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 | 黄裳浅识
黄裳（1919—2012），著名散文家、记者、文史专家、收藏家。1919年出生，山东益都人。先后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1943年开始征调到昆明、印度等地担任美军译员，抗战胜利后任《文汇报》驻重庆和南京特派记者。50年代后主要在《文汇报》担任记者、编辑、研究员。现居住上海，主要从事写作。散文集《过去的足迹》1989年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
1935年中学期间即在校刊上开始发表作品，第一本散文集《锦帆集》出版于1946年。《锦帆集》、《锦帆集外》、《旧戏新谈》、《关于美国兵》、《榆下说书》、《金陵五记》、《珠还记幸》、《笔祸史谈丛》、《黄裳自述》、《来燕榭书跋》、《来燕榭书札》、《来燕榭集外文钞》等。
黄裳生于1919年，这是开不得玩笑的时代，意识和过日子的方式全世界都在认真的估价，“生和死，这真是个问题！”哈姆雷特这样说；“剥削和被剥削”，十月革命这样说。黄裳比中国共C党年长两岁，他是奉陪着中国共C党一直活到今天的。
黄裳是山东益都人，一般的讲我对山东人印象都比较好，大概自小起始于《水浒传》吧！认识黄裳倒并非因为他是山东人。第一次怎么见面的已经记不起了，时间在1946年底1947年初，《文汇报》编辑部里还是别的什么所在，若是在编辑部，那是至今还历历在目的。八张或十张写字台，黄裳的桌子在进门的左手边，有陈钦源、叶冈的座位，他们是在一排。杨重野、杨卓之诸位好像在另一个房间。
我到那里只是去取稿费，来往较多的当然是黄裳和钦源两位老兄了。钦源是广东人，我们多有一些话说，他还邀请我上他父母家吃过饭，他父亲是做雪茄烟生意的，在一条热闹但很窄小的街的二楼，楼上有讲究的货架，放满一盒盒的雪茄。
跟朋友开玩笑吹牛皮，我常常讲见到许多前辈和朋友的父母，比如说钦源兄的父母，黄裳兄的母亲，苗子兄的母亲和郁风老大姐的妈。再远点见过沈从文表叔的爹妈（我叫姑公姑婆），见到过林庚先生的父亲林宰平老先生。近处讲，见过汪曾祺的父亲，金丝边眼睛笑眯眯的中年人。说这些干什么呢？介绍介绍那个时代我的人际氛围也。
那时我在上海闵行县立中学教书，汪曾祺在上海城里头致远中学教书，每到星期六我便搭公共汽车进城到致远中学找曾祺，再一起到中兴轮船公司找黄裳。看样子他是个高级职员，很有点派头，一见柜台外站着的我们两人，关了抽屉，招呼也不用打的昂然而出，和我们就走了。曾祺几次背后和我讲，上海滩要混到这份功力，绝不是你我三年两年练得出来。我看也是。
星期六整个下午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星期天的一整天，那一年多时间，黄裳的日子就是这样让我们两个糟蹋掉了。还有那活生生的钱！
我跟曾祺哪里有钱？吃饭、喝咖啡、看电影、坐出租车、电车、公共汽车，我们两个从来没有争着付钱的念头。不是不想，不是视若无睹，只是一种包含着多谢的务实态度而已。几十年回忆起来，几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陈越香。
黄裳那时候的经济收入：文汇编副刊、中兴轮船高级干部、写文章、给一个考大学的青年补习数学、翻译威尔斯的《莫洛博士岛》（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是不是那时候？不清楚了）、出几本散文集，还有什么收入？伺候年老的妈妈，住房及水电杂费，收集古籍图书，好的纸、笔、墨、砚和印泥……还有类乎我和曾祺的经常的食客们……他都负担得那么从容和潇洒。
前些日子我到上海，问容仪：“你听过爸爸开怀大笑过吗？”一个儒雅文静的书生的朗笑。容仪说：“是吗？他有过大笑吗？”有的，一种山东响马似的大笑。在我回忆中，黄裳的朗声大笑，是我友谊的珍藏。很可能，两位女儿哇哇坠地之后，那年月，黄裳没有空了。从历史角度看，哭的时间往往比笑的时间充裕。
说一件有关笑的往事。又是那个可爱的星期六或星期天，好像吃过哪家馆子，他两个人喝得微酲的程度，我走在离他们二十步远光景，观览着左右毫不相干的热闹，清醒地说，我们应该是从另一些马路拐到这条著名的马路上来的，叫做四马路，四马路有这个和那个，是我自小听老人摆龙门阵知道的。我不喝酒，却是让两位的酒气加上闷热的酒楼熏得满脸通红。说时迟那时快，斜刺里闪出两条婆姨，一个挟我一边手臂，口里嚷着：“先生帮帮忙好口伐？先生帮帮忙好口伐？”往弄堂里拖。挣扎了好一会，两位女士才松了手，这时我听到黄裳那放开喉咙的笑声。两位仁兄慢慢走近，我似乎是觉得他们有些过于轻浮，丝毫没有营救的打算，继续谈他们永远谈之不休的晚明故事。眼看朋友遭难而置若玩笑，我设想如果黄裳或曾祺有我遭遇，不见得有我之从容。那次的笑声似乎是震惊了马路周围的人，引开众人对我狼狈形象的关注，若如此，这又是一种深刻意义的救援了。
黄裳很善于跟老一辈的人往来，既婉约而又合乎法度，令人欣赏。同学中也有许多有趣的、功力深厚的学人，如周汝昌辈。在他的好友中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一门忠烈的黄宗江为大哥的黄氏家族，他们的交谊简直可写一部美丽的戏。
黄裳到底有多少本事？记得五十多年前他开过美军吉普车，我已经羡慕得呼为尊神了，没想到他还是坦克教练！……
至于他的做文，唐弢先生是说得再准确没有了：“……常举史事，不离现实，笔锋带着情感，虽然落墨不多，而鞭策奇重，看文章也等于看戏，等于看世态，看人情，看我们眼前所处的世界，有心人当此，百感交集，我觉得作者实在是一个文体家……”“推陈可以出新，使援引的故事孕育了新的意义，这是有着痛苦的经验的。但在文字上，我们却以此为生活的光辉。”
黄裳兄的书我几乎都读过，从上世纪的1947年到今天近六十年了。心胸是一件事，博识是一件事，多情又是另一件事；文章出自一个几十年自凌辱、迫害的深渊从容步出的、原本有快乐坦荡天性的山东人笔下，自然会形成一个文化精彩排场。
和黄裳做朋友不易，几十年来他却容忍我的撒泼、纠缠，他也有一套和我做朋友的学问。大庭广众酒筵面前他几乎是个打坐的老僧；在家里我们都曾有过难以忘怀的谈话。他是个弄文的，我是个舞画的，“隔行如隔山”是句狗屁话！隔行的人才真正有要紧的、有益的话说。他明确地、斩钉截铁地、决绝地讨厌过某某人，那是很勇敢的，即使在戴右派帽子的年月，有人听过他求饶的话吗？苦难年月，罪人常采用屈辱方式强化自己。培根说过：“那些喜欢出口伤人者，恐怕常常过低估计被害人的记性。”（培根说的仅仅是“出口伤人”，还不够害命的程度）既然迫害文化人是种文化现象，文化人怎么会不记得？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化人怎么办？读书！个个文化人发狠读书，让迫害者去孤独！凋零！
我特别喜欢黄裳兄的三篇文章，一是解放前的《饯梅兰芳》、一是解放后的《陈圆圆》和《不是抬杠》。
《饯梅兰芳》一文的历史背景和几十年后重翻波澜的情况就不赘述了，想想看，当年的黄裳兄才不过二十几岁的人，有那么深刻的胆识、那么宏阔的气势，敢面对大权威作好意委婉的规劝，文章是那么漂亮，排解得那么清晰，遗憾归遗憾，谅解归谅解，事情却是铁板定钉，大家看完，大大舒了一口气。这钉子是黄裳敲下的。
后两篇文章是针对姚雪垠的。
抗战时候在重庆、桂林……批判姚雪垠的小说《差半车麦秸》，连茅盾公都上了阵，像是文艺界很大的一件事。《差半车麦秸》我好像也读过，可惜至今一点影子也没有留下。解放后，我一直对朋友鼓吹三样事，汪曾祺的文章、陆志庠的画、凤凰的风景，人都不信。到60年代，曾祺的文章《羊舍一夕》要出版了，我作了木刻插图，人说汪的文章出版，姚雪垠曾讲过好话。怎么讲？哪里讲？我都不清楚，只觉得姚几时从重庆到了北京让我新奇，世上到底也有人懂得曾祺了。算是对姚有点好感。多少年之后的某一天，好友李荒芜来找我，说姚雪垠要请我为《李自成》作插图，我告诉荒芜实际情况不可能。一，我在为北京饭店搞美术设计，工作很忙；二，为《李自成》一书去认真研究史料太费力，不值得。荒芜还是缠住不放。我们在北京饭店几个画画的为了搜集创作资料旅行到汉口时，姚还有信追到汉口，我没有回信。几个月后临近春节，我们来到成都，听说北京将要开展批黑画运动，其中一张猫头鹰尤其恶劣……我说：“唉，画张猫头鹰算什么呢，我不也是常常画嘛！”回到北京才知道指的就是我，这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了。一天跟潘际坰兄嫂几位老友在康乐酒家吃饭，进门又碰见那位热心而诚笃到家的荒芜兄，说要和我谈件事。我说：“你甭谈，我先谈，我从没考虑过为姚雪垠作插图，请他放心。你还有别的事要谈吗？”荒芜说：“就这事。”我说：“好，就这样？”荒芜也说：“好，就这样！”
姚的《李自成》我找来看过，没有看下去，觉得似乎是别有所指。后来香港某家月刊登了姚写的古体抒怀的诗，其中大意是：“为什么我把《李自成》写得这么好呢？都因为学习了马列的原故。”……这样一来，对姚的印象就丰满多了。
黄裳兄的两篇文章无异是端给姚雪垠的两碗醒酒汤，人一醒，话也就少了。
一个人的文章好，总是给人提供一些智慧的线索；正如托尔斯泰称赞契诃夫文章说的“既美丽又有用”。
黄裳兄这一生为书遭遇过烦愁也享受过泡在书里的快乐。人常常称呼这个是读书人，那个是读书人，要晓得，做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可真不易。作家有如乐器中的钢琴，在文化上他有更全面的表现和功能，近百年来的文化阵营，带头的都是文人。
一个作家归根结底是要出东西，出结实、有品位的东西，文章横空出世，不从流俗，敢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闲事管得舒坦，是非晴明，倒是顾不上辈分和资格了。
和黄裳兄多年未见，这半年见了两次。我怕他行动不便专门买了烧卤到府上便餐，他执意迈下三楼邀我到一家馆子去享受一顿盛筵；我再到上海，兴高采烈存心请他全家到我住的著名饭店餐厅吃一顿晚饭，那顿饭的水平吃得我们面无人色，使我惭愧至今。
座谈会说好我要参加的，“老了！打不动了！”（萧恩语）眼看从凤凰到张家界四个多小时的汽车，还有个来回，写了个小小发言稿，抒发友谊情怀。
本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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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反封建与传统戏
作者|黄裳
来源|《上海戏剧》（1980年第6期）
好多年来，大家都在起劲地反对并企图消灭资本主义。别人不敢说，我自己对这道理是一直相信、拥护的。既然只剩下了无产阶级一家和资产阶级一家，不去反又怎样呢？至于要具体反对哪些内容，又怎样去反，却并未细想过。日子一天天过去，又经过了“十年浩劫”，大梦初醒，才发现起劲地反对了多年的，其实有些并不是什么资本主义。事实上在我们的国家里，资本主义的东西虽然不能说绝无仅有，但并不太多。同时又记起，在这过程中，背后曾很挨过几刀。回头一望，才发现那里站着一个强大的封建主义，而且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害，被放过了。
这样说，可能有些夸大。因为在那史无前例的十年中间，所见所闻和所吃之苦，几乎是全套的封建主义货色，当然多数是表面涂了新鲜油彩的，因而不能不产生这种痛切之感。从六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开始，就已提出了反封建的口号，努力了许多年，不能说毫无成效，但成效甚微则是事实。没有办法，只好从头补课，必须大反封建。这是当前思想战线上极为重要的工作。对此，我当然是相信的，拥护的。既受到严酷的实践教育，又经过痛苦的思考，因此，这一次的决心与认识，应该说是切实得多也牢靠得多了。
当然，应该注意并加以研究的重要问题，还依旧是怎样反和反什么。
根据过去的经验，许多人都喊过反封建或革新的口号，但他们的心思与方法是各不相同的。很早以前就有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清末和后来颇长一段时期内，这口号十分流行，看来确也并不怎样高明。因为在有些“老新党”看来，所谓“中学”其实是封建主义的精华。他们哪里肯彻底反封建，只是想千方百计保护之，使之垂于永久；五四以后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些新人物就有了完全不同的出发点，他们的口号是“全盘西化”。他们是反对“中学为体”的，他们要的是纯净的西方资本主义。比起“老新党”来，他们要高明一些。过去笼统地称之为“买办文人”，是有些简单化了。但也不能说不曾接触到事物的本质，因为这时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已经开始在中国传播，新的反封建战士（以鲁迅为代表）也已出现，而且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战略了。
试比较一下鲁迅的主张和“新月”、“独立评论”派的意见，其中至少有一点有明显的不同。鲁迅主张“拿来主义”，在“体”与“用”之间的关系上，因为“体”已经不再是“老新党”的封建主义，所以大胆拿来经过选择、消化为我所用的对象就不只包括了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连封建文化也在内。这种气魄、眼光，是“全盘西化”派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胡适们所梦想的只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天堂”，可能在他们看来，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已经是理想的最终阶段了。
五四以后有一些新派人物，是痛恨旧戏的。例如当时还站在“语丝”旗下的周作人。在他看来旧戏是集封建糟粕之大成的，丑恶、诲淫，音调也不好，锣鼓也太响了。他在北京住了几十年，只看过两三次京戏，可谓深恶痛绝。周作人并没有提出更多反对旧戏的“理论”。但几十年后，在林彪、江青一伙手里，情况可大不一样了。‘他们抓住“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八个大字就几乎消灭了全部的旧戏。他们手里舞弄的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他们说过去的文化毫无可取，只能毒害人民。其实这种“高论”列宁早已彻底批判过了，但想和他们辩论是无效的、天真的，也是愚蠢的，因为他们心里想的是反革命。
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出发点，却在某些方面表现了惊人的相似，这是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的。
传统戏多半是封建社会里的产物，它表现的也是封建社会的生活，必然也沾染了不少封建思想。这样的文化遗产对今天的人民还有没有用处？它的社会效果又是怎样的呢？
“十年动乱”中间，人们高呼“万岁”几乎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难道这是人民群众看多了传统戏里的“吾皇万岁、万万岁！”中了毒，一朝发作而不可收拾了么？难道这不是林彪、江青、康生一伙而是某一戏迷的发明创造么？除了林、江，几亿人民中是谁看传统戏发了狂，拼命想当皇帝、女皇的呢？
这都不是难以解答的问题。同时我又想，正因不少人曾经从舞台上领教过这一套，才能触景生情，看出这种反常的社会现象的本质，从而看穿了这批坏种的内心世界。这也并非捏造，正是人民群众相当普遍的经验。
这就是反映封建事物的作品，可以产生反封建作用的一个简单但确实无误的证据。奉行文化虚无主义的“英雄”们的用意大抵也正在这里。看了海瑞戏，人们会被教唆去骂皇帝，是不妥的；如果连不骂皇帝的戏也没有，人民群众根本不识皇帝为何物，那么即使穿起龙袍，走在街上，也不会有人大惊小怪了。这就正是某些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
反对传统戏，想把这种“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物扔进垃圾箱的人当然绝非都是康生之流的“理论家”，不过也必须警惕，不要浑浑噩噩地和他们唱起同样的调子来。
传统戏这东西，也确是复杂得很。今天大家一致认为较为妥当的对策——推陈出新，就需要一个必要的前提，辨识。先要分清什么是“陈”才好“推”；什么是“新”，才好“出”。这似乎又是常识以下的问题，但好像三十年来，并不曾弄得十分清楚。
不能不想起一些往事，那已经是三十年前，大家热心提倡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表演方法的时候。我参加过一次座谈会，听到一位著名的演员谈她的表演经验。她说，在《玉堂春》里唱到“那一日梳妆来照镜”时，她是忠实地做出了梳头、掠鬓、对镜，一看、两看……的身段的。我听了颇为佩服。佩服她对“现实主义”的忠诚，也佩服她手法、眼神、身段之敏捷。我想我就不行，非弄得头昏眼花不可。
又一次是和一位老戏剧家讨论。他也是非常强调现实主义的表演方法，并极力主张京剧尽量接近“真实”的。我提出一个疑难的问题。《白水滩》里十一郎在山头听到人声呐喊，要赶去参加战斗。就在这时，曾大大耍了一通棍。这是盖叫天的名作，许多观众都非常熟习并看重这一路棍。但其实是不合“情理”的，局势急如星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闲情逸致耍棍呢？理应取消，但怕观众不高兴，艺术家也不大想照改。
这当然都是三十年前的往事了。
近来好像不再听到这类有关“现实主义表演”的讨论了，人们关心、议论的问题已广阔得多，也深入得多。但对现实主义这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好像也还正在争论之中。不管怎样，我想，真实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生命。这怕是谁都否认不了的。作品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就不会死亡。传统戏，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的生活，是过去了很久的生活了。照理说，这样的作品已经成为古典，人物也会使今天的观众感到陌生。但事实往往又并不如此。我想这正是因为在今天的社会里，封建主义的残余还是大量的，有的还是顽强地存在着甚至占着优势，简直不能称之为“残余”。人物衣冠确已大大改变，嘴里说的也是时髦的语言，但灵魂深处往往还是旧的，或基本上是旧的。观众在舞台下面看的是古老的故事，但随时随地可以看到现代的人，仿佛就坐在身边一般。这已经不再是秘密，只要作品忠实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塑造了真正的人，那它是不会死去的。在这些人物的思想感情最后消灭之前，角色也将不死。
因此，我想这样说，今天要反封建，就离不开传统戏。或更确切些说，是不该拒绝借重这支重要力量的。
我们似乎又可以从中悟出，在忠实地反映历史真实的前提下，题材问题应是次要的，歌颂或暴露的问题同样也将是次要的。
今天中国人民在做着反对封建主义的大事，在舞台上古典的人物、故事，和现代题材一样，同样能完成这个艰难的任务，有时甚至还可能完成得更好。
在戏剧家笔下，满台光明的场面可能表现的是对阴暗最深刻的批判；充满忧伤、悲壮的场景会喷射出战斗的豪情和对前景的无限信心。这些也都不是秘密，更不是少见的现象。
《法门寺》写了明代大太监刘瑾平生所作惟一的一件“好事”。这是事实。刘瑾是坏人，坏人怎么能“歌颂”呢？这责难也是“理所当然”的。你说黄天霸是奴才，为什么舞台上要把他打扮成一个英雄？而死在他刀下、镖下的又都在脸上被涂了莫明其妙的颜色与花纹呢？可见不是剧作家就是自己发了昏了。
当《水浒》还被看做是“农民起义的教科书”的时代，你想对《水浒》人物进行一些分析并指出其缺点是不允许的。那是“唯成分论”，是给农民革命泼污水；等到《水浒》一旦变成投降主义的标本，那就更用不着任何分析，“唯成分论”，也化为“成分决定论”，宋江、卢俊义……都是天生的坏蛋、叛徒与内奸了。这与“脸谱决定论”都是使人羡慕的好方法。我们的戏剧遗产也确实太丰富也太复杂了。在许多性急的朋友看来，不采取这样的断然措施，恐怕是不行的。
但这许多都还比不上将这一切统统送进垃圾箱的战略来得干脆与利落。
我想这许多好像都不能算是理想的好办法。《红楼梦》写晴雯感冒风寒，请了一位大夫来开了一张药方，使宝玉大吃一惊。这位大夫不熟习贾府上下人等的体质、习性，只是照医书办事，加大剂量，当然开不出合适的处方。可见这类事是性急不得的，要摸清情况，耐心考虑，慎重处理。但也要快，大病小病都是耽误不得的。传统戏据说也生了这样那样的“病”，而且并非晴雯那样的小病，只消饿一下就行。应该抓紧治疗、调理。这首先就要求提高医疗水平，也就是说要使我们的戏剧评论的水平大大提高一步，这样，才有可能开出对症有效的处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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