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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研究》2023年第6期(总第200期)目录

《孔子研究》 孔子研究杂志
2024-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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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视野下的儒家思想

李祥俊丨儒家的仁爱秩序与自爱问题析论


张文丨清代群经新疏的撰著特色及价值意义

中华文化资源与国家治理

韩宏韬丨孔颖达的天道观与革命论

李娜丨“为政以德”与古代官僚政体建构

原典新诠

陈乔见丨孔子的“义”概念 :适宜权智还是绝对的道德原则或价值?


杨玲丨训诂与《诗经》文本阐释——以《周南·卷耳》为例


刘欢丨孟子的多维度价值域及其证成——以“圣”观念为核心的讨论


王承略、李古月丨唐人注疏引《孔子家语》平议 

儒学源流

张恒丨“本”“体”变奏 :理学思维转型及其哲学史意义


魏代富丨论背景对《论语》阐释的作用


王堃丨礼 :诗与乐之间——孔子“诗性伦理”思想研究

宋明理学

张清江丨“祷是正礼”:朱子学视域下“祷”的哲学基础及其精神意涵


沈顺福丨程朱天理观之辨     

青年论坛

黄天夷丨比较哲学视域中的《中庸》身体观 

儒家的仁爱秩序与自爱问题析论

李祥俊

摘要:儒家的仁爱秩序是以君、父、夫为中心的差异一体结构,把人的自爱、爱人转化为人伦秩序中的自我角色担当。对于现实人、我关系中的自爱问题,或通过仁者爱人的范围扩大使人、我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使自爱消融于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境界,或通过对自爱的道德修养论诠释,使之成为仁爱秩序的自觉承担者。但有些儒家学者以自爱作为建构爱的秩序的根本,构成儒家仁爱秩序中的异端思潮。剖析儒家的仁爱秩序与自爱问题,有助于理解儒家思想传统的不同侧面,建构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爱的秩序。


















作者:李祥俊,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中国哲学史。

清代群经新疏的撰著特色及价值意义

张文

摘要:清代乾嘉以降兴起撰作新疏的潮流,十三经中除了《礼记》皆有新疏问世。这些新疏虽然都是私家著述,但因作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综合来看属于群体现象,有其整体发展脉络和相同学术取向。由于各经内容有别,渊源各异,新疏的体式呈现多元形态,但在尊崇古义的层面殊途同归,接续汉代经学传统是其共同趋向。清代学者反对“疏不破注”旧例,重新构建义疏之作的诠释体例,体现出实事求是的为学精神。新疏是清代经学研究的结晶,内容上具有集大成的特点,在《十三经注疏》、“四书五经”之后,构成又一个颇具特色的经典诠释体系,对于后世的经学研究和经典传承,具有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


















作者:张文,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是经学文献。

孔颖达的天道观与革命论

韩宏韬

摘要:孔颖达主持编纂的《五经正义》以天道自然为哲学基础,重构了完整的革命论体系。其贡献主要表现在对天道观的改造和对民众力量的再发现。一方面,他弱化了天人感应的神异色彩,认为人间革命不过是宇宙变革的自然表现,论证了初唐王权更迭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他提出天命即民心,强化了民众在历史变动中的巨大作用,提高了唐太宗对天命民心的敬畏与戒惧。孔颖达充分发掘了汤武革命刚健有为的精神,坚信人事的力量,为李唐王朝注入蓬勃向上的活力。不过,孔颖达的革命论以道德史观让位于功业史观,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终唐之世的道德失范,这是他和唐太宗所始料不及的。


















作者:韩宏韬,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周汉唐文学研究。

“为政以德”与古代官僚政体建构

李娜

摘要: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命题,并不是简单的从政道德教化,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此命题是春秋时期中国官僚体制转变趋势的先声。春秋时期,夏商周以来传统的血缘宗法体制已呈崩解之势,孔子“为政以德”命题的提出,对鲁国政治活动的切身参与,以及投身“私学”教育对专门政治人才的培养,为新官僚体制下士人之以德参政进行了重要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在中国政治体制发展史上,“为政以德”命题具有标志性意义,在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也具有现实价值。


















作者:李娜,济宁学院初等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论语》文本诠释、干部政德教育。

孔子的“义”概念:
适宜权智还是绝对的道德原则或价值?

陈乔见

摘要:关于孔子乃至儒家的“义”概念,传统训诂多以“义者宜也”释之,其现代变体则有“情境适宜性”“权变”和“实践智慧”等诸种哲学诠释。实际上,从训诂上看,一律以“宜”训“义” 是不通的;从德行上看,这些现代诠释混淆了“义”与“权”“智”的区别;从思想上看,这些诠释混淆了某种情境下具体行动的权变智慧与行动背后不变的道德原则或道德价值之间的区别。此种诠释看似抬高了孔子的智慧,实则是一桩美丽的误会。孔子“义”概念与其说是情境适宜性的权变智慧,毋宁说是绝对的不可违背的道德原则或价值理想。



















作者:陈乔见,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暨东西哲学与文明互鉴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哲学和伦理学。

 训诂与《诗经》文本阐释——以《周南·卷耳》为例

杨玲

摘要:《诗经·周南·卷耳》主旨纷纭,其阐释分歧主要集中在“嗟我怀人,置彼周行”之“周行” 的训释。经学主训“官列”,由此产生“官人说”。文学主训“道路”,于是有了“怀人说”。通过引证本书、他书、小学典籍分析考辨可知:“周行”非“周道”,无道路义。《卷耳》之“周行”如训为“道路”,诗意难通;训为“官列”,则诗意豁然,且上博简《孔子诗论》“《卷耳》,不知人”也可得妥当解释,《卷耳》的经典特质、丰富内涵和本事均可揭橥、呈现。于此可见训诂之于《诗经》文本阐释之重要。


















作者:杨玲,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文献学。

 孟子的多维度价值域及其证成——以“圣”观念为核心的讨论

刘欢

摘要:在儒家所设计的人间秩序中,圣、贤、君子、仁(者)、士、大人、成人都具有理想人格的意义,圣人是最高理想人格,君子是次级理想人格,其余则反映了成就理想人格过程中的不同侧面和程度,故而理想人格也属于一种价值体系,具有多层次和多维度的结构。孟子的“圣人”观,整体上属于儒家的范畴,但亦表现出注重差异和多样性独特面向,这点可由孟子对“四圣”的评价、作为理想人格普遍化的“君子”所反映的不同人群的价值差异以及“圣”之不同层次区分等三个方面加以体现和证成,由此孟子寄寓在“圣”之理想背后的精神实质上是平等与超越并存。揭示这一张力,有利于开显孟子哲学尤其是与其有关的人或“自我”观念的现代性。


















作者:刘欢,郑州大学哲学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早期儒家与道家哲学。

唐人注疏引《孔子家语》平议

王承略  李古月

摘要:从注疏入手是梳理《孔子家语》“伪书”说发生发展脉络的可行之路。唐代“三礼”注疏对《孔子家语》评价的高低取决于与郑玄《礼》学的契合程度,《毛诗正义》对《孔子家语》的评价与《诗》学内部的毛郑之争相关,这二者均是“疏不破注”的学术家法观念的反映。相比之下, “三礼”注疏与《毛诗正义》之外的唐人注疏对《孔子家语》秉承更为客观理性的态度。概言之,唐人注疏中对《孔子家语》的负面评价大部分是基于礼制问题而产生的。唐宋易代,礼学自身的关注视域发生变化,对《孔子家语》的关注焦点,从经典内部之歧说造成的礼制争议,转移到《礼记·中庸》的分篇上来。在此背景下,王柏正式提出《孔子家语》“伪书”说。


















作者:王承略,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史文献、古典目录版本学、《诗经》学、子学、海外汉籍等。    李古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学术史。

“本”“体”变奏:理学思维转型及其哲学史意义

张恒

摘要:魏晋以前中国本土哲学以“本末”思维为主要致思路径,这在解决“经验的存在之先”问题上简洁有效,但有难以克服的理论困难。对此,玄学与佛教都做了许多探索,“体用”思维逐渐确立起来,对超越之“体”的追问代替了对经验之“本”的探寻。不过,佛教“体用论”因其非实在性而与世间、人伦难以兼容,这给理学留下了继续探索的空间。宋代早期理学家集中展现了思维转型的理论自觉,其“体用”之“体”,一方面较“本末”之“本”更具超越性,另一方面又较佛教之“体” 更具实在性,一种既超越又实在的“体用”思维逐渐形成。早期理学家各具特色的思维转型的努力是理学得以产生的核心动力,也促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第一次大型范式转换。


















作者:张恒,哲学博士,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比较哲学。

论背景对《论语》阐释的作用

魏代富

摘要:在《论语》阐释中,应该充分根据其他典籍的记载,将文句还原到具体的背景中去,而非单从文句作主观的引申与深化。通过对背景的分析可知,《子罕》“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的 “色”不是指“女色”——卫灵公夫人南子,而是指“男色”——卫灵公幸臣宦官雍渠。《史记》载孔子凭借蘧伯玉而见卫灵公,是孔子圣化后的结果,在孟子生活的时代,至少还流传着孔子凭借颜雠由、弥子瑕、雍渠见卫灵公三种说法。《宪问》记载陈恒弑君、孔子请求讨伐陈恒是后人虚构的,实际上孔子在陈恒弑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暗中支持并促进了此事的完成。与陈恒作为政敌的阚止即孔子弟子宰予,因为阻碍陈恒弑君,违逆了孔子的意思,在《论语》中成为被否定的对象。


















作者:魏代富,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文献。

礼:诗与乐之间
——孔子“诗性伦理”思想研究

王堃

摘要:孔子的伦理思想可以用“诗性伦理”作为概括,这体现在他的纲领性表达“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之中。伦理主体兴起于仁爱的诗性言说,依据正当、适宜之道,建构并持守作为伦理规范的“礼”,并在“乐合同”中完成伦理精神的诗性回归。诗性伦理是从生活情感的本真言说中建立伦理规范的普遍性与历史性,“礼”的建构在诗与乐之间,并在与诗、乐合一的回环中复归仁爱情感。


















作者:王堃,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伦理学。

“祷是正礼”:朱子学视域下“祷”的哲学基础及其精神意涵

张清江

摘要:对于《论语》中的“子路请祷”,陈淳一开始将其等同于民间信仰“惑于怪”之类,侧重从实际功效的角度否定其行为价值,但在朱熹的引导下转而接受“祷是正礼”的说法,并从理气论角度阐释“祷”的存在方式与必然性基础,强调这一行动本身是基于真诚信念的“当为”实践。在朱子学的诠释下,“祷”作为面向特定信仰对象的意向性行动,是圣人基于“天理之自然”确定的礼仪准则,在气化流行的宇宙秩序中有获得“回应”的真实性依据。祷者正是以这些基础信念为前提,将自身生活困境向神灵敞开,并在与神圣的“遭遇”中获得如何面对这些困境的精神经验和意义依据。儒者在生活中的行“祷”实践及其精神经验,不能单纯以外在形式或世俗角度来看待,更需要从一种原发性信仰行为的角度去理解,以此才能更好理解神圣在儒者生活中的作用方式。 


















作者:张清江,宗教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暨东西哲学与文明互鉴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宗教问题、中国哲学。

程朱天理观之辨

沈顺福

摘要:天理是二程和朱熹哲学的核心概念,但二者对其理解不一样。在二程那里,天指苍天,天性、天命都是苍天之命令。天理即苍天之理,进而延伸为宇宙之理,天理观便是宇宙观。在朱熹这里,天被当作形容词用,表示像苍天一样的自然性、自足性和绝对性等,天理指具有类似于苍天性质的理,即,理是自足而绝对之理,而不再专指苍天之理。理学家的天理观由此由宇宙观转化为存在论。 


















作者:沈顺福,哲学博士,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暨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中西比较哲学、伦理学。

比较哲学视域中的《中庸》身体观

黄天夷

摘要:从中西比较哲学视域出发,从三个角度论证《中庸》的身体观:首先,《中庸》文本富含身体观的内容;其次,从历史发展和概念特点的角度,《中庸》身体观可通过与儒道传统身心论加以比较而确立;最后,《中庸》身体观可与西方哲学身心问题对话,与二元论、现象学、存在主义对话比较有助于说明《中庸》身心一体、身道一体、修身即修道等特点。《中庸》文本的身心一体观既有儒家修身养性层面的意义,也有保身敬德、仁民爱物的政治哲学意味。这两层意味在比较哲学视域当中,都可以展开丰富深刻的哲学对话。因此,儒家哲学身体观具有世界性意义。 


















作者:黄天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比较哲学。

End

编辑丨陈玥

复审丨武良成   唐军

终审丨温海明



往期回顾

《孔子研究》2023年第5期(总第199期)目录


《孔子研究》2023年第4期(总第198期)目录


《孔子研究》2023年第3期(总第197期)目录

稿件需求度及栏目设置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文化资源与国家治理、社会科学视野下的儒家思想

★★★★  海外儒学、现当代儒学名家、现代新儒学、中西文化

★★  学术争鸣、原典新诠、儒学源流、宋明理学、简帛研究、圣裔研究、礼乐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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