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事件：迈克尔·索亚的现代叙事阐释及其推演

Original 刘阳外国文学研究 2022-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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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在对事件思想的前沿研究中，英国叙事学家迈克尔·索亚一反从独特性角度理解事件的惯常做法，以巴迪欧为批判切入口，论证了事件独特性所隐含的原因神秘性及其形而上学症结，醒目地提出“反事件”观点，吸收有关学理，深入阐释了福楼拜等作家如何处理中断与重复的冲突，由此开现代主义叙事先河。其阐释不仅可以在今天得到基于“巧合的日常性”的推演，而且有助于深度澄清一个学术史拐点，即早期现代主义作家在创作中凸显话语自身构造，何以与索绪尔从理论上确立语言论起点这一事实发生于同时期。

作者简介

刘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事件理论与后理论研究。

Title

Against the Event: Michael Sayeau’s Interpretation and Deduction of Modernist Narrative

Abstract

In the frontier research on event, English narratologist Michael Sayeau took a departure from the usual approach in understanding the ev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ngularity and, using Badiou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his criticism, demonstrated the mysteriousness of the cause and the metaphysical crux, the two features underlying the singularity of event. As a result, he forthrightly put forward his “against the event” viewpoint and absorbed relevant critical theories while explaining how Flaubert and other writers deal with the conflict between interruption and repetition, thus creating a pioneering presentation of the modernist narrative. His interpretation can not only provide a deduction of “the daily constancy of coincidence”, but also help clarify, in depth, a turning point in academic history, that is, the time when early modernist writers highlighted the structure of discourse itself in their works and Saussure established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theory of language simultaneously.

Author

Liu Yang is a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His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theory of event and post-theory.

Email: liutaiyang2001@163.com

包括外国文学研究在内，文学探讨自身与事件之关系的前提，是每每从“超越（transcendence）”（Levinas 77）、“ 漂移（drift）”（Bennington 27）、“ 负熵（negentropy）”（Marion 165）、“ 反现实化（counter-actualization）”（Deleuze151）与“动摇（shaken）”（Marder and Zabala 9）等角度描述事件，认为“事件= 新奇（novelty）”（Bartlett, et al 122）。应该承认，这符合“事件”的基本词义——异于常规的独特性（Singularity）。较早出版的英语词典特别强调event 是“惊人的突然性影响”（B. Evans and C. Evans 163）；《牛津哲学字典》对event 的释义围绕“改变”、“发生”与“转折”而展开（Burn 128）；《剑桥哲学辞典》也更详尽地紧扣“变化”来界说（Audi 292-293）。这与现代性的求变思维是同步的。意大利裔美国学者约翰·卡普托颇具代表性地描述了事件的八个特征——不可控性（uncontainability）、可译性（translatability）、脱翅化（deliteralization）、过度（excess）、邪恶（evil）、超越存在（beyond being）、真相（truth）、时间（time）不可还原（Caputo 2-6），似乎为“事件必然独特”这一点定了案。

这就是事件思想谱系的全部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关于事件的各种谈论，会不会逐渐变得同质化，而在某种程度上失去活力呢？或许是有感于这种惯性，晚近国际学界出现了一种探求事件谱系内部张力的尝试，那是叙事学家迈克尔·索亚（Michael Sayeau, 1954—）提出的“反事件”（against the event）思想。它与文学的关联，不仅展示了更具个性的事件论，而且使学术史上某些重要的拐点问题，获得了深化理解的契机。

事件与日常对立？

迈克尔·索亚是英国伦敦大学教授，长期从事英美文学与叙事学研究，先后撰有《“哦，对我来说是不同的！”：华兹华斯、露西与种族隔离后沉默的J. M. 库切< 耻>》（“Oh, The Difference to Me!”: Wordsworth, Lucy, and Post-Apartheid Silence in J. M. Coetzee’s Disgrace，2014）、《现实主义与小说》（Realism and the Novel，2017）等论著。他最具影响的著作，是2013 年出版的《反事件：日常生活与现代主义叙事革命》一书。这部著作别出机杼地从探讨事件的日常性开始，援引著名电影编剧专家罗伯特·麦基在《故事》等著作中影响深远的观点，首先回应了那种认为事件必然突变的惯性理解。麦基将事件与日常切分开来，认为 “情节就是作者对事件的选择以及事件在时间中的设计”（51），事件是不同于日常的、被设计的结果。索亚不同意将这种处理推广为普遍性的看法。他提醒人们注意同样明显的事实：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有一种普遍而矛盾的感觉，认为我们的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不断变化和戏剧性发展的特点，同时又缺乏生气。一方面，现代的历史与生活在其中的个人生活似乎都受到日益加快的转变速度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各种持续的原因，我们作为个人、我们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一直被一种终极停滞的幽灵所困扰，这种停滞的表现范围从个人的无聊到“历史终结”。生命的加速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一种必然的感觉，即世界的实际变化率已降至零。（Sayeau 2-3）

索亚由此发现，构成现代主义文学早期历史的几部重要小说，倾向于将世界看作一个以被陈腐的连续性所削弱的节奏运行的世界，而非一系列革命性的冲击。“这些作品表现出一种对我们可称之为‘事件形而上学’的抵抗——这种抵抗的基础是对于新奇事物本身的明显而过分坚定的不信任”，他由此倡导“根据小说来重新思考日常与事件”（Sayeau 5），因为一些现代主义叙事倾向，在他眼中意味着对“日常”的重新评价。那么究竟何为“日常”呢？

回答这一问的关键在于，索亚相信忙碌的时期会引起对平凡、重复、平庸等的更大意识。他借鉴米歇尔• 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1925—1986）的《日常生活实践》（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1984）等理论资源，指出日常事物仅当与非日常事物相关时才是连贯的，它作为一个过程中的瞬间，不能被从过程中分离出以致失去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每天都是一种时间经验模式的名称，它以停滞、空虚与无意义为特征。索亚借用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 1921—1988）的“感觉的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一语，认为“日常”作为一种凸显现代性令人熟悉的时间效应（进步、加速与目的性）中的副作用因素而出现。因为平凡的生活从来就不只是普通的，它总是与重要的权力结构与意识形态框架、以及地方和全球政治相关。例如将20 世纪英国人消费的主食茶、烟草与糖摆上餐桌的，恰是浩瀚血腥的帝国历史。索亚由此判断道，现代性“在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之间摇摆”（Sayeau 10），实则是两种矛盾的时间性并存的产物。他继续借用本雅明在其著名论文《历史哲学论纲》中的“同质的、空的时间”之说，以终点无限延迟的进步时间（乌托邦），以及被事件、转折点与意义所打断的有条纹的异质时间（反乌托邦）来区分时间的这种矛盾性，抓住了现代性进程的要害。为什么强调独特性的事件思想并不合理呢？

因为在索亚看来，尽管一些强调转变的事件论、比如德勒兹的事件概念避免了海德格尔关于事件的先验论渴望，开始将事件视为连续性中的一个转折点，但这种强调独特性的事件观，存在一个根本症结：它总是不免要引入独特突变之所以产生的原因，确定这种原因时的主观神秘性，使它难以避免预设色彩，而预设的思路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思路。为了深入展演这一点，索亚选择目前颇具影响的巴迪欧（Alain Badiou，1937—）的事件理论作了着重分析，从这种批判中合乎学理逻辑地引出了事件与日常性的崭新关联。

对立的症结：从批判巴迪欧事件论切入

通过对包括《存在与事件》（Being and Event）在内的巴迪欧著述的探讨，索亚揭示出巴迪欧事件思想中的一个潜在矛盾。他察觉到，巴迪欧“只是从公理的假设（axiomatic assumption）①出发”（Sayeau 21）推出其哲学。因为巴氏把事件的概念建立在集合论的一项基本公理、即空集合公理（the null set axiom）上，不否认任何给定的集合中都存在着空隙，以至于无法建立起具备定义与序列的实数连续体，而因此只能采取归纳法，使“集合论本身依赖于公理建构主义（axiomatic constructionism），并早就已受到了批评，这是从确定的命题（decided propositions）而非自明或经验有效性的观念开始的”（Sayeau 21-22）。索亚由此感到，巴迪欧的事件论有其潜在风险：“随着推理路线变得越来越巴洛克（baroque），他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具有争议性，巴迪欧似乎非常愿意保持事件的类别。它属于一种公理，多义的重言式。事件的概念是由主观决定产生并宣布的，它本身就是公理施加的产物，即存在着真正决定的决定”（Sayeau 24）。

索亚认为，这使巴迪欧试图同时避免一种存在于事件发生前的主体性、而将主体性维系于事件中的“空虚”对真理的回应的做法失去了着落，而导致前后龃龉。他援引巴氏在《非美学手册》（Handbook of Inaesthetics，2005）中有关“对空虚（void）的折磨（即空虚的地方）建立了真理主题，但这种折磨并不会产生任何控制力量”的论述（qtd. in Sayeau 22），指出在巴迪欧那里，事件的发生不依赖于先在的主体性意图，而是在自身“空虚”的过程中即时生成的，这个过程成为了真理的一部分。索亚认为，这体现了巴迪欧“ 通过以这种方式改变主体性的定义（主体形成对事件的回应，而不在事件发生之前），他只允许自己回避所有关于体验、社会建构和实践的重复性的问题”（Sayeau 22-23）的用心，即让事件摒弃任何因果关系与解释，而“陷入决策主义的突然及其浪准漫主义的时间性（sudden and quasi-romantic temporality of decisionism），故意使自己对可能影响决策本身的所有条件视而不见”（Sayeau 24）。这与巴迪欧自己上述神秘的公理主观性形成了内在矛盾。索亚引用里卡多·尼伦伯格（Ricardo L. Nirenberg）与大卫·尼伦伯格（David Nirenberg）联袂发表于2011 年的一篇论文《巴迪欧的数：对数学本体论的批判》（“Badiou’s Number: A Critique of Mathematics as Ontology”）中的论断，认为巴迪欧由此陷入了“毕拉哥拉斯陷阱（Pythagoric snare）”：“在从他的理论论证中推论出哲学与政治上的后果时，巴迪欧将非正式模型的偶然性属性与公理的必要后果混淆（我们将这种混乱称为毕达哥拉斯陷阱）。结果产生的政治哲学主张在用来证明其合理性的集合论中没有基础”（Sayeau 22）。这也导致了安东尼奥·凯尔卡诺（Antonio Calcagno）在《巴迪欧与德里达：政治，事件及其时代》（Badiou and Derrida: Politics, Events and Their Time, 2007）一书中的断语：“对巴迪欧来说，无法确定的力量迫使或推动主体进行决定性的政治干预”（qtd. in Sayeau 25）。那是种并不彻底、而重新退回到了形而上学中的干预：原因的神秘性看似淡化了原因，实质强化了原因。

神秘的不确定性，作为原因对事件的引发也是可疑的，它其实无法引发事件，因为原因在神秘色彩中的强化，已把事件预设（决定）为了事实。作为进一步参照系，英国杜伦大学教授蒂莫西·克拉克（Timothy Clark, 1958—）的著作深化了索亚这一分析。克拉克认为，这种神秘性与康德美学有关。在克拉克的描述中，康德美学相信对图像、段落或文本的精确感觉是不可翻译的，这样，康德把成功艺术作品的独特之处与人们认知前的秩序与和谐感联系在了一起。暗示的不可判定性，就像巴迪欧上述神秘的不可确定性，使“康德继续以某种方式恢复这种独特性，从而形成了众所周知的美学理想主义”（Clark 7）。独特的形式或形象意味着一些不可替代的东西，倾向于抵抗一般的概念，但康德的困难在于，“singularity”本身必然是一个空洞、纯粹的术语，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东西都是不规则而独特的，甚至桌上的小污点或苍蝇肠子，除了说它们具有独特性，就什么都无从说了。为了仍然能说，康德引入了判断行为在艺术及其它方面的反思性，最终把论点归结为了自然与人类的超越的目的性，推出了一种思辨性的形而上学。这般对待独特性的康德主义路线，是用反思性取代了独特性。但克拉克澄清道，文学的独特构思决非与人类判断的某种反思性必然纠结在一起的东西，后者看待文学的方式仍属于认识论，因为它是预设的。这些颇为精辟的分析，某种程度上揭示了那种强调独特色彩的事件论的共同症结。就此而言，对独特性的强调不足以界说事件的性质。索亚需要换一种角度和思路，从文学中继续探寻事件的真谛。他由此将眼光转向了德里达，简要考察了其事件论，发现“德里达关于事件的一般概念，与现代主义及其从福楼拜开始的发明家的特征非常接近”（Sayeau 26），也更接近于他在《反事件》中讨论的文学。文学作品的适时引入，为他自己基于日常性的事件思想注入了与众不同的元素。

叙事发展同质性与现代主义

以巴迪欧思想批判为中介论证了事件无法被从原因的神秘性中引发出来、从而不与日常必然对立后，索亚试图“用‘事件’一词来描述现代主义叙事的某些特征”（Sayeau 28），认为在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下，平庸的情节每每被后世探讨叙事作品者驳回，后者支持偶然的事件。叙事学便将对事件的多变节奏的识别与解释作为中心任务。正如彼得·许恩出版于2010 年的《英国小说中的事件性》一书所指出：“决定性的转折点”是事件，致力于“展示这一事件可能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的叙事文本类型则为事件叙述（Hühn 201）。这典型地突出了事件的反日常性。

针对这种区分日常与反日常的惯例做法，索亚转入了对文学、尤其是小说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研究，表示“我们需要从对文学是什么以及文学如何运作的直觉理解开始。首先，文学总是应该发生某种事情”，因为“文学作品都基于事件的发生，无论所讨论形式的具体动态如何”（Sayeau 29）。进入其考察视线的著作是伊恩·瓦特的《小说的兴起》。在瓦特看来，小说的兴起是由于“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种用个人经验取代集体的传统作为现实的最权威的仲裁者的趋势也在日益增长，这种转变似乎构成了小说兴起的总体文化背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实主义”一词也从中世纪时那种一般性现实内涵，开始向“一种通过知觉得到的个人对现实领域的信念”转变（瓦特 7）。笛福等早期小说家的创作，便体现了个人主义与小说在发生学意义上的联系。但索亚发现，这种转向日常性的情况，在构成了质变的同时也渐渐趋于另一种新的固态，直接点燃了现代主义叙事的引线。他援引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Sartre: The Origin of Style, 1984）一书中的说法来深探此点。后者将小说的诞生形式与历史上已知的不确定性的出现联系起来，这种不确定性一度被认为是重要的事件，但它终于逐渐走到了新境遇面前。索亚分析道：

随着传统生活模式的崩溃，生活的毫无疑问的仪式随之发展，无聊逐渐成为一种可能的生活质量，事件、体验、真正发生的事情的概念变得有问题：当并非所有事物都是真实的生活时，只有某些事物可以被告知并且可以构成轶事或故事。小说本身从一开始就是这类新的事件，出现在封建世界崩溃之时。但在现代，即使这种形式通过其历史与民族差异而反映出来，中产阶级社会的某些同质性（homogeneity）本身也已成为可疑的问题——没有值得一提的普遍公认的生活方式。（Sayeau 35）

这种同质性需要被新的力量打破。索亚认为在现代主义时期，上述原始危机开始成为了叙事创新的出发点。他相信“ 日常生活并不是现代主义小说试图表现的一种外在的时间性，而是对历史的组织和对现代主义叙事发展的驱动”（Sayeau 40），易言之，日常性并非简单作为现代主义叙事的对象而存在，它更是一种方式、一股推动现代主义叙事实现新发展的力量。索亚由此提醒人们注意到一个更为基本的事实：现代主义叙事是在内部矛盾——对创新的冲动与遵循所接受形式的必要限制之间的矛盾——中行进的，这才是文学现代主义发展的实际特征。他认为所有现代主义叙述都是温和的现代主义。据此，他再次重申“尽管我们通常将现代、进步、进化、发展与震惊联系在一起，但对于每种加速模式，我们也可以发现，当我们从表面下看时，焦虑是由于加速的副产品或意外的副作用而产生的”（Sayeau 41），这种副产品就是始终伴随发展进程而存在的日常生活背景，说到底，“日常生活本身正在吞噬将其带入世界的渐进式现代化进程”（Sayeau 41）。几部聚焦“19 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日常的反事件的时间性（anti-evental temporality of the everyday）”的现代主义叙事名著（Sayeau 41），遂被索亚援以为阐释个案。他阐释了福楼拜、康拉德、威尔斯与乔伊斯等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并以福楼拜为重点追踪了反事件的日常性。

中断/ 重复之冲突：跳跃美学

索亚联系福楼拜所处时代的背景展开阐释。他从性格气质上发现，无论在浪漫维度还是政治维度上，福楼拜从来不是对事情显示出忠诚的人，相反对当时席卷法国的1848 年革命及将要取代它的权力结构，表示深深的怀疑，流露出对有关社会复兴的任何信仰的幻灭情绪。据索亚之见，福楼拜对政治形势的这种抵制，暗含着他将浪漫性的腐蚀暴露于日常生活琐碎时间中的用心，后者一方面作为病态的短暂状态而使人分心，另一方面也以其自身基于免疫力的逆转，弥补日常生活的平淡无奇。索亚援引了本雅明在巴黎单向街研究中的著名断言，认为“19 世纪的首都”充满了无聊，一度沉迷于新颖性却又被停滞所困扰，认为在法国没有一位作家比福楼拜更好地抓住了这一矛盾，并有力影响了康拉德、伍尔芙与乔伊斯等人的创作，因为“作为现代文学中反事件转向（anti-evental turn）的基本形式”，“福楼拜的小说既记录了对事件的冲动，也记录了事件并未能到来的热情”（Sayeau 132）。《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 1857）的主题正维系于此。这部小说被索亚视为现代主义反事件的起源，以及反事件转向的最为重要的时刻。他围绕“中断（interruption）”与“重复（repetition）”这对关键词，从两者的冲突中具体分析了反事件的性质与意义。

这具体是从小说著名的开头引出的。索亚认为，这个开场表现了两种时间性模式的冲突，那就是中断与重复。在作家对夏尔的帽子及肖像的纠缠不清的描述中，叙述偏离了轨道，而陷入了无休止的转喻，直至其在全班的笑声中消失。至于夏尔结结巴巴地说出自己的名字，同样在效果上让重复的时间性战胜了事件的中断。索亚观察到，福楼拜表现日常生活的一种标志性手法，是不厌其烦地一遍遍重复描述一个相当详细的动作，并以其不可言传的时态，显示出它们仿佛已是习惯性动作的一面，诸如此类的段落对译者确乎构成了一种挑战。这种情况在女主角出场后变得更为显著。索亚指出，从爱玛首次出现在小说中起，规律性与重复性就一直困扰着她。新事物的进入被描述为一种震撼，它动摇沉睡中的理性，发动了一个新的故事，同时扰乱了正在进行中的故事，使故事在被平息中不受阻碍地进行下去，由此也将新势力的威胁遏制在陈词滥调中。各种形式纵然同时组织着日常生活，并对它作出着预测，但它们共同的努力，却不能减少日常生活中残留的与不可简化的东西，后者逃避了所有制度与形式的控制，使每天的生活都在消亡（中断）与重生（重复）中度过。重复，最终会变得有规律，使对事件的预期以及由之而来的不可避免的崩塌，构成了爱玛的主体性。索亚指出，事件的狂喜从一开始就已经是属于每天的了，时间上的中断延长为持续的陈词滥调，形成了忧郁的同化趋向，对《包法利夫人》而言，剧烈变化的时代性，其实乃基于主体与先例关系的某种概念化。在这个意义上索亚感到，“福楼拜揭示了在一个假定充满革命活动和快速变化的时代下运行的停滞”（Sayeau 104），运动与静止的关系，构成了缠绕于这部小说中的生活真相。

当这样阐释时，索亚并未鼓吹爱玛逆来顺受这一观念。他认为这部小说绝非“自然主义”的简单演绎，因为对于那些扼杀主观能动性的力量，爱玛从未放弃抵抗。索亚注意到，在表现爱玛对日常生活的纠缠和逃避这点上，整部小说都被具有积极色彩的情绪性动词笼罩着，但这种抵抗是复杂而半理性的，是一种对抗不可预见的事件的斗争。对此索亚解释道，爱玛被置于一种矛盾的境地，即希望发生一些新的事情，但在“她渴望”这一意义上，这件事情就已经不会是全新的，因为已经被爱玛赋予了某种预设。沿此索亚发现，在《包法利夫人》中，角色与作者本身都是“跳跃式”的，对自由间接文体的系统运用，使叙述者与故事所讲述的事实或人物的关系尽可能不确定，这样做的苦心，无非在于维持日常与看似反日常的事件的张力。

索亚指出无聊与日常生活有很复杂的关系，是后者不可觉察的本质特征。他由此转入对威尔斯的小说《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 1895）的探讨，提醒人们留意这部小说透露出的新的、更为自觉的焦虑迹象，即“如果崩溃不是来自系统的中断，而是来自系统不间断的运行，那该怎么办？焦虑不再是担心影响过程稳定运行的外部威胁，而是转向了对系统内部崩溃的预期”（Sayeau 111）。这部作品使读者开始怀疑，对线性进步论的破坏并非来自外在事件，因为它是一部对现代性与技术进步的最终结果充满了矛盾情绪的作品，生产过剩、现代性问题的缺失，以及对热力死亡假说的运用，成为作品的主要内容，它们都在反事件的日常性这一点上显得更为突出。索亚觉得，在小说中，机器尽管允许人们超越它，形成现代时间合理化的标志，但这种逃避带出的，是更多同样的、进一步的逃避，即对当前时刻那种令人厌恶的加速流逝的逃避。进步概念，于是在索亚的视线中被解构成了“人每向前走一步，也是向后退一步；时间的加速本身只是一种越来越快的循环运动”（Sayeau 104）。这是在机器化大工业生产进一步兴起后，事件思想所必然遭遇的反事件境遇。

这种境遇在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 1902）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索亚发现，在康拉德创作《黑暗的心》时，失业这一概念首次在经济与社会政策领域出现了。失业表征着一种时间性，其特征是将进展转变为停滞，将线性扭曲为循环，以造成当前行为与过去的先例以及未来的分歧。失业的性质在于短暂而强度大，但又呈现为空虚的当下，这种减速在索亚眼里，充满了一种矛盾性的、令人眩晕的加速感。他特别观察到，当小说主人公马洛到达刚果时，其叙事的原本“散漫的结构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转折——尤其是在时间节奏方面”（Sayeau 164），这个节奏上的转折不妨碍很多事情仍在发生，不过后者正在从连续的情节线中分离出来，而形成反事件。索亚总结道，“它们是行动，但它们显然不参与因果链，因此不产生累积意义”（Sayeau 170）。这可以视为对反事件转向的一句精要概括。在历数了上述作家的反事件书写后，索亚以“乔伊斯的反顿悟（anti-epiphanies）：小说的原子形式”这样一个章节标题归结自己的运思，用“高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一词来强调乔伊斯的作品在反事件转向方面达到的顶峰位置（Sayeau 189）。认为《尤利西斯》展示了一种新的日常艺术，它不再讽刺与批判日常生活，而相反对之进行乐观向上的提升，因为小说家相信通过记录一天的细枝末节，能释放出隐藏在混沌生活中的不可思议的元素。这是文学发展到现代主义阶段后的根本特征，它现在从事件的角度，获得了思想史上的一种独特证明。

反事件推演：从日常的巧合性到巧合的日常性

沿着索亚的上述理路，我们可以对反事件思想作一推演。如前面所述，在瓦特的论述中，传统小说兴盛的一个动因已经是转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例如笛福），那么福楼拜这部小说难道只是在重复这种早已有之的动因？不是的。作为与马拉美、瓦莱里等人的诗歌一起被公认为现代文学先声的小说，《包法利夫人》在对日常的巧合性进行描写的同时，写出了巧合的日常性，从而发起了索亚所谓的现代主义叙事的革命。我们在此作出的推演，是符合索亚题意的。

按亚里士多德悲剧净化学说的经典阐释，面对悲剧产生怜悯，乃由于遭遇悲剧的受难者是和我们每个人一样的人。这部小说之所以既让人觉得女主人公虽犯了过失，又不让人轻易产生居高临下的指责冲动，是由于，它写出了导致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过失根本上无法被小说中人所避免的必然性：日常生活中不但同样充满着诸如此类的巧合，而且从根本上看，日常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无法被任何人所挣脱的巧合。茫茫人海，细想来，人与人的邂逅难道不是偶然的巧合使然？在此意义上，有何理由轻易指责一部文学作品“充满了太多巧合以至于显得失真”呢？这种被警觉为不应丧失之真，倒原是人生的常态。因为日常生活本身的巧合性，始终前于和大于非日常生活、或者说叙事世界中的巧合。后者向前者的逐渐嬗变，是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发生转型的内在依据。

《包法利夫人》显著地体现了上述转型。就爱玛与情人的两次私奔而言，不但每次偶然的邂逅及其发展与结局是一种巧合，而且意味深长的是，她私奔了两次，把同样的错误犯了两回，或者说在情感上上了两次同样的当，这同样是一种巧合。两方面合起来，精致地描叙出了日常中的巧合。在一般作者那里，写出这种巧合似乎就已是全力所系，试图传达的效果也仿佛就是这个而已。更甚者，接下来如若写女主人公如何绝处逢生乃至报复，也未尝不可，那只是在不断强化这种日常中的巧合。福楼拜的写法之所以与此不同，而杜绝了我们轻易产生道德指责的可能，相反隐隐同情起爱玛，是由于他在写出了一个悲剧的日常巧合性的同时，同时有力地写出了这种悲剧作为巧合的日常性的一面：人作为世界的一份子始终有测不准的、神秘而陌生的未知性一面，面对这始终未知的因素，命运无常是人的生存的常态，人因而在自以为得到的同时始终同时失去着，得而复失，失而复得，这是一种根本的生存论巧合，人只能随顺它而无力轻易改变它。我们可能不会陷于爱玛所具体遭遇的私奔命运，但这一点决不是我们由此优越地谴责她的理由，因为虽然不至于简单重复这种命运情境，我们每个人在和爱玛那样经历“在得到的同时始终失去着”这个生存的终极悖论——巧合的日常性上，又完全不分彼此而一致。巧合具有日常性，人人不脱其宿命，所以很自然地没有了轻易嘲弄他人的底气与资本。索亚总结道，“一个事件可能是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化或是一个浪漫情节的扭曲，就像日常生活的状况可能会形成一种宏观的文化萎靡或一个角色的日常无聊事件”（Sayeau 41）。他强调这还不只是在简单地以巧合的日常性置换日常的巧合性，即“这不仅仅是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上的平稳性之间的衔接，这在福楼拜的作品中具有核心的正式意义与主题意义，而不仅仅是简单而可扩展的主题或隐喻结构”（Sayeau 42），写出两者的张力，才道明了一个容易在一片追逐新奇之声中被遗忘的道理：当我们强调事件反日常的一面时，别忘了日常本身是一个更为根本与先决的事件。

也因此，索亚主张，从《情感教育》（L’éducation sentimentale, 1869）里我们更有机遇追踪到日常生活的时空性与心理。康拉德的《黑暗的心》在异国情调的调控中，让生存危机的剧变隐含于浪漫主义的残余中，预测了失业及其对人类经验的影响，并将其视为对现代主义的一种理解。威尔斯的《时间机器》则在乌托邦式闲暇所令人难以忍受的轻松气氛的重压下，对上一代政治理想及其代表性策略的崩溃予以了分阶段的展示。至于乔伊斯的《都柏林人》（Dubliners, 1914）叙述的故事，则随着“顿悟的无问题结构（issueless construction of the epiphanies）”的延长，凸显了其所代表的社会与心理瘫痪及其形式的“一丝不苟的平庸（scrupulous meanness）”的关系（Sayeau 44）。索亚由此提及詹姆逊早期有关萨特研究的工作，指出其从小说中的场景“描述发生某事而实际上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特征时刻（something happens without anything really happening）”出发，阐释了其中包含的叙述所产生的“恶心（nausea）”（Sayeau 47）：在反事件中，通过研究其中发生了什么而并没有真正发生的事情，适当淡化讲故事所带出的易读性，或者说叙事性意义上的事件，承认作品、尤其是现代主义叙事的复杂性在于每一天既是现代生活中反乌托邦的、充满事件变化的一面，又是现实世界中潜在的、反事件的意义重大者。“恶心（厌恶）”作为“烦（操心）”的同义语，归根结底发自西绪弗斯的生存困境——人在得到的同时始终失去着，惟其处身于这个怪圈中，人方成其为人。

这会淡化文学的政治批判功能吗？索亚认为此担心是过虑了。因为诚如前文所举英国人喝早茶生活显露出帝国历史的那例所示，凸显日常性地基的一大初衷，即是还原日常生活的政治维度，这比通常从激进的革命先锋性角度看待现代主义的政治性，在理解的深度上有了掘进，也由此深化了我们对学术史上一个重要拐点、即福楼拜开启现代小说以及暗合同时期语言论学理新质的理解。

由此对一个学术史拐点的深度澄清

当文学史家们盛称福楼拜为现代小说鼻祖时，这不仅是指他开始更多地刻划日常世界生活与心理。因为早在一个多世纪前，笛福等即已开始将笔触转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今天我们读《鲁滨逊漂流记》或许充满了冒险、猎奇的新鲜感，但在诞生时，它却是被作家当作个体日常生活来写的，刻意表现的是一个人的故事发展轨迹（后半部分中“星期五”的登场从对比意义上强化了这种个体命运），与古代作品比如荷马史诗热衷于群像叙述，殊异其趣，题材的现代性革命在那时（18 世纪）就已奏响了号角。而当个体日常生活经验逐渐成为文学题材后，它必然因主体性程度在近代的不断加深，即对外部环境的（为主体所宰制）理想化程度的要求不断加强，而欢迎并主动创造日常中的巧合。试看鲁滨逊的荒岛求生故事，表面上流离失所，实则处处充满了绝处总能逢生的巧笔，便堪称上述发展轨迹的明证。所以，在“日常性得到尊重”与“现代主义文学兴起”之间，有一大段历程，显露着现代文学想要克服并推陈出新的、较浅层次的日常性。问题于是归结为：倘若“日常性”不足以廓清文学的传统与现代，那么，从传统文学向现代主义文学转型的真正拐点在哪里呢？

答案是与福楼拜同时期的“纯诗”（瓦莱里）主张，以及“诗是用词语写的”（马拉美）等创作信念的确立，它们由传统反映性地描摹客观现实生活，逐渐转向凸显自身话语的组织与构造，能指的精心铺排等实践，都属于这一用心的体现，这与福楼拜精心驱遣法语来写作小说、试图在语词层面上散发独特意义的做法一致。其不止一次表示，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于他而言“是一次极好的训练”（福楼拜 94）。训练意味着语言上的惨淡经营。这一自述得到了索亚的强力支持。他通过考察也表明，福楼拜在创作《包法利夫人》时所写书信，很大程度上围绕着“非人格化”叙述（“impersonal” narration）等写作技巧而展开（Sayeau 51），想以他的新风格发起一次文体的革命。索亚颇为精准地认为“这些原因既改变了福楼拜作为一个独立天才的形象，也改变了文学发展只是社会经济条件的美学回声的观念”（Sayeau 55），其潜台词是，这逐渐摆脱了以客观实在性与主体性为旨归的传统美学观念，开始形成被索亚称作“一种风格的练习”的语言论自觉，它确乎带出了一种新的体裁。索亚聚焦于《包法利夫人》的第一部分来反复说明这一点，指出福楼拜几乎表演般地实现了他的新型形式的艰难诞生。小说开头所详尽描绘的夏尔那件以荒谬的复杂性而著称的衣服，被索亚中肯地解释为“挑战了文学现实主义的一个核心原则——世上的事物可以使用清晰而有效的描述”，事实却是“它是形式与材料不可调和的产物。我们得到的细节越多，对它的想象就越模糊”（Sayeau 64）。在此，细节来自语言的精心创造，相形之下渐趋模糊的想象（联想），则是试图实体性地去指及事物与世界的做法。如我们所见，对于语言构造的这种凸显，构成了福楼拜等一批现代作家的作品在异质语境中获得传神翻译的一系列挑战。

上述拐点与巧合的日常性同时浮现出来，恰恰以后者为实质。因为，自觉回归对语言结构的凸显，是看到了语言作为符号系统的任意性，并从深层次上将任意性理解为了巧合的日常性——语言之为语言，无非是符号之间的区分与差别，一个符号在符号群（语言共同体或曰言语链）中与前后哪个符号相区分，并不由主体意图所决定，而是碰巧的，这种碰巧而随机构成的任意性，倒是我们无从挣脱的语言常态，也即日常性。就此而论，最巧合的是最日常的，巧合已经无法和不必再从日常性中分离出来自成一体。这于是才超越了传统观念将语言视作传达工具时所设定的刻意性（狭义的理性或曰合理性，rationality）——刻意的，才是日常中的巧合性，它是被分离出来的和做成了那个样子的。在这种情况下，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产生并迅速取得世界影响，便属于情理中事。虽然创作界的福楼拜与仅比他小36 岁的、学术界的索绪尔表面上不具备直接联系，两者在思想观念中的上述共振，仿佛是一种偶然，然而往深处寻究，偶然中蕴蓄着必然，双方都在世纪之交思考人与世界在生存关系上如何合理调整（即索亚在上面对“世上的事物可以使用清晰而有效的描述”这一传统观念定势的反思），并不约而同地、艰辛地调整出了人有限地寓居于世界的新观念。语言就是这种新观念必然结出的成果，它以区分中形成的差别为意义的创造性源泉，接受和随顺符号群始终在更先决维度上与更大范围内的调控，将权力重组为话语政治，开启了包括文学在内的、至今不衰的现代人文景观。这也正是反事件转向的最终根本意义所在。

责任编辑：杜娟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5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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