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斯的终结：17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历史性转型

Original 吴笛外国文学研究 2021-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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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自公元10 世纪至17 世纪，俄罗斯文学一直独立于世界文学进程之外。17世纪则标志着“古罗斯文学”（古代俄罗斯文学）的终结，是俄罗斯文学从古代向近代文学转型的一个世纪。然而俄罗斯近代文学是否如普希金所说，没有祖先没有谱系呢？本文主要就俄罗斯文学在17 世纪的富有历史意义的文化转型入手，对这一问题做出呼应，并探索古罗斯文学终结的历史特性，认为俄罗斯文学的转型既与俄国社会历史语境以及俄罗斯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同时也与世界文学的进程，尤其是西欧文学中的大量世俗性作品在俄国的译介具有一定的关联。正是这两个方面的作用，引发俄罗斯文学创作逐渐背离宗教题材以及反抗异族战争的英雄题材，开始贴近日常生活，并向社会现实题材转向，为其后的俄罗斯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简介

吴笛，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俄罗斯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

Title

The End of Old Rus’: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n Literature in the 17th Century

Abstract

Russian literature was consistently independent from the advancement of world literature from the 10th century to the 17th century A.D. The 17th century marked the end of “the old Rus’ literature” (old Russian literature), and it was a century in which Russian literature went through its transition from antiquity to modern literature. But did the 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 as Aleksandr Pushkin said, develop without ancestors and genealogies? By taking the historical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n literature in the 17th century as a point of departure, this essay tries to respond to this issue and explore the special historical reasons for the end of old Rus’ literature, arguing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n literature is closely related not only to the Russian socio-historical context and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also to the advancement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particularly, the Russian transla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secular works from Western European literature. It was these two factors that prompted Russian literature to shift gradually away from the religious themes and the heroic themes about wars against foreign nations. Consequently, it began to stick close to the daily life and extract its subject matter out of social realities, thus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the 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

Author

Wu Di is a professor at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oxing 312000, China) and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Russian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hzwudi@yahoo.com

俄罗斯文学的产生是以古代俄罗斯国家——“基辅罗斯”的建立为前提的。《剑桥俄国文学史》的编者认为：“俄国文学的起始年份，是传统的富有政治色彩的年份：公元988 年。这是基辅罗斯确定基督教为国教的年份”（Moser vii）。从10 世纪到17世纪，在西欧文学史中，属于中古文学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而同一时期的俄罗斯文学，则被称为“古罗斯文学”（литература Древней Руси）。这一古罗斯文学之所以终结于17 世纪，并且在其后的18 世纪迈向近代文学，与17 世纪俄国社会历史语境以及俄罗斯文学的历史性转型不无关联。

作家自我意识的萌发与文学独立价值的提升

普希金说：“我国的文学是在18 世纪突然出现的，这极似俄国贵族的出现，没有祖先，也没有谱系”（219）。普希金在此所说的没有祖先和谱系，尽管较为片面，但主要是着眼于俄罗斯文学传统而言的，是着眼于俄罗斯古代文学发展的现状而发出的感慨。而俄国文学在17 世纪从古代到近代的历史性转型中，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欧文学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起始于10 世纪的古罗斯文学在17 世纪得以终结，与俄国社会历史语境密切相关。16 世纪初，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最后收复普斯科夫和梁赞，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得以最终形成。在此之后，又有一些地区不断加入俄罗斯国家。一方面，新加入的地区带来了新的要素，新的习惯，新的风俗，新的艺术，另一方面，如喀山、阿斯特拉罕等原先非属于俄罗斯的新的地区的加入，加深了内在矛盾。到了17 世纪，矛盾激化，各种形式的农民起义不断地爆发，比较著名的有17 世纪之初的声势浩大的波洛特尼科夫农民起义，以及六七十年代更为壮阔的拉辛领导的农民起义。于是，中央集权的巩固以及对中央集权的反抗，体现在这一时期作家所创作的许多文学作品中。而17 世纪八十年代起彼得大帝执政后所实施的改革开放决策，更使俄罗斯文学开始走出固步自封的窘境，开始了向世界先进文化学习的进程，从而极大地影响了俄罗斯文学的走向。

独特的时代语境促使17 世纪的俄罗斯作家充分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职责，“17世纪作家的自我意识几乎达到了新时期的水准”（Лихачев 15:8）。17 世纪后期，文学自身所具有的独立的意义得到了人们充分的认可，因而各种题材的以现实生活为根基的文学作品开始呈现出来，即使是宗教题材的作品，也开始具有了宗教教谕小说的丰富内涵。

就文化氛围而言，在17 世纪，西欧文学中大量的世俗性文学作品，包括骑士小说，都开始被译介到俄国，引发了文学创作方面的显著的变化。根据俄罗斯学者统计，整个16 世纪，翻译成俄文的作品只有26 部，17 世纪上半叶，翻译成俄文的作品为13 部，而17 世纪下半叶，翻译成俄文的作品达到114 部（Левин 117）。由此可见17 世纪下半叶俄国文坛发生的变化多么剧烈。相应地，17 世纪下半叶，俄国文学在创作题材方面，也开始从宗教题材以及反抗异族战争的英雄题材逐渐向日常生活题材转向。

就宗教题材向世俗题材转向而言，17 世纪的文学创作对于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正是在这一世纪，文学自身所具有的独立意义和独立价值在社会上得到了人们充分的认可，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充分的重视。于是，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文学不再是宗教神学的奴仆，不再是阐释经文的附庸，也不再等同于具体的事务写作。由此，散文体作品的创作被赋予了更大的自由。在形式上，这一时期的作品打破了前期宗教文学的种种陈规和限定，作家们不断进行开拓创新，开始创作情节结构更为丰富、思想意识更为深邃、创作技艺更加娴熟、人物性格更加丰满的作品，譬如《戈列—兹洛恰斯基的故事》（Повесmь о Горе-Злочасmuu）、《萨瓦·格鲁德岑的故事》（Повесmь о Савве Грудцыне）等小说便充满了时代精神和生活气息。而且，诸如《萨瓦·格鲁德岑的故事》等小说作品，还被一些学者视为“俄罗斯文学史上长篇小说创作的最初尝试”（Пруцков 228）。而《俄国长篇小说发展史》直称其为“第一部俄罗斯长篇小说”，“其中，无疑有着未来长篇小说的多种萌芽的成分”（Бушмин 41）。

《萨瓦·格鲁德岑的故事》创作于17 世纪七十年代，其中描写了17 世纪上半叶丰富多彩的社会历史事件以及日常的百姓生活情景，作品中的同名主人公萨瓦·格鲁德岑是浮士德似的人物，他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但并不是为了获取知识，而是为了权势和享乐。不过，尽管魔鬼对他精心侍候，但是他最终幡然醒悟，在修道院中得到了灵魂的拯救。从作品的内容可以看出，这部作品尽管属于宗教教谕小说的范畴，但作者尤为关心年轻人的成长及其命运。

诗体作品《戈列―兹洛恰斯基的故事》也在一定程度上书写了年轻人的命运。在这部作品中，故事情节的引子是叙述与亚当和夏娃有关的圣经故事。作者书写他们如何违背上帝的意志而犯下了原罪，并被逐出乐园遭受苦难，但更为主要的，是强调这一原罪所产生的后果以及对于人类进步的意义。在情节的引子之后，作品转向了一对夫妇对一个年轻人的教诲。父母告诫这个年轻人要杜绝罪孽的行为，不可酗酒，不可纵欲，不可偷窃，不可撒谎，更不可对父母不敬。

而这个年轻人就是作品的主人公。在作品中没有出现过他的姓名，只是称他为年轻人。他因为不愿遵从父母循规蹈矩的告诫而离家出走。他随身带了很大数目的金钱。因为有钱，他纵酒作乐，身边围着一帮狐朋狗友。年轻人逐渐堕落，他耗尽了钱财，那群朋友也纷纷离他而去。他也只好动身去了异乡，寻求生存。

主人公在异乡开始了新的生活，经过努力，他积赚了很多钱财，于是他产生了结婚的念头。然而，在婚礼上，他犯下了又一个新的错误：炫耀自己的财富。由于他不加克制地自我吹嘘，于是引起了魔鬼戈列―兹洛恰斯基的注意。魔鬼跟随这个年轻人的行踪，关注他的一举一动，唆使他去干坏事。在梦中，戈列―兹洛恰斯基先是以自己的身份出现在年轻人的眼前，后来又以天使长加夫里尔的身份呈现。经过最后一次变化，年轻人开始遵从戈列―兹洛恰斯基的理念，挥金如土，纸醉金迷，最后落得一贫如洗。

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主人公只想投河自尽，了此一生，这时，该年轻人后悔莫及，不过，这个时候，魔鬼戈列―兹洛恰斯基又出现在年轻人跟前，并且与他签订了一份条约，答应供他吃喝玩乐，但是要求他必须绝对服从魔鬼的意志。这一情形，就像歌德《浮士德》中的浮士德与靡非斯特所达成的契约。于是，这位年轻的主人公被带到另一岸边，有吃有喝，但是受到魔鬼的管教，这使他回想起自己的父母，他想回到父母的身边，但是，这一点没有得到戈列―兹洛恰斯基的准许。然而，年轻的主人公下定决心去了修道院，成为一名僧侣。直到这时，戈列―兹洛恰斯基才永远地离他而去。

同样，《戈列―兹洛恰斯基的故事》尽管具有宗教教谕的内涵，但是其中已经开始有了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尤其是其中所塑造的年轻人这一形象不愿循规蹈矩，体现了探寻新的生活方式的时代精神，典型地反映了17 世纪文学不满现状、用于探索的这一重要的转型。

从宗教题材向世俗生活的转型

《戈列―兹洛恰斯基的故事》这部作品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17 世纪俄罗斯文学宗教题材向日常生活题材的转型。在此之后，俄罗斯文坛开始陆续出现了一些纯粹描写世俗生活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称为“世俗小说”（бытовая повесть）。文学作品从而有了坚实的现实意义。其中比较典型的作品有《卡尔普·苏杜洛夫的故事》（Повесmь о Карпе Суmулове）、《弗罗尔·斯科别耶夫的故事》（Повесmь о Фроле Скобееве）等。

在《卡尔普·苏杜洛夫的故事》中，卡尔普·苏杜洛夫是一个富裕的商人，他与妻子塔吉雅娜相亲相爱，但是，苏杜洛夫有段时间需要到外地经商，他找到了好友阿发纳西，请求他在必要的时候在经济方面能够帮助塔吉雅娜，等他回来之后必然加倍酬谢。阿法纳西满口答应了。丈夫走后，塔吉雅娜为了打发时日，经常举行聚会，邀请女士们参加，花费较大。三年之后，家里的余钱花完了，塔吉雅娜想起了丈夫临行时的嘱咐，于是，前往丈夫好友阿法纳西家里借钱。阿法纳西同意借钱，但是附加了一个条件：要求塔吉雅娜同他睡一晚上，就借一百卢布。可怜的女子非常为难，于是说，她需要同神父商量一下。

塔吉雅娜将自己向阿法纳西借钱的经历告诉了神父，谁知神父说，同他睡一个晚上，就可以借到二百卢布。十分惊讶的塔吉雅娜只得跑去找大主教。当她将自己借钱的经历告诉大主教之后，谁知大主教开口对她说，他在同样的条件下，可以借给她三百卢布。在这种情况下，塔吉雅娜只得依靠自己的才智，巧妙地作弄了三个男人，并且获得到了急需的金钱。

在这部题为《卡尔普·苏杜洛夫的故事》的作品中，尽管是以富商卡尔普·苏杜洛夫的名字为题名的，但是实际上作品所重点讲述的是富商的妻子塔吉雅娜的故事。在17 世纪的文学作品中，虽然没有作为题名，但是能以女性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这一事实本身就充分说明了时代的进步，更何况是与后来普希金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女主人公同名的塔吉雅娜，在这部作品中被塑造成一名忠贞并且聪颍的女性形象。相应而言，其中的三个男性却是有悖于自己身份的小人。塔吉雅娜面对困境，不屈不从，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她经过思索和精心设计，借助于时间的巧妙安排，将三个男人约来之后，又使得他们不得不躲进了箱子里面，让他们因贪欲以及背信弃义而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在《弗罗尔·斯科别耶夫的故事》这篇小说中，所叙述的是主人公弗罗尔·斯科别耶夫为了改变现实生活的困境而作出的一系列有悖于传统贵族道德观念的抉择。

斯科别耶夫是一名住在诺夫哥罗德的没落的贵族。住在此地的还有大贵族——御前大臣纳尔金―纳肖金，他的女儿安努施佳待字闺中。弗罗尔·斯科别耶夫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困境，就想打安努施佳的主意，通过婚姻来实现自己改变命运的愿望。他想方设法，结识了纳尔金―纳肖金的管家，并且通过贿赂安努施佳的奶妈，终于在一个圣诞节节期，以男扮女装的方式，混进了大贵族家庭举办的晚会，接近了安努施佳，利用举办游戏的机会，骗取了她的爱情。他由于地位低微，无法明媒正娶，所以，只能利用恰当的机会，弄到了一辆四轮马车，接走了安努施佳，与她暗中成婚。安努施佳的父亲纳尔金―纳肖金虽然怒火万状，百般刁难，但是迫于木已成舟，只能容忍这门婚事，认了这个“女婿”。弗罗尔·斯科别耶夫和安努施佳获赠了大笔财产和两块领地，从而过上了安逸的生活。

作者在这篇小说中，重点不是揭示主人公弗罗尔·斯科别耶夫的如何欺骗，而是反映弗罗尔世俗的选择以及他的机智与狡黠。而且，作者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无论是弗罗尔·斯科别耶夫还是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安努施佳，都表现出了一定的个性特征，两者都具有反抗传统道德观念、注重现实生活之意义的倾向。虽然这些表现世俗性的文学作品艺术成就还不算很高，产生的影响也相对有限，但是，就题材而言，反映了文学创作从中古的宗教神权朝近代生活的过渡。尤其是其中的世俗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后世西欧文学中的“往上爬”形象以及叛逆者形象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讽刺艺术的运用与民主意识的萌生

除了“世俗小说”，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品中，现实意义较强的还有“讽刺小说”（cатирическая повесть）。这类讽刺小说出现于17 世纪下半叶，它承袭了民间文学的传统，对宫廷以及贵族采取了讽刺批判的态度，表现出了鲜明的民主立场，正因如此，有学者将此界定为“民主讽刺作品”（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сатира）（Шелемова 35）。这充分表明讽刺艺术的使用对民主意识的萌生所发生的作用。这类讽刺小说的主题显得丰富多彩，所涉及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是，大多涉及到那个时代较为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如《贪赃枉法的审判》（Повесmь о Шемякuном суде）和《酒鬼的故事》（Повесmь о бражнuке）、《叶尔肖·叶尔肖维奇》（Повесmь о Ерше Ершовuче）等作品，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贪赃枉法的审判》是“根据穷富两个农民兄弟打官司的故事改编的。这篇小说揭露了17 世纪俄国昏庸法院的法官受贿的行为”（Гудзий 486）。该作品以幽默讽刺的手法，通过主人公的三次犯罪和三种惩罚的描写，揭示了法官的贪婪与法律的不公。贫穷的主人公借马运货时，由于没有借到轭，他就将绳子直接系在马尾巴上，结果弄断了马尾巴。于是，他成了被告，他与原告一起去城里打官司的途中，发生了第二件不幸事件，他在夜间从高板床上摔了下来，砸到了摇篮上，从而砸死了牧师的婴孩。于是，牧师也加入到了打官司的行列。进城的时候，穷苦的被告万念俱灰，于是决定从桥上跳入河中，了此一生。谁知，跳下去的时候，却砸中了桥下一名生病的老者，无意中砸死了这位老者。于是，老者的儿子也加入控告者的行列。

在法院审理中，被告不经意间向法官舍米亚金展示了一袋石头。可是法官却误以为这是用来对他进行贿赂的金银财宝，于是做出了有利于被告的判决：被告必须将失去尾巴的马留在自己的家中，直到尾巴长好之后才能归还原告；被告必须将失去婴孩的牧师的妻子接到自己的家中，直到与她生出新的婴孩后将她连同婴孩归还原告；还有，被告必须接受第三名原告从同一座桥上跳下来的一砸。

判决之后，法官就迫不及待地等待自己的贿赂，满以为可以从被告处得到那一袋金银财宝了，谁知，被告告诉他，袋里所装的是在不利判决的情况下用来砸死法官的石头。于是，法官尽管没有得到贿赂，却也庆幸自己的判决为自己捡回了一条性命。

如果说《贪赃枉法的审判》所讽刺的是法律，那么，在《酒鬼的故事》中，作者所讽刺的则是宗教了。在最后的审判时刻，酒鬼被挡在天堂大门之外，不让他进入天堂，然而在小说作者看来，喝酒不是酗酒，爱酒是民族文化的特性所在，酒鬼不是醉鬼，所以，在作品中，酒鬼说：“而我——我在所有的神圣的日子里喝着酒，但是，每一坛酒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誉而喝，丝毫没有弃绝基督，没有伤害过任何人〔……〕”（Лихачев 16:419）

《叶尔肖·叶尔肖维奇》（Повесmь о Ерше Ершовuче）是16 世纪至17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讽刺小说。该作品也是围绕法庭诉讼而展开的。被告和原告之间的激烈的辩论成为小说的重要内容。罗斯托夫湖畔的居民列西和果洛夫利殴打了叶尔肖，按照列西和果洛夫利的说法，叶尔肖是非法闯入本该属于他们的罗斯托夫湖区的。叶尔肖先是请求他们在此过夜，然后又小住了一段时间，就这样留了下来，并且生养孩子，还把一个女儿嫁给了万德什的儿子。随后，他与自己的儿子和女婿一起，将列西和果洛夫利赶出自己的世袭领地，并将罗斯托夫湖占为己有。叶尔肖则坚持认为，他是贵族的后裔，莫斯科的许多达官贵人都与他相识，而罗斯托夫湖本来就是属于他的家族的，本是属于他爷爷的。列西和果洛夫利只是他父亲的农奴。而叶尔肖出于同情，解除了他们之间的奴役关系，给了他们自由。在饥荒年代，他们住到了伏尔加河湾，现在才回到罗斯托夫湖畔。双方都没有拥有罗斯托夫湖的证明文件。列西和果洛夫利找了几名证人。证人说，罗斯托夫湖本就属于列西和果洛夫利，而叶尔肖是个骗子，说他在莫斯科也只是作为酒鬼而出名。尽管叶尔肖认为，这些证人都是列西和果洛夫利的亲属或同伙，但是，法庭最后依然将罗斯托夫湖判给了列西和果洛夫利。

这部作品是以法庭审判的形式而创作的。其中，对于16―17 世纪的诉讼程序进行了讽刺性模拟。与被驯服的、笨拙的原告、法官以及证人相比，叶尔肖显得勇敢大胆，精明强干。就讽刺技巧而言，这部作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借鉴了民间动物故事的技巧。无论是作品的主题还是所运用的技巧，都可以看出俄国文学朝世俗生活的转型。

语言风格从书面语朝现实生活的贴近

著名评论家利哈乔夫认为：“如果扼要概述17 世纪在俄罗斯文学史以及俄罗斯文化史上的整体意义，那么，我们不得不说，最为重要的是，这一世纪是逐渐从古代文学向近代文学过渡，以及从中世纪文化向新时期文化转型的一个世纪”（Лихачев 15:5）。17 世纪文学的转型，首先体现在理论领域。就文学理论而言，俄罗斯最早论述文学理论的著作，也是在17 世纪才得以出现。最早的重要理论著作是斯莫特里茨基（М.Г. Смотрицкий）所著的《语法》（Граммаmuка）。该著作共由《正字法》（орфография）、《词源学》（этимология）、《句法》（синтаксис）、《诗律学》（просодия）等四个部分所组成。该语法著作于1619 年出版，其后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地大范围流传。这一部《语法》与波洛茨基的《赞美诗集》等著作一起，被罗蒙诺索夫看成“通往博学的大门”（Прокофьев 299-300）。正是这部语法，对俄罗斯文学语言以及语法学产生了近两个世纪的影响。

17 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的过渡和转型，更是体现在创作实践中。不仅体现在主题和艺术手法方面，而且也体现在语言风格方面。在17 世纪之前的俄罗斯古代文学中，作品中的话语常常由作者本人陈述，而不是由作品中的人物陈述。到了17 世纪，这种情况有所改观。譬如，在《贪赃枉法的审判》中，不仅是作者的叙述，而且有多处作品人物之间的对话。在审理第一场有关借马的案件时，作品并不是直接陈述判决的结果，而是由作品中的贪婪的法官直接发话，他对原告说：“既然你的马儿尾巴断了，那么在你的马儿尾巴没有长好之前，不要从被告者那儿弄回马儿。待到你的马儿尾巴长好的时候，你才能牵回”（Лихачев 16:402）。作品中不再限于作者的陈述，而是增加了人物的对话，使得作品语言更加贴近现实生活。更何况，这部作品“包含了17 世纪俄国日常生活的特点，俄国的法律术语，也非常广泛地反映了当时俄国的法院审判程序和司法实践”（Гудзий 487）。

而且，作品中的人物不再仅仅是牧师或皇族人员，而是有了商人、法官等其他人物形象，甚至是农民等下层小人物的形象，这些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下层平民百姓的语言，本来是不能进入文学的大雅之堂的。而17 世纪文学中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相应的下层人物语言的介入，在摆脱书面语，使得文学贴近生活本质等方面，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17 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除了散文体作品，在诗歌领域的艺术成就，同样表明了文学语言向生活语言贴近这一艺术转型。譬如，17 世纪的重要诗人波洛茨基（Симеон Полоцкий）的创作就极具典型。他的诗集《多彩的花园》（Верmоград многоцвеmный），作为俄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诗集，虽然是以古俄语所创作，但是，自然朴质，绝少夸张，贴近生活语言，而且所使用的音节诗律和双行韵式，都为俄罗斯重音—音节诗律以及相应的俄语诗歌韵式，发挥了开创性的作用。在内容方面，诗人也反对思想的禁锢，呼唤个性的解放，首先将诗学从神学的束缚下解救出来。如在《节制》一诗中，诗人写道：“倘若毫无限度地实行节制，/ 就会给心灵造成极大伤害；/〔……〕无限度节制会消耗精力，/ 并且导致沮丧和郁悒”（波洛茨基，《节制》32—33）。该诗体现了浓郁的启蒙主义思想的先声。而在《晨星》一诗中，更是借助于自然意象，阐述现实生活中积极向上的道理，诗中写道：

Темную нощь денница светло рассыпает,

красным сиянием си день в мир провождает,

Нудит люди к делу ов в водах глубоких

рибствует ов в пустынях лов деет широких,

Иный что ино твори Спяй же на день много

бедне раздраноризно поживает убого.

明亮的晨星在黑色的夜晚撒落，

以红色的光点把白昼送往世界，

催促人们工作：要么到广阔的荒野

打猎，要么去深水中捕鱼捉蟹，

或者去干别的。若是白天睡大觉，

一生都摆脱不了贫困的骚扰。（波洛茨基，《晨星》33）

该诗语言显得格外清新自然，朴实简洁，除了少量的古俄语词汇之外，都贴近生活，毫无雕琢之感。景色描写中没有堆砌的浮夸的辞藻，双行韵式亦严谨规范，与作品所弘扬的积极进取的现实主义精神相互映衬，极为吻合。

综上所述，17 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的转型，既与俄罗斯历史语境有关，也与世界文学的进程发生关联。尽管普希金认为俄国近代文学没有祖先也没有谱系，感叹“俄罗斯长期置身于欧洲大局之外。它从拜占庭接受了基督教之光，却从未参与罗马天主教世界的政治和思想意识领域的活动。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没有对俄罗斯产生任何影响”（294），但是，俄罗斯文学仍以自己的独特的方式不断发展，就17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创作题材而言，以及在理解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和意义、人自身的独立价值等方面，西欧文艺复兴运动在俄国文学中还是留下了一定的痕迹，尤其是体现于从圣徒传之类的创作向“世俗小说”、“讽刺小说”之类作品的创作转型。尽管俄罗斯古代文学相对封闭，但是仍以独到的形式表现了社会、时代与生活，以顽强的生命力证实了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正如利哈乔夫所说：“17 世纪之前的俄罗斯古代文学，以深刻的历史主义为其特色。文学植根于俄罗斯人民世世代代掌控的俄罗斯大地。俄罗斯文学与俄罗斯大地以及俄罗斯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Лихачев 1:8）。同样，世界文学的影响不可忽略，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也许，俄罗斯文学在其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对于外界的影响，都是抱有非常开放的态度，或者说准备吸收大量的翻译作品”（Cornwell 20）。因此，俄罗斯古代文学凝聚着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精神火花，记录着人类心灵的历史轨迹，是理解俄国小说艺术的最初的成就，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一个宝贵的组成部分。尤其是17 世纪俄罗斯文学向近代文学转型所发挥的历史性作用，更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