奋（庄园新主人洛巴辛、大学生别嘉和安妮雅），在对这一特定戏剧情境的感受中，时间仿佛凝滞，过去、现在和将来统一在人物的心理感受中。他们都同时跳出了这一特定的情境，仿佛站在历史进程之外，以外位者的身份，从另一个维度去审视这座庄园的消失，充分体验着无可掌控的时间的运动。

契诃夫对事件的戏剧性的刻意弱化，与他对剧作之内在喜剧性的追求有着密切的关系。柏格森说过：“当人物所做的种种努力，由于命定的因果组合，使他还是回到原来位置的时候，那就更加滑稽了”（柏格森 51）。契诃夫虽然没有像对待《海鸥》和《樱桃园》那样，标明《三姊妹》是部“喜剧”，但整部飘荡着忧郁情调的剧作之所以并未形成真正的悲剧性，盖因剧作家审美观照的立场使然。虽然三姊妹对莫斯科的徒然向往充满了忧郁感伤的特点，但契诃夫并没有感同身受地去近距离渲染这种情调，而是以冷峻的眼光，站在时间的维度上“俯视”人物的情感波动，让时间来洗涤一切精神创伤，让所有的悲剧性感怀成为时间流逝中小小的插曲而丧失了自身原本沉重的严肃性和悲壮感。时间颠覆了人的行动效果，使人的主观行为脱离了时间线性流动的轨道而变得滑稽。这是契诃夫戏剧创作中一贯的创作理念，正如《樱桃园》“不仅仅是关于失去美丽庄园的人的戏，也是关于失去现实的时间感受的人的戏”（Паперный 201），“逝去的生活的阴影没有影响人物的想象，这些无忧无虑的人物轻松地对待自己逝去的年华，正如他们轻松地对待庄园拍卖期的临近”（Зингерман 12）。荒诞派剧作家尤奈斯库曾深刻地剖析过《樱桃园》的内涵：“这部戏揭示的真正主题和真实性的内容并不是某个社会的崩溃、瓦解或衰亡。确切地说，是这些人物在时间长河中的衰亡、人在历史长河中的消亡，而这种消亡对整个历史来说才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将要被时间所消灭”（黄晋凯 76）。对时间的无奈感受消解了庄园消逝本身所引发的感伤情怀，突显了人与时间的冲突，而在这场冲突中，人唯一能够感受得到的是时间对人的主宰，是人在时间面前的无力与无奈。这种绝望之感，消解了剧作激情般的悲剧感，赋予了剧作带有荒诞精神的内在的喜剧性，这种透着绝望的喜剧精神，恰恰是后来在荒诞派戏剧那里通过对时间的高度怪诞化、非理性化的书写而获得的进一步深化了的冷峻的喜剧精神。这种喜剧精神中包含着对时间的深切感受，如苏联时代的导演艾弗罗斯所言：“契诃夫的戏剧中，时间就像旋风，人们在它控制之下，人们比它弱。这是人类的喜剧——人间喜剧”（Полоцкая 226）。

法国戏剧评论家布留涅尔指出：“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中表现了荒诞感产生于这样一个思想，即灰色生活的每一天都愚蠢地服从于下一天。同样，时间把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归于零，它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契诃夫的戏剧同样表现了这样的感受”（Паперный и Полоцкая 61）。契诃夫在其戏剧创作中对时间的艺术表达不仅彰显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而且生成了其剧作内在的喜剧精神，这种内在的冷酷的喜剧精神颠覆了对人的生命意义的肤浅诠释，对20 世纪的现代戏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时间永恒的流动的整体性思考使得契诃夫的剧作本身在整体上具有了时间的流动感，如苏联学者莎赫—阿齐佐娃所言：“契诃夫戏剧的第一幕仿佛是尾声，而第四幕则仿佛是下一部未写出之剧的序曲”（Шах-Азизова 134）。契诃夫戏剧作品的这种独特的艺术结构，使这些戏剧作品实现了对时间的一种独特的艺术隐喻，成为观照人类生存境遇的经典之作，表达了对现代人荒诞的生存处境的忧虑，为20 世纪现代作家对时间的深入思考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艺术实验。

责任编辑：王树福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3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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