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济》精华版｜张利庠、罗千峰：​中国生猪种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阐释、现实困境与路径探析——基于产业生态系统视角

中国生猪种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

阐释、现实困境与路径探析

——基于产业生态系统视角

作者：张利庠¹  罗千峰²

作者单位：1.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2.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济》2023年第3期

一、引言

种业作为国家基础性、战略性、技术性的核心产业，其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和有力保障，也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客观要求和核心内容。由于国内外环境面临众多不确定性，种源安全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地位。打好种业翻身仗已成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基础支撑。有学者指出，通过突破以现代种业为代表的核心领域及核心技术打造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涉农产业，成为保障重要农产品供给和建设种业强国的迫切任务，其中，畜禽等优良品种选育是种业发展的重点（魏后凯和崔凯，2022）。

生猪产业是保障中国居民基本生活消费的基础性产业，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生猪产业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生猪产业面临着养殖成本上涨、价格剧烈波动、生产效率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抗风险能力薄弱、环境污染严重等发展困境。生猪产业发展不仅与饲养技术等养殖因素有关，而且受到品种等遗传因素的影响。在众多影响生猪产业健康发展的因素中，品种是最基础的影响因素，良种对生猪等畜牧业发展的贡献率超过40%，远大于饲养方式、营养管理等因素的贡献。这决定了生猪良种化是推进生猪产业现代化转型的根本手段。因此，促进生猪种业振兴、实现生猪种业高质量发展，既是促进生猪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和种源自主可控的客观要求，也是破除养殖成本上涨和资源要素约束的必然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中国生猪种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

种业高质量发展的概念是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概念的提出而提出的。高质量发展是经济步入新发展阶段最重要的特征，这不仅是发展阶段的转换，更是发展特征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体现在由数量追赶、规模扩张、要素驱动、高碳增长转向质量追赶、结构升级、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等方面（王一鸣，2020）。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因此，在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背景下，生猪种业高质量发展更加依靠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式的全面转变，不断推进生猪种业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从而全面提升生猪种业和生猪产业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实现生猪种业高质量发展需要遵循国家对于打好种业翻身仗的顶层设计和系统部署。面对畜牧业发展质量效益不高、支持保障体系不健全、抵御各种风险能力偏弱等问题，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了中国畜牧业要形成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调控有效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新时代中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就是实现优质、高效、安全、环保的目标（王明利等，2022）。作为生猪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猪种业也需要遵循优质、高效、安全、环保的目标导向。在此基础上，为确保种源自主可控、打好种业翻身仗，农业农村部于2021年发布了《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2021－2035年）》，针对生猪核心种源能够实现基本自给、性能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却还有较大差距的现实情况，将生猪等六种畜禽遗传改良计划的主要内容概括为：瞄准一个主攻方向，覆盖三大发展领域，聚焦四个全面强化，把握好五个方面关系。该计划为生猪种业高质量发展指出了重要方向。

然而，中国生猪种业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仅从单一方面或主体入手难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为此，本文引用产业生态系统理论，为中国生猪种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分析工具，也为中国生猪种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界定和具体实践提供理论指导。结合产业生态系统的内涵和生猪种业的整体情况，本文从资源禀赋、技术创新及应用、机制模式和风险约束四个方面阐释生猪种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第一，资源禀赋为产业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提供基础条件。中国生猪种质资源为生猪种业生态系统的运行提供了资源禀赋，只有在利用好生猪种质资源的前提下，才能提升生猪种业发展质量，进而实现生猪种业高质量发展。第二，技术创新及应用是驱动产业生态系统运转的核心动力。生猪育种技术创新及应用决定了生猪种业的市场竞争力，也是实现生猪种源自主可控的关键。只有促进生猪育种技术创新以及先进技术广泛应用，才能真正实现生猪种业高质量发展。第三，机制模式是促进产业生态系统各方主体利益均衡的重要保障。只有以联合育种体系为导向进一步优化生猪育种机制模式，才能完善生猪种业生态系统各主体的利益分享机制，进而促进生猪种业高质量发展。第四，产业生态系统运行面临着众多风险约束。综合考虑潜在风险约束，同时着力化解潜在风险威胁，对于降低生猪种业生态系统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基于上述分析，结合《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2021－2035年）》以及《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21－2035年）》对生猪种业发展的总体部署，本文将生猪种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界定为：坚持确保生猪核心种源自主可控的发展战略，打造种质资源综合利用充分、育种核心技术不断创新和广泛应用、育种体系协同高效以及育种风险管控有效的现代生猪种业，全面提升生猪种业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三、实现生猪种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

（一）生猪种质资源丰富

中国具有世界最丰富的地方猪种质资源，并且地方猪具有肉质优良、耐粗饲、抗逆性强等优良特性，借助地方猪种质资源特色化优势能够为生猪种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支撑。中国积极推进畜禽遗传资源普查和地方品种保护工作，多次发布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在此基础上，中国培育了一批生猪新品种和配套系。此外，中国积极推进品种引进工作，目前已引进大白猪、长白猪、杜洛克猪、汉普夏猪、皮特兰猪、巴克夏猪6个品种及配套系。这些引进品种已适应中国生态环境条件，为种猪选育和遗传改良进程的推进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育种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应用能力明显提升

随着生猪遗传改良工作的开展，中国种猪育种技术提升明显，直接体现在种猪重要经济性状遗传进展方面，为种猪产业化升级奠定了重要基础。以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下文简称“国家核心场”）关键种猪性能指标为例，国家核心场的大白种猪、长白种猪和杜洛克种猪在达100千克日龄、达100千克背膘厚和总产仔数等重要经济性状指标方面得到了较大提升，基本形成了持续改良的趋势。

（三）育种体系相对完善

中国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生猪育种体系，生猪育种组织化程度得到了巨大提升，逐步实现了种猪核心群选育、良种扩繁与商品猪生产的有机结合。基于专门化品系培育的种猪核心群建设处于种猪育种体系的关键环节，为种猪供给提供了充足的数量保障。

（四）育种风险总体可控

由于政策支持等方面工作的强化，生猪种业风险防范与分担机制日益完善，大幅降低了生猪种业发展风险，使得生猪种业具备了安全发展的基础。一是在产业支持政策方面，国家不断完善生猪种业政策支持体系。二是风险应对机制日趋完善。

四、实现生猪种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

（一）本土品种资源开发利用严重不足

第一，地方猪种质资源开发不足。中国地方猪品种具有饲料转化率低、产仔数量少、生长速度慢、背镖厚等劣势，导致生猪产业经济效益不高。在市场竞争中，由于长白猪、大白猪、杜洛克猪等品种在生长效率和满足市场需求等方面具备较高的竞争力，地方猪的市场占有率不断下降。这使得中国种猪遗传资源逐步萎缩和流失。

第二，地方猪种质资源保护困难。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加上规模化养殖迅速发展，中国地方猪群体数量急剧减少，区域分布也趋于分散。同时，地方猪养殖方式主要以农户散养和小规模饲养为主，原种种猪收集难度大，搜寻成本高，导致地方猪种质资源加速流失。此外，在养殖过程中，地方猪近交现象十分普遍，种猪基因退化严重，纯种公猪尤为稀少，导致种质资源保护十分困难。

（二）育种核心技术创新及应用滞后

中国第一轮生猪遗传改良计划于2020年完成，但中国瘦肉型生猪系统性育种相比国外晚了近50年，生猪育种关键技术创新及应用总体滞后，技术基础较为薄弱，尤其是联合育种技术、分子育种技术、遗传评定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育种核心技术创新及应用滞后导致中国生猪育种世代间隔时间长、育种成本高和种业竞争力低下，制约了中国高品质种猪的培育。

（三）小而散的育种体系短板突出

小规模分散育种不仅导致中国种猪生产性能测定等核心技术整体水平较为落后，而且难以有效推进实质性的联合育种。在性能测定方面，种猪生产性能测定是育种的基础，而小规模分散育种体系阻碍了种猪生产性能测定技术的发展，导致种猪选育强度较低。在联合育种方面，育种场遗传联系较为松散，场间遗传交流频率较低，准确的数据积累和利益分享机制缺失，联合遗传评估和技术推广服务的效率较低，导致联合育种进展缓慢。

（四）育种风险居高不下

生猪种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生物风险、市场风险、国际贸易风险和自然风险等诸多挑战，因而育种风险居高不下。第一，重大动物疫情呈现点状暴发局势，威胁到生猪种业安全，造成严重的生物风险。第二，种猪价格波动剧烈，造成较高的市场风险。第三，核心种源进口激增，增加了国际贸易风险。第四，自然灾害频发，带来较高的自然风险。

五、生猪种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析

（一）加强种质资源的综合开发

1.加强种质资源保护。首先，积极落实种质资源保护的基础性、公益性定位。其次，完善地方猪品种的遗传材料信息收集、更新和管理工作。最后，完善地方猪遗传资源保种体系。

2.推进种质资源开发利用。育种主体和相关部门要大力推进平衡育种，促进商品群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3.统筹核心种源补充与专业化育种。一方面，要强化与种业发达国家的品种交流，注重吸收世界范围内优良种猪基因，提升育种效率。另一方面，要针对商品猪市场需求对引进种猪进行本土化选育。

（二）促进育种核心技术创新及应用

1.强化育种核心技术创新。第一，推进核心技术攻关。第二，支持育种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

2.促进育种核心技术应用推广。一是完善育种核心技术的市场定价和补贴机制，提升技术扩散的实际效果。二是利用财政和种业基金力量推进育种核心技术应用。

（三）建立和完善联合育种体系

1.构建规范化的联合育种体系。一方面，不断整合育种企业、国家核心场等多方资源，规范育种资源的管理和分享交流机制，促进育种数据的有效利用和育种技术的快速提升。另一方面，强化联合育种体系的市场化导向，确保生猪联合育种体系实现资源投入多元、育种目标统一、收益共同分享的规范化运行。

2.完善联合育种体系协作机制。一是突出育种企业的主体地位，提升育种企业的综合育种能力，解决中小规模育种主体技术不足的问题。二是促进联合育种体系与种业市场的高效衔接，支持以联合育种体系为基础的种猪育繁推一体化模式的发展，突破小规模分散育种盈利水平不高的瓶颈。

（四）降低生猪育种风险

1.健全生物安全防控体系，弱化生物风险。着重构建以种猪核心群和种公猪站为核心的生物安全防控体系，严格净化非洲猪瘟、伪狂犬病、蓝耳病等重大动物疫病，提升种猪群免疫力。并且，要发挥动物疫病净化示范场和无疫区的示范作用。

2.细化逆周期调控政策，化解市场风险。结合能繁母猪合理存栏水平、种猪生产性能、产业链区域布局和资源环境承载等因素，完善种猪供给数量动态调整机制，从而降低种猪价格剧烈波动引发的市场风险。同时，在构建生猪生产逆周期调控机制的过程中，不断优化生猪种群结构，减少生猪价格和种猪价格的剧烈波动。

3.强化风险预警，降低自然风险影响。一方面，加强对极端天气、地质灾害等预警机制，因地制宜地提升种猪场抗灾等级，着力提升种猪繁育基地抗灾能力。另一方面，完善抗灾、避灾及减灾机制，做好灾后种群免疫、灾后恢复和勘查赔付等工作，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育种过程不中断和保险赔付能兑现，最大限度降低自然风险对生猪种业的负面影响。

4.加强持续性育种，突破贸易风险。在引进世界优良种猪资源的同时，更加注重对种猪资源进行持续性改良，推进本土化选育。同时，强化持续性育种，培育具有特色的品系，有计划、有步骤地从引种转向出口，为世界市场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种猪，拓宽中国生猪种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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