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个农村姑娘，和上海知青的真实版“小芳的故事”： 为爱无悔守候18年
相爱30多年，等待18年，结婚15年，这是上海知青刘行军和黑龙江姑娘王亚文的爱情之路。
1969年，上海知青刘行军到黑龙江省德都县(今五大连池市)插队，结识了当地姑娘王亚文，两人相爱了。但在谈婚论嫁时意外发生，致使两人天各一方。18年后，他们又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刘行军、王亚文夫妇讲述了他们曲折的爱情故事。
上海知青刘行军
特殊的年代，自然会有特殊的爱情。1969年4月，黑龙江还冰雪未消，上海小伙子刘行军在懵懂之间，跟着3000多名上海知青来到黑龙江德都县。按他的话说：“到了农村以后，我们看到一幅非常凄凉的景色，土地一望无边，老百姓穿得很破。”他根本没有留意到，在这些穿得很破、从家里跑出来看“大城市人”的老百姓当中，就有一个王亚文。那年，她才11岁，她还不知道，那个让她的未来充满泪水的男人，千里迢迢来到了她身边。
1974年他们相爱
王亚文
转眼，那个不起眼的小姑娘王亚文一天天长大了。刘行军到德都县5年，最初的失望已消失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上海变得陌生而遥远，刘行军被分派到生产队的小药房工作，以为自己会在这里呆一辈子。这时，刘行军犯了一个错误，几乎要了人命，却也开始了他的爱情。
一天，王亚文的父亲王老汉到刘行军这里来拿药，初来乍到的刘行军一个疏忽，把药给错了。王亚文风风火火跑过来找医生，抢救了一夜，王老汉终于得救了。刘行军从此成了王家的常客，开始是因为负疚，可渐渐地，不一样的感情萌生了。
一次，经过一个商店时，王亚文急匆匆地叫了刘行军一声“刘哥”，她不经意的称呼，却一下子拨动了小伙子的心弦。这年的7月25日，刘行军写了生平第一封情书，然后把小纸条塞给了王亚文。亚文赶紧把纸条揣到口袋里，吓得赶紧跑，虽然她并没有明确答复，可温柔的举止却是一种默许。以后几乎每天，刘行军都到王亚文家做客，那时谈恋爱不叫谈恋爱，而叫“串门”，知青们只要一提起刘行军，就开玩笑说“他到王亚文家串门去了”！
他们的“约会”少得可怜，只是，他们走在房后时，刘行军忽然亲了王亚文一下，吓得小姑娘手脚冰凉、直冒冷汗。但是，就是从那时起，她就认定：“他就是属于我的，我就是属于他的。”
1976年他们分开
1976年，王亚文和刘行军开始谈婚论嫁，但同屋知青开始一个个回城。不久，刘行军被保送去了华东师范大学，正好可以回到家乡上海。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刘行军就去找王亚文，并且对天发誓，学成一定回来。其实，当时知青返城已经发生了很多悲剧，县城里一个女孩被上海男友抛弃后甚至发疯了。虽然从感情上舍不得，但为了刘行军的前途，王亚文还是选择给他自由：“我就算非要把他留下来，他能心甘情愿在农村呆一辈子吗？”她至今不后悔当初的决定，只有让心爱的人自由，才能真正拥有他。
1980年，刘行军大学毕业后分到了闵行一所小学，工作后面对王亚文，他感到了现实的压力：“她没有户口，意味着一切都没有，当时也没有房子，几乎没法生存。”这时，王亚文写信要求结婚。刘行军却在家人劝说下决定分手。当分手信送到王亚文那里时，她拿着他的信和照片，不吃不喝，哭了二十多天。
1987年，刘行军经别人介绍，和一位上海姑娘结了婚。本来还抱着一丝希望的王亚文彻底绝望了，她悄悄地吞下了100片镇定药。“我妈说抢救了7天7夜我才醒过来，醒过来以后我发现，我妈哭得像泪人，我弟弟头上包着白纱布，血淋淋的。我妈和我说，你看见没有，你弟弟伤心得用刀砍自己的头，我们家玻璃都被他砸碎了。我妈一边哭一边说，今后为了我们，你也要活下去！当时我看我妈和我弟弟那样，我想，既然活过来了，今后也就只能为他们活了。”王亚文仍然沉浸在思念中无法自拔，在县城的照相馆，她看见一个写着上海站的布景，于是拍了一张没有新郎的婚纱照。
“我从前很开朗，大家说我人不到，笑声先到。后来和他分开以后，一年比一年差，人的性格也变了，从此不喜欢接触人。”都说等待是一生中最初苍老，王亚文的青春，就是这么苍老的。她十余年的生活中，只剩下了回忆和等待。
回忆那些无数个辗转难眠的夜晚的思念、悲伤和绝望，王亚文历历在目：“我无数次梦见他。每次梦见他的时候，都是听说他要来，我很开心，不知道往哪里去，跑过去就是看不到他。有时候听说他来了，我要追他，也是追不到的。人要是真正喜欢上一个人，也说不清他具体哪里好，也想不出他哪里不好，即使不好，你也不会往心里去，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体会。”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这是当年知青们经常唱的一首歌，可是，上海太远了，从未出过远门的年轻的东北姑娘王亚文，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寻找到那条可以寻到爱人的小路。
1994年他们重逢
往事不堪回首。王亚文和刘行军，以为再也不会遇到初恋的爱人了，但是，世事就是这样奇妙。1994年，刘行军插队时的室友曲胜辉回到阔别已久的德都县调研，他邂逅了苍老憔悴、身体也面临崩溃的王亚文。“王亚文原来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孩，我看到她时她病很重，说话都不成句，给我印象特别深。我觉得接受不了，她怎么会变成这样？她和我说过以后，我无法向她承诺什么，但我自己觉得有必要找到刘行军。”
在这些年当中，刘行军曾和妻子一起去过美国，由于不适应，他半年后回国，并与妻子办了离婚。
当从曲胜辉那里得知王亚文还在等待自己后，刘行军没有犹豫，立刻提笔写信邀请王亚文来上海治病。看到熟悉的字迹，王亚文一下子哭了出来：“他说我真没想到你这么傻，一切是我造成的，我对不起你，所以我现在要弥补，弥补这一切。”因为王亚文极度虚弱无法去上海，刘行军很快踏上了去黑龙江的列车。
王亚文这样回忆多年后的重逢：“我弟媳妇跑过来说来了来了，上海人来了！当时我一听说不清的感觉，好像脑袋‘嗡’了一下。我赶紧起来，但全身发抖，怎么也穿不上衣服。等到一个多小时以后自己才逐步冷静下来。”而刘行军则说：“我觉得自己真对不起她，我没想到一个女人为了等待她心爱的人，苦苦等待了这么多年。”
等待多年的恋人终于出现，她反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只说了一句“你来了”，他点点头。多年的压抑和痛苦，一下子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他们哭了很长时间，他一直说，“我没想到你怎么这么傻”。
2004年他们患难与共
来上海已经10年了，王亚文说她过的是神仙一样幸福的日子：“来上海前半年，上下楼他一直背我，这半年里我没烧过饭，没洗过衣服，没买过菜。他什么都依我，为了我多少钱也肯花。他说他要从17岁开始补偿我，按这样算来，其实我现在才27岁，真的是很开心很开心。这10年里，我认为我虽然吃了这么多年苦，但一切还是很值得的。我认为，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04年5月，刘行军感到身体不适，开始只以为是乙肝，但不久病情恶化，他必须要接受肝脏移植手术。这个手术的费用就要几十万元，根本不是他们的家庭可以承担得起的。为了给刘行军筹钱治病，王亚文天天打电话恳求所有认识的人帮助他们，她也借助媒体进行呼吁，终于筹钱把刘行军送上了手术台。
手术室的那一幕，刘行军和王亚文至今难忘。刘行军告诉记者：“我离开阿亚的时候，觉得自己要去经历一场磨难，我给她唱了首歌，‘世上只有亚妹好’。”王亚文则说：“医生对我们说，这种手术很危险，成功率才50%，不知道能不能再见面。上手术台的时候，我们抱在一起，他给我唱了一首歌，我给他唱了一首歌。我唱的是，‘世上只有刘哥好，刘哥的亚妹是块宝，离开刘哥的怀抱，幸福享不了’。”
手术后的刘行军虽然从死亡线上逃生，但身体仍然十分虚弱，每天户外活动基本上就是去楼下散步，一有不适，还要住院几天，每月医药费仍要好几千元。为了照顾丈夫，王亚文几乎寸步不离。
虽然夫妻恩爱一如往日，昂贵的手术费用，也为夫妻俩的心情蒙上了阴影。刘行军说：“有时候晚上睡不着，就一个劲地想，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呢？我觉得很难很难。我住院用了40多万元，其中20多万元都是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还清。好在生活上亚文很知冷知热，每天早上起来，她例行把房间里外打扫一遍，每天都要占用很长时间，我觉得非常温馨。”如今，这对患难夫妻，仍在辛苦而幸福地生活。
生长在心中的向日葵作者：杨立亚
1969年，16岁的上海知青刘行军去北大荒插队，与当地女孩二丫相爱。几年后，刘行军回上海读大学，临行前向二丫承诺．毕业后与她成婚。二丫苦等3年，等到的却是一封分手信。二丫放不下心中的这份感情，没再谈恋爱。
18年后，刘行军惊闻二丫仍然单身，并且身患重病，他毅然重返北大荒，将二丫背到上海治病、成婚。
1996年，二丫的肺大泡破裂，做手术切掉了左肺；2004年，刘行军又因肝癌需要做肝脏整体移植手术……
病情来势汹汹，我极度虚弱，时而昏迷，时而清醒。连日忙于护理又陷于焦虑之中的二丫终于撑不住了，坐着小板凳，趴在床边打起了瞌睡，手却紧握着我的手。深夜，微弱的光线透过玻璃窗落在她的脸上，她的眼角依稀有泪。我想给她拭泪，却虚弱得抬不起手。10年前，我将这个女人背到上海，向她发誓：“我背弃你、伤害你18年，我要从17岁开始补偿你，让你幸福……”
她刚刚幸福了10年，难道我要再次背弃自己的誓言弃她而去……
2004年4月15目下午3点多，当手术进行了一半、坏死的肝脏被摘除时，传来一个天大的喜讯，匹配的肝源提前空运到了上海!医生马上放弃了植入人工肝脏的计划，新的肝脏被移入……肝脏移植手术进行了6个多小时，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重症监护室里，身上插满了管子。医生笑着告诉我，手术非常成功，坏死的肝脏被摘除了，新的肝脏已经开始在我体内工作。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逃出了死神的魔掌，接下来的几天，是极其危险的排异期。
我用目光寻找着，看到了站在重症监护室玻璃墙外的二丫，她含泪带笑地望着我，向我摆手。更多好文，请戳“从老故事里，读到那个峥嵘年代”。
我知道她的意思，她在说：“哥，你得坚强，你得活着走出来。”我示意她去休息，别在那里傻站着。她是只有半边肺的人，我担心她的身体撑不住。二丫摇头，倔强地站在外面，从手术开始，她就寸步不离地守着，生怕一不小心，死神就会带走我。
我知道二丫心中的恐惧。1996年，二丫被推进手术室时，我的心里也曾这么恐惧过。我们不能再失去彼此了，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的愚蠢，我们曾失去了宝贵的18年。
2009年l0月，我到上海重访刘行军和二丫这对多灾多难的夫妻。刘行军换肝后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重返上海少年劳教所上班，但手术欠下的巨款还没有还清。
坐在他们简陋的“蜗居”里，我问二丫：“如果人生能够重新来过，你还会选择刘行军吗?”
“会的。”没有半点迟疑，二丫平静的回答中有不容置疑的坚决。
突然，他们养的鹩哥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叫声：“丫妹啊!”那声音酷似刘行军，在声声呼唤自己的爱人。
（来源：“红色边疆荒友家园”，CCTV 10、 新闻晚报、北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