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下抗战

摘　要：“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下抗战，是在国民党政府及东北军政当局采取“不抵抗”政策并致使东北大片国土迅速沦于敌手的大背景下，与日本侵略者在隐蔽战线上展开的抗战活动，包括抗日策反宣传、搜集日伪军政情报和破坏日军侵略设施等方面。东北地下抗战与公开的武装抗战互相配合，在日伪统治严密和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中国共产党；东北地下抗战

“九一八”事变前，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在东北已有很大发展。“九一八”事变后，党组织已经认识到开展地下抗战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1931年9月22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即强调：“必须估计行将来到的战时的地下党的困难的环境”，[1]把加强党的秘密工作作为重点关注问题。随着日军扩大侵略，东北沦陷，中国共产党遂以打败日本侵略者和收复东北失地为主要任务，积极开展抗战活动，地下抗战成为东北沦陷时期最主要的抗战形式。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下抗战相关问题已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其中，陈瑞云概述了国共两党和爱国人士在东北开展的地下抗日活动，[2]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下抗战活动的介绍较为简略，重点侧重于对地下抗日组织发展历程的介绍。其他学者如孙继英、刘信君、解学诗、张洪军、焦润明、郝江东、王广义、徐志民和王惠宇等人从“特殊工人”“抗日放火团”、东北国际交通站、东北抗联教导旅搜集情报工作等角度进行了有益探索，都有各自的学术贡献。[3]总的来看，介绍性文章偏多，史实性考证及学理性研究偏少，且尚无对“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下抗战进行系统研讨的成果，本文拟在这方面做些努力。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东北地方党组织鉴于东北已经沦陷的事实，在抗日宣传方面不得不更多地采取地下抗战的宣传方式，如撒传单、贴标语、出版抗日刊物、发表抗战言论和举办抗日文艺活动等，借以达到唤起中国人民的民族抗日热情、组织东北民众积极抗战的目的。“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即将油印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4]秘密散发到群众手中，让广大群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9月22日，《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即明确提出“将我们的主张写成简单的标语张贴”，[5]把传单和标语作为抗日救亡宣传的重要载体。杨靖宇领导的哈尔滨地下党组织，“趁夜间在大街上散发传单，放在居民住宅和‘伪政府办公室’的桌子上”，一位勇敢的青年“在铁路局前的石柱上画了‘摧毁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6]1932年李顿调查团到沈阳以后，地下党组织领导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员张贴标语和撒传单，“宣传抗日反满，并且还用炸药轰炸日本领事馆和日本车站”。[7]党组织利用“九一八”“一二八”“五一国际劳动节”等纪念日，开展撒传单活动。193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奉天特委将印刷的传单分发到沈阳市内各基层党部，准备以逛庙会的名义散发。党组织还利用东北民俗传统节日开展宣传工作，如潜入秧歌队、高跷队、灯会、庙会和戏院中开展秘密宣传活动。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党组织还秘密出版抗日刊物，传播党的政策和主张。其中，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报《满洲红旗》，刊发了大量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抨击国民党误国决策，以及介绍中国共产党抗日经验等方面的宣传文章。

日伪当局经常采取突然袭击的检查方式，阻止和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宣传活动。1931年11月22日下午3时，日伪侦缉队在沈阳小西门外发现两个“可疑”人员，“当即逮捕，由腰中搜出共产党信件及传单等，遂带往侦缉队队部究办”。[8] 在一些纪念日到来之前，日伪当局会提前作应对准备，日伪“警察当局召集所属协议对策”。[9]尽管日伪当局侦缉严密，这些抗日志士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各级组织仍一直进行积极的抗日宣传活动。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国民党政府在事实上已经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和热河的侵占。根据协定，中国不得在察哈尔北部和冀东地区驻兵，东北地区的抗日活动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与此同时，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对东北的殖民统治，企图实现对东北地区的永久占领。作为应对策略，党组织的宣传工作则转变为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民众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和东北抗日联军、收复东北失地为主要内容。

为使东北民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认清抗战形势，党组织在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创办报刊并积极向东北各地投送和散发。由于东北抗日游击区以农民为主，民族成分复杂，文化水平不高，因此地下党组织编印的报刊内容多以浅显的文字书写，并在报刊中附有插图和漫画来宣传抗战救国主题。1934年，吉东局秘密出版《反日报》，刊载了“抗日部队打击日伪军、破坏铁路交通”[10]的消息，提振了民众的抗日士气。1936年，中共南满省委秘书处编印《南满抗日联合报》，使用中、朝两种文字并附带插图和漫画。党组织还在抗日游击根据地成立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和少先队等群众外围组织，协助开展地下抗日宣传工作。1936年秋，王仁斋率领抗联部队来到抚顺金斗峪东沟，向民众“揭露日寇奴役人民的罪行”，[11] 激发了当地民众的抗日意识，使他们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建立抗日交通站，传递情报，筹集物资，掩护抗联战士。据日伪资料显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抗战宣传活动影响日益扩大，[12]这说明地下抗战宣传工作已经产生了实际作用。

中国共产党还团结爱国文艺界人士，通过文学作品和文艺活动揭露日本侵略行径。“九一八”事变后，一些在东北的爱国文学人士，如金剑啸、罗烽、白朗、舒群、萧军和萧红等人，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对东北的残暴统治，决心以笔抗战，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成为文化战线上抗日的重要力量。他们通过在报刊上开辟副刊的形式发表抗日文学作品。1933年8月，《夜哨》的发刊词提道：“朋友们，看看你是那样的伟大与重要……你愿意像一条死狗般的顺水流去吗？起来，起来，这是‘夜哨’的忠告。”[13]罗烽发表诗歌《从黑暗中鉴别你的路吧！》《说什么胜似天堂》等，揭露了“日伪罪恶统治的本质，唤醒人民起来斗争”。[14] 金剑啸在《国际协报》副刊《文艺》上发表小说《星期天》《夏娃的四个儿子》，描写了中国人民在日伪统治下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活，号召人民起来反抗侵略。[15]此外，党组织领导和影响爱国文艺人士以隐晦方法编排抗日话剧、歌剧、戏剧和快板等方式传播抗日思想，开展地下抗战宣传活动。这些文艺活动既可以吸引民众兴趣，又可以躲避日本侵略者的审查。金剑啸创作的话剧《穷教员》，在其结尾处连续发问，“我们活着的呢？(幕慢下)我们活着的呢？(幕全下)我们能等着这个死么？”用引人深思的发问作为话剧闭幕结尾，启发民众抗日情绪。唐韵笙编排的戏剧《扫除日害》(后改为《后羿射日》)《怪侠除奸计》《十二真人斗太子》《十二真人战玄坛》等，通过戏剧中不同角色的角逐，影射日本侵略者的罪恶，激发民众抗日救国情怀。张寒晖的歌曲《松花江上》，在抗日战争期间广为传唱，激荡起无数颠沛流离的东北民众的思乡情绪，也激发了全国民众支援东北抗战的热情。这些抗日文学作品和文艺活动既饱含乡土情怀，又富有民族大义，不仅激发了东北沦陷区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也表达了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及全国民众支援东北抗战和收复东北失地的急迫愿望。

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他们思想活跃，并能在普通民众中发挥思想启蒙作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派出人员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授课的过程中批判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培养青年学生的爱国民族意识，吸纳进步青年加入党组织。1933年，张耕野(中共党员)在桦川中学教书，经常给学生讲岳飞和文天祥的故事。一些青年学生受到启发并加入党组织，后成立的桦川中学党支部成为“桦川中学和佳木斯人民抗日斗争的领导核心”。[16] 1934年春，张佐汉(中共党员)在临江办起大同报社临江分社，开展地下抗战宣传工作。他经常深入学校传播抗联部队的作战消息，使许多师生了解前线作战状况，积极加入报社工作，报社很快发展到30多人。[17]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成为党组织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随着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各大城市的占领，城市中党组织经常遭到破坏，地下抗战宣传工作也更为困难。中国共产党逐渐把发展工作的重心转移到日本侵略者控制薄弱的农村地区，在农村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群众外围组织，吸纳优秀分子加入党组织。党组织派人深入农民中，与农民同吃同住，共同劳作，在日常生活交流中随时随地开展宣传工作。中共满洲省委派中共党员韩宽淑(金革)、共青团员弓日均等到庆城(今庆安)和铁力两县交界处安邦河畔的稻田公司屯，以种水稻的农户身份作为掩护，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不久后即成立中共北满特委庆城(今庆安)特别支部。到1932年末，该支部发展党员31名，共青团员25名。[18]1935年4月，中共密山县委书记刘曙华在哈达河二段以帮助农民种地为掩护，在农民中开展宣传工作，经过三四个月的工作，“党团员发展到三十多人”。[19]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组织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党员发展迅速。以东北地区的东部为例，到1935年末，党团员成分中，“工人(金矿、煤矿、土木建筑、铁路等)成分占百分之十——十五，雇农占百分之二十五——三十五，贫农占绝对多数”。[20]可见，农民党员在党组织中占有很大比例。

中国共产党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强调了抗战必胜的道理，增强了民众抗战信心，调动了民众抗战热情，产生了一定的实际效果。东北抗联在极端困境下主要依靠民众的支援坚持战斗。1933年，在磐石中心县委组织宣传动员下，“老乡把自己心爱的耕牛杀了，割下一块块肉煮熟，冒着枪林弹雨背着送上阵地”。[21] 1933年11月，杨靖宇率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在濛江建立那尔轰东大顶子医疗所，发展青年民医孙绍坤为抗联的地方工作人员，他时常来密营“为伤病员送医送药，传递情报”。[22]1939年8月，抗联第三路军第一师来到庆安县五区老会房子屯，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促使群众为支援抗联积极捐款，“王、吕三家带头捐款一万元”。[23] 1945年春，冀东部队兰伯韬与东北抗联的一名战士王寿山，在桦甸县通过秘密串联等方式进行地下宣传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们组织了七八十人的农民和劳工，发动了反日武装暴动。[24]可以说，东北民众的支持是东北抗日力量得以持续发展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抗战宣传工作不仅调动了民众支援抗战的热情，也增强了东北民众与日本侵略者抗战到底的决心。

全面抗战开始后，东北地区的抗战更成为全中国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抗日联军组建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壮大，但同时日本侵略者也实行了更加严密的管控措施，制定了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实行“归屯并户”，修建“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企图断绝民众对抗日联军的支援，肃清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抗日力量。日本侵略者对抗日游击根据地实施严密扫荡，致使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丢失了大部分抗日游击根据地，抗联部队也被迫进入东北深山密林，开展游击战。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开展的地下宣传工作，则主要着眼于动员民众支援抗联抗战。而抗联部队专设地方工作员和联络员，负责与村民联络和沟通。抗联部队能够抵抗恶劣的气候环境，并坚持在密林中与日伪周旋，这主要依赖于东北民众的物资支援。1938年，杨靖宇率抗联第一军主力部队在吉林老岭山区建立密营，派出多名抗日战士到民众中开展抗日宣传工作。该部的军部青年干事长在蚂蚁河上围子(今东岔村)认老冯太太为干妈，老冯太太家就成为抗联的落脚点。他还与上围子、八宝沟的多名爱国青年结为拜把子兄弟，老岭山区民众在其宣传动员下，“给抗联送粮、送盐、送菜、送情报，还代买布匹、医药，抬运和护理伤员，参加抗联队伍”。[25]民众的支援是抗联得以持续坚持抗战的重要力量。

中国共产党还深入日本侵略者控制的厂矿中向工人做地下抗战宣传工作。日本侵略者通过“骗招、强征和抓捕”[26]等方式从关内外获取劳工。这些劳工一旦进入日伪工厂，就很难返回故土。日本侵略者还把关内被俘人员押送到东北的一些厂矿中，迫使他们服劳役，这些工人被称为“特殊工人”，[27]他们在日本侵略者的压迫下从事繁重的劳动，领取微薄的收入，吃不饱，穿不暖，遭受非人待遇。如有人死去即被扔进“万人坑”，[28]还有工人被送到哈尔滨日本七三一部队做细菌实验。“特殊工人”中的一些共产党员组织临时党支部，在工人中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组织工人开展争取人权、破坏工厂设施和暴动等活动。1941年，抚顺炭矿老虎台采炭所万达屋井煤矿工人因传染病成批死去，日本侵略者不采取防护措施，激起工人不满，他们在临时党支部的领导的情况下，组织了逃亡暴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抚顺炭矿总务局长太田雅夫在致奉天陆军特务机关长滨田平的函中提到，当这批工人逃跑时，书写“工友们，团结起来，向日本帝国主义宣战吧”[29]等口号纸片，拟散发到各个村落。1942年，被押送到阜新新邱采炭所的十几名共产党员秘密组成党支部，在工人中进行“‘打回根据地’、‘上山打游击’、‘同鬼子拼到底’”[30]的宣传，并组织工人发动了新邱下菜园子大暴动。

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地下宣传活动给日伪造成严重的心理恐慌。1933年2月，哈尔滨区委派人趁深夜之际在哈尔滨车站树立的伪满洲国纪念碑上写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几个大字，在铲标语时，日伪当局如临大敌，“在纪念碑周围架上了机枪，实行了戒严”。[31] 1934年秋，共产主义青年团宁安县委书记王子英把秘密油印好的地下宣传品散发到戏院和一些公共场所，日伪发现后，“惊慌失措，全城戒严，进行搜捕”。[32] 1945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动员下，桦甸县农民组织了反日武装暴动，日伪立即派出伪警察队和宪兵队进行镇压。为严防中国共产党开展地下宣传工作，日伪当局要求北宁路局注意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宣传活动，“对于是项宣传物品，严予查禁取缔”。[33]日伪当局尽管采取了一系列镇压地下党组织从事宣传活动的措施，仍不能阻止中国人民爱国抗日思想的传播，更不能阻绝东北人民群众收复东北失地的抗日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强占东三省，并把侵略矛头对准华北，企图占领全中国。不仅中国面临民族危机，苏联也认识到日本的侵略野心，“有可能引起对苏联的直接军事进攻”。[34]这种认识促使苏联支持东北抗战。中国共产党为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东北失地，不仅领导东北民众开展搜集日伪军政情报工作，还与共产国际合作，开展相关情报搜集工作。

中国共产党组织地下交通站，搜集并传递关于日伪的军政情报。早在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在八七紧急会议中即提出建立党内交通网，“中央须建立通达各省的交通，各省委建立通达各县的交通，各县委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构成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35]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一直注重东北地下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工作，中共满洲省委先后设有“16个特委或市委、中心县委，直属17个县委或特支”。[36] 1936年中共满洲省委停止工作后，成立了中共北满、南满、吉东三个省委和中共哈尔滨特委，分别组织地下抗日活动。其中，建立地下交通站成为获知日伪军事动向的重要方式。地下交通站常设在地下党员或村民的家里，或抗日游击根据地政府所在地附近，以及县城的药房、学校、工厂、医院、报社和书店等公共场所。1931年末，冯仲云在松花江桥头牛甸子岛上租了一所洋房，名义上是他的家，实际上是党组织联络的地下交通站。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多次在此开会。地下交通站在搜集和传递日伪情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讷河县委成立后，建立了15个秘密联络站，配合抗联袭击讷河和克山县的日伪军。陶赖昭特支成立后，以地下党员的家为据点，“开会、写密信、派员到哈尔滨特委送情报”。[37]抚顺大同报社临江分社地下工作同志以社长身份为掩护，将搜集到的情报传递给杨靖宇部队。榆树县华昌药房作为秘密地下联络站，担负着“联络接济抗日同志，搜集日伪情报，为抗联筹集转送枪弹物资的任务”。[38]中共穆棱县委书记将“田家澡塘子”作为县委交通联络站，其妻子及妻姐充当交通员。他们把搜集到的日伪情报“秘密送到西大墙外的大庙香炉下，游击队的交通员及时取回”，[39]配合穆棱县抗日游击队攻打日伪军。抗日联军第三军第十二支队一名队员在庆城地下党组织的领导的情况下，以行医为掩护，以住家为地下交通联络点，为抗联部队筹款、购买药品和传送情报。地下交通站已经成为党组织进行地下抗日活动的重要据点。

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群众外围组织也开展地下交通工作，配合抗联作战。饶河中心县委组织反日会成员专做情报搜集工作。中共龙江工作委员会在根据地成立龙江抗日救国会，其成员利用宗教团体“菩萨好”举办宗教会议之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吸收许多村民加入救国会，成立朝阳村大庙西屯和朝阳村天生甲救国分会。大庙西屯的地窖作为交通站用以“保存文件、救国会员名册以及缴获日伪军的武器弹药”[40]等。穆棱铁路党组织领导抗日救国会和赤色工会成员，在泉眼河、八家子和伊林站附近的兴隆沟等地以务农为掩护，搜集日伪情报，有力配合了抗联的对日作战。游击根据地的交通员在传送情报工作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磐石游击队一名队员经常帮助县委和游击队做联络工作，“他把信件巧妙地藏在鞍屉子里或套包子里，有时藏在车耳板子里，送到县城秘密联络站”。[41]童子团成员经常以“放牧、玩耍、叫卖小商品为掩护侦察敌情，传送情报，张贴标语，散发传单”，[42]有时把信藏在靰鞡鞋里或者向日葵里，有时把信绑在狗尾巴上，机智地完成上级交办的情报传递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抗联陷入更为艰难的对日作战环境。日本侵略者加紧破坏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并加大围剿抗联力度，迫使抗联转入深山密林。于是抗联不得不转变战争策略，组织小部队进行游击作战。抗联在深山密林间利用修建的密营与日伪开展反“讨伐”斗争。密营内设有驻营地、粮仓、修械所、医疗所、印刷所、被服厂和联络点等，用于军事休整、储存物资和沟通信息。东北民众冲破日伪设置的重重阻碍为抗联传递情报。

1938年以后，由于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成员全部回国，抗联与党中央交通联系中断。在没有党组织领导的情况下，抗联各路军各自为战，牺牲较重。为加强东北统战工作，1939年1月，党中央成立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抽调东北籍干部成立东北干部训练队，并在晋察冀边区建立交通站，物色得力干部派往东北开展联络抗联工作。王东、王松和朱鸿恩等先后被派往哈尔滨、牡丹江和密山一带建立交通站，联络东北抗联。1939年7月，晋察冀中央分局北方分局社会部在河北省阜平县成立，负责派人员赴东北开展日伪情报搜集工作。此外，“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43]打入日伪核心机关内部搜集情报，做出了突出贡献。到1942年，该组织已形成以沈阳、长春和哈尔滨为中心，联络东北各市县的情报网，并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党中央要求与东北临近的各省党组织派工作人员到东北开展情报搜集工作，积蓄力量，配合反攻。晋察冀东北工作委员会、山东分局胶东区党委、晋冀鲁豫(太行)军区政治部、中共承平宁工委、凌青绥工委和中共华北局等纷纷组织人员赴东北开展工作，有效协助党组织在东北的地下抗战活动。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合作，在中东铁路东西两线和中苏边境城市建立国际交通站。国际交通站以哈尔滨国际交通局为中心，向西有博克图交通站、满洲里直通交通站、扎赉诺尔交通站和满洲里交通站，向东有密山交通站和绥芬河交通站。党组织安排人员担任国际交通员，他们以商店老板、菜农和铁路列车员等身份作掩护，负责文件传递、护送干部赴苏参加会议和护送学员赴苏学习等工作。李芳在满洲里三道街开了一个杂货铺，实则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联系的地下交通站，主要任务是“护送去苏联学习的同志”。[44]1940年，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交通队队长完成护送赵尚志去苏联开会的任务。由于日本侵略者对铁路沿线和中苏国境线实行严密管制，所以国际交通员的工作具有极大危险性。日本侵略者探知了密山交通站交通员张哈的身份，将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残杀，并将他的家烧为灰烬，但是他仍毅然决然地继续坚持从事交通员的工作。1937年4月，日本侵略者对中共地下党员实施大逮捕，致使东北地区党组织几乎瘫痪。国际交通站工作也随之停止。全面抗战爆发前，以哈尔滨为中心贯穿黑龙江省东西的红色国际交通线，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联系的“生命线”。

此外，中国共产党还与共产国际合作，派遣退入苏联休整的抗联小部队回东北开展搜集日伪军政情报活动。1940年1月，第一次伯力会议期间，东北抗联领导人周保中、赵尚志和冯仲云经讨论，同意把在东北搜集到的日伪情报通知给远东苏联红军。[45]根据伯力会议精神，东北抗联主要负责人返回东北开展游击活动和搜集日伪情报的工作，“对东北境内的日伪军事部署和设防情况做必要的侦察”。[46]东北抗联小部队侦察到的情报主要包括日伪军事设施、军用物资、军用仓库、铁路运输等。1941年秋，周保中派出一支小分队到黑龙江省饶河、小别拉炕、关门嘴子一带，“侦察日军的重要军事设施，进行拍照、绘图，监视日军军用列车、战车、飞机的活动次数、方向、数量”[47]等。1941年9月，陈忠领所在的小部队，“曾在北安至孙吴地区专门负责监视铁路每日有多少次列车通过，装运物资的品种”[48]等。1941年冬，王亚东、冯淑艳夫妇在穆棱县侦察到日伪“八面通的飞机场、军用仓库、兵营位置、铁路运输”[49]等情报。东北抗联教导旅成立后，派遣小部队赴东北开展侦察活动更成为经常性工作，一直持续到1943年。此后，主要由苏联直接派遣人员从事军事侦察工作，以及由留守在东北的两只小分队开展侦察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日伪军政情报搜集工作，不仅在中国战场有力配合抗日武装部队，牵制并消灭日伪军事力量，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将搜集到的日伪情报源源不断传递给抗联队伍，根据这些情报，抗联队伍有力地消灭了一些日伪军事力量。1933年，郑桂珍获知日伪驻方正县守备队将要袭击依兰县西峰沟游击队，她骑马火速把情报传递给游击队，这次战斗游击队“击毙日军七十多人，缴获一大批枪支、弹药，日军守备队队长中野也被击伤”。[50] 1936年8月，杨靖宇部队依据从通化地方党组织获得的情报，在四道江村痛歼邵本良部队，“共毙伤、俘敌五十余名。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五六十支以及白面”[51]等军用物品。1936年9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和第五军联合部队，从牡丹江地下党组织处得到日伪军用货车运行路线的秘密情报，在代马沟水平站成功袭击该列车，共“击毙日寇一百九十余名，伤五十余名，焚毁满载军用建筑物资的火车一列，击毙军马一百六十匹”。[52] 1937年后，日本侵略者对东边道地区的抗日联军实施大规模“围剿”，日伪企图通过此种方法隔绝抗日联军与民众之间的联系，但未能阻挡东北人民群众对抗联的支援。1938年2月，杨靖宇部在辑安(今集安)与日本侵略者展开的长岗战斗，就是在得到民众情报情况下打的一场漂亮伏击战，“使‘皇军’的‘剿匪之花’，最后在长岗凋落了”。[53] 1938年8月，抗联一军进驻蒙江地区的那尔轰游击根据地，抗联联络员接到地下工作人员的情报，得知伪满军五团二营六连将到蒙江补充给养，抗联部队于是对其进行袭击并截取给养，“当场毙敌三名，伤敌十多人，缴获给养两车”。[54] 1940年秋，抗日联军第五军到达黑龙江省穆棱县猴石沟屯驻扎，该屯屯长因经常“搜集日伪军的兵力、武器、设施和动向”[55]等情报送给抗联部队，行踪暴露后被日伪杀害，为支援抗战献出了生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搜集日伪军政情报的活动有力地配合了苏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的战略反攻。1942年，地下党组织在黑龙江省巴彦县境内，对日伪在哈尔滨至绥化这段铁路线上运送兵员和物资的情况进行侦察，把日伪两次大批运兵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一次是苏德战场上德军逼近莫斯科时，大批日军被运往中苏边境”，“另一次是斯大林格勒战役时，日军再次大批运兵”，[56]他们把所获得的重要军事情报，及时电告给苏联基地。抗联小部队在宁安民众的帮助下多次获得日伪情报，1945年8月，苏联红军根据其所提供的情报，“炸毁了宁安的军事目标和卧龙屯机场”。[57]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日伪情报搜集工作，有利配合了盟军的反法西斯战争。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有力配合武装抗战，积极开展秘密破坏日伪交通运输设施和生产设施的斗争，同时广泛开展地下爆破活动，以达到给日伪统治制造困难，阻挠或延缓日本实施全面侵华战争的目的。

日伪交通运输是侵华人员、枪支、弹药及其他物资运输的重要动脉，也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设施。因此，为扰乱日伪所谓的“围剿”计划及打击日伪军事力量，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秘密破坏日伪的铁路、桥梁和通信设备。1932年3月24日，日伪发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扰乱安奉路地方为目的”[58]的活动，逮捕了若干人员。伪哈尔滨警察厅特高科探知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欲炸毁哈尔滨的日伪军用货物列车的消息，于是预先采取了防范措施，阻止了此次爆炸。但是日伪对于此类活动，“不眠不休，异常紧张”。[59] 1932年4月，中国共产党获悉日伪一辆军用列车将路过哈尔滨市郊香坊城高子火车站，赵尚志与范廷桂执行了炸毁这列火车的任务。12日午后10时50分左右，日本一辆军用列车，在离哈尔滨东方十七公里处，“被人设计颠覆，致有死者十一人，受伤者九十三人”。[60]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破坏日军侵略设施的活动，给日本殖民当局造成严重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其侵略计划的实施。1934年，中共宁安县委反日会拆毁卧龙河到石头站北两节铁道，还到卢家屯西北面的公路上挖坑，锯电柱，砍电线，“断绝了交通”。[61]1936年，在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组织下，桦川县抗日救国会秘密烧毁数十座桥梁，造成日伪“沿途车辆受阻……交通阻断了一个星期”。[62] 1937年秋，依兰地下党组织通过情报得知日伪军近期有对游击根据地的扫荡计划，于是破坏了东松木河沿的一座大桥，“打乱了敌人大扫荡的计划”。[63] 1940年11月，中共三肇地区工作委员会组织和领导肇源抗日救国会成员烧毁三站至肇源间的一座木桥，致使日伪增援部队受阻，有力地协助了抗联第十二支队袭击日军的战斗。

党组织还有计划地领导工人开展破坏日伪交通运输设施和生产设施的活动。中东铁路工人和吉海铁路工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较为出色的破坏日伪交通运输设施的活动。1932年3月，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中东路东线的亚布力尼车站铁路工人拔掉了中东路西线海林至哈尔滨段下坡转弯处路轨的道钉，致使“日军的军用列车通过时倾覆出轨”，[64]协助李延禄部吉林救国军赢得了镜泊湖战役。1933年春，磐石游击队在吉海铁路工人的帮助下，拆毁吉海铁路老爷岭路段铁轨，袭击了日军铁甲列车，“击毙日军七名，重伤其二名”。[65]1934年，吉海铁路工人配合人民革命军和其他抗日武装，“破坏铁路，焚毁桥梁，袭击敌人火车”，[66]支援武装抗战。此外，东北一些车站和隧道的工人也开展了破坏日伪铁路设施的活动。1936年五六月间，大连北站调车工中的地下党员“在北站罗锅桥下道岔放铁块，造成机车脱线”。[67] 1936年8月，中东路穆棱站新房子工区工人配合抗联成功颠覆日本军列，“死伤日军200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衣物”。[68]中共磐石中心县委领导吉海铁路工人成立“工人会”，破坏铁路，袭击列车，配合抗日游击队战斗。1938年12月，吉海铁路工人配合抗联，成功颠覆绥芬河代马沟日军军火列车。破坏日伪交通运输设施的活动，不仅有力地支援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战争，而且使日伪摸不清抗日武装力量的规模，由此而感到畏惧。

为延缓日伪军用物资生产进程，阻止其扩大侵略战争，中国共产党党组织还派遣人员潜入日伪控制的工厂，领导工人开展秘密破坏工厂生产设施的活动。1937年12月，中共牡丹江支部秘密发动工人，利用日伪装卸军用物资的机会，点燃牡丹江西库的油桶，炸毁了牡丹江日本关东军仓库。1939年，阜新制作所(现矿务局总机厂)地下党组织成员以钳工身份为掩护，通过消极怠工、损坏机器零部件和拖延工期等方式，打击日伪“大出炭”活动。[69]1940年12月，锦州机务段电焊工刘岩(中共党员)在工作过程中，秘密往机车气缸里放螺丝，往煤台上扔燃烧着的油漆，制造机车事故，给日伪造成破坏。1943年12月，在地下党员的领导下，大连南满哨子株式会社瓦斯房的几名工人将瓦斯管道堵死，延缓了日伪工厂的军工生产。这些破坏日伪生产设施的活动，扰乱了日伪生产计划，造成工厂减产和停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日伪的经济生产力量。

中国共产党党组织还与共产国际合作，将在共产国际经过培训的情报人员派回东北。他们既从事搜集日伪情报工作，也开展破坏日军侵略设施的爆破活动，被称为“共产国际爆破团”。大连作为日本侵略者长期占据的殖民地，成为该组织重点活动地区。中共党员赵国文、秋世显等在大连组建“大连抗日放火团”，其任务即是“以放火手段来破坏日军军用设施和军用物资”。[70]1934年到1940年7月间，“大连抗日放火团”成员在大连“放火50余次之多”。[71] 1935年8月，“抗日放火团”成员在满洲油漆株式会社放火，开启了第一次爆破活动。到七七事变前夕，“抗日放火团”成员在大连码头关东军陆军仓库、满洲油漆株式会社、码头满铁用度器材仓库多次放火，破坏日伪大量军用物资。日本侵略者查不出起火原因，竟把其归因于“苦力吸烟不慎”“不明火因”“自然起火”等，不了了之。1937年8月，日本侵略者抓获哈尔滨国际情报组负责人姚荫芳，得知在大连有国际情报组成员开展地下破坏活动。此后，日本侵略者在大连各工厂和码头加强防范措施，开展严密侦察活动，并肆意逮捕“嫌疑份子”，致使市内拘留所人满为患，引起了斑疹伤寒，一些工人因此死亡。[72]日本侵略者制造的紧张氛围，迫使“大连抗日放火团”的活动减弱，主要负责人也转移到天津和北京等地开展活动。1938年8月后，中国共产党将“抗日放火团”主要负责人秋世显、赵国文和黄振林等派回大连，重整组织，继续开展活动。为破坏日本侵略者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军用战略物资，1940年2月到6月，于守安在大连码头日军储存军用物资的多处仓库放火，给日伪造成巨大破坏。1940年6月，日本侵略者探知国际情报组成员的信息，逮捕了“抗日放火团”大部分成员，使“抗日放火团”的抗战活动遭受严重损失。

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将在苏联休整和培训的东北抗联小部队派回东北，开展秘密破坏日军侵略设施的活动，配合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反攻。1940年8月19日，金光侠小分队“选定以护山站北方五百米铁路桥为目标，实施爆破工作”。晚10时，一辆经过该桥的日本混合列车被炸，“全车毁坏”。[73] 1942年春，姜信泰小分队在林佳线东和林虎线北开展秘密活动，“曾炸毁敌人的铁路和桥梁多处”。[74]

抗日战争期间，党组织领导的破坏日军侵略设施的活动，也是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配合了抗日武装斗争，扰乱了日本侵略计划，削弱了其军事力量。党组织开展的破坏日伪交通运输设施的活动，阻碍了日军军用物资的运输及军队人员的运送，并配合了义勇军袭击日军，达到“消灭小敌，削弱大敌，扰乱敌之侧翼与后方”[75]的目的。党组织还领导工人在日伪工厂中开展破坏生产的活动，其方式包括损坏工厂中机器设备的零部件，造成停产和停工；工作过程中有意损坏敌人物资，造成日伪直接经济损失；生产过程中不按照标准操作，使之成为不合格产品，致使工厂减产等。其中，大连抗日放火团活动给日伪造成的破坏巨大。从1934年5月到1940年6月间，使“日寇的经济损失达2000多万元”，[76]有效地破坏了日伪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军用设备和物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下抗战是在极其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开展起来的，尤其是东北局部抗战时期，党组织中的抗日志士为开展地下抗战付出巨大牺牲。日本侵略者无所不用其极地破坏地下党组织，随时逮捕地下党员，并对被逮捕人员施以酷刑、剥夺生命，使党组织在东北的地下抗战活动多次陷入瘫痪状态。1936年6月13日，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对东北北部地区的地下党员进行大搜捕，“仅在日寇报纸上登载被捕者二千余名，被判处徒刑者四百余名，判处死刑者八十余名”，[77]实际人数更多。1937年4月15日前后，日伪当局“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500余人”，[78]其中有百余人牺牲。在这次事件中，哈尔滨市委、哈东特委、大连市委等均遭到破坏，致使东北地区的党组织几乎瘫痪。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实行严密的扫荡计划，党组织领导的地下抗战活动更为艰难。但是，东北民众在党组织领导下继续坚持战斗，直至抗战胜利。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下抗战是在日伪严密统治情况下采取的积极有效的抗战斗争形式，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突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十四年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及中流砥柱作用。

作者简介：焦润明，辽宁大学历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李媛媛，辽宁大学历史学部博士研究生。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69页。

[2]陈瑞云：《东北地下抗日斗争述论》，《史学集刊》，2005年第3期。

[3]一是涉及地下抗日宣传方面的研究，如焦润明、焦婕：《论“九一八”后的抗战即为“全民抗战”》，《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5期；王广义、王可研：《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战》，《前线》，2021年第9期；徐志民：《九一八事变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3期等。二是涉及搜集日伪军政情报方面的研究，如王惠宇：《东北抗联与苏联远东军对日军事侦察活动》，《长白学刊》，2015年第6期；刘信君：《关于东北抗联三个重大问题的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8期；郝江东：《远东战役视角下东北抗联教导旅初探》，《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9期等。三是涉及破坏日军侵略设施活动方面的研究，如孙继英：《1931年至1937年东北工人的抗日斗争》，《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1期；解学诗：《关于“特殊工人”的若干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2期；张洪军：《伪满时期辽宁地区特殊工人的反日斗争》，《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4期等。

[4]关于《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的全文内容，可参见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一年七月——一九三二年一月)》，1988年，第47－50页。

[5]《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关于日军占领满洲情形、省委的策略及工作布置》(1931年9月22日)，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一年七月——一九三二年一月)》，第68页。

[6]Chong­Sik，Lee,Revolutionary Struggle in Manchuria：Chinese Communism and Soviet Interest，1922－1945，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p.150.

[7]中共沈阳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中共沈阳市委党校编：《沈阳党史资料·沈阳地方党史大事记(1921—1949)》第1辑，1988年，第77页。

[8]《共党被获，搜出宣传文件》，《泰东日报》，1931年11月24日，第4版。

[9]《八一共党纪念节，省城戒备种种》，《泰东日报》，1932年7月31日，第4版。

[10]赵志刚：《我们夫妇二人在吉东的革命活动》，中共牡丹江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牡丹江党史资料》第1辑，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页。

[11]韩文章：《抚顺县人民与抗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抚顺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抚顺县文史资料》第1辑，1991年，第18页。

[12]《关东军参谋部关于昭和十年秋季治安肃正工作概况(节录)》(1935年12月)，《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11页。

[13]权：《生命的“力”——写在夜哨的前面》，《大同报》，1933年8月6日，第5版。

[14]罗烽：《忆在哈尔滨从事反日斗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哈尔滨文史资料(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专辑)》第7辑，1985年，第142页。

[15]艾纹、温野：《金剑啸》，辽宁、吉林、黑龙江省文化厅，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市文化局编：《东北革命文化史料选编》第2辑，1992年，第115页。

[16]傅春发：《桦川中学的抗日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桦川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桦川文史资料(伪满时期专辑)》第4辑，1990年，第108页。

[17]傅吉田：《革命烈士张佐汉》，中共抚顺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抚顺党史资料》第7辑，1989年，第197页。

[18]耿直、张卓桥：《庆城特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庆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庆安文史资料》第1辑，1984年，第25页。

[19]马彦文：《刘曙华》，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黑龙江党史资料》第3辑，1985年，第49页。

[20]《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冯康的报告(之八)》(1935年12月20日)，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三年十月——一九三六年十二月)》，1989年，第375页。

[21]李文成口述：《回忆南满游击队》，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吉林党史资料》第3辑，1985年，第97页。

[22]刘贤：《抗联在濛江的密营》，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吉林党史资料》第10辑，1987年，第154页。

[23]李世禄：《捐献抗日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庆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庆安文史资料》第2辑，1986年，第78页。

[24]霍燎原：《一九四五年桦甸农民的反日武装暴动》，《东北地方史研究》，1985年第4期，第73页。

[25]李重勤：《老岭山区人民对抗联的支援》，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吉林党史资料》第10辑，第164－165页。

[26]《近代史资料》编辑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日军侵华暴行实录(一)》，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页。

[27]早在1938年时，抚顺、本溪的煤矿中便有战俘工人，但是当时还没有“特殊工人”的称呼。1940年下半年，有了“特殊工人”的称呼。参见齐武：《东北工人运动史纲(1866—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88－189页。

[28]抗日战争期间，东北地区有日本侵略者留下的大量万人坑，现已成为历史遗址。如鹤岗“东山万人坑”、鸡西滴道矿“河北万人坑”、抚顺新宾县苇子峪等地的“万人坑”和北票“台吉万人坑”等。

[29]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943页。

[30]柳宝荣：《抗日战争时期党在阜新的地下斗争》，中共阜新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写委员会办公室编：《党在阜新的地下斗争(1927.4—1948.3)》，1989年，第20页。

[31]李实：《我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一年零四个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哈尔滨文史资料(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专辑)》第7辑，第18页。

[32]孙平：《为党的事业贡献青春——忆优秀共青团员王子英同志》，中共牡丹江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牡丹江党史资料》第1辑，第111页。

[33]《北宁路严防共党》，《盛京时报》，1931年11月7日，第4版。

[3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常设反战委员会关于满洲问题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1931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

[35]《中央通告第三号——建立党内交通网》(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81页。

[36]《中共满洲省委及政军群组织(1927.10—1936.6)》，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8—1937.7)》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0页。

[37]《中共陶赖昭特支反满抗日斗争的始末》，白城地区史志工作委员会编：《白城党史资料》第1辑，1987年，第145页。

[38]《党在榆树县最早的地下联络站》，长春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春党史资料》第2辑，1987年，第141页。

[39]房玉玲：《田家澡塘联络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穆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工作委员会编：《穆棱文史资料》第3辑，1988年，第21页。

[40]谢春服：《龙江工委和三肇地区群众抗日斗争》，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黑龙江党史资料》第9辑，1987年，第141页。

[41]王喜荣：《李克隆回忆磐石游击队》，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吉林党史资料》第10辑，第129页。

[42]王琢：《磐石县童子团》，中共磐石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磐石党史资料》第2辑，1992年，第182页。

[43]“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简称“东北青年救亡会”，成员主要是一些留学归国的爱国青年，他们大都出身显贵家庭，有打入日伪机关内部的便利条件。该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打入伪满上层机关和要害部门，建立阵地，长期隐蔽，等待时机”。1937年6月，该组织正式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1940年4月，总部迁至沈阳，隶属于晋察冀中央分局北方分局社会部。

[44]李芳：《地下交通工作的回忆》，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哈尔滨党史资料》第1辑，1987年，第202页。

[45]《中共满洲省委全宗汇集》第48卷第1328号。转引自高树桥：《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史》，白山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

[46]彭施鲁：《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在苏联》，《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册，第739页。

[47]姜焕周：《国际旅留给我的记忆》，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黑龙江党史资料》第10辑，1987年，第95页。

[48]彭施鲁：《东北抗日联军后期小部队活动的重要贡献》，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黑龙江党史资料》第10辑，第159页。

[49]彭施鲁：《东北抗日联军后期小部队活动的重要贡献》，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黑龙江党史资料》第10辑，第161页。

[50]封贵升、苏来等：《两位普普通通的抗日人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千秋功罪——佳木斯文史资料》第10辑，1989年，第131页。

[51]胡维仁、李重勤：《抗联第一军在通化的活动》，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吉林党史资料》第16辑，1988年，第26页。

[52]周保中：《若干重要战斗的回忆》，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黑龙江党史资料》第7辑，1986年，第30页。

[53]王传圣：《抗联在辑安的统战活动》，《吉林文史资料》编辑部、政协通化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吉林文史资料》第23辑，1987年，第51页。

[54]陆言：《抗联一军在濛江的战斗》，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吉林党史资料》第14辑，1988年，第41页。

[55]王广臣：《“屯长”刘宪福之死》，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黑龙江党史资料》第11辑，1987年，第183页。

[56]李忠义：《艰苦而光荣的侦察生活》，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黑龙江党史资料》第10辑，第107页。

[57]李明顺：《抗联小部队的峥嵘岁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牡丹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牡丹江文史资料》第3辑，1987年，第41页。

[58]《反动分子大阴谋党魁被捕》，《盛京时报》，1932年3月24日，第4版。

[59]《共产党暴烈份子，谋炸兵车未遂，满日官宪正极力探查中》，《盛京时报》，1934年5月15日，第4版。

[60]《日军由方正向哈凯旋中，列车颠覆，死伤者多》，《盛京时报》，1932年4月14日，第4版。

[61]《宁安抗日会的抗日活动》，中共牡丹江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牡丹江党史资料》第3辑，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294页。

[62]傅民：《中共桦川县委领导的抗日斗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桦川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桦川文史资料(伪满时期专辑)》第4辑，第32页。

[63]孙继武：《东北抗日斗争中的依兰抗日救国儿童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黑龙江文史资料》第14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6页。

[64]齐武：《东北工人运动史纲(1866—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页。

[65]李鸿文、王景：《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历程》，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15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

[66]金昌国：《南满抗日游击根据地探讨》，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吉林党史资料》第11辑，1987年，第21页。

[67]辽宁、吉林、黑龙江省总工会工运史志研究室编：《东北工人运动大事记(1860—1954)》，1988年，第239页。

[68]辽宁、吉林、黑龙江省总工会工运史志研究室编：《东北工人运动大事记(1860—1954)》，第239页。

[69]柳宝荣：《抗日战争时期党在阜新的地下斗争》，中共阜新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写委员会办公室编：《党在阜新的地下斗争(1927.4—1948.3)》，1989年，第19页。

[7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九·一八”烽火(辽宁文史资料)》第32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4页。

[71]大连市史志办公室、大连市民政局编：《大连英烈》第1辑，大连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九·一八”烽火(辽宁文史资料)》第32辑，第236页。

[7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日军侵华罪行纪实(1931—1945)》，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73]周保中：《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版，第624页。

[74]张一波：《东北抗日联军小部队活动概况》，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黑龙江党史资料》第10辑，第150页。日方文献也记载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开展的阻止日军侵略的破坏交通运输设施活动。1932年4月8日，“在松花江铁道的桥角发现了硝化甘油炸药，犯人逃走”，4月12日，“发生了在旧哈尔滨市驿站附近的铁轨上放置爆破装置，意图妨碍步兵第三旅团返回哈尔滨的未遂事件”。参见陸軍省調査班編：『支那に於ける共産党の活動』、21頁。

[7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1937年8月—1942年12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4页。

[76]中共大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大连地下党战斗历程史料综述(1923—1945)》，中共大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大连党史资料丛书·大连地下党专题资料》(三)，1987年，第30页。

[77]冯仲云：《哈尔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日、抗日斗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哈尔滨文史资料(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专辑)》第7辑，第13页。

[78]《“4·15”大逮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哈尔滨文史资料·哈尔滨伪满警察罪恶》第16辑，哈尔滨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