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 | 顾准其人其书
顾准（1915—1974），上海人，字哲云，著名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历史学家。
一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不是一本为发表所写的著作，而是顾准应他兄弟的要求断断续续写下来的笔记，时间是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四年作者逝世前为止。我要说这是近年来我所读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作者才气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令人折服。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这些天我正在编集自己的书稿，由于作者这本书的启示，我对自己一向从未怀疑的某些观点发生了动摇，以至要考虑把这些章节删去或改写。本书就具有这样强大的思想力量。
如果要我勾勒一下我从本书得到的教益，我想举出下面一些题目是我最感兴趣的。这就是作者对希腊文明的研究；对中世纪骑士文明起着怎样作用的探讨；对宗教给予社会与文化的影响的剖析；对从法国大革命直到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对直接民主与议会制度的评价；对奴隶制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阐发；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与对经验主义的再认识等等。作者对这些都作了很少有人作过的探索，显示了真知灼见，令人赞佩。作者的论述，明快酣畅，笔锋犀利，如快刀破竹。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经他一点立即豁然开朗，变得明白易晓。我觉得，这不仅由于他禀赋聪颖，好学深思，更由于作者命运多蹇，历经坎坷，以及他在艰苦条件下追求真理的勇敢精神。这使他的思考不囿于书本，不墨守成规，而渗透着对革命、对祖国、对人类命运的沉思，处处显示了疾虚妄、求真知的独立精神。他对于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六七年半个世纪的历史，包括理论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问题的涌现。都作了认真的思索。这些经过他深思熟虑概括出来的经验教训，成为他的理论思考的背景，从而使他这本书形成一部结合实际、独具卓识的著作。
读了这本书我不能不想，是什么力量推动他这样做?请想想看，他很早参加革命，解放不久在“三反”整党中就被打下去。“文革”前曾两次戴上了“右派”帽子，一次在一九五八年，一次在一九六五年。据我所知，这是绝无仅有的。“文革”开始，惟一关心他的妻子自杀了，子女与他划清界线。他断绝外界来往，孑然一身，过着孤独凄苦的生活。在异地的弟弟和他通信，他寄给弟弟大量笔记。读了这些凝聚着智慧和心血的文字，不得不使人为之感动。他的这些笔记是在十年浩劫的那些黑暗日子里写的，没有鼓励，没有关心，也没有写作的起码权利和条件，也许今天写出来，明天就会湮没无闻，甚至招来横祸。这是怎样的毅力!我由此联想到历史上那些不计成败、宁愿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人物。记得过去每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总是引起内心的激荡，真所谓展卷方诵，血脉已张。为中国文化作出贡献的往往是那些饱经忧患之士。鲁迅称屈原的《离骚》：“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坟·摩罗诗力说》)他指出达到这种高超境界是基于思想的解放，摆脱了世俗的利害打算。倘用他本人的话说，这就是：“灵均将逝，脑海波起……茫洋在前，顾忌皆去。”(《坟·摩罗诗力说》)我想，本书作者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大概也是一样，对个人的浮沉荣辱已毫无牵挂，所以才超脱于地位、名誉、个人幸福之外，好像吐丝至死的蚕、燃烧成灰的烛一样，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与责任，义无反顾，至死方休。所以，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在那时代，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读得那样认真，思考得那样深。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无拘无束地反省自己的信念，提出大胆的质疑。照我看，凡浸透着这种精神的所在，都构成了这本书的最美的篇章。
这里顺便说一下，抗战初我在隶属江苏省委的文委领导下工作，顾准是我的领导。那时文委书记是孙冶方，顾准是文委负责人之一。我以自己曾在他们两人领导下从事文化工作而感到自豪。直到我看了顾准兄弟写的回忆文章后，我才知道孙冶方于五十年代提出价值规律是受了顾准的启发。我感到幸运的是“文革”后我又见到孙冶方，并多次晤谈。可是，我和顾准在一九三九年分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连音信也断绝了。现在留在我记忆中的顾准仍是他二十多岁时的青年形象。王安石诗云：
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篇一读想风标。
不妨举世嫌迂阔，赖有斯人慰寂寥。
是的，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才不会感到寂寞。我读了顾准的遗篇，才知道他的为人，才理解他的思想，可是为时已晚。当他尚在的时候，尽管困难险阻，我没有能去看望他，向他请教学问，终觉是一件憾事。
二
我和顾准相识在一九三九年。那时他是上海地下党文委副书记，我是他领导下的文学小组的一个党员。我对他有较多的认识是多年以后的事。过去我只知道他生活坎坷，历经磨难，而并没有料到他的遭遇竞如此悲惨：意外的株连，两次被打成“右派”，三年灾害时期的劳改苦役，由于狱卒的蛮横所受到的人格侮辱和肉体摧残，饥饿，疾病，家庭的不幸，离婚，妻子的自杀，子女断绝亲情，最后的绝症……种种不幸一股脑降在他那毫无防御的头上，好像要让他饮尽人生的苦酒。但他并没有倒下去，偏偏在非人的生活中挣扎着，活下来，而且还不停地读写，直到因癌症去世。这种非凡的毅力可以说是达到了人所能达到的极限。这里我想引用克利斯朵夫说过的话：“在这样的榜样面前，我们所经受的那些痛苦又算得了什么!”
四年前（编注：1985年），我去北京参加顾准八十冥诞学术研讨会时，曾去拜访已届高龄双目失明的骆耕漠老人，久违多年的前辈。骆老曾在顾准最困难时期设法接济他食品。老人的精神好，记性也很好，他的讲述是十分动人的。他说有一次他请顾准到小饭店吃饭，回来时顾准提出要散散步，领他绕一条远路走。他们慢慢走到顾准曾经住过的地方。顾准站住了，对妻子自杀前的故居远远眺望着，这时骆老才明白他为什么要散步。还有一次，他要买台灯，却买了一盏双人用的台灯。这时他早已是孤零零一个人住了。最初骆老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才恍然想起，过去他和妻子汪璧两人的书桌拼在一起，共同使用的双人台灯就是这一种。这类细节虽是小事，但感人至深。它使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个在困难中迎着压力而不屈服的硬汉子，却具有一副富于人性的柔肠。像他这样一个珍视家庭亲情的人，一旦因为说出了浅人庸人所不懂的真理。就被置于万劫不复之地；而且不是由于他的过错，也不是由于妻子儿女的过错，却必须去承受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酷刑!它比肉体上的痛苦和折磨更为可怕。当我们谈论顾准的为人时，如果在这些细节方面注意不够，表述得不充分，那就会失去对他的精神世界的更深发掘，而这恰恰是我所读到那些充满豪言壮语的文字所不懂或忽略不顾的。
顾准在“文革”这场浩劫中，居然活了好几年，还将自己的思想记录下来，直到癌症去世。这固然基于他本人的品格素质，但与经济所的特定环境也不无关系。从一九五七年起，孙冶方就担任了经济所所长，那里聚集了一批优秀人物。顾准被打成“右派”后，就是孙冶方设法邀请到他到所里去做研究工作的。庐山会议后，张闻天也被下放经济所。此外所里老一辈的有骆耕漠、林里夫、巫宝三等，年轻的有张纯音、吴敬琏等。这些人皆一时之选。在那人与人关系变成了狼与狼关系的残酷年代，似乎只有经济所还散发着人间的温暖，这似乎是个奇迹。经济所关心爱护顾准的不止骆耕漠，张纯音也是一个。她不仅接济他食品，送他钱，而且还让跟去干校的女儿咪眯去照顾他。这一老一小后来结成了纯真的友谊。
在那些愁苦的日子里给予了顾准很大的慰藉。这是使顾准得以存活下去的精神力量。人活着不仅需要使自己温饱，还需要精神养分，而友情就是其中的一种，它也像水与空气一样不可缺少。在顾准患癌症的时候，又是骆耕漠四处奔走，利用过去的关系，使顾准住进了医院，而这时他自己也在靠边审查。当一个人自顾不暇的时候，如果不是对朋友的忠诚，谁会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去甘冒不韪呢?但是，顾准的病情仍旧恶化了，医院发出病危通知。经济所的那些善良的人们自动地组织起来去护理，分成三班轮流守在他身边。他临终时，在他病床前值班的是如今已成著名经济学家的吴敬琏。他在最后时刻想见见长久没有晤面的子女，子女没有来，经济所“革委会”的负责人去做子女的工作。这一切都发生在阶级斗争斗红了眼的时候，难道是可能的吗?但这是事实。这些人纵使处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仍旧良心未泯，他们心中的正义火焰始终在燃烧。这几年谈论顾准的文章多起来，有些论者本来是可以写出一点研究心得的，但他们放弃这样做，而只空谈主义，将顾准当做一面旗帜，把它抓在自己手里，讲些人人早已知道的道理，还吹嘘这就是对顾准思想最深刻的理解。读了这些文字真使人感到悲哀。我不懂，这些人并不缺乏才华，过去也写过一些好文章，为什么虚掷自己的精力。其实顾准所写的有关民主的文章是很值得讨论的。我所指的是这几篇：《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民主与“终极目的”》、《科学与民主》等。前几年北京三联寄给我一本《公共论丛》，这本丛刊并不以顾准为标榜，却切切实实地讨论了一些问题，其实这类问题还有很多。比如顾准书中所谈的古希腊斯巴达精神问题就值得重视。过去我们一直赞扬斯巴达的集体主义精神。小时候我曾读过鲁迅的早期论文《斯巴达之魂》，这篇文章写得热情洋溢，令人神往。在苏联，斯巴达的名字也成为光荣的称号，甚至有的足球队也以它的名字命名。而根据顾准的论断，就可以知道斯巴达是容易从集体主义滑向专制主义的。
一九八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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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九章：科学与民主）
一、唯有立足于科学精神之上的民主才是一种牢靠的民主
民主的解释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有人把民主解释为“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这就是说，说服者所持的见解永远是争取的，问题在于别人不理解它的正确性。贯彻这种正确的见解的方法，有强迫与说服之分；其中，说服的方法，就是民主的方法。那么说服者的见解怎么能够永远是正确呢? 因为他采取“集中起来”的办法，集中了群众的正确的意见。怎么样“集中起来”的呢?没有解释。
有人把民主解释为下级深入地无拘束地讨论上级的决定，并且指出这是动员群众积极性，加强群众主人翁感觉的方法。这个定义，同时强调少数服从多数，以及不准有反对派存在。这种对于民主的解释，和上面那种解释方法，一样以民主集中制为最高原则。实际上，两者都是权威主义，而不是民主主义。
号称为反对权威主义的民主主义者，通常主张，政治上必须保留反对派，实行两党制，但是两党制的实际情况也造成了那些民主主义者的幻灭。因为两党制只允许你二者择一，好像结婚，候选对像只有两个。你不要这个，只好要那个。如果两个都不喜欢，只好打光棍—放弃公民权。何况这两个党，往往是换汤不换药，随你选哪个，唱的还是那出戏。于是，这种民主，不过是粉饰门面，不过是欺骗。何况，芸芸众生喜欢一种有秩序的生活，一个强有力的权威的存在，足以保障这种秩序。据说，苏联人怀念斯大林，就是出于这种感情。
再说，所以主张把民主放在科学前面，是因为唯有民主才能发展科学研究，才不致扼杀科学。但是仅仅着眼于这一方面的话，前面两种民主，亦即民主集中制，至少能够部分地做到这一点。比如说，我们的原子弹和卫星上天，分明是在民主集中制下搞出来的。苏联的军事科学，不对，是武器科学，还有许多其他各门科学，50年来发展得也很好。如果说，科学研究在这种制度下多少受到阻碍的话，那是人文科学和哲学。国为这个领域，正是权威保留独占的判断权的领域。但是，权威，为了“集中起来”有可集中的意见的源泉，有时候也可以开门，不过门总不是敞开的，充其量也不过是半开门而已。
我不赞成半开门，我主张完全的民主。因为科学精神要求这种民主。
我所说的科学精神，不是指哪一门具体的科学上的成就，而是：(1) 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2)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添加一点东西。(3) 这些知识，没有尊卑贵贱之分。研究化粪池的人和研究国际关系、军事战略的人具有同等的价值，具有同样的崇高性，清洁工人和科学家、将军也一样。(4) 每一门知识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由小而大，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前一时期的不完备的知识A，被后一时期较完备的知识B所代替，第三个时期的更完备的知识， 可以是从A的根子发展起来的。所以正确与错误的区分，永远不过是相对的。(5) 每一门类的知识技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的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所以，权威是不可以没有的，权威主义则必须打倒。这一点，在哪一个领域都不例外。
说穿了，这些不过是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老生常谈而已。但是，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和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
也许可以反驳，这么说，还可以归结为民主是科学的前提。这种反驳当然还是有力量的，因为上面的论证，看起来是一种循环论证，你把民主当作前提也可以，把所谓科学精神当作前提也可以。不过我想，把民主当作前提，不免有一种危险：人家可以把民主集中制说成民主，也可以恩赐给你一些“民主”，却保留权威主义的实质。 相反， 把科学精神当作前提，就可以把“集中起来”的神话打破。你说“集中起来”这个集中，分明带有(1)集中、(2)归纳这两个因素。你主张你“集中起来”的是群众中正确的意见，你就是主张你归纳所得的结论是100%正确的。可是你的归纳，决不比别人的归纳更具有神圣的性质，你能保证你没有归纳错了?何况，这种归纳，实际上往往不过是“真主意、假商量”而已。这么看来，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的恩赐的民主。
二、哲学上的多元主义
其实，所谓科学精神，不过是哲学上的多元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哲学上的多元主义，就是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否认有什么事物第一原因和宇宙、人类的什么终极目的。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主人是人类。不设想人类作为主人，这个世界就无须认识。人类认识世界，就是为了改进人类的处境。人类从什么状况进到现在这样的境界，正在由多门科学加以研究，这也是人类不断在扩大认识的领域之一。但是，说人类是万物之灵，说人是由上帝创造出来的，说人类的终极目的是建立一个地上的天国等等，那都是早期人类的认识，已经由现在更进步的认识所代替了。现在，人们所认识的是：人，通过世世代代的努力，一点一滴的积累，他的处境改善了，还要改善下去，改善的程度，是没有止境的——因为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曾经设想过人类改善的目标，确实有许多已被超过了 (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恩格斯把有暖气设备的房子，看做社会主义的目标，这分明已被超过了) 。所以，一切第一原因、终极目的设想，都应该排除掉。而第一原因和终极目的，则恰好是哲学上一元主义和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的根据。
代替的应是哲学上的多元主义。事实上，所有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唯理主义、经验主义，所有一切宗教，所有一切人类思想，都曾经标志着人类或一部分人类所曾处过的阶段，都对人类进到目前的状况作出过积极的贡献。最有害的思想也推动过思想斗争，而没有思想斗争，分明就没有进步。
也许主张人类进步也是一种哲学上的一元主义。列宁反对相对主义就是这样论证的：相对成了主义，就是一种绝对化的主张。当然不能禁止这种反驳。不过，主张人类进步，主张人类进步而主张科学精神和多元主义，总和主张什么终极目的而坚持一元主义—权威主义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说我也是一元主义，那也不妨承认，我的一元主义是多元主义的一元主义。
哲学上的多元主义，要贯彻到一切科学研究和价值判断中去。这是打破孔子的尊卑贵贱的伦常礼教的最有力的武器。唯有如此，国家元首才真正不过是一种服务，是公仆，而不是皇帝。哲学上的多元主义，贯彻到政治上也是多元主义。那就是，可以有各种政治主张的存在，有政治批评——来自各种立场的政治批评。这当然不是说，没有当时大家承认的一种政治制度，例如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过这种制度无论何时(哪怕比现在完善得多)也不是绝对完善到无可再改善的。要改善，就要有批评。所以它也是多元主义的。
至于政府的形式，看起来不能做到大家当家作主，那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高度分工势不可免——消灭分工，100多年的历史证明那是空想。会有“政治家”，他和工程师和清洁工人一样是一种服务，而不是什么“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更不是皇帝。
而且，在经济高度发展的状况下，职务的差别，表现在收入和特权上的差别将愈来愈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这样进展(你听起来似乎是神话，然而这是事实)。那里的经济学，确实还有毛泽东思想的反响——他们在研讨一种有别于家裔的不平等(公爵时代，资本家的遗产，都造成家裔上的不平等)的功勋的不平等如何缩小的问题。不过，这里还适用马克思的命题，需要物质上的极大丰富才行。
事实上，私有财产权在全世界的知识界都是遭到鄙弃的。不幸，保存私有财产权的西方，工人生活得比苏联要好些。所以，十月革命在全世界的回响十分震动人心，而1945年以后，连陶里亚蒂也宁愿走结构改革的道路了。陶里亚蒂是对的。如果他选择捷克斯洛伐克的道路，意大利的工人会埋怨他的。不过，在西方，私有财产权的地位现在也并不稳固，至少它在日益削弱。
本文来源：《人物小记》，原题目为“记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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