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愚谦 | 逃亡的回响——人生的喜剧和悲剧

关愚谦，德国汉堡大学硕士、文学博士、作家、时事评论家、翻译家。1949年以前在上海读书，毕业于市西中学。1949年到北京读大学，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后调至中央部门做翻译和对外联络工作。1968年“文革”时期离国。1970年受聘于德国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前后教学三十年；1988年和1998年受聘于杭州大学和浙江大学兼职教授。德国时间2018年11月21日12点在柏林病逝，享年87岁。

来到欧洲，一晃四十年了！这四十年，我是怎么从零开始？又怎么与天磨合、与地磨合、与人磨合过来的？

在初到德国的日子里，每一天，我都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奔波，我很少有时间想家，或者说有意识地控制着自己不去想家。要在无亲无友的陌生国家活下去，就必须咬牙坚持，任何脆弱和伤感都会挫败我生存的勇气和意志。在汉堡大学担任助教后，生存问题有了着落，那被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思乡情绪，便时时如潮水般涨出，弥漫我的整个身心。亲人的影像经常轮番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家中许多幸与不幸的往事，穿越过历史的茫茫烟尘，向我走来……

总之，这四十年来，我悟出了许多新的生活哲理。我从母亲那里学到的做人之道，反倒从我的妻子春那里得到了印证。真没想到，我的德国妻子，我下半生的挚爱伴侣——春，把我带进一个新的天地。此外，我在毛泽东时代所学的革命大道理，竟然在西方获得了新的答案。我对欧洲大地产生了浓厚的感情，也消除了过去对西方不切实际的幻想。我更爱自己的祖国，更爱我们的中华民族，更爱我的母亲和我的家庭。

生命之旅的烟尘，裹挟着我一生的祈望和绝望、痛苦和幸福，如同即将进入终点站的列车把我这长途旅游者带入了21世纪。它虽然开始减缓了它前行的速度，但我这个历经了漫漫长旅的旅人，越发对生命周遭的风景感到迷恋和眷念。

“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在反思我一生履历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我曾经是一个盲目的乐观者。我曾经以满腔热忱拥抱着新时代，并认为是勇敢者的举动，但实际上我更多的是用热情代替了思考，无论我的政治遭遇，还是我的个人生活，都无法回避这一事实。

乐观与胆大既会造成人生的喜剧，也会形成悲剧，在我身上这二者体现得如此和谐统一，才铸成了我这一生奇特的命运。有朋友看了我回忆录的初稿说：“在打开办公桌，看到那本蓝色的日本护照时，亿万个人里面，恐怕只有一个人敢拿着它闯关，这个人就是你——关愚谦！”他的话是对的，但没有道出我敢闯的理由：我那锲而不舍追求自由的野性。

如今历经生死劫难的我，置身在生命的夕阳里，以沧桑而睿智的目光，以超脱而沉实的心态，追忆着年轻时的我。最后我想对自己说：“谁没年轻过，谁都将年老，性格即命运，既然无法改变自己的性格，就得认命。爱过的，恨过的，幸福的，背运的，都是属于命运交响曲中不同的乐章。我感谢命运之神对我的眷顾。”

年逾古稀之际，我不必追悔以往所做的一切。但是，有一点我深深体会到，受过亡国之苦的我们这一代人，对故乡和祖国的观念，比现在的年轻人强烈得多。她常常和人们形容的母亲形象联系在一起，饱受苦难而善良宽容。祖国就是我的母亲。祖国再受尽磨难，祖国再穷困，祖国再使我受委屈，我对祖国仍然充满了真挚深沉的爱。因为这种现象是在特殊的环境下产生的，现在总有一天会成为过去，但祖国的大好河山仍然留在人间。

实际上，在我对祖国的想念中，最主要的是对母亲的想念；对祖国的忏悔里，最深重的忏悔是对母亲的忏悔。我一生里最大的罪过是对母亲的背叛，最不可原谅的行为是对母亲的伤害，最痛心疾首的是不能让母亲在人世间与我再相见！天长地久有穷时，此恨绵绵无绝期啊！

我最喜欢的俄国作家之一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1814_1841）在他的《当代英雄》一书中曾写道：“一个人的心灵的历史，哪怕是最渺小的心灵的历史，也不见得比整个民族的历史枯燥乏味，缺少教益，尤其是这种历史是一个成熟的头脑自我观察所得的结果，而且写作的时候并非出于存心博取同情或者满足哗众取宠的虚荣欲望。”

我到德国来，有一些从中国台湾来的人对我说：“既然你关愚谦从红色中国逃出来，那你就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你就应该痛骂这个国家。”其实，他们太不理解我，不客气地说，他们太简单，缺乏这样的境界。执政党和祖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应该截然分开。我爱我的母亲，我爱我的亲人，也爱我的祖国大地和人民。如果我的所作所为会让母亲痛苦和失望，会伤害他们，会威胁祖国和人民的安全，那我坚决不会这样做。

青年时期的关先生

1984年，我收到好朋友香港三联书店总编辑萧滋先生的一封信：

日前见到新加坡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李炯才（Lee Khoon Cho）先生，他送给我一本书：“An Ambassador’s Journey”（一个大使的旅程）。这是他记录其大使生涯的一本回忆录。里面有三页提到一个叫Kuan Yu Sam的名字，像是你的遭遇，但事实有出入，现复印一份给你。如果此人确实是你，若你有兴趣，可直接与他联系。

这本书的第二十二页这样写道：

当我在开罗的时候，当时的中国大使是黄华，他后来成为外J部长。我初来开罗，我的私人助手曾多次为我和中国大使馆联系，想要和黄大使见一次面，但都因事忙等原因被拒绝了。大使之间互相联系，这是开罗外交圈子里的传统习惯。后来在外交场合多次见面，黄华只是和我握握手，不说一句话……直到他离任，我们没有交谈过一次。

文化D革命开始，黄夫人被调回国，留下他和大量不是外交官员的勤务人员，如司机、厨师和勤杂工。他们都成了红W兵。大使馆内到处是标语口号，任何使馆人员不得外出。

唯一的一次是1968年3月间，红W兵们戴上袖套包围了希尔顿旅店，要求交出中国的一个官员Kuan Yu Sam，开罗警察不得不驱散他们。

我在开罗时一直怀疑埃及警方关于红W兵包围了我住的旅馆的说法，原来是真的。李大使继续写道：

埃及负责亚洲事务的拉姆齐（Ramzy）先生告诉我，关先生是亚非作家联盟的一个官员，他能说流利的英文和日文，负责接待外宾，工作很好。“文革”到来，他被严厉批评和孤立，主要罪状是他家庭的先辈出身于富家。即使他一再向毛表示忠心，但他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异己分子而不被相信。1968年春在北京召开亚非作家会议，他负责陪同一位日本作家。他即用了该作家的护照，借了一身日装，订了机票逃到开罗。目前有三个国家要他：中国、日本和俄罗斯。关被关进开罗监狱一年半，据闻他现已离开开罗到了布鲁塞尔。

这一事件使黄华很头痛，他的一切让关返回的努力都失败了。这也是他在文化D革命时期一度丢官的原因之一吧！他也是唯一的一个在文化D革命时没有立即调回京的大使，为了处理关的案件。

中国所有的大使回到北京以后都因对外国太友好并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而受到批判。

他们被红W兵质问，有的被处罚，吊着牌子上街游行。有的则送进干校重新改造。

原来我出走的原因，在海外还有另外的版本。当然，国内的传闻更多。有的说，我的出逃是经过长期精心策划和准备的；有的说，我是走最高层路线出去的，不然绝对不可能逃出去；有的说，是西园寺公一帮助我走的；有的说，周恩来总理将我出逃的消息报告毛主席后，毛主席下令非要把我抓回来法办；还有的说，总理开始很生气，下令非要把我弄回来，后来又说：“既然已经出去了，就算了吧！”

我觉得最后一种传说比较可靠。因为我后来竟然又见到了西园寺公一的儿子，即护照被我盗用的“受害者”西园寺一晃。

1991年我第一次到日本旅行。多少年来，我一直很内疚，只有当面向西园寺公一和他的儿子道歉，才能去掉我的这块心病。我在东京读大学的外甥女晶晶帮了我的大忙，她找到了西园寺的大公子一晃的电话号码。

我与一晃约好第二天见面。

我一见他，立即鞠躬道歉赔礼。一晃很大度，还紧紧地拉住我的手说：“我不怪你。我父亲那时对‘文化大革命’也非常反感。他不愿看大街上戴高帽子游街的场景，为此大白天都把家中窗帘拉起来。你出逃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总理就为你这件事，亲自登门向我们道歉。”

“总理骂我了吗？”我急于想知道，我多大程度上伤了他老人家的心；也想证实，真是他老人家救了我的命？

“没有，周总理只是一再道歉。他告诉我们，这是他的好朋友的小儿子干的。周总理这么一说，我父亲就更不生气了。”

“那你没有护照，是怎么回日本的？”

“当时，中国和日本还没有建立邦交，这问题就大了。最后，周总理派海船把我送到公海，与日本来接我的海船相会合，我从一艘船跳到另一艘船返回日本。”

“真对不起。你父亲身体好吗？”

“他老了，走不动了，但他还记得你。我来前还和他通了电话，他也问你好。”

“谢谢他老人家。”

我衷心感谢西园寺父子的理解和宽容。同时，我从一晃的谈话里隐约感觉出，周总理对“文化D革命”是有看法的，否则他绝不会为了老朋友的小儿子而置国法于不顾，他不是那样的人。1981年，在我出逃十三年后第一次回国探亲的第二天，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就打电话给我的父亲表示祝贺。可惜，总理他老人家已经辞世了，不然，我一定跪在他面前，请求他的原谅。

本文来源于《浪:一个为自由而浪迹天涯者的自述》,更多内容请购买图书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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