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济》精华版 | 张连刚、陈星宇等：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和乡村治理绩效提升：作用机制与依存条件

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和乡村治理绩效提升：作用机制与依存条件

——基于4个典型示范社的跨案例分析

作者：张连刚  陈星宇  谢彦明

作者单位：西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济》2023年第6期

一、引言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国家政策营造了乡村治理“多元共治格局”的良好氛围，使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并提升治理水平成为可能。现阶段，合作社能否有效参与乡村治理以及如何提升治理绩效等问题，仍值得学界重点关注。然而，已有研究并未构建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且欠缺对合作社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和依存条件等关键要素的质性研究及深入探索。

鉴于此，本研究拟从以下3个方面着手探究：首先，构建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其次，利用跨案例分析法，解构合作社对乡村治理绩效提升的作用机制，揭示合作社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依存条件；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促进合作社有效参与乡村治理的政策建议。本研究理论边际贡献在于：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回答“合作社影响乡村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等理论问题。在实践意义上，本研究所选取的4个典型案例，可为合作社有效参与乡村治理提供现实参考。同时，本研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有利于将理论体系转化为现实指导，对破解新时代乡村治理主体缺乏及其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二、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理论基础与

理论框架

（一）乡村治理的内涵界定

本研究认为，乡村治理是多元治理主体为最大化满足广大村民共同利益而参与乡村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提供的互动过程。乡村治理应以乡村公共领域为切入点和落脚点，着重解决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村务管理不规范、公共服务相对滞后等问题。

（二）理论基础

1.理性选择理论。行动者往往利用自己拥有的资源（物质资本、认知和素质等），采取各种社会行动获取新的资源，实现既定目标（Coleman，1992）。本研究仔细甄别了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内在动因。通过案例和访谈资料可知，案例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首要动因都是为实现自身的发展壮大，基本符合该理论中“理性人”的行动逻辑。

2.参与式治理理论。在乡村治理中，参与式治理的实质是治理主体发挥自身优势，通过辅助支持与协同响应等方式，弥补其余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短板，共同推进乡村社会民主化进程和乡村社会管理创新（陈剩勇和徐珣，2013；沈费伟，2019）。本研究初步将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界定为响应并辅助基层政府向农民提供公共品，积极维护农民话语权，保障农民成为乡村治理的最大受益者。参与式治理理论是本研究解构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及其作用机制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方法工具。

3.资源依赖理论。合作社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其自身发展和参与治理所需的资源与条件都存在于复杂且多元化的乡土社会。资源依赖理论从重视组织生存到重视组织如何获取、分配生存资源（Pfeffer and Salancik，2003）。基于此，本研究利用资源依赖理论，从合作社主体资源禀赋和外部场域支持两方面识别合作社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依存条件。

（三）作用机制的分析范式：动因－行为－绩效

本研究提出由“动因－行为－绩效”3个要素构成的逻辑分析范式，作为解构合作社参与提升乡村治理绩效作用机制的基准。

1.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动因。乡村治理需要平衡农民的多元化利益，其本质更强调“服务”“稳定”“协调”等社会属性。仅仅以追求合作社自身和成员利益来考量，难以全面解释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生发逻辑。综合上述分析，可将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动因归纳为满足自身发展需求（利己）和关心社区发展（利他）两个方面。

2.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行为。为使理论投射于实践，还需进一步明确合作社在乡村公共领域治理中具体的参与行为。本研究认为：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在公共事务上包括参与村庄民主政治、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和改善社会民生等；在公共服务上包括提供生产性服务、就业培训和公共文化服务，以及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

3.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绩效。综合考量，本研究谨慎选取促进基层民主公平（赵昶和董翀，2019）、形塑乡村文明风气、夯实乡村发展基础（秦中春，2020）和紧密村庄联结纽带4个基本维度，作为衡量合作社影响乡村治理绩效的指标体系，以系统描绘合作社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应然状态。

（四）依存条件的分析范式：主体禀赋－场域支持

合作社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依存条件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合作社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是其参与乡村治理的物质基础。其二，合作社依靠来自外部的资源与支持参与乡村治理。据此，本研究构建“主体禀赋－场域支持”逻辑范式，以揭示合作社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依存条件。

1.主体禀赋。一方面，合作社经济实力是其参与乡村治理的物质基础，直接关系到其在乡村治理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合作社带头人的社会责任感等非物质因素，是影响合作社对村庄公共领域治理贡献程度的重要依托。总之，经济实力是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基础条件，而合作社带头人的社会责任感则是推动乡村治理符合农民利益的重要保障。

2.场域支持。其一是一系列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社会网络要素，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资金或项目支持、村庄自治程度与主体信任程度（梅继霞等，2019）、其他社会主体的支持与配合程度等。其二是村域发展水平差异。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历史文化和习俗观念存在差异。多重结构要素耦合成的村庄场域支持网络，为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信任基础与支撑机制。

（五）合作社参与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理论框架

本研究试图在汲取理性选择理论、参与式治理理论以及资源依赖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动因－行为－绩效”和“主体禀赋－场域支持”两个逻辑范式，构建理论框架。基于此，本研究拟通过剖析4个典型案例，系统探析合作社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提升的作用机制和依存条件。

三、研究方法与案例背景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采集

本研究聚焦作用机制和依存条件两方面，利用跨案例分析法（Pan and Tan，2011）进一步验证前文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实践层面展开分析。

本研究案例样本的选择考虑如下：第一，案例数据可靠性和代表性较高。第二，所选案例与前述预设理论情境基本吻合。第三，所选案例典型性较高。总而言之，所选案例基本符合中国乡村治理的现实情境，也满足从案例上升到理论分析的逻辑基础，具有较强的可外推性。

（二）案例背景介绍

案例1，甘肃省前进村前进奶牛专业合作社。

案例2，陕西省东风村东丰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案例3，江苏省和睦涧村淳和水稻专业合作社。

案例4，山东省南小王村晟丰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

四、合作社参与影响乡村治理绩效的

作用机制

（一）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触发动因

1.满足发展需求。由前述理性选择理论可知，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最初动机就是为满足自身发展壮大的需要。一方面，合作社需要拓展自身权利（崔宝玉和马康伟，2022）和树立良好形象。另一方面，合作社需要扩大规模和提高经营效益。合作社在服务自身发展需要的同时，也间接完善了当地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2.关心社区发展。一是合作社带头人及社员凭借强烈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参与处理村内事务。二是合作社带头人出于奉献精神和乡土情结参与乡村治理。

（二）合作社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的行为与绩效

1.利益互嵌－协同联动机制。合作社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治理，有效凝聚农民关注并参与村庄事务的共识，重新将农民个体利益和村庄公共利益“绑定”为新的共同体。合作社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影响村庄民主进程。一是参与村组织建设。二是合作社凭借组织影响力监督村庄事务，促进村务公开透明。

2.矛盾调解－长效稳定机制。由村民之间的家庭收入、个人行为观念出现的差异，将成为影响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合作社的参与，为化解村民之间的纠纷与矛盾提供更有效的途径，切实促进农村社区邻里和谐。

3.民生普惠－扶持保障机制。关注民生是合作社社会属性的本质要求，也是合作社成员回报家乡和践行社会责任的直接体现。随着嵌入农村社区的深度不断增加，合作社已拓展出诸多公益属性，逐渐成为参与乡村民生事务的中坚力量。

（三）合作社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行为与绩效

1.资源整合－节本增收机制。合作社整合各项优质资源，为社员提供优质的生产服务（张连刚等，2016），进一步推动乡村治理提质增效。一是盘活村庄闲置资源。二是推动农业生产绿色化与集约化。

2.村社共建－固基强村机制。合作社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有效改善村容村貌，形成“村社共建”的双赢局面，提升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培训+就业”助农机制。一方面，为提升市场竞争力，扩大增收渠道（包括对外收取培训费用），合作社往往会为社员和非社员提供培训和教育服务。另一方面，相较于其他经济社会组织，合作社在引导农民就业和岗位设置上，更贴近村庄实际和农民需求。

4.认知驱动－文化造血机制。一是合作社以宣传和激励为抓手，促进乡村文明和谐，更新村民的认知与观念，重塑优良乡风。二是合作社举办文体活动，充分发掘勤奋踏实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增进村民对本地乡土文化的了解和认同。三是合作社提供乡村文化建设的“软硬件”，弘扬时代精神，突出“德治”在乡村治理中的引领作用。

五、合作社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

依存条件

（一）合作社主体禀赋

1.合作社经济实力。经济实力是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前提保障。上述合作社具有更强的带动力和影响力，有实力更好地参与乡村治理。

2.合作社带头人的社会责任感。如果说经济实力解决了合作社“能不能”的问题，那么合作社带头人的社会责任感就决定了合作社“愿不愿意”参与乡村治理的选择。由“乡土情怀”内生的社会责任感是驱动合作社参与一系列公益或半公益事业的关键因素。

（二）村庄场域支持网络

1.村“两委”支持力度。村“两委”对合作社的支持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合作社行动的成败（王勇，2010）。这是因为：一方面，村“两委”能减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阻力。另一方面，村级党组织为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把握正确方向。

2.村域禀赋差异。村域禀赋包括区位条件、经济水平、社会关系网络和历史文化习俗等方面，构成影响乡村治理效果的外部因素。第一，村庄区位条件和经济水平的差异导致各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工作重心不尽相同。第二，村民信任和支持等社会关系网络为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提供正向反馈，反过来提高了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第三，乡土社会的地缘关系和历史文化强化了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

六、结论与启示

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满足自身发展需求和关心社区发展是驱动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主要动因。第二，在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上，合作社通过3种行为机制，促进基层民主公平、形塑乡村文明风气；在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供给上，合作社通过4种行为机制，夯实乡村发展基础、紧密乡村联结纽带。第三，合作社主体禀赋和村庄场域支持网络等因素是合作社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依存条件。主体禀赋包括合作社经济实力和带头人社会责任感两个方面。村庄场域支持网络包括村“两委”对合作社工作的支持力度和村域禀赋差异。第四，“村‘两委’+合作社”共治模式有利于保障乡村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政策启示如下：第一，充分激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潜力与动力。一方面，各级政府和全社会要为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创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鼓励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第二，健全乡村治理格局中合作社同村“两委”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首先，在民主条件较为成熟的村庄推行“村‘两委’+合作社”共治模式，形成乡村治理主体之间和谐的依存关系。其次，构建多主体监督格局，共同推动村庄民主管理和村务公开等乡村治理制度的落地。最后，鼓励合作社带头人和村干部关注自身名誉和声望的积累，自发维护自身和组织形象。第三，建立健全合作社带头人及后备人才的选育机制。首先，规范合作社带头人选举程序。其次，注重合作社带头人的后期培养工作。最后，精准制定以本土人才培育和外部人才引入双轮驱动的合作社后备人才选育政策。第四，拓展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多元化新思路。一方面，鼓励参与乡村治理的合作社类型多元化。另一方面，在坚持因地制宜的前提下，实现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路径选择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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