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丨【竺可桢史学讲座第4讲】【中外关系史系列讲座第1讲】梅建军：李约瑟知识遗产再审视

2022年4月27日下午3点，“浙江大学125周年校庆史学讲座”系列暨“竺可桢史学讲座”第四讲、中外关系史系列讲座第一讲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319会议室成功举办。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院士梅建军教授受邀在线上作了“李约瑟知识遗产再审视”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筹）韩琦教授主持，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筹）常务副院长孙英刚教授、杨雨蕾教授、浙江大学哲学院（筹）王淼副教授与10余位本院学生以及线上320余位听众参加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韩琦对梅建军的学术背景与成就作了简要介绍，并阐明了本讲主题作为竺可桢史学讲座的意义所在。梅建军首先就竺可桢先生与李约瑟博士的交往以及竺可桢先生对创立中国科技史学科的巨大贡献作了简要回顾。他认为竺可桢先生与李约瑟一见如故，并保持长达三十年的终身友情，是因为兴趣相投。早在1935年，竺可桢就已经在思考现代实验科学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这个问题的内核其实就是“李约瑟问题”，这远在李约瑟对中国发生兴趣之前。竺可桢也是最早关注李约瑟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并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简称SCC，中译名《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介绍到中国大陆的人。梅建军指出，竺可桢对创立中国科学技术史学科的基础性贡献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接受李约瑟的建议，组团出席了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认识到开展科学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二是在中国科学院推动成立了专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机构，成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前身，是科学技术史研究在中国国家层面建制化的开端。

竺可桢、李大斐和李约瑟合影（1956年）

1948年浙大赠书李约瑟，竺可桢信函

紧接着，梅建军就“李约瑟与《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系列丛书”、“‘再看李约瑟’——近期的研究动态及其综述”、“李约瑟知识遗产在当代的价值和意义”三个方面进行了演讲。

一、李约瑟与《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系列丛书

梅建军首先强调，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从事中国科技史研究之前，作为化学胚胎学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在科学界早已功成名就。1941年他获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士。李约瑟与中国结缘是因为鲁桂珍。作为一位好奇心和求知欲极强的人，当他从鲁桂珍那里了解到中国有着长达2000多年有文献记载的历史和文明，他感到非常震惊，并对中国的文化和文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42年，李约瑟开始以外交官的身份前往中国。1943年6月底，李约瑟在重庆创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创立“中英科学合作馆”并非英国政府所要求，而是出于李约瑟本人的愿望（initiative）与远见。其后的三年里，李约瑟就以“中英科学合作馆”的名义在中国开展活动。他到各地考察，访问分布在中国西南各地的中国学术机构和高校，比如中央研究院和位于贵州遵义和湄潭的浙江大学，做了很多的演讲。在此时，他与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先生相识，并一起探讨是什么因素抑制了现代自然科学在中国的发展。

1948年，李约瑟在英国剑桥开始撰写《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一书，由此完全转向研究和著述中国科学技术史，终身未曾再变，直至1995年去世。按照原计划，这本书的篇幅只需600—800页，后根据出版社的建议，改为几个小的分册。李约瑟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分为7卷，分别是导论、科学思想史、数学、天学和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结论。该书的第一卷于1954年正式出版，到了第五卷，分册的数目急剧增加。第五卷中的炼丹术是李约瑟最关注的问题，占用了4个分册。目前，第五卷的3个分册仍在撰写中，分别是纺织机械、有色金属冶炼和盐业技术。

《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成为二十世纪影响最深远的学术著作之一，在李约瑟的身前与身后，这部卷帙浩繁的著作既受到了举世的瞩目与赞誉，也有不少批评与质疑。梅建军总结，关于批评与质疑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认为这部著作在政治上具有左翼倾向，其思想观念有比较浓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特征；在哲学上秉持科学进步论的观念，相信存在一个统一的科学，具有单一的历史、结构和发展方向；在研究方法上应用现代科学的分类方法来组织和阐释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存在生搬硬套、扭曲和拔高的现象。

在梅建军看来，学术界对《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积极的评价亦有三个方面：其一是强调了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是有关跨文化交流和历史综合的巨著；其二是指出他的工作对广为流行的“欧洲文明中心论”提出了挑战，把非西方的文化和文明推上了前台；其三是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看法，指出了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二、“再看李约瑟”——近期的研究动态及其综述

接着，梅建军对“再看李约瑟”专题的出现与相关研究做了综述。2019年国际科学史杂志ISIS上发表了一组名为“再看李约瑟”的论文。讨论的问题涉及李约瑟的政治哲学思想、中文作为一种科学语言、普世医学的观念、物质性，等等。与此同时，美国技术史学会的会刊《技术与文化》（Technology and Culture），也以“再看李约瑟”为题做了专栏，其中有三篇与ISIS完全一样，另有三篇是纯技术史的视角。同样也是对李约瑟的学术思想、研究范式展开思考，在新的学术语境中讨论李约瑟在当今时代的意义。

ISIS和Technology and Culture会同时刊发“再看李约瑟”的一组文章，这件事的背后有一位关键推手，是荷兰Utrecht（乌德勒支）大学的比较科学史教授科恩（H. Floris Cohen）。科恩教授认为李约瑟的SCC影响巨大而深远，显然值得“再看”，以揭示其在今天的学术价值。2017年夏天，科恩教授决定邀请德国马普科学史所所长薛凤（Dagmar Schaefer）教授来主持此事。

2018年1月，围绕“再看李约瑟”这一学术课题，薛凤教授对其邀请的学者给出了三个具体主题：一是李约瑟的SCC与学科的关联，也就是李约瑟的工作与社会史和文化史方法的兴起是否有关；二是李约瑟的SCC与编史方法的一系列转变是否有关，比如后殖民主义的趋势；三是李约瑟的SCC对全球史的兴起是否有所影响，尤其是全球化的视角。

以李约瑟研究工作之丰富与涉及领域之广泛，在短时间内让年轻学者就“再看李约瑟”发表意见，梅建军认为并不容易。他对两本杂志的9篇主题论文的作者与其主要观点做了深度提炼与介绍。他认为美国西北大学副教授海伦·蒂利（Helen Tilley）的《（科学）大分流：协同效应和全球科学史上的断层线）》（A Great (Scientific) Divergence）一文独具眼光，该文就李约瑟有哪些思想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有着非常精彩的论述。此外，荷兰莱顿大学考古系的青年学者迈克尔·奎珀斯（Maikel Kuijpers）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论文中称为“Needham’s In-Betweenness”，可译作“李约瑟的中间性”。这让人想起李约瑟所喜好的“架桥人”的角色，对很多事物的看法和立场，不走极端，而谨守中间。奎珀斯认为，这种中间性使李约瑟成为一个难以定义的人物，而他的思想则错综复杂。与此同时，这也正是他如此有趣的原因。

梅建军则认为，关于李约瑟与当今研究工作的相关性可以说是一幅比较复杂的图景。有一点很清楚，李约瑟在很多方面已经是或正在变成为一个过时的人物，因为过去二十年的研究所取得的巨大的进步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所取得的成果，这没有任何奇怪，也完全应当。现在还在阅读李约瑟著作的人已经不多了，年轻一代的学者尤其是这样。在很多人眼中，李约瑟已经走了，也确应如此。但没有人能否认李约瑟给这个领域留下的种种印记，他留下的知识遗产丰富多样，远远超出了所谓的李约瑟问题，肯定值得新一代的学者去访问、学习，也值得展开更系统的研究工作。

梅建军总结，“再看李约瑟”论坛是对李约瑟与当今学界关系的一个总体评估。两位主编（另一位是美国Wisconsin-Madison大学历史系的Florence Hsia教授）的导言有不少论断，比如她们强调，尽管一些学者在继续研究经年不衰的“李约瑟问题”，另一些人则在反驳其反事实的、比较主义的和文明的前提，以启动撰写全球科学史的替代方法。其次，关于科学技术史研究领域的现状，她们的论断是：这一领域也已经摆脱了李约瑟的二分法和现代科学类别，以应对不断扩大的学科和政治职权范围的挑战。最后，她们指出，如果说李约瑟的愿景是传统和文化特定的科学将融合为现代世界科学的话，那么，与之对立的则是我们对全球化的科学技术和医学史持有多样化的视角。

三、李约瑟知识遗产在当代的价值和意义

第三部分首先讨论“李约瑟问题”或“李约瑟之问”。2020年，在李约瑟博士诞辰12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三联生活周刊》组织发表了一组题为“再问‘李约瑟之问’”的文章，以为纪念。梅建军认为这组文章做得相当用心，尤以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吴国盛教授与斯坦福大学墨磊宁教授的两篇访谈最为精彩。但他指出，无论是周刊记者，还是吴国盛教授，在访谈中表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李约瑟之问”是个伪问题。梅建军对此观点提出了反驳意见，理由主要有两点：首先，他认为李约瑟按照现代科学的学科分类体系和相关概念，来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的科学与技术，与具有特定政治和思想内涵的“西方中心主义”不可同日而语。把李约瑟的研究视为“西方中心主义”是一种貌似深刻的“误读”，没有注意到李约瑟对现代科学这一概念有自己的理解和语境。其次，认为李约瑟“科技不分，以技代科”是没有根据的批评，有失公正持平。从李约瑟的档案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到，李约瑟对技术、前科学、近代科学等概念均有明确的区分，不存在科技不分的问题。对“李约瑟之问”的评论，梅建军认为墨磊宁教授在访谈中所表述的观点更为中肯、持平，也更具启发意义。

其次是关于李约瑟知识遗产的问题。2015年，在李约瑟去世20周年之际，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举办了以“李约瑟的知识遗产”为题的学术讨论会。2020年上半年，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新创刊的英文刊物Culture of Science出版了两期以“李约瑟的知识遗产”为题的专刊。这两期专刊一共发表了9篇文章，有5篇回顾和反思性的文章，4篇是学术性的研究论文，都与李约瑟和当代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发展有关。其中，梅建军教授指出，伦敦大学学院罗维前（Vivienne Lo）教授的短文章《我们怎样为21世纪重新定义世界共同体意识》（How can We Redefine Joseph Needham’s Sense of a World Community for the 21st Century？）是一篇很有代表性的论文。文章认为，李约瑟的贡献不仅在于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话语和观念，而且在于他对“美好世界”的不懈追求，这就是他的“天下大同”的思想，并且认为这种思想有三个根源：即社会主义、基督教和20世纪科学乌托邦的信念。

关于李约瑟与当代学术研究的关联性，梅建军认为青年学者Leon A. Rocha的文章（How Deep is Love? The Engagement with India in Joseph Needham’s Historiography of China）很值得一读。Leon认为李约瑟的普世情怀中也包含了政治远见、开放精神和道德要求。Leon还敏锐地指出：“我们应该意识到：现代科学和医学并非完全确定的体系；它们很可能并不垄断‘真理’；非西方的文化仍有可能修正我们了解和看待世界的方式；研究非西方的文化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多样化的复数的科学，这个科学承认自然和现实的复杂性，这个科学能够包括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的视角。”

作为总结，梅建军认为李约瑟知识遗产在当代的意义可以概括为：第一，李约瑟从宏观层面对不同区域文明（包括非西方文明）价值的肯定是包容性的，与当代学术对文化多样性的强调完全一致。第二，李约瑟“百川归海”的思想暗含了人类的文明必将融合归一的信念。这与当代世界强调文明的互鉴、宽容和交融也是一致的。其普世情怀包含有巨大的道德力量，同样值得珍视。

在最后的听众互动环节中，梅建军依次回应了“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如何在现代知识体系和古代知识体系之间构建沟通的桥梁”“李约瑟的研究有没有关注到地球上其他生命形态对人类文明的价值”“李约瑟对中国有机宇宙观的判断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生机论有怎样的关系”“黄仁宇的学术思想有没有受到李约瑟的影响”“为什么《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一书中没有使用‘天文学’（astronomy）而是用了‘天学’（the sciences of heavens）”“李约瑟的宗教观是什么”“李约瑟是否认为中国古代存在科学家或发明家”这些问题，并拓展讨论了科学的局限性、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等相关问题，整场讲座在与会师生热烈的学术探讨中结束。

（延伸阅读：Jianjun Mei, Some Reflections on Joseph Needham’s Intellectual Heritage，Technology and Culture, 60.2, April 2019, pp.594-603；梅建军：《“李约瑟之问”不是伪问题》，《社会科学报》2020年12月3日第五版）

整理：朱小巧

图片：向鋆君

编辑：王孜娴

审核：董晓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