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济》精华版 | 刘 涛、秦志龙等：农民工过度劳动行为的同群效应研究

农民工过度劳动行为的同群效应研究

作者：刘 涛  秦志龙  伍骏骞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济》2023年第9期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作为新征程增进民生福祉的主要措施之一。这是因为劳动者过度劳动问题不容乐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然而，2021年城镇就业人员中这一指标为47.6小时，其中，初中学历的就业人员更是高达50.4小时，远高于大学及以上学历的43.3小时。农民工等低技能劳动群体过度劳动现象并不是近几年才突显。200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与城市本地劳动人口相比，农民工的月均劳动时间平均要超出20个小时（Park and Wang，2010）。这意味着中国农民工过度劳动问题十分严峻，需要引起社会各主体的重视。

已有研究将流动人口视为独立决策者来探讨过度劳动的影响因素，未考虑农民工劳动决策之间的相互影响。中国是一个关系型社会，社会网络在劳动力市场上塑造了具有内在互动机制与自我学习机制的关系格局。农民工进城务工后，不仅依赖传统同质性亲属网络形成长期集聚并在内部展开劳动的“机械团结”关系模式，对于技能水平较高的专业型农民工而言，还可能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上形成高度共享共建的“有机团结”关系模式（许弘智和王天夫，2022）。综合而言，关系型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就业的作用不容忽视，农民工劳动决策可能受群体动机的影响，呈现出群体互动的特征。本文试图从同群效应的角度来解释农民工过度劳动行为决策的群体特征及其作用机制，如果不考虑同群效应对农民工过度劳动的影响，相关分析可能遗漏关键变量，造成估计结果的偏误。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将劳动者间的社会互动因素纳入农民工过度劳动行为分析框架，并根据同群效应特征探索提高流动人口劳动力市场治理延展性的社会政策，延续健康的“劳动致富，奋斗光荣”公众价值观。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农民工拥有的资源十分有限，劳动力几乎是其仅有的资源，也是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比较优势所在，农民工更可能依靠体力劳动付出来获得生存，这意味着农民工更容易长期集聚在特定的时空场景和组织内部开展劳动。在这类较稳定的环境下，劳动者之间的信息资源产生溢出效应，劳动者可以从社会网络成员提供的信息中受益，劳动者个人行为与其邻居行为之间存在相互依赖性，邻里环境可能会影响个体劳动力决策及其结果（Kondo and Shoji，2019）。因此，局部范围内的农民工过度劳动行为可能表现出一致性。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说H1。

H1：农民工过度劳动行为存在同群效应。

第一，同群效应会通过信息传递机制自上而下影响农民工过度劳动行为。一方面，在正式信息有限的背景下，大多数人是通过亲戚或朋友提供的就业信息来获得工作的，在提供就业信息和推荐工作时，劳动者更倾向于推荐与自身特征相同的劳动者（Ioannides and Loury，2004）。由于大量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信息的传递，在城市里聚集居住的农民工更容易受到同群效应影响获得偏向过度劳动的工作岗位信息，进而从事超时劳动。另一方面，农民工处在同质性网络关系时，如果周围农民工普遍从事过度劳动的职业，同群效应由于工作趋同的选择效应，使得农民工更可能从事劳动强度大的非正规就业。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说H2。

H2：农民工过度劳动行为同群效应通过信息传递机制实现。

第二，同群效应会通过社会模仿机制自下而上影响农民工过度劳动行为。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上，人们会根据他人相对绩效的反馈来影响自身行为。在面对社会就业压力时，拥有良好非认知能力，做事效率高、细心严谨的农民工更可能主动遵循或模仿他人投入更多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相比于中年劳动者，年轻的劳动者具有更强的学习动力和学习精力，表现出更明显、更好的城市学习效应（魏东霞和陆铭，2021）。年轻的农民工刚进入城市时，对就业压力信号反应更加敏感，当周围农民工有较高的劳动强度时，经济积累薄弱、抗压能力更强的年轻农民工更可能主动选择延长劳动时间，过度劳动可能会挤占其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摆脱次级劳动力市场的机会，进一步固化了他们的过度劳动。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说H3。

H3：农民工过度劳动行为同群效应通过社会模仿机制实现。

第三，同群效应会通过收入渴求机制影响农民工过度劳动行为。与周边群体的收入比较是形成收入渴求的重要因素（Stutzer，2004），将会对个人经济行为产生影响（周广肃等，2018）。中国农民工有着不同于现代职业工人的效益观和剥削观，他们以家庭为收益单位，看重更长时段的总收益，也就是对个人工资率受损的相对剥夺并不敏感，而对于不能维持生存的绝对剥削较为敏感（刘林平等，2010）。当农民工的“效益观”占据主导地位时，可能会增加进行收入比较的动机，提升收入渴求水平，农民工愿意增加劳动供给、延长劳动时间。特别是农民工面临生活负担上升、城市融入障碍和农村社会保障不足等多重不利局面，个体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农民工进一步降低了对不确定性风险的敏感度，增加过度劳动行为。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说H4。

H4：农民工过度劳动行为同群效应通过收入渴求机制实现。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简称CMDS）记录的是在本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外出目的以生活和工作为主、非本县（市、区）户口的15周岁及以上的流动人口情况，包括“乡－城”流动和“城－城”流动两类流动人口。本文以农民工群体为研究对象，要求同时具备农村户籍、“乡－城”流动、年龄在16～59岁三个要素。本文将CMDS2017数据匹配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7》的经济数据，主要涉及城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市失业率。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剔除本地居住时间低于6个月和没有工作的样本，最终得到用于实证分析的样本87936个。

（二）模型设定

本文使用OLS估计模型探究农民工过度劳动行为的同群效应，且使用2SLS估计来解决同群过度劳动的内生性问题，并引入县级和城市特征变量来控制相关效应，以准确估计同群效应。

（三）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民工是否过度劳动。已有研究大多将每周劳动时间超过50小时作为识别过度劳动的标准（Cha and Weeden，2014；李勇辉等，2022）。从中国的劳动实践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6天，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即使有生产经营需要，每日可延长时间也不超过1小时。这就形成了劳动者每周劳动时间不超过50小时的时间节点。结合已有研究和劳动实践情况，本文在基准分析中沿用了这一定义。具体来讲，以问卷Q201A（这周工作小时数）的报告值为基础，如果周工作时间大于50小时，则“农民工是否过度劳动”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同群农民工过度劳动，具体为同区县农民工过度劳动的比例（除受访农民工）。

3.控制变量。本文模型的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自评健康水平、是否参加工会、流动范围、本地居留时间、家庭是否面临经济困难约束、是否持有农地、是否有自有住房、家庭人口数量、家庭收入水平、行业类型（现代服务业、传统服务业、第二产业）、县级户均收入水平、县级户均消费水平、城市失业率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四）内生性问题

准确识别同群效应需剔除选择效应、关联效应和环境效应导致的偏误。本文一方面在模型中加入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县级层面和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另一方面采用反事实方法检验区县层面和个人层面不可观察因素所导致的选择效应、关联效应和环境效应是否对同群效应的估计结果产生影响。剔除反射效应是同群效应估计的又一重要挑战。本文使用同群农民工家庭男孩率作为同群农民工过度劳动的工具变量，并利用2SLS模型重新估计来解决同群效应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问题。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发现，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同区县农民工过度劳动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民工个体过度劳动的概率显著增加0.73个百分点。说明同群农民工过度劳动比例越高，农民工个体过度劳动的可能性越大，即农民工过度劳动同群效应明显存在，假说H1得证。

（二）稳健性检验

采用不同的变量定义和更换估计模型、调整样本数量和随机重新构建虚拟群组均表明同群效应的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三）机制检验结果

1.信息传递机制。引入群聚居住与同群农民工过度劳动交互项的2SLS估计结果表明，过度劳动的同群效应对群聚居住的农民工影响更大。这意味着群聚居住农民工之间的信息传递距离更短，就业信息传递更便利。引入社会网络与同群农民工过度劳动交互项的2SLS估计结果表明，社会网络更大的农民工受到同群效应的影响更强，存在更强的行为一致性。综上，信息传递机制是同群效应实现的潜在机制之一，假说H3得证。

2.社会模仿机制。引入积极进取心与同群农民工过度劳动交互项的2SLS估计结果表明，没有积极进取心的农民工受同群效应影响更大。对于积极进取心较弱的农民工，同群农民工过度劳动弱化了他们的“躺平”心理，倒逼他们产生了更积极的心态和更主动的学习行为，进而自下而上地主动模仿，增加自身劳动时间。引入年龄与同群农民工过度劳动交互项的2SLS估计结果表明，同群效应对于年轻农民工过度劳动的影响更大。综上，社会模仿机制是农民工过度劳动行为同群效应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之一，假说H3得证。

3.收入渴求机制。引入相对收入渴求与同群农民工过度劳动交互项的2SLS估计结果表明，过度劳动同群效应对低相对收入农民工过度劳动的影响更大。引入相对消费渴求与同群农民工过度劳动交互项的2SLS估计结果表明，过度劳动同群效应对低相对消费农民工过度劳动的影响更大。过度劳动的普遍存在会诱导人们增强收入比较的动机，增加物质渴求水平，一定程度上使得农民工忽视过度劳动的风险，进而从事超长时间且有较高收益补偿的职业。综上，过度劳动同群效应通过收入渴求机制增加了农民工过度劳动的概率，假说H4得证。

（四）进一步分析

本文将研究样本分别按照性别、代际和学历分组，进一步考察农民工过度劳动行为决策中，不同子群之间的同群效应是否存在差异。分析结果表明，同群男性农民工过度劳动和同群低学历农民工过度劳动会产生跨组影响，同群女性农民工过度劳动和同群高学历农民工过度劳动仅产生组内影响，表现出非对称性的同群效应；代际间不存在明显的导向者，对称性的同群效应是主要表现。总体来看，同区县男性且低学历的农民工过度劳动产生的同群效应更大，影响的群体更广。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过度劳动现象和内卷群体焦虑与人民美好生活追求相悖，不利于劳动者劳动权益的保障和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为深入认识中国劳动力市场中流动人口的过度劳动行为决策，本文实证分析了流动人口过度劳动行为决策中的同群效应，为理解就业决策机制和群体差异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经验证据。研究结果表明，同群农民工过度劳动行为决策存在同群效应。机制分析发现，信息传递机制、社会模仿机制和收入渴求机制是过度劳动同群效应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男性且低学历农民工的过度劳动行为具有更强的导向效应。

本文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第一，政府在设计和评估公共就业服务政策时，应考虑以男性且低学历农民工群体为重点人群，并借助同群效应发挥作用的机制，缓解农民工群体的过度劳动程度。第二，政府应大力支持和鼓励城市农民工群体自发地形成各种团体组织，形成具有公共精神和共同价值取向的立体化社会网络，有助于农民工群体通过抱团逐步融入到城市本地社会网络，切实增强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入感，缓解群体内卷的无形压力。第三，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工职业、住房、公共健康等方面的投入，加快构建农民工就业与再就业多元服务平台，加强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工群体提供更多具有稳定性、适应性和多样性的社会交流活动场景，提高流动人口劳动力市场治理效果的延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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