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媒介问题

Original 王炳钧外国文学研究 2022-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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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德国 18 世纪的文本化进程与文学发展的关联构成了歌德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基本历史语境。文本化进程不仅为远程交流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削弱了身体在场的交往；媒介发展不仅服务于情感交流的需求，同时也生成了新的交往模式。小说在把印刷文化促进的“编者”、“前言”等辅助文本运用于虚构叙事的同时，将被虔诚主义与感伤主义推向发展高潮的交往媒介——书信推向极致 , 小说中收信人的缺席留下的空位，由匿名的读者填补。真实与虚构的交互杂糅，导致读者接受的困惑，提出了审美反思的挑战。印刷文化的进程不仅生成了新的表述方式，促进了文化技术的发展，同时也限制了面对面的交往。而体验要求的直接性与媒介需要的距离似乎总是处在一种紧张关系之中。

作者简介

王炳钧，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文学教授，主要研究德语文学及文学理论、文化学。

Title

Media Issues in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

Abstrac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rocess of textu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Germany constituted the basic historical context of Goethe’s novel,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 The textualization not only made long-distance communication possible, but also minimized physical intera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served the needs of emotional exchanges and, at the same time, generated new patterns of social interactions. The novel incorporates paratexts like “editor” and “preface”, which were promoted by the print culture, into its fictional narrative while perfecting the epistolary narrative, namely, the media of communication that had been pushed onto a more advanced stage by the pietism and sentimentalism. The void, which occurs due to the absence of the letter receiver in the novel, may be filled by the anonymous reader. The confusing mixture of reality and fiction leads the reader to a baffling reception and poses a challenge to aesthetic reflection. The advancement of print culture produced new forms of articulation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echnologies while curtailing face-to-face interactions. Experience and media always find themselves in a tense relationship simply because the former requires directness, whereas the latter needs distance.

Author

Wang Bingjun is Professor of German Literature at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His research is mainly focused on German Literature, Literary Theories, and Culturology.

Email: bingjunwang@126.com

1774 年，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 下文简称为《维特》）问世，为作者在文坛上的地位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而详究其原因，小说的成功并非来自美学因素，而更多是道德的原因。就其发表初期的接受情况来看，引起巨大反响的原因应该是以下几种：一是围绕自杀与宗教问题展开的讨论。《维特》发表的第二年，汉堡的牧师约翰·梅尔肖·歌策（Johan Melchior Goeze）便把该小说称为鼓动自杀之作。在《关于〈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简短、但必要的提醒》一文中，他要求对这种伤风败俗、传播丑恶行径、诱导年轻人自杀的作品进行严格的审查，“铲除这种毒草”（Goeze 15）。就基督教的理解而言，人的生命是上帝所赐，因此人没有权利结束自己的生命。二是“狂飙突进运动”所代表的对感性的强调。此前宗教上的虔诚主义运动与文学上的感伤主义无疑为此做了准备。心灵上的内省与以“自然”为合法性基础的情感交往，建构了超越等级制度的同仁共同体。这一方面松动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在英国经验主义的影响下，对理性主义的霸权提出了挑战。因此，代表内心世界的“心灵”，构成了这一时期的关键词。《维特》发表的初期，对于推崇感性的读者而言，“心灵”是衡量作品的唯一标准。诗人克里斯蒂安·舒巴特（Christian Friedrich Daniel Schubart）在他主编的《德意志年鉴》中这样写道：“我坐在那里，心灵破碎、胸腔颤抖，眼睛里滴着欲望的疼痛，我告诉你，读者，我刚——读完？——不，吞下了我亲爱的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我应该批评？如果我能够做的到，那我就没有心灵……我应该突出几个精彩段落？我做不到〔……〕建议你买这本书，自己去读！但要用心去读！”（qtd. in Trunz 524）第三则是小说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问题。在《维特》出版的当年，文学爱好者女伯爵奥古斯特·施托尔贝格（Auguste Gräfin Stolberg）在写给《缪斯年鉴》主编海因里希·博伊厄（Heinrich Christian Boie）的信中，在赞颂心灵与感受的同时，要求将作者与作品主人公区分开来，以避免读者由于对两者的混淆而把维特的观点当作被视为作品权威的作者观点来接受。“多么热诚洋溢的心啊！多么活生生的感觉！他〔歌德〕的心对自然、精神和心灵的美肯定是无比开放！我觉得，在每一行都可以感觉到，他是这样在思考、在感受，就如同他写的一样。我只是想看到，他应该驳斥维特的思维方式的错误，或者至少让读者感觉到，那是错误。我担心，很多人会认为，歌德自己是这样想的”（qtd. in Trunz 524）。而注重效果的启蒙作家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更为担心的是文学之美与道德之美的混淆，因此他要求歌德加一段“冷酷的结语”，“越玩世不恭，越好”，“做一些提示，维特如何就有了这样一种冒险的性格；相似天性的其他年轻人应当如何保护自己不走同样的路。因为，这样的人可能很容易会把诗意的美当作道德的美，认为让我们强烈同情的人肯定是好的”（Lessing 497）。

《维特》发表初期 , 在接受过程中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要求对作品的认同，另一种则是提醒规避这种认同可能带来的后果。而这两种接受情况的基本出发点都是把小说所写视为真实，所遵循的或是艺术模仿自然的标准，或是将文学视为真理的传声筒，而未把小说生成的世界作为虚构体系来看待，因而缺少一种虚构体系所要求的审美判断。这与被视为市民社会产物的小说的发展紧密相关。在 18 世纪，作为重要消遣手段的小说正处于发展期，它进入文学殿堂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即便不是像在 17世纪末期那样被看作是违背史实的“谎言”（Heidegger 92），直到 18 世纪中叶，在哥特切特（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的当时具有重要影响的《试论批判的文学艺术》（Versuch einer critischen Dichtkunst）中，“市民小说”也只有“低等位置”（Gottsched, VI/1 ：208），在该论著 1751 年加入论述小说章节的第四版中，崇尚模仿自然的审美标准依然要求小说表现历史真实：“小说的写作方式越是贴近历史，就越美”（Gottsched VI/2：477）。随着启蒙进程中英国经验主义的影响，特别是英国小说的影响，在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格勒特（Christian Fürchtegott Gellert）、拉洛施（Sophie La Roche）等小说家的努力下，小说体裁在德国逐步站稳脚跟。它的发展势头也推动了小说理论的探讨。在《维特》发表的同一年，德国首部系统的小说理论《试论小说》出版，在这一论著中，作家布朗肯堡（Christian Friedrich von Blanckenburg）把小说看作是作家创造的世界（Blanckenburg 264），从而为承认小说的虚构性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他一反理性主义把文学理解为真理传声筒的看法，明确强调小说的消遣功能，“小说作家首先是要表现人的那些让我们以愉悦的方式消遣的感受与行为”（24），以达到“促进人类改善”（41）之目的。

布朗肯堡对文学的消遣功能的关注所迎合的是文本化进程所带来的媒介转型。作为小说或者说文学发展大背景的，特别是由以“百科全书”为标志的启蒙运动所推动的印刷术的普及。印刷文化一方面将文学的发展推向高峰，为逐渐增加的识字的人群提供了通过阅读获取知识、打发时间的可能，另一方面它所促成的身体不在场的远程交往改变了身体在场的交往模式，使得理解与阐释变得复杂；在面对面的交往中可以有解释、补充、纠正的可能性，在文本交往中，由于时间与空间的不同步，转换为延宕、移位、猜想。这种交往主体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错位，也使得文字符号的问题凸显出来。传统的口头文化中的听众转换为想象中笼统的“看官”或“亲爱的读者”，讲故事的人隐藏在叙事人背后。交往空间的扩展促进了想象力的增强，作者作为身体在场的阐释权威的缺失使得文本的阐释变得不确定，特别是面对文学的虚构性，符号指涉与真实之间不可弥合的差异凸显出来，对号入座的文学解读模式显得困惑无助。类似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纪人”，讲故事的人的缺席所造成的故事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往往要由同样虚构的“编者”来弥补。

“编者”的中介功能

从文化史来看，“编者”是文本文化的产物，他起着搜集汇集知识、整理史料的传承作用。而印刷文化的发展普及则对口头文化承载的、储存于身体记忆中或记载于手书的知识进行了重组与规范化。在这一知识秩序的转型中，编者成为文本与读者交往中的重要一环。随着小说艺术在 18 世纪的迅猛发展，“编者”及其《序言》或《前言》的功能作为重要的叙事手段而进入于虚构机制之中，成为小说叙事结构的组成部分。通常被称为书信体小说的《维特》的故事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机制中展开。小说以编者的话开头，以作为编者的叙事人的报告结束，中间是维特的书信。文本开篇便把编者的中介功能凸显出来：“有关可怜维特的故事，凡是我能搜集到的，我都尽力汇集在这里，供你们翻阅，我知道你们将为此而感谢我。对于他的精神和性格，你们定会深表钦佩和爱怜，对于他的命运定会洒下你们的泪水”（Goethe 4）。而与非虚构的文献的编者所不同，小说中的编者不仅是文本与读者的中介，而且也介入于叙事之中，他不仅是“已经写就的”文字的“第一读者”，同时也是“第二作者”（Wirth, Die Geburt 13）。由此，事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问题凸显出来，前言是否是事实叙事还是已经是虚构的一部分？“虚构从哪里开始：在副文本之前还是之后？”（Kuhn 6）按照苏联符号学家尤里·洛特曼（Jurij M. Lotman）的理解，“艺术作品是无限世界的有限模型”（Lotman 301），使“艺术文本区别于所有非文本的界限”（300）便是由“开头”与“结尾”构成的框架（305）。作为处于小说开头的“编者”及其“前言”，一方面确定了文本的边界，同时也超越这一边界，承担着与非文本世界或者说读者沟通的任务。在法国文学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看来，这类“辅助文本”不仅是“协调文本与非文本的过渡区域，而且是一种跨界行动”（Genette 10），以便达成一种更好的对文本的接受。这种时间上生成于“主文本”之后的“前言”，一方面是对阅读的引导与操控，同时也表现出一种文学创作的自我反思意识。“这种在前言框架中作为自我描述的自我反思，除了包含对‘在同一系统中’描述与被描述间的差异的意识，也包含着对口头与文字话语间的媒介差异的意识，也就是自我观察与自我描述间的差异的意识”（Wirth, “Das Vorwort” 615）。

编者一方面以其“前言”营造出一种向文本化进程导致的匿名读者提供事实材料的语境，将读者引入文字生成的虚构世界，另一方面又通过对现实的指涉让读者与虚构保持距离，反观事实与虚构的关系。对于这一点，文字媒介特有的“脚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编者在 5 月 26 日的信中对“瓦尔海姆”（Wahlheim）这一地名做了如下注释：“读者不必费力去寻找这里提到的地方，我认为有必要把原信中的真名改换了”（Goethe 20）。注释在凸显虚构性的同时，又要求读者与虚构保持距离。本身含有“选择的家园”之意的“瓦尔海姆”这一杜撰词被表述为对“真名”的替代。也就是说，不论是被标记为“选择的家园”还是“真名”都只是在能指层面对真实的指涉。“这意味着，书写 [ecriture] 是一种符号游戏，它所遵循的不是所被赋予意义的内容 [signifié]，而更多是生成意义 [signifiant] 的特性”（Foucault 1008）。在这种游戏之中，虚构与真实的界限不断被打破。起初貌似真实的被揭示为虚构的，虚构的则不断指向真实。在前言中，编者只是作为作者遗作的管理者出现，似乎保证了文本的真实性与可靠性，这同时也意味着，他可以对文本的内容不负责任。从法律角度看，编者不是作者，不是维特书信的所有者，而他却拥有使用作者遗书的权利，把维特的书信提供给读者。他具有一种介于他所搜集的文件与读者间的中介作用。他利用管理者的权利，要求读者对书信中所述的内容认同，“让这本小书作为你的朋友”，让书本这一媒介替代缺失的朋友。如果说集合了“真实性”与阅读操控的“前言”尝试引发读者的共鸣，那么脚注的目的则是中断认同性的阅读，从而突显作品的虚构性。随之，编者摆脱了管理者的角色，通过删改暴露出了编者的“随意性”。6 月 16 日的信中对绿蒂阅读体验的注释就是这种为规避认同式阅读而做的自我审查，“我不得不把信中的这一段删掉，以不给任何人抱怨的机会”（Goethe 33）。而这种对阅读的操控，又把读者的注意力从文本的虚构世界引向了现实世界。

从历史语境来看，实际发生的接受情况似乎验证了这一注释所尝试的规避。它一方面涉及的是绿蒂所代表的“阅读的认同模式”（姚斯语），“我最喜爱的作家应是这样的：在他的作品中重新找到我的世界，他作品中描写的事情就像发生在我周围一般，并要觉得他的故事亲切有趣，宛如自己家里的生活，它虽然不是天堂，可是总的来说却是一个无法言表的幸福源泉”（Goethe 34）。绿蒂在小说中所寻找的是自己已知的熟悉的世界的写照以及与自己情感的共鸣。而另一方面，对《维特》的接受大多以“作品反映现实”的写实要求为基本出发点，无论是围绕维特自杀问题展开的莱辛与格茨的论战，官方对该小说的禁止，还是作为小说原型的绿蒂及其丈夫克斯特纳对小说的反应。而恰恰是小说对现实与虚构的交织杂糅使得两者的界限不断被超越。这种现实与虚构界限的滑动关系也导致了小说发表初期接受的困惑。

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编者逐渐放弃了遗作管理者的角色，从一个文献的提供者、编辑者转换成为虚构文本的一个重要因素：叙事人。伴随着主人公的逐步沉默，编者介入了情节发展，成为维特经历的代言人，他像主人公的影子一样伴随着维特最后的日子，从外部视角表述着维特自杀的准备过程、死亡过程以及之后的故事。尽管他极力尝试保持编者应有的“客观”立场，通过精确的时间交代，描述着在主人公身上发生的一切，而这种观察、叙事做法的效果却与开头的编者按相呼应，吸引读者对主人公的同情。而结尾的互文提示：“桌上摊开着《艾米莉亚·迦落蒂》”（Goethe 223）不仅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了文本之外，影射着两年前发生于的文学系统内部的、读者还记忆犹新的事件，而且也是对如何理解小说的一种暗示。莱辛的这一剧作表现的是为了对抗宫廷专制的权力滥用，保持道德贞操，而将匕首对准自己女儿的“市民悲剧”。如此，这种看似冷静的观察再度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了现实的当下。“在其操纵接受的功能上，辅助文本确保了文本的话语衔接能力，引发了话语交往链条，以及可理解为述行的作品与作者的生成的动态性”（Reinhard 10）。如此，洛特曼所说的文本与非文本之间的界限，或者说，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不断被打破、被僭越。

作为“引导注意力，有目的地操控公众对文本与作者的感知”（Reinhard 13）的中介机制，编者这一角色同时也反映出文学市场出现所导致的文学交往关系的变化，折射出 18 世纪作者版权的产生带来的文学生产与接受的转换。在德国文学研究者乌维·维尔特（Uwe Wirth）看来，18 世纪的“文学作者正是诞生于编者的虚构性”（Wirth,Die Geburt 16）。“当人们创建文本的所有制秩序时，当关于版权、关于作者与出版者、关于再生产权利等等的严格的法律颁发时，——即在 18 世纪末期和 19 世纪初期——在这一时刻，潜在于写作之中的僭越的可能性，便逐渐具有了内在于文学之中的要求的特点”（Foucault 1015）。

作为情感媒介的书信

从媒介史的角度看，书信的产生归功于文字。文字的出现使得超越空间距离传递信息成为可能。对此，书信构成了弥补面对面交往缺失的桥梁，成为了身体不在场的你我交流的媒介。书信作为语言的代表摆脱了身体的在场性，通过手书作为写作者的身体痕迹而模拟身体的在场性，并以此衔接被空间距离所隔断的面对面的交往中身体在场的两极。作为文本化的媒介，书信承载的是个体的交往愿望。而写信的过程同时也是通过自我描述建构自我、通过想象建构他者的过程。写信人的述说欲望与冲动完全依赖于即时的状况，而不像在口头交谈中那样受到对方的启发与影响。

在《维特》中，维特在写给威廉信中已经注意到了媒介差异所决定的不同的交往模态：“如果不是写信，而是当面跟你聊，恐怕要你陪到天亮”（Goethe 44）。与口头表达相比，书写要求一定的经济性，因此不可能赘述。从时间上看，书信交往中断了口头交往的共时性，相对的同时性让位于一种不确定的先后顺序。书信交往本身所具有的“迟到性”一方面为回应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则生成了对回复的期待。而信中所表述的状况到达收信人手中时，可能已经过时。在给威廉的 5 月 17 日的信中，维特写道：“这封信你可能会喜欢，它已完全是历史的”（17）。也就是说“过时的”。而书信交往的另外一种状况，则是不回复，如教师之女对他丈夫做生意的状况的描述：“‘他们想骗他’，她说，‘因此没有给他回信’，所以他亲自去了”（25）。由于反馈的延宕，书信交往具有一种不确定性，而交往的可靠性只有通过身体的在场才能获得。

在启蒙运动的推动下，知识的传播、生活的文本化在 18 世纪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扫盲的进程，写作不再受阶层与职业的限制，而进入私人生活领域，日记、书信逐渐成为识字群体的日常现象。始于 17 世纪的宗教上的虔诚主义运动注重僧侣知己间的忏悔与心灵倾诉。在 18 世纪世俗化的进程中，这一倾向在感伤主义中转换为知心朋友间的心灵倾诉，书信往来成为表达友谊的重要手段。“就其特性来看，书信更多是作为一种貌似透明的媒介，为直接、无损耗的表达与传递自己的感觉状况、内心的动机状态、情感的性格描写等等开通了道路”（Wegmann 77）。利用这一媒介，市民阶层建立起一种超越等级与政治限制的社会关系模式。“由于其经济地位的不断增强〔……〕市民阶层产生了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价值感，因此它寻找一种恰当表达这种新获得的自我价值感的可能。市民自我开始重视自己，重视自己的感受与思想，它审视自己，并必须表达自己”（Nickisch 44）。这种“几乎不可抑制”（45）的表达的渠道便是书信。因此，德国的 18 世纪被称为书信的世纪。“歌德时代是德意志书信的经典时代，在这一时代，书信被提升为共同思考、感受、追求的承载者，并以此被推向了社会生活的中心”（Raabe 9）。

在这种语境中，英国作家塞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将书信形式运用于虚构作品，生成了书信体小说。书信适合第一人称叙事的特点恰恰迎合了此时对情感与经历的推崇。而与理查森、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小说中书信相互往来的状况所不同，处于狂飙突进时期的《维特》小说将对激昂的文字交往的渴望推到极致，原本的收信人、交往的接受一方的回复缺失，读者能看到的只是维特对收信人威廉的提及。由于身体的不在场，面对面交往中的特有的动作、体姿、目光、表情、声音等在书信中缺失，书信人也不需要面对交流对方的期待。收信人的形象只依赖于写信人的回忆或想象。因此，书信本身具有独白的特点。而这种独白式的表述更强化了主观色彩，收信人角色的缺失突出演示了维特的书信书写的主体自我建构特点。因此，研究界对《维特》是否可以归为书信小说，提出了质疑，认为维特的单向道的书信更贴近日记（Storz 21; Wirth, Die Geburt 223）。而在法国心态史学家飞利浦·阿利耶斯（Philippe Ariès）看来，无论是日记还是书信体裁，都与个体的自我意志的表达紧密关联（Ariès 11）。书信的写作者维特所进行的是一种单向道的交往，它更使得深陷于内心世界之中的维特的情感强度凸显出来。对此，主人公从文学研究中获得了有如“情感巨人”等称号（Gundolf 106）。而在这种文学交往中，读者取代了缺失的收信人，直接面对虚构的书信。若是在相互写信回复的书信往来中，读者将是维特与威廉书信往来的有距离的观察者，并不会感到自己是维特书信的对象。通过设置一个收信人，“文字的媒介特点”在阅读过程中被遗忘，“所读的东西表现为一种谈话”（Binczek 166）。书信一方面借助文字模拟身体在场的交往的直接性，使书信被看作是真实的生活经历记载，另一方面通过搁置媒介的间接性，达到面对面交往的效果，以迎合读者对真实体验的探寻。而在模仿在场性的同时，小说叙事生成了一种超越口头表达的叙事方式。“作为塑造媒介，文字所具有的建设性意义在于：启发生成为读者的想象而模仿言说和叙述行为的身体性的表达形式。叙事写作开始把自身理解为口头叙事的文字提升形式，并学习不是讲故事，而是让故事作为想象序列在场”（Stiening 12）。

如此，在文本化的进程中，阅读以及文字的交往成为了人的“第二自然”，如德国重要文学研究者阿尔布莱希特·科朔克（Albrecht Koschorke）所言，“从社会与媒介的协调的空间中产生了第二自然，一种新的直接性”。“而进入符号世界的读者，为了纯粹的幻想，忘却了符号世界的间接特点”（Koschorke 431）。正是这种文字媒介导致的虚构与真实的交织错位，使得步入第二自然的读者面临解读世界的困惑。而针对读者与符号世界的认同，歌德在《维特》小说的第二版（1775 年）下卷的开篇以维特的口吻加进了“像个男子汉，别随我来”的字句。这种对小说产生的影响的弥补，使得我们此前谈及的作者、编者、叙事人、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

直接体验与媒介的张力关系

这种对经历的直接性的要求与媒介的间接性构成的矛盾，也表现在《维特》小说文本中。身体的在场是直接互动交往的基础，而身体缺失的交往则依赖于媒介。涌动于身体内的情感需要外化，需要通过媒介得到表达。对于 18 世纪从感伤主义到狂飙突进至关重要的“流泪”，所代表的便是科朔克所说的“身体流”，而它与同时存在的“文字交往”处在一种既对立又交织的关系之中。“感伤与文本化是同一进程的两个互补现象”（Koschorke 190），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小说中著名的“克罗普斯托克”场景之中。“绿蒂胳膊肘撑在窗台上站在那里，她的目光注视窗外周围。她仰望天空，又望望我，我看到她的眼睛充满泪水，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说：‘克洛普施托克！’我沉浸在她用这句口令而倾泻于我的感情流之中。我忍不住垂在她手上，饱含喜悦的泪水亲吻它”（Goethe 43）。“克罗普斯托克”之所以能像暗语一样，打开一触即发的情感流的闸门，是因为作家克罗普斯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集中代表了感伤主义的主要倾向：志同道合者之间的心灵交往、友谊、爱情；而克罗普斯托克之所以能为“我的心与绿蒂的相遇”、为他们的直接的情感交流到身体的触摸创造空间，是因为他的文字作品，因为他是感伤主义的符号。这个符号不仅标志着他们的志同道合，而且也说明他们是具有同样阅读经验、同样解码能力的读者。“如此，两人相互向对方表明自己的作为知情者的身份，即读者。通过读物这一桥梁，他们从此可以确信他们的内在的一致性” （Koschorke 158）。换言之，恰恰是文字为他们的对直接性的追求打开了通道。对于已经接受文本化的人而言，通过作为弥补的媒介才能重构缺失的直接性。

维特把感受视为一切的源泉，把“心”看作是个性的独一无二的标准，并把它与理智、知识相对立。“他对我的理智和才能的欣赏也远超过对我的心，可我的心才是我唯一的自豪，惟有我的心灵才是一切的源泉，一切力量、一切幸福和一切痛苦的源泉。唉，我知道的，谁都可以知道。只有我的心才为我所真正拥有”（Goethe 142）。他以直接体验为生命的基本标准，而排斥一切“死的”知识，“不要让书籍来烦我”（11）。而他的行为却始终由媒介或者说文字产品相伴随，无论是上卷中基调般陪伴他感受质朴生活，在自然中寻找自我安宁的荷马，还是下卷中烘托死亡笼罩的灰暗氛围，影射他的“死亡之症”的《奥西安》。开始让他与绿蒂建立友谊的是他们关于文学阅读经验的交流，他死前与绿蒂最后的共同活动依然是文学：朗诵他自己翻译的《奥西安》。

感受与表达、直接与距离似乎处在一种不可解的矛盾之中。其悖论在于，正是对直接性的追求阻碍了对所感知的、所经历的表达的可能，因为表达需要媒介，无论是文字还是绘画，而这些表达方式又依赖于媒介的距离特点。这一矛盾突出表现在维特沉醉于自然的 5 月 10 日的信中：“我是多么幸福啊，我的挚友，我完全沉浸在宁静生活的感受之中，以至于把自己的艺术也搁置在一边。我现在无法作画，一笔也画不了，和以往相比，此刻我是位更伟大的画家”（Goethe 8）。这里，自然与艺术、直接体验与表达似乎处在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之中。与自然的认同抑制了表达能力，在折服于自然，与其没有距离之时，一切表达可能都显得无力，都失去了效应：“啊，你要是能把这一切重现，要是能将你心中如此丰富、如此温馨的情景写在纸上〔……〕那该多好！”（9）而在感受最强烈之时，表达的愿望也随之产生。这时他首先想到的是书写。书写不仅意味着距离，也包含了摆脱“光晕”，超越感受瞬间，得到记载、进入流通的可能。同时，书写也具有规范作用。“书写的姿势服从于一定的线性。”书写的“这种结构把我们在世界中的存在的整个维度带入一种形式之中（in-formiert）”（Flusser 262）。作为媒介，不仅书写是一种“文化技术”，绘画也同样如此。5 月 26 日的信中描述的维特绘制两个小孩的画作的情形所表现的是类似的问题。“我便在对面的一张耕犁上坐下，兴致勃勃地画下了这兄弟俩的姿态。我又添上近处的篱笆，仓房的大门以及几个坏了的车轱辘，所有这些都按其前后远近的位置加以处理，经过一小时便完成了一幅精心布局、意趣盎然的作品”（21）。他的画作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通过“布局”以及对背景的透视处理，在他所理解的“自然”中，加入了艺术表达所需要的因素。换言之，是“文化技术”的运用，是经过训练的“绘画之眼”才使他的感知对象成为绘画的“客体”。

同样，维特也把习得于阅读的文化技术运用于对绿蒂的观察：“不 ! 我不哄骗自己！我从她的黑色眼睛里可以读出她对我及我的命运的热忱关心！是的，我感觉得到，这点我可以相信我的心，她——我可以，我能够用这些话来表达上苍吗？——她爱我！”（65）而像对文字（在维特看来是“冰冷的死字母”）一样对绿蒂进行解读，一方面意味着对直接性的、有身体接触的爱的放弃（Binczek 167），同时也意味着对活生生的人的抽象、压缩。直接的身体体验的爱情的不可能导致了对媒介意义的夸大，转化为物恋。这一点表现在维特为绿蒂画像的尝试上。“绿蒂的肖像我动手画了三次，三次都出了丑；我为此十分苦恼，因为不久前我还是画得惟妙惟肖的。后来我就为她剪了一幅剪影，以此聊以自慰”（Goethe 71）。追求直接接触的欲望冲动消解了绘画需要的距离，而需要通过抽象在想象中生成绘画缺少可触摸的质感。他想像用陶土、蜡酯这样一些可触摸的物质来代替绘画，以弥补身体的缺失。而剪影让他获得的只是一个略去了面相特点的轮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记载生动特点的肖像成了暗含死亡影射的剪影。“剪影”意味着投射“影”子的人的缺失。如同维特把剪影作为遗物留给绿蒂，恢复“形影相随”的状况一样，绿蒂送给他的生日礼物：粉红色蝴蝶结将为他陪葬，他们相识时引起维特关注的绿蒂佩戴的粉红色蝴蝶结既是爱情的符码，又是爱情禁忌的警示符号，这种禁忌只有在死亡中才能取消。

结语

诚然，关于维特自杀的原因有多种不同的阐释，诸如社会矛盾、爱情的绝望、心理疾病等等，由于篇幅关系，此处不展开论述，同样，小说涉及的其他侧面，本文也不得不省略。笔者之所把注意力聚焦在媒介问题上，是因为，无论从历史语境还是文本中的表现来看，歌德处于文学发展高峰期的小说一方面利用了文本化进程带来的契机，推进了小说的发展，使得作为虚构文学的小说得到了广泛承认，另一方面则演示了直接的体验要求的膨胀与媒介要求的距离之间的紧张关系。作为历史的生成，媒介不仅只是中介工具，而且对人起着重要的塑造作用，它不仅为人的表达提供了通道，而且参与建构了历史中的人。

责任编辑：刘云飞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5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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