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 | 上海是个海——我在上海的生活史
贾植芳（1915-2008 ）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七月派”重要作家，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曾赴日本东京大学学习，早年主要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曾任《时事新报》、文艺周刊《青光》主编。49年后，历任震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届副会长，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第一届会长。专于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著有《近代中国经济社会》、《贾植芳小说选》、《外来思潮和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译有《俄国文研究》等。2008年4月24日晚6点45分病逝于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享年92岁。
今年是上海开埠百年，《收获》杂志的朋友约我写一篇文章以示纪念。我曾写过一篇散文《上海是一个海》，但那篇文章写得太简略。现在我仍想旧戏新唱，讲讲我在上海居住过的一些地方，以及在此生活多年的几个故事，从中未尝不可以折射出一些社会历史的变迁，以资读者朋友参考。自抗战胜利后，我和妻子任敏辗转来到上海，迄今已有五十多年，而自四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中期，我的十多本创作、翻译及学术著作基本上都是在上海出版的，我也算得上一个老上海了。在这个城市，我亲历了中国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同时也目睹了上海五十多年的沧桑巨变，而从上海的历史变化中，也可以看到中国近半个世纪历史演变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久居上海，我真切地感受到：上海是个“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受显得愈加深切。
在以前的那篇文章中，我曾经写道：青年时代，我在太原、北平读书时，从当时的出版物看到反映上海都市生活的作品，对其中一些上海特有的名词——如“亭子间”、“老板娘”、“老虎灶”等感到茫然不解，因为我是个北方人，不了解上海的城市生活。等我来到上海，成了这个城市茫茫人海中的一分子的时候，这些东西也理所当然地进入了我的生活世界。解放前，我在上海基本住的是亭子间，甚至阁楼，至于弄堂口的老虎灶和烟杂店的老板娘，也成了我经常打交道的对象。那篇文章没有叙述抗战胜利后，我这个四处闯荡的“流浪汉”之所以选择在上海定居的理由，在这篇文章中，我该向读者朋友做个交代。
这个理由，套句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套话：说来话长。可是若非从头原原本本说起，则不能见出上海这个城市独特的吸引力以及我的这种选择的必然性。我们这代知识分子，在五四精神培养下迈入人生道路，生存于中国内忧外患的动荡年代，一方面追求人格独立、社会进步、精神自由的五四理想，另一方面又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在红色的三十年代，成为被公认为代表进步的左翼主流政治力量的“同路人”，这铸就了我们这代人独特的精神品格。抗战岁月里，我积极投身于民族救亡运动，同时仍清醒地保持着独立的人格以及精神操守。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很快又处于极度的动荡不安之中。我不愿意参加任何党派，只想做一个自由的知识分子，以写作为职业。我觉得上海是个开放自由的现代城市，这里可以为我这样的人提供一个广阔的生活空间，是我理想的去处。于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的第二天，我从徐州日伪警察局特高科监狱出来后，就和妻子辗转来到上海。从此，我们像一叶孤舟，飘荡在上海这个“海”中。此后半个世纪所经历的人生的风风雨雨，都与这个“海”的沧桑变幻息息相关。我不是个站在岸边，观望潮起潮落、云起云飞，不让海洋的浪花沾湿自己鞋子的旁观者，而总是或主动或被动地处于这种种变化之中。社会生活海洋的每一次运动，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与人生道路的选择，可是值得骄傲的是：虽然中国社会处在种种激烈的变动之中，我的人生也处于种种剧烈的变化之中，我却没有为种种的运动所裹挟而随之泥沙俱下。在风云突变之中，我坚守住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独立自由的人格理想与精神操守，不论是遇到九级的风浪，还是遇到巨大的漩涡，我从没有改变这些初衷。而我在社会生活中沉浮的后半生，与上海这个城市结下了某种不解之缘：在这个城市里，我既找到了心心相印、相濡以沫的文学上与人生上的挚友，谱写了生命之册上神采飞扬的一页；又被两个敌对的政党分别以相同的“政治犯”的罪名两次投入狱中，度过了人生史上最为屈辱难堪的一段；直到进入老年，我才又返回自己的写作、研究、教学岗位，看着一批批的学生从校园里走入自己的生活，有了自己的事业，在人生的暮年方得到了一种难得的幸福……我后半生的甘与苦，荣与辱，忧与乐，都与上海这个“海”难解难分。
事实上，来上海以前，我与这个城市已经有了不少因缘，对之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三十年代，我给上海的《申报•自由谈》写过文章，通过各种上海的出版物——新文学的与鸳鸯蝴蝶派的——我也对上海的历史与文化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而一九三七年九月我从日本坐法国船回国，目的地本来就是上海，在中途获悉吴淞口被日本人的炮火封锁了，这艘船要转赴越南河内。船行至香港我下来，准备转道回到内地参加抗战。在香港我写了一篇《神户急行列车》，记录与描写了我坐火车由东京到神户沿途亲眼目睹的日本战时动员的疯狂状态。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上海《大公报》社办的《国闻周报》，后来在该报的《战时特刊》上刊出。我有一个与胡适相似的癖好——历史癖，所以抗战胜利后，在我终于可以来上海之前，曾翻阅上海地方志一类的书籍研究了一番，发现上海的繁荣完全是近百年的事情。在明代，上海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清初它也只是个三等县，一直到了晚清，满清政府腐败无能，国势衰微，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迫使清政府取消海禁，开放口岸，上海成了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和帝国主义的最重要的租借地，此后它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西方侵略者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设计上海，在短短的百年时间里，使之跻身于世界大都市行列。历史总是充满着悖论：一方面西方列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侵略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另一方面，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和报刊、出版事业也随着大炮和教堂传入中国——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的副作用。在上海这个东方魔都，这一点尤为明显。这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的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所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革命，即消灭旧亚细亚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奠定西方社会的物质基础。”西方的侵略破坏了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亚细亚社会的基础，动摇了封建专制统治，可也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带到了中国。上海是西方列强在苦难中国版图上所建立的一块经济和文化飞地，在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中，这个华洋杂处的城市却得到了畸形的发展。
当时对我来说，最感兴趣的是这个城市的文化所具有的独特的性格。“海派”文化是移民文化，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兼容性与现代性。那时的上海与世界文化是同步的，真可谓“国际上刮什么风，上海就起什么浪”，东西文化交流异常活跃；西方社会流行的社会思潮、消费趣味很快会在上海兴盛起来。对于我们这些不愿依附任何政治组织，而想以写作为生的自由知识分子来说，上海发达的新闻出版业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现代的文化出版就成了上海滩相当活跃的行业，形形色色的文人都可以在这片广阔的文化市场施展身手——不论你是保守的，还是进步的；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民族的，还是买办的……上海是一片无垠的“文化大海”，它具有吞吐百川、融汇众流的恢宏气象，是中国知识分子大显身手的地方。在这里，传统的“文人”慢慢摆脱了对官方的由人身到人格依附的附庸地位，而成为自食其力、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个体，这是一种历史进步的现象。那些以卖文为生的职业作家阶层渐渐壮大起来，并在中国现代政治、文化、思想、文学的历史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抗战胜利后的我，已经有了时间不短的文字生涯，我想到上海这个“文化大海”中一试身手。
促成我决定来上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我与Hfeng的关系。一九三七年我在日本读书时，在东京内山书店看到了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的第一辑，题名《二三事》，正是以鲁迅先生的遗文《关于太炎先生的二三事》来命名的。从它的编辑风格及撰稿人员的阵营，我认为它是一个坚持鲁迅文学传统的左翼进步阵营的刊物，因此把我的一篇小说《人的悲哀》寄给了这个杂志，其内容正是我自己在北京时因参加“一二•九”学生YunD而被捕入狱后的监狱生活中的人生体验。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杂志的编者是什么人。过了一些时候，我收到了这个丛刊的第四辑《黎明》，我的小说登出来了，同时收到了编者Hfeng的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和三十多日元的稿费。抗战开始后，我回国参加抗战。在战争中，Hfeng在艰难的处境中创办了《七月》杂志，我继续给他投稿，并被他聘为特约撰稿人，但并没有和他见过面，一直到一九三九年，我从北方颠沛流离到了重庆，才与Hfeng由神交变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可是没有多长时间，我又到了西北。一九四四年离开西安时，我把在西北写的一些小说、散文寄给Hfeng，此后有一段时间断了联系。抗战胜利后，我从徐州日伪监狱中出来，从重庆复原上海的《大公报》上得悉Hfeng已经回到了上海。他在重庆所办的《希望》杂志也将转移到上海中国文化投资公司复刊，在重庆出版的四期也一起重新出版，在目录上我看到我离开西北时寄给Hfeng的文章都已登出。我给Hfeng写了一封信，恢复了投稿与通信联系。收到他的回信，令我十分高兴。Hfeng在信上对我有一个简明而生动的概括，他说我是个“东南西北走”的人，这与我对自己的认识可谓心心相印：我不是一个愿意安坐于书斋写文章的书生，而是一个喜欢在人生之海中游泳的“社会型”的人，我不愿有一个固定的职业，而想做一个来去自由的作家。Hfeng敏锐地看出了我性格中的这个特点，他来信特意说我这些年的经历非常丰富，可以作为写小说的材料。他希望我能静下心来，把这些东西都写出来。这也是促成我决定到上海来的一个缘由。
初到上海，我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很陌生，虽然我与这个城市已经有了不少的文字上的联系与观念中的了解，但对上海的具体生活，却并没有切身的体会。来到上海，我们夫妇在Hfeng家里住了一阵。他家当时住在雷米路文安坊六号。在这里我们住了约半年时间，因为在重庆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早已是声气相投的朋友，所以两家相处得十分融洽。说到这里，顺便补记一件事，供有鉴事识人兴趣的朋友们参考：我们夫妇一下火车，到Hfeng家时，正是上午，刚好碰到从延安来的周而复与刘白羽两位也在。当时正值国共和谈时期，他们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来沪。周、刘两人都在Hfeng办的《七月》上发表过文章，而我是《七月》的主要撰稿者之一，所以过去都读过彼此的文章。我们是同行，年龄相仿，又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所以这次聚会兴致都很高，把我从徐州带来的五斤双沟大曲都喝光了。可近来我读梅志大姐写的《Hfeng传》，方知一九五五年“Hfeng事件”发生时，带公安人员逮捕Hfeng的，就是这位刘白羽同志！这不禁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的两句诗：“一阔脸就变，所砍头见多。”鲁迅先生是对中国社会历史认识极深刻的人，他写此诗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谁知此言在一九四九年之后，“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竟又变成了生活现实！这不啻是一则历史的预言，真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而那位解放后曾任上海市W统Z部副部长的周而复同志，一九五三年Hfeng举家迁京时，他代表统Z部送他们一家到车站。我和任敏也去送行。车行后，车站顿时冷清下来，这位周同志没有和我们打招呼，两眼朝天，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也许他自以为是上海的主人，我们在他面前，已经可以视若无物了；虽然在并不太长远的年代，他和我们还曾是觥筹交错的朋友……我现在还能记起这位周副部长当时的形象：一身笔挺的毛料中山装，头发光光，皮鞋锃亮，双手反背，昂首挺胸，扬长而去……
我在Hfeng家居住期间，除了写作之外，还给Hfeng主办的《希望》杂志看看稿子。当时所登的文章，除国统区的以外，还有解放区的作品，这些作品一般不是由作者本人投寄的，而是通过组织关系，由解放区的领导带过来的，目的是扩大解放区的影响。一次，Hfeng把一叠稿子交给我说：“这是王若飞同志从延安带来的，你看如果这些作品都好，就给出一个集子。如果只有几篇不错，就在《希望》上发表。”这些作品中有孔厥的《受苦人》，晋驼的《结合》等。孔厥的作品我曾在《七月》或《希望》上读过，对他有印象；而晋驼却是陌生的名字，我看后觉得都不错，无论题材、写作手法、语言运用都有自己的特色，于是就把他的作品结集作为《七月文丛》之一出版了。虽然我至今还不认识晋驼其人，可是这件事情几十年后却给我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文革”前夕，我被以所谓的“Hfeng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罪名判了十二年徒刑，押回到复旦大学印刷厂接受“监督劳动”。七十年代末，我的案子归复旦大学党委监察委员会接管负责复查。校党委监察委员会的一位干部曾来找我说：“你有一条余罪，没有交代过。”细听之下，才知道这条所谓的“余罪”指的就是我在Hfeng家里居住期间，编过晋驼的小说集。我听后，大吃一惊：我认为这个根本没有交代的必要，因为我当时是在国统区替解放区宣传文艺作品，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即便这是“犯罪”，犯的也是国民党的“罪”。这让我想起一九四七年国民D特务抓我时，说我的罪名是替“G匪”宣传，是“GongC党的走狗”。这件事情要查，也该是国民党特务来查，想不到却是你们来查我！我觉得又气愤又好笑，就对他说：“这本书图书馆里有，你找来看看是什么样的书，算不算我的罪行！”此事后来就没有下文了。
说起这段历史，我又想起在上海这么多年，我跟后来在“文革”中成为“四人B”中两根“棍子”的姚文元和张C桥竟然也见过数面，只是他们当时还没有露出“棍子”的架势。这里顺便插入几则有关他们的轶事，以供对野史有兴趣的朋友参考。我住在Hfeng家里时，与文艺界的人免不了要打交道。那时姚蓬子在延安路开了个“作家书屋”。姚蓬子这个人我以前就知道，三十年代的时候他还是左翼作家，出版过小说集《剪影集》，翻译过苏联罗蒙诺夫的《没有樱花》等等。后来我在北京读中学时看到天津《益世报》上登了半版的一篇文章，题目赫然是《姚蓬子脱离中国共C党宣言》。到上海后Hfeng在聊天时对我说：姚蓬子这个人在南京的监狱中“悔过自新”，国民党对他很满意。中统局的局长徐恩曾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回上海办了个《世界文化》，但是文艺界的人士很看不起他，所以他在上海也打不开局面。等到抗战爆发，国共合作，延安认为他和国民D有关系，他原来又是我们这方面的人，有出版进步书籍的条件，所以一九三八年姚蓬子就在汉口办了个“作家书屋”，胜利后搬到上海爱多利亚路（即今延安路），也出过一些进步书籍，如周而复主编的介绍解放区文艺创作的《北方文丛》。记得其中收有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贺敬之等的《白毛女》，柳青的《种谷记》，马加的《滹沱河流域》，艾青歌颂边区劳动模范的长诗《吴满有》。姚蓬子那时是上海印刷同业工会的主席，他利用自己和国民党的关系，配给的纸张非常多，囤积起来转卖给其他出版商，很发了一笔财，所以买了房子。他的书店在爱多利亚路有三间店面。姚W元是姚蓬子的儿子，当时还是中学生，与Hfeng的儿子晓谷是同学，所以有时候我也能看到。想不到一九五五年在Hfeng事件发生后，时任共Q团卢湾区宣传干事的姚文元“金棍子横空出世”，因为写反Hfeng的文章被当时主持上海市政的“好学生”柯庆施与张C桥看中，此后在历次运动中一马当先，大写批判文章，十年动乱中竟然跻身于D和国家L导人的行列。解放初，姚蓬子为了赚钱，找来一些“托派”做廉价劳动力，给他译苏联的政治、经济、社会读物，每千字只付两块钱报酬。不过他虽然会认准时机，赚钱却也真不容易，每天晚上要搬来个《俄汉辞典》对着原稿校改，真是辛苦。“文革”爆发，姚蓬子父以子贵，倒也没有受什么冲击。他的老婆，就是姚文元他妈，组织了一个“里弄造反队”，据说也干得“轰轰烈烈”。“文革”后揭批“四人B”时，我看到过一幅漫画，题名是《姚氏父子棍帽店》，店里有各式帽子出售，上面写着“叛徒”、“内奸”、“特务”、“右派”、“反革命”、“走资派”等等字样，只在一顶帽子上面写着“革命作家、马列主义者、学习毛Z东思想先进分子”，旁边批注道：“此帽自用，概不外卖”。店里的棍子有粗有细，有长有短，也是“留备自用，概不外卖”。我看了这幅画，不禁失笑，觉得真是画得好，为长期被“打棍子”、“扣帽子”的无辜者出了一口恶气。我见到张C桥比较晚，已经是解放后了。上海解放，张C桥自解放区来做《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向我们上海的文化人约稿，在有名的“老正兴”请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酒席。当时的张C桥穿一身灰布制服，戴个眼镜，很谦恭地走来走去向大家敬酒，他也还没有露出本来面目，但这副模样却让我想起《水浒传》中的“白衣秀士”王伦，“外似忠厚，内实奸诈”，而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比“白衣秀士”王伦还要厉害。我后来又听说了一个关于张C桥的故事：三十年代的时候，张C桥在山东还是一个中学生，因为爱好文学，就到上海来闯荡。那时上海杂志公司的老板张静庐请施蛰存主持出版一套“中国国学珍本丛书”，除了印一些明清小说外，还收录了一些明清小品，登报招考一名助理编辑，试用期间月薪三十块钱。张C桥报名去投考，报到录取之后老板让他校点一部小说《豆棚闲话》。标点了十几页张静庐一看，都是破句，就觉得他根本不懂古文，于是把张C桥找来，对他说：“张先生，我们本想扩大营业，你看得起我们，来帮我们忙。可现在市面不景气，生意很萧条，所以我们只好请张先生另谋高就。以后等市面好了，再请张先生回来帮忙。我们是没有办法，实在对不起。张先生来了一个礼拜，我们按一个月的工资付给你三十元钱。现在市面不景气，外面的工作也不大好找，我们再付给张先生三十块，以备找工作期间开销。”那时候上海的商人轻易不愿意得罪人，今天落魄的小青年，明天说不定就是一个大人物，所以张静庐才特别客气。但我听了这个故事，却不禁为张静庐捏了一把汗，因为谁也想不到三十年后张C桥成了上海市的第一把手，D和国家的L导人。张静庐幸亏在解放初就死了，要不在“文革”中恐怕免不了要以“迫害革命青年”的罪名受到报复。“文G”后检举“四人帮”，有人来找我，问道：“贾植芳！你在上海混了这么多年，‘四人帮’你认识吗？”我虽然认识这两根“棍子”，但害怕讲了以后人家又给我扣上“四人帮”余党的帽子，所以根本不敢说我早在四十年代就认识中学生姚文Y，刚解放还与许多上海的文人一起吃过张C桥的饭。
言归正传。我在Hfeng家住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和妻子去八仙桥青年会看法国画展，遇到了阔别多年的朋友覃子豪。他后来在台湾创办了“蓝星诗社”，是海内外著名的诗人。我们在东京时共同生活了一年多，是不分彼此的朋友。他得知我们借住在朋友家，就热情邀请我们到他亲戚家去住。我们就搬到他们的亭子间住下来。可他住的古神父路这一带，都是花园洋房的高等住宅区，住户都是汽车进出的高等华人，附近几乎没有老虎灶和烟杂店，对我们这些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这样生活起来有很多不便。刚好我在编《时事新报》副刊《青光》时，认识了几个复旦大学的学生，都是进步青年，他们办了一个《学生新报》（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地下学联的机关报），要编一个“五四纪念特刊”，邀请了郭沫若、沈钧儒等名人写文章，也请我写了一篇短文《给战斗者》。这些学生中有一个河南人，他有一个朋友杜青禄，名义上在国民党日本战俘管理处工作，但事实上是我们这方面的人。
他在吴淞路义丰里有一间分配的房子，但他是个单身汉，所以就把它让给报社作为社址，自己挂名做报社的社长。杜青禄与我由相识而成朋友。报社被查封后，吴淞路义丰里的这间房子就闲置在那里，所以他就邀请我们夫妇搬到那儿住下了。但是住了不久，我就被国民D特务逮捕。当时外面学生正在举行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我刚好住在《学生新报》社的原址，又在该报上写过文章，所以便被加上“煽动学潮”罪名捕将狱中。特务们是在深夜来的，兼管弄堂门的烟杂店老板以为这些特务是普通居民，像平常一样给他们开了门后又锁上，自己又上床睡觉。所以他们进来时，我们全无防备。等到特务逮捕我们后，用手枪押着我们出去，把烟杂店老板从床上拉起来开弄堂的门，看到是我被逮捕，他非常害怕，因为我经常在他的店里买东西，互相很熟识，而且特务们可以随便抓人，只要稍有不驯，他自己也可能被抓走，所以他在开铁门时手抖得厉害，半天打不开门。由于这一突然事件，我欠烟杂店老板的烟钱也来不及还了。等过了一年多时间，我出狱后再路过吴淞路义丰里时，烟杂店已经不在了。这件事让我感到十分歉疚。说起这家烟杂店，我就想起另一间小店来。一九四八年十月，当我从位于南市区蓬莱路的国民D警察局看守所中出来，临出狱时我的难友——永安公司的工会主席小张送给我一些钱做坐车的费用。我出门后，先用了其中三十万块法币在警察局对面的烟杂店里买了一包“大百万金”牌的香烟。八十年代时有个朋友邀请我们夫妇在老城隍庙的老饭店吃午饭，饭后我们夫妇想去文庙书市转转，刚好路过原来的蓬莱路警察局看守所，原来的警察局已变成了公安局，而在对面的烟杂店早已不见了。我在这儿看了半天，停留许久，感慨良多。
我在国民D监狱里待了一年多时间，先被关在亚尔培路二号中统局本部，半月后，转到蓬莱路警察局看守所。国民D特务要我帮他们抓到Hfeng，还说如果我不便直接露面，可把Hfeng的地址告诉他们，以此作为释放我的条件。这种出卖朋友、也出卖自己灵魂的事情，我当然断然拒绝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道德观讲究“道义”，卖友求荣，向来为士林所不齿，所以我宁可留在狱中，听天由命。直到一九四八年，Hfeng奔走营救，找到海燕书店的老板俞鸿模，他一九四七年出版过Hfeng主编的包括我的第一本小说集《人生赋》的《七月文丛》，也是我们的朋友，由他的关系托中央信托局局长骆美中以留日同学的名义保释，我才得以出狱。在监狱里看人生，是我和上海的另一种因缘。此前我虽然两度入狱，但被关进上海的监狱，这还是头一次。以后的事态发展，证明这并不是最后一次。几年之后，我又一次被投入上海的监狱；与“监狱”这种特殊的居所再续因缘，人生又走入了一段低谷，但这已是后话了。一九四八年十月出狱后，我们一直居住不定，先住在爱多利亚路我伯父商行的上海办事处。为了避免国民D特务的再次骚扰，从这里又转移到上海近郊法华镇，在一间民房的阁楼上住了一个时期。后因被特务发现，只好打点行李再次转移，经我的狱中难友卢克绪帮忙，在他的一个家住南京路高士满大楼的同学董平（他的父亲是上海著名的牙科医生）家住了一段时间。最后我想：在上海折腾来折腾去，生活不得安宁，我知道是国民党特务并没有忘记我，就决计到青岛避居。
上海刚解放，我们夫妇得到消息，就又回到上海。那时我们觉得在新社会里，上海一定会有新的气象。我们怀着满腔热情，准备为建设新中国奉献一切。这时有朋友建议我去北京弄个一官半职。我对从政不感兴趣。早在我初来上海时，在Hfeng家中碰到冯雪峰时，他就对我说：“你性格豪爽，经历丰富，在上海卖文为生实在可惜了。你应该做个干部。你到张家口去，我给党中Y统Z部副部长徐冰写个信，你去后至少是个县长。”可是我对从政根本没有兴趣，所以就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我的妻子任敏也不赞成我当官，不论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她都对我的那些朋友们讲：“谁要是拉拢贾植芳做官，我就不准谁进我的门！”我希望留在上海，一方面能够有一个安宁的环境写作、翻译，继续当个自由的作家，好在刚解放时出版业还非常兴旺；另一方面我也希望能结束长期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有个安定的家。那时我还没有想到后来会到大学里去当教授。直到一九五年秋，当时在全国文协（即现在的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任专职秘书的梅林来找我说：上海虽然解放了，但是一些教会学校还是帝国主义势力的地盘。震旦大学的学生党员（也是地下党支部书记，当时虽然解放了，但是许多党员的身份还是保密的）郑康林通过文协邀请一些进步作家去震旦当教授，让进步力量渗进这个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大学。这样，我就与梅林、王元化一起进了震旦大学做兼职教授，教授两门课程。我们这次到上海后，开始住在新亚酒店，等住了一段时间，我嫌这里人多嘈杂，就设法搬去苏州住了一些时间。在震旦兼职的时候，每个星期坐火车来上海三天，剩下的时间在苏州闭门译著，过得倒也?自在。到第二年，新文艺出版社成立，王元化和梅林分别去就任总编辑和副总编辑，离开了震旦，我留下来，做专职教授，后来又任中文系主任，讲授的课程是苏联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那时Hfeng家住拉都雷米路（今复兴中路永康路），他希望我们能住得近些，我就近在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找房子住下。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后，我调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住在复旦第五宿舍。当时中国的高校按苏联的教育体制在各系成立了教研室，我就兼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并讲授四门课程：苏联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世界文学和文艺写作；结合教学，我还翻译了几本书。在这里刚过了几年安宁日子，我就被卷入了一场始料不及的灭顶之灾中去了。
一九五五年，“Hfeng事件”发生后，我们夫妇先后被公安机关逮捕。我又回到了阔别六年的监狱，旧地重游，感慨良多。我先被关押在卢湾区建国路华东公A部监狱，后转到南市车站路上海第一看守所。我妻子任敏被关押了一年多释放，被分配到科技出版社当校对。那里的一位人事科长（我敬祝这位同志万寿无疆！）劝她与我划清界限，站到人民一边来，任敏没有遵从。按当时的政治语言讲，这是对抗组织，或目无组织的大逆不道的行为或罪行，因为D是领导一切的，党员干部就是D的代表。这样，她就被剥夺了在上海的居住权，流放到青海一个少数民族杂居的山村当小学教师，美其名曰“支援青海社会主义建设”。她到青海不到半年，上海有关方面发来公文说：她在上海出狱后，提出要为“Hfeng反革命集团”翻案。这样她又被扣上“反革命翻案”的罪名，在青海的监狱里关押了四年，受到种种非人的虐待。直到一九六三年，因为大灾荒，监狱里犯人的口粮供应不足，她才又被下放到我的家乡——山西省襄汾县侯村当了十八年农民，以戴罪之身，生产自救。任敏出狱后，本来除过不准回上海外，可以有很多去处，但她还是选择了去我的家乡，一方面是为了照顾我的年迈的父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相信我们无罪，我的问题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她要等我。传说薜仁贵征西，十几年没有消息，他的妻子——出身于宰相之家的王宝钏拒不听家人的劝诫，在寒窑里苦守十八年，等丈夫归来。这两个故事虽有相似之处，可故事的人物和背景却判然有别：一个是古代帝王将相的传奇故事，另一个却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命运。像我们这样的故事，在有类似遭遇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一定还有很多、很多……在二十多年的茫茫苦海中，除过妻子任敏给了我一些慰藉之外，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是一个冰冻的世界。她是我在世界上唯一的精神支柱，所以她去年因脑血栓住院治疗后，我一个人在家感到心绪不宁、百事俱废，直到她病情得到控制，回家休养，看到她的身体日渐恢复健康，我才能静下心来，处理堆积在案头的信债和文债，我们两人的生活秩序才得到了正常的运转。
我被捕后，审讯人员要我检举Hfeng，说是“立功自赎”。我决不出卖朋友，用朋友的血来洗自己的手，换取自己的“自由”。这只能是那些犹大们才能心安理得做出的勾当，我决不会做这样出卖自己的人格和人性、有辱我的做人准则的事情。一九四七年不会，一九五五年同样也不会。所以只好坐在新中G的监狱中，继续听天由命。审讯人员的要求让我恍然觉得一九四七年的情境又一次再现眼前：那时国民D的特务要我带他们去抓Hfeng，以此作为释放我的条件——我这才切身体会到中国的历史演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才真正懂得了历史的复杂性和曲折性。重新审视我青年时代的人生选择和历史追求，我才知道我是一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并且开始走出历史的乌托邦。
在监狱里被关押了近十一年，“文革”前夕，我被判刑后又被押回到原单位复旦大学印刷厂接受“监督劳动”近十三年。在这里，头头们安排了三个工人监督我。他们和我住在一个房间里，我被完全剥夺了自己的私人生活空间。“三秋”、“三夏”时节，他们把我带到附近各县游斗，同时参加农业劳动。平时在印刷厂，我每天七点钟就得出去上工，干最苦、最累甚至最危险的活，晚上才能回宿舍。监督我的工人要我侍候他们，去给他们打开水、买菜票、买肥皂，都得我自己出钱。我每月只有三十元钱，还要给远在山西农村做农民的妻子寄去十元钱。但在这种环境中，我还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坚信自己无罪，而且总有一天，历史会还给我们清白。别人不把我当人，可是我自己要把自己当人看。我虽然是“奴在身者”，但并不是“奴在心者”。看着那些批斗我凌辱我的人，我觉得他们比我还要可怜。他们是“奴在心者”，是真正的奴隶。我常常想起当年的“政治犯”耶稣在被押着走向刑场时对那些沿途向他掷石头的人所说的话：“上帝原谅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时候我为自己定了一些规矩：平时我抽八分钱一包的“生产牌”香烟，每次挨批斗以后，我就花一角二分钱买一包“勇士牌”香烟；我一般只吃几分钱一顿的莱，每次挨斗之后，我就买一块一毛四分钱的大排或者一块一毛三分钱的大块肉吃，自己犒劳自己。
“文革”后期，从“五七”G校接受“监督劳动”回来以后，监督我的由三人变成两人，而且监督也变得稍微宽松一点了，我偶尔可以被批准到市区去走走。有时我利用到五角场买日用品、洗澡、理发的机会，到附近的小饭馆买上三两八分钱一两的土烧酒，两毛钱的猪头肉，半斤阳春面，为自己举行一场盛大的“宴会”。那时候，买食品都得凭粮票购买，我每月只有二十八斤粮票，干的却是重体力活，体力消耗相当大，所以每顿都能吃八两（这在我是此前、此后都没有过的饭量），每月的粮票都十分紧张，不够吃。那时候，没有人敢借给我一分钱，一两粮票，我像是生活在荒无人迹的孤岛上一样。我的妻子任敏获知?从监狱里出来的消息，从千里之外的农村来探望我。她在农村没有粮票，我一个人的粮票供两个人用，不够吃。任敏经常对我说：“你少吃一点，这样我就可以多住几天。”但她呆了没多久，就不得不返回山西，却并非是因为少吃多吃的问题。那时候，一起受监督的一位“牛鬼蛇神”为了戴罪立功，向监督小组揭发说：“任敏这个女人不简单，她是‘Hfeng反革命集团’的联络员。”监督小组发现了这个“阶级斗争新动向”，岂能轻易放过，于是召开批斗会批斗了我一顿，最后说：“‘反革命分子’贾植芳的臭老婆还不快滚回去！”任敏只好又赶快回了山西。后来碰到我的“同案犯”张禹，我才知道了另外一些与这件事异曲同工的事情。张禹是安徽省文联副主席，在一九五五年事件后他被下放到皖北劳改。三年灾害期间，当地的人要外出讨饭，还得到乡政府去开证明，乡政府查明谁根正苗红，才准许谁外出讨饭，算是一种政治待遇；而各种“有问题”的人，连讨饭的权利都没有。这让我想起身为“牛鬼”的日子，不但被剥夺了正常的家庭生活，甚至连像牛郎织女那样鹊桥相会的一点可怜的权利也没有（我的妻子来上海前，同村的人开玩笑说：“你这是织女去看牛郎。”任敏把这句玩笑话讲给我听，我听了后对她说：“不是牛郎，是牛鬼！”）。后代的人看我们这段历史，会觉得荒谬，不可思议，在当事者的我们看来，却不知该是笑，还是泪。也许历史就是这样“笑”和“泪”交织在一起的吧？啊，历史！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作为知识分子，我被迫远离了文化和书籍，身边除掉“请来”的《M主席语录》以外，还有三卷本的《毛泽东选集》，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两卷本的《列宁选集》等，这些书是我一九五五年被抄家后发还的“剩余物资”，因为是马列主义的经典，不好没收，于是就一直带在我身边。如果在解放前，国民党抄家时找到这些书，肯定会作为犯罪证据。这也是新、旧社会的重大区别之一吧！因为无书可看，我只能反复阅读列宁的《左倾幼稚病》、《灾难年头的办法》等等。这些书给了我思考的材料以及新的启发，而思考使得我获得了新的勇气和力量，所以二十多年的重重苦难并没有压灭我的生命火焰，反而激发出我旺盛的生命活力。不过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并非所有的马列经典都是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反G命分子”可以看的。一次我在阅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时，被监督人员发现，他们说：“反革命分子贾植芳！你胆敢看我们伟大领袖的《论持久战》！你真是贼心不死，想与党和人民打持久战，进行长期的对抗！”阅读毛泽东的著作竟然成了我的新罪行，成了所谓“阶级斗争新动向”，他们立即对我进行了大规模的批斗，我遭到猛烈的拳打脚踢。
从“干校”回来，我有时可以去市区走走，看到当年繁华的上海如今变得好像荒凉的农村一样。昔日的大小商店，大多变成了民房，偶尔有个商店或合作社，也很早就关了门。货架上的商品只有一种色调，而且还得凭居民的票证来购买。那时候有各种各样的限量供应的票证，诸如粮票、布票、油票以至肥皂票、香烟票等等，甚至还有草纸票。昔日华洋杂处、中外交流频繁的城市，如今连一个外国人的影子都没有，听到的只有“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的革命歌曲，外地人也绝少见到。八十年代以后，我才知道因为实行严格的户口制度，外地人是不准轻易流动到上海的。我想起五十年代末在监狱里看报纸，看到在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我的一位同事因为说了一句“解放前人是动物，可以跑来跑去；解放以后，我们倒成了植物了，不准动了”，就被打成“Y派”，罪名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户籍制度”。因为久被隔离，面对这些“新生事物”，我好像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而一到傍晚，满街的行人，大概是下班回家——他们穿的不是蓝色就是黑色或者黄绿色的衣服，本来色彩丰富的城市被改造成了只有几种单调的颜色，说起来也真是“改天换地”。这些蓝色、黑色或者黄绿色的衣服都是制服，分不清男女，这让我想起自己幼年时在晋南家乡——一个山村时读北朝乐府诗《木兰辞》中的一句诗：“安能辨我是雄雌”。想不到一千多年后，这句诗竟然以这样一种方式变成了现实。男女老少或者行色匆匆地赶路，或者拥挤在车站前等公共汽车。昔日繁华热闹的电影院、大戏院，如今只有样板戏中阿庆嫂或者杨子荣的唱腔飘出，在凄凉的街道上，使人感觉好像走进了深山。七八点以后，街上就一片死寂，偶有行人或远或近的脚步声打破沉寂，接着又复归于一片死寂，不多的几盏灯发出昏黄的灯光……
上海仿佛又回到了开埠以前荒凉的渔港与农田，它不再是一个“海”，而成了一片“死水”，散发出僵死的叹惜……这个僵死了的城市仿佛在做着沉沉噩梦……
一九七八年九月，我结束了长达十几年的被“监督劳动”的生活，回到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我的远在山西家乡做了十八年农民的妻子也终于回到了我的身边。单位给了我们一间房，这才算又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一九八年底平反后，我们的居住条件才有了新的改变，恢复到一九五五年我们被捕前的生活环境，也是独门独户。当年被捕时我们都还是三十来岁、风华正茂的青年，经过一浪又一浪的政治FEng波，我们都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回头看这一生，我发现自己从小就不是循规蹈矩、唯唯诺诺的顺民，进入社会后，又接受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使命感和正义感，追求精神自由和社会进步，所以我的一生历尽坎坷，每当中国社会处于历史性的转变关头，我总是在监牢里（我一生四度入狱，两次都发生在上海，这也是一种缘分吧！）——一九三五年，我在北平参加了“一二•九”爱国Y动而被捕入狱，一九三六年出狱后流亡日本，一年多时间后，抗日战争爆发，我弃学回国参加抗战；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翌日我从徐州日伪警察局特高科监狱里走出来；一九四八年十月我在上海从国民党中统局的监狱中出来以后，避祸青岛，不及一年，国民党政府垮台，蒋介石逃到台湾，大陆解放；一九六六年五月，我被判刑后，押回原单位接受“监督改造”，不到一个月，“文化大革命”发生；一九七八年我被解除“监督”，一九八年平反，中国步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现在当我颤抖地握着笔写作时，我们夫妇都已八十多岁，步入了人生的暮年了。
当年刚来上海时，我们穿西装，打领带，因为穷，被称为“洋服瘪三”。如今年纪老迈，喜穿随便的中式衣服，朋友间开玩笑，互相戏称“年轻时是洋务派，老了以后是义和团”。但我自信自己在精神上还是开放的，并不因为上了年纪就顽固守旧。年轻时我们在霞飞路（即现在的延安路）白俄开的便宜西餐店吃罗宋面包，喝罗宋汤，到老了喜吃我们家乡山西的饭菜；少小离家，但到如今还是“乡音未改”，许多人说像一种“外国话”；年轻时我的字还写得可以，老了以后一手龙飞凤舞的恶札，一般人感觉像甲骨文或金文那样难认……在这些意义上，我也可以说是“顽固不化”，像当年挨批斗时被加上的恶谥。
当年那些整我的人，如今大多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或者用过去流行的革命的政治语言说“纷纷滚进了历史垃圾箱”。而我虽然遭受了多年磨难，可还是从历史的风雨中挺过来了。十多年的监狱生活，十几年的“监狱劳动”，本来是为了折磨我，最后反而锻炼了我的意志，增强了我的体质，所以我把这二十多年的关押、“改造”称为“脱产锻炼”……我的头脑更加清醒，生命之火不但没有被扑灭，反而燃烧得更加旺盛，这也是一种历史的辩证法吧！朋友们出于好心，常常劝我戒烟、戒酒，我不戒，因为我是经过多次死亡考验的人，老是在死亡线上散步，早已参透了生死大限。我觉得，死亡是一种自然规律，越怕，越容易死；越不怕，越死不了。精神是生命的支柱。
当年我到上海，想成为一个自由作家，如今年过八旬，我仍然保持着写作的习惯。我觉得作为一个关心社会、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要活着，就得消费，为了付饭钱，就得为这个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并不是什么“人还在，心不死”。如果停止思考和工作，这样的生命状态就意味着停滞和死亡。人活一天，就得工作一天。最近，我为一位朋友的文集所作序文中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我八十余年的人生体验与追求的概括：“因为生命就是不断发现和重新认识的过程，世事变幻，人生沧桑，每一天都有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事物和情况，生命只有充分沉淀在生活的漩涡当中，不断催发新生，扬弃衰亡，才会有更大的收获。”
我的后半生的各种遭际都与上海这个城市密切相连。令我高兴的是，在我的余年，我又看到了我所生活的上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出现了重大转折，又一次由封闭走向开放，各地人又纷纷涌进上海，东西方的交流也日渐活跃，几乎每天从报上都能看到来上海投资和经商的东西各国以及港台和海外的华人，来旅游观光的客人，以及来进行文化交流的学者……上海又变成了一个汹涌不已的大海，它终于从死亡中复活了。日新月异的上海又恢复了昔日的辉煌，上海如今又是个海了……
啊，上海！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下旬于上海寓所
本文选编自和讯读书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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