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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小英:县域教育生态失衡、生源流失,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林小英 教育思想网 202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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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十余年里,城市教育资源集中,县域既有教育生态被破坏:优质生源流失,教师找不到自身价值,家长、学生的选择又受限于阶层和资源调动能力…那么,在县域教育发展失衡背后,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有哪些结构性、制度性因素导致这一局面的出现?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实地调研了一所县中的实际情况,并对这所高中的现状及其面临的问题和原因进行了深度剖析。以下为她在第二届“大学-中学圆桌论坛”上的发言

最重要的教育资源是生源

我今天拿了一份报告,这是我今年带着我的两个硕士生范杰和杨蕊辰,去到一个县里面调研了它的高中,写了2万字报告,今天择其要点跟大家交流一下。


报告标题是《赌局与赌徒——一个县域教育生态的非典型素描》。这个调研是我自掏腰包带着学生去的,没有课题压力。当你有课题压力,需要向上级某个部门提交报告的时候,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调研结束以后我给他们全县教师做了一个培训,也算是没有破坏当地的正常教学秩序。我在良心上还是比较安慰的。


上午,成都石室中学的田间校长讲到教育应该让他人更美好,可是就我所看到的这个县来讲,你们这些学校是好了,但被你们“扫荡”之后的中学一点也不好。


我这里不是指责任何知名中学,因为这个制度不是你们定的,我要说是制度上的问题。这么多赢家今天都坐在这儿,我就想说说那些失败的中学到底是怎么变得一地鸡毛和满目疮痍的。


邓小平总设计师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座的各位都是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但还有后半句别忘了:让先富帮后富。


那些没富起来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跟他们是什么关系?等他们的孩子也长大以后,他们跟我们这些学生如何相处?今天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一些现状。


今天讲的是教育资源的跨地区流动。什么叫教育资源?各位中学校长肯定特别清楚,最重要的教育资源不是政府的政策,不是捐赠,而是生源。


如果说北大清华等名校的招生名额是一定的,也就注定了全国优秀的高中生数额也是一定的。这么重要的教育资源,当然是按照生物的自然方式去分布,简而言之:一个天才出生在哪儿是不可确定的。但是我们现在把“天才”集中到了某些地区的某些学校,这就是教育资源的跨地区流动。


当然,我这里完全没有否定各位校长在治校方面的作用。但生源分布的集中,必然是知名中学之所以成为知名中学的基础。


当我去县城把教育局、学校、教师、学生和家长的观点调研明白之后,我就在想怎么写这个报告,怎么讲述这样一个故事。


我从小就学会了打麻将,调研结束后,我感觉这其实就是一个麻将的局——


假设县教育局局长与普通县中校长为一方;教师为一方;普通学生与家长为一方。当这三方一坐定,发现高中教育没法搞了,因为优秀学生都走了。


这时候,这一桌牌局就处于三缺一的状态,他们等着谁来?就等着市场资源进来。教育等待资本市场的介入,这个缺口越开越大。


优秀生源走了,普通县中如何崛起?我很想看到他们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逆袭故事。但很快我发现,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打破县里的政治生态,我看到的是政治生态决定了教育生态。教育问题的根源不是教育内部的问题,县域教育的失败根本不是一个校长干出来的事。


所以我把这种局面比喻成一桌麻将的局。县委县政府开的赌局和赌庄,在三缺一的状态下引进了外部的市场资源以后,他们如何来打这样一桌麻将?


前几年,这个县城中考的前100名中的85个全走了,就剩15个在本县念书。你想想,这个县还有元气吗?元气已经被抽空了,接下来如何下好这盘棋是相当难的。


而初中毕业就到外地去上学的孩子,他们基本上都缺乏真实的生活经验,他们跟家庭远离了,从原生的土地上被连根拔起。当他们的一切成长都来自于书本时,是很可怕的,我在大学里教书这么多年,发现他们内心活得很不容易。

县教育局:政绩锦标赛中的下注

教育局局长的心态是“不得不赌”还是“何不一赌”?他是这个牌局的发起者,当县委县政府让他来做教育局长的时候,给他的任务是要盘活这个县中。


为什么要盘活?这个县中曾经是省级示范高中,不出十年,衰败到当地村民几乎每个家庭基本都有这个学校的课桌椅,大家就知道这个学校烂到什么程度......


在这种状态下,他怎么来盘活县中?过去十年,县级领导班子频繁更换,掌权的人在变,不变的是每个人都想方设法从县中捞点油水。这个学校花了很多钱所建的漂亮的食堂,居然一天都不使用,为什么不投入使用?就是利益格局没搞定。


直到县中高考成绩持续在全市垫底,怨声载道的时候,县里的父母官里才开始重视早已残破不堪的民生工程。


他们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进县中的托管改革,地方政府以契约的方式向教育中介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尽管我知道从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的角度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老套路——即用财政的钱购买公共服务,认为这可以提高效率,它确实也提高了效率。


但是,当政府的教育服务是用钱去购买的时候,其实这也会带来一定的问题。


我们发现这位局长其实非常难做,因为当他要引进外部管理的时候,是县委书记主张他这么做的,不料等到决定一做出,书记就走了。把教育局长悬在半空中,怎么办?


这个局长很厉害的一点是:他从县委要来了不少的财政拨款,从县财政资源里切下一块很大的蛋糕给到教育。我们都知道教育局长是整个县级班子里是最弱势的一个职位,要从县财政盘子里切蛋糕是非常难的。而局长从赌场要来了赌资,某种程度上解锁了县政府之前封闭且坚固的内部结构。


他的牌技很高超,尤其体现在他跟外部机构签订合同的时候。在不得不赌和何不一赌之间,他选择了何不一赌,那就赌吧。


外部机构往往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反正我是外来的,失败了也没关系。他们不需要投入什么成本,因为跟政府签订的合同所有资金都是来自于当地政府。而他们的做法也确实让县中焕发出了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生机。


托管方在这场赌局当中几乎没有投入成本,也没有公共权力下的责任束缚和政治枷锁,他们更能够轻松地面对县中改革的成败,即使失败也可以轻松离场。


当前,在大的改革框架之下,其实有不少政府的研究机构参与了挂牌、输入管理理念等过程,我觉得基本的心态跟这个县中的托管机构有点类似。

教师:生源流失后找不到工作价值

我们原来以为老师练好基本功就可以,不管教育改革怎么改,终究能教出好的学生。但在这里不是。我们给教师部分取的标题是“以不变应万变”。


以不变应万变的意思是:反正家业惨淡,没有别的出路。在赌庄关门之前,他们离不开牌桌,这个牌还要打下去。当好的学生走了之后,他们就觉得反正我再怎么教,都没有办法体现我的工作价值。


学校并没有及时察觉和应对当地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强烈需求,对当地优质生源的不断流失反应太慢甚至麻木不仁。我在其他很多县也看到,尤其是地处比较偏远的山区,流失到市里甚至到省会上学的学生,一般都是在县城甚至是县政府门口集合乘坐大巴外出求学,极具讽刺意味。


实际上,这所县中(传统老校)的师资水平并不低,其中93.3%的老师都是本科毕业,且都具备丰富的一线教学经验。


面对他们,我经常在想,县中的衰落是他们无可奈何要接受的命运,还是他们自己酿成的悲哀?就算那85个学生走了,剩下的15个以及100名之后的,他们也是人吧...


或许是因为,端着政府给的铁饭碗,不需要主动地去预测、应对和适应变化和风险。也不用像公务员一样,要用政绩在政治锦标赛中标尺和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地位优势,时刻面临着晋升的压力。


相比之下,教师是感受不到风声的。


学校的管理制度相当简单粗暴,干任何事情都以钱计算。比如上一节课3块钱,看晚自习5块钱,有老师说5块钱不要行不行,我不晚自习,要不给你5块钱,你替我去看晚自习?这不是开玩笑,这是真实的。


学校也缺乏淘汰和竞争机制,使得这些老师有足够的职业资本保持高傲和不合作的态度。这就是我们所调研到的教师的状态。


此外,还有另一些教师想教而不得——他们想开足高中的实验课,但化学老师没有药品;他们想在网上下载各种各样的课件,但是电脑存放在政府几年手续都下不来...

家长和学生:

走抑或留?社会阶层格局的同构

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改变了当地闭塞的环境,便利的交通拉近了周边县市的距离,越来越多的父母走出县城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市场化的办学行为,也为当地居民的就学提供了很多选择。


城镇化进程,更是加剧了周边城市的虹吸效应。可以说把县里面最重要的学生资源吸走了,好的教师也吸走了...所以这些县中觉得自己就是在教一群失败的孩子。


在社会阶层越发狭窄的事实面前,家长不想让孩子重复自己坎坷的生活,不惜一切代价把最好的提供给孩子,愈演愈烈的竞争滋生出家长严重的驱利心理和焦虑氛围。


他们把孩子看作是肩负家庭兴旺使命的木偶,在没有真正了解和过问孩子的特长和兴趣的情况下,一味地让孩子进入最好的高中,继而考入最好的大学,认为孩子如果在县中读书是最没有出息的表现。


如果整个县里都是这样的想法,县里的教育还有什么希望?


另外,家长缺乏一定的信息渠道和鉴别能力,简单地将最好的等同于城里的。这种虚荣和狭隘的择校观,忽视了学生的特质和教育过程,加速了县中优质生源的流失,也对教师的积极性产生了重要影响。


尽管学生和家长群体总会在牌桌上出现,但是其中个别的学生和家长依旧可以凭借其经济能力、个人成绩和人脉关系,把它当做赌资进入到周边县市的其他赌局当中。这种赌资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离场能力。


我们的调研发现,县政府官员的孩子、大量中学教师的孩子,没有几个在县中读书。就像今天很多成功人士的孩子,有多少是在国内上大学的呢?


所以,在这种同构的社会阶层的格局和机制下,我们没有办法离场,或者说,我们的离场能力有限。你能逃得出这个县,你能逃得出这个国家吗?你能逃得出这种愈演愈烈的竞争吗?


留下的生源中,83%都是周边农村的孩子,多数是留守儿童,家庭情况复杂,父母文化水平低,无法为学生提供经济文化,甚至情感方面的支持。这些学业基础薄弱,对未来感到迷茫的孩子,成为了学校老师和当地教育局嫌弃的对象,甚至成为了县中由盛转衰一蹶不振的替罪羔羊。


这些学生和家长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阶层分化,成绩、金钱和权利和关系成为给孩子的赌资。当优势阶层选择逃离这里的时候,留下来的可能就是最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孩子。


在精英教育的标准下,学校和老师认为他们是不值得投入的,当学校和老师认为学生不值得好好教的时候,什么坏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是他们的命运可能才是最真实的中国。


他们接受的基础教育是匮乏的,学校并没有起到基础的庇护所的功能。当伤痕累累的孩子进入到社会的时候,很难说受到伤害的到底是他们,还是我们。

复杂的县域教育生态

县域教育的生态是复杂的。不同地域和层级不断上演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生源争夺,破坏了当地的教育生态,导致了有的地方营养过剩,有的地方则变成了不毛之地。


当这些琐碎的细节逐渐堆砌成不可逆转的趋势时,教育局、学校和老师容易简单地将责任推卸给落后的经济发展,试图摆脱干系,眼睁睁看着一所曾经是省级示范高中的县中溃败至此。


生源和成绩之间或许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什么才是回归本真的教育?当所有目光都聚焦在高考的时候,会掩盖很多问题。


教育是具有独立性的,地处经济落后地区的衡水中学依然可以通过教育吸引富裕地区的生源,且不论教育模式是否具备复制的可能,但至少从一个维度说明了经济与教育的逻辑关系并不是那么稳固和理所当然。


我们不是为了中伤哪一方个体,而是希望通过解剖这场赌局,了解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和机制性的问题。


贫穷落后的发展状态,不断强化着弱者心态,自卑又自负,可恨又可怜。当思维和心态无法发生根本性调整时,任何外来的冲击和影响只能带来暂时性的改变,最终还是会被恶性的内部循环所吞噬,无法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我们需要将局部性的改革转变为制度化的建设。教育注定是一场改革,只有各方都降低赌徒心态,教育才不会那么惊险、刺激和不可预期。


我们不想责备这个局里的任何人,它是制度性的问题,是什么促使了教育资源如何剧烈地跨区域流动?为什么要跨区域流动?如果这是总的一盘棋,可能跨区域的流动就是个零和博弈。


研究宏观的机制,我一直认为要沉浸到微观的具体的人的行为和事件当中去,我们不可能就机制谈机制,我认为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不是说我能解决什么问题,而是替大家去看一看,在这里跟大家报告一下,这就是我的最大愿望。谢谢!

本文来源: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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