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济》精华版 | 卢文秀、吴方卫：患寡亦患不均：双轨制基本养老保险与农民工过度劳动
患寡亦患不均：双轨制基本养老保险
与农民工过度劳动
作者：卢文秀1, 2 吴方卫1, 2
作者单位：1.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
2.上海财经大学城乡发展研究院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济》2023年第7期
一、引言
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中国农民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但高收入往往以高劳动供给为代价。根据《2016年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数据，64.4%的农民工日从业时间超过8小时，其中，有84.4%的外出农民工周工作时间超过44小时。过度劳动的本质是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冲突，如果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分配出现严重失调，自由时间将异化为保障劳动时间正常劳动的手段。不少研究表明农民工过度劳动不仅严重影响身心健康、工作表现和劳动生产率（王琼和叶静怡，2016），还会降低社会参与水平（祝仲坤，2020）。
农民工过度劳动现象何以存在？农民工过度劳动既受社会经济环境、技术进步、家庭特征、工作特征（董延芳等，2018；孙文凯和王格非，2020；张熠等，2021）和劳动力市场制度（郭凤鸣，2020）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受个体特征内在因素的影响。马克思认为，延长工人工作时间是资本家索取剩余价值的主要手段。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和劳动者生存需求交织，导致了过度劳动现象。布若威（2008）则指出即使工人的基本雇用权利已得到保障和生存需求已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工人的“超额游戏”现象依然普遍。已有研究大多将农民工过度劳动归因为农民工的“效益观”，即农民工过度劳动是为了获取更高收入而做出的主动选择（刘林平等，2010；杨青等，2021）。根据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农民工以增加收入为目的而自愿加班的比例远高于城镇户籍劳动力。为什么农民工延续了小农经济的“自我剥削”特性？所谓农民工“效益观”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根据预防性劳动供给理论和相关文献，社会保障水平是影响农民工过度劳动的重要原因。然而，农民工往往被锁定在次要劳动市场，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相比，除工资率低、工作不稳定外，更大的短板在于社会保障缺位（Bosch and Campos-Vazquez，2014），尤其是养老保障。目前，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主要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下文简称“城职保”）制度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下文简称“城乡保”）制度。虽然近年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不断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户籍制度造成的养老保障收益不公平，但劳动力市场分割引致的养老保险福利差距依然存在。不同群体面临不均等的参保机会、缴费义务和养老金给付水平，基本养老保险呈现“双轨制”特点。
基本养老保险的“双轨制”特点，使得参加不同类型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养老保障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较低的养老保障水平在稳定农民工收入预期上的作用十分有限，因而养老保障水平较低的农民工倾向于增加劳动时间、提高收支剩余以应对不确定性。因此，是否参加养老保险以及参加何种类型的养老保险对农民工的劳动供给效应可能存在差异。基于此，本文从收入预期视角分析双轨制基本养老保险对农民工过度劳动的影响，尝试以“养老保障水平―收入预期―过度劳动”的逻辑思路阐释农民工的“效益观”。
二、特征事实与理论分析
(一)特征事实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初期具有明显的职业隔离、身份差异和利益分割特征。随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不断改革，参保者的身份分割逐渐整合：农民工被纳入企业职工身份范畴，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合并为城乡居民。诚然，基于“居民”和“职工”两个核心身份设立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和优势，有效促进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但两类制度的运行规则并不一致，参保机制、政府补贴水平和待遇计发方式存在很大差异（郑功成，2020；贾晗睿等，2021）。无论是养老金替代率还是相对保障水平，城职保都远高于城乡保（王亚柯等，2013）。基本养老保险的双轨制特点使农民工面临养老保障“寡”与“不均”的双重困境，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城乡保保障水平低、城职保参保机会不均等和两类养老保险待遇不均等。
农民工养老保障待遇的“寡”与“不均”使得养老保障水平不同的农民工对未来收入预期不同，过度劳动状况也存在明显差异。对于未参保的农民工，他们面临不工作就没有收入的处境，因而倾向于将劳动强度提高到身体许可的边际水平，以最大化当下总收益；对于参加城乡保的农民工，尽管年老时可以获得稳定的养老金收入，但即使按照最高档次缴费，每月养老金收入也不过数百元，稳定收入预期的作用有限，他们会选择过度劳动以获取更高收入。因此，未参保和参加城乡保的农民工过度劳动比例均高于参加城职保的农民工。
（二）理论分析
社会保障的根本目的是使社会成员对基本生活有稳定的预期，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双轨制”特点使农民工面临养老保障“寡”与“不均”的双重困境，较低的养老保障水平稳定收入预期的作用有限。而收入预期不稳定或收入预期不足会导致农民工过度劳动、最大化收支剩余以规避不确定性风险。根据劳动供给理论，劳动供给行为是劳动者对时间资源的分配，通过选择劳动或闲暇以最大化自身效用。当劳动与闲暇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时，劳动时间与工资率成反比；反之，劳动时间与工资率成正比。因此，经典的劳动供给曲线是向后弯曲的。对于农民工而言，由于无法突破以低工资率为特征的次要劳动市场（董延芳等，2018），劳动供给曲线的下半段更能解释农民工劳动时间与工资率的关系，即随着工资率的提高，农民工倾向于增加劳动供给。而且以“低技能门槛、保障低、工资低”为主要特征的非正规就业是农民工的主要就业形态，大多数农民工是低收入者，其效用函数可视为典型的凯恩斯消费函数（李永宁和吴练达，2008）。低收入叠加低水平养老保障，导致农民工收入预期不足。为了保障或者提高消费水平，他们不得不在青壮年时期过度劳动以获取收入，用于年老后消费，实现生命周期内的消费平滑。基于此，本文构建一个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理论模型，以刻画双轨制基本养老保险对农民工过度劳动的影响。并由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H1。
H1：养老保障水平不同的农民工，过度劳动状况存在差异，养老保障水平较低的农民工倾向于过度劳动。
根据特征事实，农民工过度劳动存在明显的本外地之分，即外地农民工平均周工作时间、过度劳动和重度劳动的比例明显高于本地农民工。那么，是否存在其他因素进一步影响外地农民工的过度劳动行为？已有研究表明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感能有效缓解农民工过度劳动（孙文凯和王格非，2020；李勇辉等，2022）。对于外地农民工而言，城市社会福利体系对农民工的排斥就像一道“隐形户籍墙”，降低了外地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感，造成他们普遍的自我身份认定——城市的“局外人”（刘传江和程建林，2009）。正是由于这种“局外人”心态，外地农民工预期年老后会回到家乡，收入下降、工作机会减少的风险增大。因此，外地农民工更倾向于减少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劳动时间，以获取高回报为返乡或继续流动做准备（Kahanec and Shields，2013）。据此，本文进一步提出研究假说H2。
H2：较低的养老保障水平会降低外地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感，致使其过度劳动。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所使用数据是由2014年、2016年和2018年CLDS数据组成的混合截面数据。本文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第一，仅保留处于在职状态且雇用类型为受雇和自雇的农业户籍劳动力；第二，剔除同时参加城职保和城乡保的样本 ；第三，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缩尾处理，以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剔除主要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后，本文最终获得8550个观测值。
（二）变量设置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农民工过度劳动，本文分别从时间维度和年龄维度展开分析。从时间维度看，过度劳动的衡量方法有三种。一是农民工是否过度劳动，以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作为过度劳动的衡量标准。二是农民工是否重度劳动，若农民工周工作时间超过62小时，则视为重度劳动。三是农民工过度劳动程度，若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则过度劳动程度为“周工作时间−50”，否则为0。从年龄维度看，以超过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是否再就业来衡量过度劳动。
2. 核心解释变量。本文将农民工按照是否参保和参保类型分为三类：未参加任何养老保险、参加城乡保和参加城职保，将参加城职保作为参照组，以未参保和参加城乡保为核心解释变量。
3.控制变量。首先，本文控制农民工个体特征变量，包括受访者年龄、年龄平方、性别、受教育年限、婚姻状态以及小时工资（对数）。其次，控制农民工职业特征变量，包括受访者单位性质、行业类型、就业合同类型、是否参加工会。最后，本文进一步控制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劳动力负担比和家庭消费支出（对数）。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第一，不同养老保障水平的农民工过度劳动状况存在显著差异，相比于参加城职保的农民工，未参保和参加城乡保的农民工过度劳动的概率显著增加。假说H1得到证实。第二，参加城乡保和未参保的农民工过度劳动的概率未呈现明显差异，说明城乡保稳定农民工收入预期的作用十分有限。
（二）稳健性检验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工具变量CMP估计处理内生性问题，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和替换样本数据后的回归结果均证实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三）异质性分析
根据农民工的年龄、雇用类型、行业类型和工作地工资水平进行分样本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双轨制基本养老保险对老一代、受雇、从事制造业和高工资水平的农民工过度劳动的影响更大。
五、进一步分析
（一）收入预期与农民工过度劳动
为进一步考察农民工过度劳动行为如何随收入预期的变化而变化，本文设置两种改变农民工收入预期的情境。情境1：农民工工作地与户籍地存在工资差异。回归结果显示，随着工资差异增大，农民工将选择在工作地增加劳动供给，未来回到户籍地消费，从而实现生命周期内的消费平滑。情境2：农民工定居在工作地的可能性增加。回归结果显示，认为自己越不可能定居在工作地的农民工，其过度劳动、重度劳动的概率越大，超时劳动的时间越长。两种情境下的分析结果再次表明，农民工过度劳动是一种预防性劳动供给行为。
（二）社会融入感与外地农民工过度劳动
为进一步分析双轨制基本养老保险对外地农民工过度劳动的影响机制，本文引入外地农民工分别与未参保、参加城乡保的交互项，以考察双轨制基本养老保险能否通过影响外地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感，进而影响其过度劳动的概率。回归结果显示，养老保障水平较低的外地农民工社会融入感也较弱，而较弱的社会融入感将增加农民工重度劳动概率。假说H2得到证实。这表明，通过提高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与率、提升城乡保保障水平以弥合两类养老保险福利差距，有助于缓解农民工过度劳动状况，也有利于提升农民工市民化的内生动力。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得到三点结论。第一，农民工过度劳动属于预防性劳动供给行为。农民工“效益观”形成的深层次原因：一是养老保障缺失或水平低使农民工缺乏稳定的收入预期或收入预期不足，农民工过度劳动是应对收入不确定性的无奈之举；二是双轨制基本养老保险引致的“寡”与“不均”减弱了外地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感，使他们产生“局外人”心态，由此引发的预防性劳动供给动机致使其过度劳动。第二，从时间维度看，养老保障缺失或较低的养老保障水平提高了农民工过度劳动、重度劳动概率，延长了农民工超时劳动时间；从年龄维度看，养老保障水平较低的退休老年人再就业的概率较大。特别地，参加城乡保和未参保的农民工过度劳动概率未呈现明显差异，说明城乡保稳定农民工收入预期的作用有限。第三，双轨制基本养老保险对农民工过度劳动的影响具有代际、雇用类型、行业类型和工资水平的异质性。
本文认为，缓解农民工过度劳动的政策着力点应放在适度弥合两类基本养老保险的福利差距上。第一，扩大城职保的覆盖范围，实现部分农民工城职保的“从无到有”。要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城职保参保机制，监督用人单位为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保费。第二，适度弥合不同养老保险制度的福利差距，实现农民工养老保障的“从有到优”。根据差距来源，一要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加快推广个人养老金制度。二要建立城乡保个人缴费档次标准调整机制。三要梯度设计财政缴费补贴额度。四要统一两类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第三，要更大力度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同时完善劳动保护机制、强化政府的监督功能。引导企业与农民工建立平等稳定的劳资关系。第四，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通过提高农民工公共服务可及性来增强其社会融入感，避免农民工劳动时间过长造成自愿性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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