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济》精华版 | 吕进鹏、贾 晋：​“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叠加区域乡村振兴的多维困囿、现实契机与行动路径

“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叠加区域

乡村振兴的多维困囿、现实契机

与行动路径

作者：吕进鹏^1,2  贾  晋³

作者单位：1.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西南财经大学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3.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济》2023年第7期

一、引言

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既要全国一盘棋、又要考虑区域特殊性。“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叠加区域不仅是民族成分多元的革命老区，而且有别于一般少数民族聚居区。该区域乡村振兴实施，需要充分考虑多重因素叠加的特征。其一，叠加区域乡村均处于地理位置偏远、地缘环境封闭、交通条件落后的西部省份，同时是不同省份毗邻地区。其二，历史上“革命老区+民族地区”乡村经济生产呈现一种非集约式的耕猎或耕牧结合的特点，贫困在这一区域发生代际传递。其三，“革命老区+民族地区”乡村民族成分多元、宗教信仰迥异。该区域乡村是中国共产党早先团结少数民族群众、宣传和践行党的民族政策、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关键场域。其四，“革命老区+民族地区”乡村拥有各族人民认同中国共产党、团结奋进的历史根脉。鉴于此，叠加区域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需要综合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国家政治整合、民族宗教问题等进行分析。

二、叠加区域推进乡村振兴的现实意义

（一）超大规模国家的结构性失衡与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多维度均衡

现代化衍生的城乡差距遭遇国土空间的差别、不同民族的差异相互叠加的困境，尤其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同时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欠发达地区。步入现代化中后期的中国社会，为了破解区域城乡差异、传承红色精神、促进民族融合，需要依靠强有力的政党和强大的国家能力，分步、分类推进乡村振兴工程，实现城乡、区域、民族等多个维度的融合均衡发展，以化解超大规模国家的结构性失衡困境。

（二）重点区域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客观要求

叠加区域的相对贫困治理具有特殊性：就贫困内涵而言，叠加区域本身面临摆脱绝对贫困之后的相对贫困问题；就区域相对性而言，以发达区域为参照，叠加区域是相对贫困地区。解决叠加区域相对贫困问题，不仅要关注经济收入方面的低洼，更要关注当地农牧民在社会权利、政治行为、角色期待、文化认同等方面存在的相对贫困。

（三）革命老区振兴进程中着力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分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方式，共同富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导向与远景目标。叠加区域乡村振兴承载着“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大使命。通过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实现特定区域范围内城乡一体、民族融合、社会均衡发展，这是有效防止区域之间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最终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的前提。

三、叠加区域乡村振兴的多维困囿

（一）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低下与内生性发展动力不足

叠加区域乡村转型依靠自身区域生态、文化民俗、特色产业等优势资源的内生性发展动力不足。且叠加区域属于集中连片特困区，均为深山、石山区和生态脆弱区，灾害频发，生态保护与灾害治理任务艰巨。国家资源的大量投入难以迅速转变为当地发展的动力，大规模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促进社会流动性的要素在这一区域难以满足，人口经济收入底子薄。上述特殊性致使该区域成为中国乡村振兴的重点和难点地区。

（二）区域社会的张力与艰巨的国家整合使命

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通过一体化制度方略，不断建构与整合欠发达乡村。然而，区域、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巨大反差，致使追求统一性的现代国家建构理性与叠加区域特性之间出现更大的张力。相对于传统国家治理，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特征在于它将少数民族和偏远乡村社会纳入政治统一体并采取实质性治理。如何协调城乡关系、缩小区域差距、革新边疆民族地区传统自治组织、发展基层民主、健全治理体系、改善民生问题、建构合法性认同，成为叠加区域乡村振兴面临的重大挑战。

（三）防止贫困文化惯性与化解规模性返贫风险

高质量推进欠发达区域乡村振兴，是消退贫困底色牵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构建规模性返贫阻断机制的必要条件。在叠加区域，贫困延续和规模性返贫的发生往往与贫困文化惯性息息相关。在消除绝对贫困的时代背景下，叠加区域的贫困文化底色前所未有地淡化，但是受到文化惯性影响，叠加区域依然面临规模性返贫可能发生的挑战。

（四）复合型治权结构的历史牵绊与现代民主治理能力的贫乏

民主改革前，川陕革命老区凉山彝族自治州和滇黔桂边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村寨中生活的少数民族寨民，以及川陕革命老区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游牧为生的牧民们往往缺乏主体地位，深受传统自治共同体及其代表的复合型权力的支配。民主改革以来，复合型治权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型。然而，一跃跨千年的制度变迁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上治权结构的影响，当地缺乏农牧民自主治理的社会土壤。

四、叠加区域乡村振兴的有利契机

（一）政策联动契机：单一制国家制度优势向政策效能的深度转化

1.区域协作机制与适应性的政策。叠加区域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着单一制国家的制度基础。多年来“建立健全区域合作机制、区域互助机制、区际利益补偿机制”，使叠加区域乡村振兴有了更强大的外部动力。

2.结对帮扶机制与包容性的政策。近年来，国家进一步创新结对帮扶的包容性发展政策。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等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结对帮扶欠发达地区乡村及贫困农户。

3.经验借鉴机制与互通性的政策。叠加区域不间断安排考察组前往发达区域乡村现场感受、考察学习，有助于乡村振兴的决策者和实践者深刻检视差距、审视差别，从而减少转型阵痛、避免陷入误区、加快振兴步伐。

（二）社会巨变契机：新发展阶段迎来叠加区域的“后发”崛起

1.区域性整体贫困的基本消除提供先决条件。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不复存在，民族地区与全国贫困发生率的差距显著下降。整体脱贫的系列性成果，为叠加区域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奠定了基础。

2.区域经济社会面貌的历史性改观积聚“后发”优势。当前，叠加区域交通、用水、电网、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上述基础环境与发展机遇将成为叠加区域乡村振兴的“后发”优势。

3.后扶贫时代的政策接续和社会愿景更加明确战略定位。叠加区域乡村振兴承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统筹推进和迈向共同富裕崭新目标的重大使命。

（三）生态治理契机：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与国土空间结构的绿色转型

1.深厚的生态治理底蕴积存内生动力。叠加区域乡村农牧民尊崇万物皆有生命的教理，祭拜神山、圣湖是当地人必不可少的信仰行为；令行禁止乱砍滥伐的传统规约使得农牧民对自然的敬畏与信奉已内化为一种自我约束意识。

2.动态的生态补偿机制夯实利益协调基础。党和政府不断破除静态、僵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多元化补偿方式、完善补偿标准、构建差异化的补偿体系，为叠加区域农牧民算好“经济小账”与“生态大账”、协调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提供了保障。

3.严格的生态追责制度提供法制保障。为了有力促进生态治理现代化，党中央建立健全最为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惩戒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为该地区打造富有特色的美丽乡村创造了条件。

（四）文化振兴契机：红色革命文化、民族特色文化与乡愁历史文化的集成优势

1.红色文化：革命老区文旅资源亟待发掘。当前，叠加区域正以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为契机，深度挖掘红色文化，助推乡村产业兴旺、涵育乡村文明风尚、促进廉政教育与乡村治理有效、加强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特色文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近年来，叠加区域致力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型发展。叠加区域特色文化的传承创新，是因地制宜“文化扶贫”的重要内容，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积极形式。

3.乡愁文化：“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存量。新时代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如何使“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乡愁文化存量转化为文化增量，既是叠加区域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难题，也是有利契机。

五、叠加区域乡村振兴的行动路径

（一）加快产业融合振兴，积极培育“红色产业+民族特色产业”

第一，以党组织的统合引领力，持续加强对叠加区域的产业政策优惠力度，做好革命老区振兴规划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衔接，发展乡村“红色产业+民族特色产业”、迈向共同富裕。

第二，要不断挖掘整体底色，培育壮大村集体经济。既需通过完善优化“三资转换”改革、“拆旧不复垦”集体建设用地储备、政策性资金扶持项目资产移交等方式，做大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规模。还需创新“运营主体+村集体+农户”合作模式，探索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权益按份共有的运营机制，保障村民共享发展成果。

（二）就地盘活党史中的民族团结教育资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心聚力

1.要利用大数据、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数字技术，就地盘活党史中的民族团结教育资源，以增强叠加区域乡村农牧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塑造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乡村共同体。

2.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促进红色资源传播，推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只有加强该区域乡村的知识扫盲、双语教育，充分发挥通用语言文字在提升农牧民对党和国家认同方面的媒介效能，才能有力促进红色资源传播、推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三）发挥红色文化与生态文化浸润功能，防止返贫文化惯性并防范民俗异化

1.挖掘红色文化，防止返贫文化惯性并防范民俗异化。当地社会各界要以正确的价值观积极引导农牧民转变致贫返贫的思想观念，坚决抵制不利于脱贫致富的文化习俗的侵蚀。要依靠党史学习教育和当地红色文化资源发掘，传承“积极上进、艰苦奋斗”的革命文化，防止不良风气冲击传统民俗。

2.协调经济发展模式与生态文化信仰的内在关系，改良文化致贫返贫的社会土壤。坚持生态优先发展模式，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协调民族地区生态认同与国家发展模式认同的关系。弘扬民族生态观、激发现代乡愁底蕴、积极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平衡乡村经济发展与绿色生态之间的关系。

3.巩固文化脱贫成果，实现向乡村振兴的平稳过渡。积极培育新乡贤，让乡村能人与新时代的反贫困基调相契合。利用好绿水青山，创新特色工艺等乡愁文化载体，提高人们参与市场经济的意识，创新农村集体经营方式，以现代市场化、竞争性、个体性的财富积累文化消弭传统共同体的贫困文化。

（四）有效推进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扭转民主治理的“少－边－穷”困局

1.着力构建“人民乡村”知识体系，扭转民主理念“少－边－穷”局面。要运用线下和线上会议平台、凭靠数字治理技术，组织学习和研讨习近平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政治的重要论述，借助民主的赋能展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让农牧民深刻认识到自己的主人地位，调动农牧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2.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链条，优化民主治理机制。其一，充分保障各族农牧民平等参与选举的权利。其二，全过程人民民主是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统一。乡村公共事务“商量着办”，寻求农牧民意愿的“最大公约数”。其三，村庄公共决策要吸纳农牧民公意、广泛征求与搜集农牧民意见。其四，畅通监督的多元渠道，健全乡村小微权力监督机制。

3.广泛、真实、有效增进农牧民福祉，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首先，要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和行动广泛渗入农牧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次，要充分彰显真实性，切实将农牧民公共意志贯穿于治理实践活动。最后，需要健全“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只有因地制宜地解决治理机制不健全带来的乡村衰败问题，才能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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