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琳瑶 | 胡达·巴拉卡特写作中的性别策略初探
一、作者与作品
（胡达·巴拉卡特）
胡达·巴拉卡特，1952年生于黎巴嫩小城比沙里（بشاري），自幼成长在基督教马龙派教徒聚居的黎巴嫩北部山区，青年时期前往首都贝鲁特求学，1974年获得法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并于毕业后短期任教于黎巴嫩南部村庄希亚姆（الخيام）。内战爆发后，她迁回比沙里，并于1975-1976年间赴法求学，攻读博士学位。但是，战火纷飞的故乡始终萦绕着她，终于她放弃学业，重返故乡，并先后从事教师、记者以及翻译等多种职业。此外，她曾任职于黎巴嫩研究中心，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并于1988年参与女性杂志《山鲁宰德》（Shahrazade）的创刊。
1985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集《访客》(الزائرات)标志着胡达·巴拉卡特的文学创作生涯的开端，五年后其小说《炼笑石》出版并获得“评论奖”（الناقد）最佳处女作，次年移居法国，并在“东方电台”（Radio Orient）担任信息主管。1993年和1998年分别发表《幻想的人》以及《耕水者》，2004年发表散文集《陌生女人的来信》[1]，并于同年发表《我的主人，我的爱人》，2012年发表第五部长篇小说《这片土地上的王国》[2]。2018年，其最新小说《夜间来信》发表，并获得2019年“国际阿拉伯小说奖”（IPAF）（亦称“阿拉伯布克奖”）。在创作小说之余，胡达·巴拉卡特在2005年和2013年分别发表戏剧《Diva万岁》[3]以及《夜之将尽》[4]，其中前者由黎巴嫩方言写成的。
自1990年《炼笑石》[5]出版起，胡达·巴拉卡特便凭借其处女作，树立起她在阿拉伯现当代文学领域中的革新者形象。该小说则因为“哈利勒”——阿拉伯现当代小说中第一位同性恋主人公——在阿拉伯世界以及欧美学界引起一系列讨论。1991年移居巴黎后，胡达·巴拉卡特在异乡继续其文学革新历程，1993年她发表第二部长篇小说《幻想的人》[6]，其中涉及“雌雄同体[7]”、“跨宗教情侣”等争议性话题以及对性爱场景的直接描写，这些使该小说在发表后的近三十年间始终吸引研究者的目光。1998年其第三部长篇小说《耕水者》[8]问世，两年后获得纳吉布·马哈福兹小说奖，评委会在授奖词中写道：“（该小说）兼具文字的魔力和见识的广博，它既吸引我们又教育我们。”2004年，胡达·巴拉卡特发表其第四部长篇小说《我的主人，我的爱人》[9]，作者通过讲述“瓦迪”对其性别身份的探索，审视了内战时期的黎巴嫩社会，批判了该社会中的暴力、不公以及父权制度。
以上四部小说构成胡达·巴拉卡特笔下的“黎巴嫩内战四部曲”[10]（以下简称“内战四部曲”）。尽管其发表时间跨度较长，创作背景也不尽相同，但是读者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共同的主题：对于被社会两极化性别准则边缘化的性别身份的探寻。四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均为男性，但是他们或是因为其同性恋身份，或是因为其性取向的不确定性，亦或是因为其对于霸权男性气质的拒绝而无法满足外界对他们的期待；同时，他们均在不同层面以及不同程度上体现出所谓的“女性气质”。由此，可以看出“性别策略”在胡达·巴拉卡特的“内战四部曲”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此外，作者在“内战四部曲”中选择由男性叙事者来讲述整个故事，这一“跨性别”的叙事也构成胡达·巴拉卡特的性别策略中的一部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当我在写作时，我走出自己的性别，不论自己的哪种性别。在我看来，写作是不同寻常的，它超越男性或者女性的行为特点或者行为规范。或者说（写作）正是在男性与女性的严格界定以及模糊这一边界的欢愉的交汇点上。或许创意写作的精髓便在于对于性别的模糊，就像植物传播花粉以及大自然静谧的和谐。”[11]
（胡达·巴拉卡特在2019年巴黎“东方与马格里布“书展）
二、胡达·巴卡拉特与性别写作
性别观念在胡达·巴拉卡特文学创作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纵观内战四部曲，主人公们的性相（sexuality）在小说中都起到重要的作用。此外，作者本身的性别身份也参与其中，巴拉卡特身为女性，却在这四部小说中将叙述聚焦于男性人物形象之上，从他们的视角开展故事，使其写作这一行为本身也参与到其性别策略的整体中。
四部小说的主人公们，无论其本身的性别取向，具有一个共同特点：生理性别为男性的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所谓的女性气质，与此同时，他们渴望强化自身的女性气质。他们作为男性被要求具备的男性气质与他们自身所渴望的女性气质之间的矛盾推动故事的发展，又因为该矛盾的不可调和而导致故事的终结。在综述这一特点的过程中，“雌雄同体”[12]这一文学传统引起本文的注意，是否可以说这就是巴拉卡特在“内战四部曲”中运用的首要性别策略？
胡达·巴拉卡特并不是阿拉伯文学领域第一位触及“雌雄同体”这一概念的作家，在她之前埃及作家优素福·伊德里斯和纳瓦勒·萨阿达维在不同程度上对这一主题有所涉及。伊德里斯在短篇小说《谢赫·谢哈》[13]中塑造出一位性别模糊的主人公，这一人物最终因为村民们对它的怀疑与猜忌而惨遭杀害。萨阿达维在《旋转的歌》[14]中设置了一对龙凤双胞胎“哈米达”与“哈米杜”，将他们刻画为“雌雄同体”这一概念中两性的分别体现，并通过他们来打破建立在两性等级制度上的父权制度。
巴拉卡特在访谈中谈及自己对于“雌雄同体”这一概念的理解时说道：“这个说法年代久远，是柏拉图提出的，完美的生物，完全的生物是拥有一切的，他不再需要外界，因此他获得了自由，对于我来说，雌雄同体从哲学层面上来讲是一种自由。你拥有了一切，不再需要为了获得另一方而受到煎熬，你所想要的另一个人可能和你非常的不同。你拥有一切，一切都得到了平衡，但是这同时也会扼杀你的各种欲望，这个哲学观点有它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这一点很吸引我。[15]”结合作者自己对这一概念的认知以及学者们对这一概念的解读，本文将对以下人物形象进行研究：《炼笑石》中的哈利勒，《幻想的人》中的无名男主人公以及乌姆·库勒苏姆，《耕水者》中的尼古拉以及哈努和《我的主人，我的爱人》中的瓦迪。
<حجر الضحك>
(١٩٩٠)
哈利勒的“雌雄同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他的体格，他的行为以及他面对战争时所选择的立场。他的“雌雄同体”不仅仅是其柔弱、多愁善感和对同性的迷恋，同时也体现在他对于外界不适时的天真的认知。在黎巴嫩内战的社会背景下，他面对杀死敌人和被敌人杀死的选择，但是，他试图拒绝在这两者间做出选择，他也因此注定最终在道德层面自我沦陷，按照外界对他的期待去参与战争，他注定要为了自己继续生存下去而杀死本来的自我。哈利勒最终放弃“雌雄同体”的自我，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男人”。
《幻想的人》中的男主人公所表现出的“雌雄同体”与古希腊神话中的概念更为接近，男主人公渴望与他的女性爱人[16]构成两性的和谐统一体。在社会层面，两位主人公的结合同样也体现了作者对于男主人公代表的基督教和女主人公代表的伊斯兰教之间的和谐相处的希望。然而，两位主人公在短暂地实现“雌雄同体”这一理想之后，即开始分崩离析，男主人公感到女主人公对他的个人空间的入侵，同时女主人公的存在加强了他面对生活的无力感。加之女主人公多次离他而去，最终，男主人公走向了自己虽追求的一切价值的反面，他亲手杀害女主人公，并试图以此来弱化自己有违于时代背景的“雌雄同体”的追求所带来的痛苦与磨难。此外，小说中对乌姆·库勒苏姆的再现与男主人公对自己性别身份的疑惑相互映衬，作者将她塑造为一个同时具有男性声音和女性声音的完美存在，同时她也是男主人公追寻的“雌雄同体”的化身。
《耕水者》中的辅助人物哈努是一位女性化的男性人物，他在小说中与尼古拉的父亲产生冲突。“雌雄同体”在他身上既体现在他的外貌与行为中，也体现在他对战争的漠不关心以及他对尼古拉父亲的权威的挑战中。“雌雄同体”这一概念在小说主人公尼古拉身上体现为他对于过去的追忆，即哈格里弗斯在研究中提出的，雌雄同体的人物可能代表对过去的思念。他通过和情人杉姆赛的交谈，回顾纺织业的历史，同时也通过布匹来回顾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他在战火中四处躲闪，试图在废墟中找到父亲曾经经营的布料店。然而，他最终没能在历史中找到自己的避难所，只能在亡命街头。
“雌雄同体”在《我的主人，我的爱人》主人公瓦迪身上可以简单概括为双性恋和两性特质的共存。儿童时期的瓦迪在身体和心理上都具有所谓的“女性特质”，他因为柔弱而遭到同班同学们的霸凌，同时他不自觉地暗恋好友阿尤布。家庭生活中的突变使瓦迪选择辍学，加入街头帮派，迎娶邻家女孩萨米亚，通过各种手段获得金钱与权势，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树立自己的“男性气质”。然而，生意上的意外失手使他不得不逃离黎巴嫩，流亡塞浦路斯。这一打击击垮了瓦迪辛苦经营的男性气质，也使他同时失去社交能力和性能力。在逐渐回归生活正轨的过程中，瓦迪结识了工作中的上级塔立格，并最终认清了自己的双性恋事实，并希望通过自己与塔立格的关系重新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但是，塔立格在工作中利用他，借他顶罪的事实对瓦迪造成致命的打击，他最终消失，不知去向。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对于“雌雄同体”提出以下定义：它首先代表对于两性和谐统一的追求，同时也是作者对“父权社会”以及它所强加的“男性气质”的挑战。此外，“雌雄同体”在本文中也做形容词使用，用于修饰与这一概念相关的其他名词，具体含义因上下文的语境的改变而有所不同。
（胡达·巴拉卡特（左二）获得2019年阿拉伯布克奖）
三、策略运用中的得与失
<أهل الهوى>
(١٩٩٩)
胡达·巴拉卡特通过塑造《炼笑石》中的哈利勒、《幻想的人》中的无名男主人公、《耕水者》中的尼古拉和哈努以及《我的主人，我的爱人》中的瓦迪这些“巴拉卡特式雌雄同体”的人物形象，预期打破性别桎梏，消除性别刻板印象对男性气质的单一呈现，并试图通过该策略来实现两性之间的和谐统一，甚至打破性别界限，创造出“雌雄同体”的理想化存在。但是，这些人物形象最终却无法逃脱自身的追求使他们所处于的困境，也就是说，“巴拉卡特式雌雄同体”的人物形象因为“雌雄同体”的理想而最终陷入无可挽回的境地，巴拉卡特的性别策略也因此陷入自身的矛盾。也就是说，作者的性别策略在运用的过程中有得也有失。它在一定程度上批判并审视了战争机制和父权社会，但是同时又受制于这两者以及在这两者作用下所产生的性别话语。
当代黎巴嫩文学经过十五年的战火洗礼，被打上深刻的战争烙印。黎巴嫩战争文学在重现现实的同时，避免了单一的战争话语，它不仅囊括了对战争的描写，还通过语言的创造性运用突破现实的界限，超越了传统叙事的条条框框，此外，它还注重对精神世界的描写，敢于将叙事沉浸在个人和集体的回忆中[17]。这个时期的作家们通过描写战争给个人带来的创伤，描写各种战争的疯魔，甚至通过提出对理应承担战争责任的集体的控诉，来实现诗人阿巴斯·贝伊顿所说的“战争不只是一个丑闻，也是一种社会程序，一种现实或者潜在现实……不只是一种罪行，还是一种文化进程，一个立场的集合”[18]。
在黎巴嫩战争文学的创作群体中，有一个被米利亚姆·库克称为“贝鲁特离心派”（Beirut Decentrists）的女性作家群，其中包括嘉黛·艾勒-萨曼、哈南·艾勒-谢赫、黛西·艾勒-埃米尔以及艾米丽·纳斯尔拉等，这批作家集体创作出一系列以女性为中心人物的文学作品，通过描写战争时期的日常生活，来展现媒体和政治话语不曾触及的一面，旨在记录战争对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以及战争如何成为一种日常。此外，她们写作的主题还有黎巴嫩首都和乡村之间的差距、现代生活与传统生活之间的冲突以及对于男性和女性的行为预期等[19]。她认为“只有女性文学可以记录通常无法被注意到的看起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但是，正是这些细节所隐含的转变描绘出每个个体的战争经历的篇章”[20]。库克的研究由于发表时间早于《炼笑石》的出版时间，所以未能将胡达·巴拉卡特列入这一作家群，但是这并不影响其作品与“贝鲁特离心派”的作品共享这些创作主题。诚然，巴拉卡特笔下的主人公均为男性，但是这些男性角色或多或少都带有传统意义上的女性角色特质，也就是上文中所研究的“雌雄同体”这一特点。此外，其描写的主要内容同样为战争背景下的日常生活，战争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其对个人生活的无孔不入的渗透，并以此对个体造成难以平抚的创伤。
脱离主流战争话语的“离心”写作既是这一作家群审视和控诉战争的方式，也是胡达·巴拉卡特写作的轴心，她善于塑造边缘化的人物，关注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倾向于从主体的对立面展开叙述。她笔下的“雌雄同体”人物形象同样是其“离心”写作的体现。正如上文中的所分析过的，《炼笑石》中的哈利勒拒绝战争，反对暴力，他戴上“女性假面”生活在战火所无法触及的地方，但是，战争仍然对他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影响。战火使他两次失去自己心爱的人，也迫使他不得不将自己软禁在家中；《幻想的人》中的无名男主人公渴望和平，拒绝拿起武器，他本希望在寻找自己丢失的另一半实现“雌雄同体”理想的同时，通过他与女主人公跨越宗教的爱情为宗教冲突提供和平解决的可能，但是战争背景下的日常生活终究无法摆脱暴力相残；《耕水者》中的尼古拉，面对绵延不绝的硝烟和满目疮痍的城市，选择在躲藏在布料店的地下室中，追溯纺织品的发展历史，在过去的故事中寻求庇护。但是，他最终仍然无法躲过被战火吞噬的命运；《我的主人，我的爱人》中的瓦迪，虽然他曾努力直面战争，并试图借此牟利，摆脱原生家庭所带给他的贫贱出身，但是在这个深陷于战争机制的社会中，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无法摆脱战争的其背后的操控。
胡达·巴拉卡特在“内战四部曲”中，通过塑造一系列“雌雄同体”的人物形象，表明其反对战争的立场，同时揭露战争的残酷，展现给读者战争不只存在于战场上，它深入到普通人的家家户户，它对每一个处在战争社会的个体的日常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既不可以通过逃避现实来摆脱战争的魔爪，也不能通过参与战争来主宰自己的命运，并由此批判了作用在这一恶性循环背后的战争机制。
在战争文学与女性写作的交汇点，“性相”始终是这一时期女性作家们写作的一大主题。这一主题展示了其对集体想象以及民族文化的影响力，以及它对于理解战争的起因和现状的中心性。女性和男性对于性相和暴力的不同处理和理解方式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从中找到可能的解决方式。艾芙琳·阿卡德同时强调，“个人的即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因此她认为通过建立一个新的性别关系，无论是异性之间还是同性之间的关系，来改变建立在主导、压迫以及权力较量的传统关系[21]。“女性作家们描写战争时期的男性、女性以及他们与家庭之间关系的阴暗面，揭露女性在这一时期经受的压迫和种种限制，战争给她们带来的破坏、打击甚至灭亡，同时女性通过非暴力的手段寻找其他出路。[22]”女性作家倾向于描写按照个人意愿生活的人物形象，将这一生活方式可能带给他们的流亡甚至死亡置之度外，胡达·巴拉卡特笔下的“雌雄同体”人物形象即属于这一类别。
<حارث المياه>
诚然，正如上文所言，巴拉卡特小说中的主人公均为男性，但是通过其“雌雄同体”的性别策略，作者将这一系列人物形象置于传统男性身份和女性身份之间，并希望以此对父权制度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对其发起挑战。在《炼笑石》中，作者通过塑造哈利勒这一人物形象以及记录他的成长变化历程，首先对父权社会中生为男性即意味着行使暴力的这一机制进行反思：哈利勒作为男性拒绝接受这一传统规则，他有权利选择放弃暴力，也有权利选择和平。为了更加深入这一反思，作者塑造出“雌雄同体”的哈利勒，并希望凭借这一打破传统的设定来挑战现有的父权制度；在《幻想的人》中，作者通过“雌雄同体”这一理想对两性和谐统一的追求来探索两性关系在既定模式以外的更多可能，塑造出一对于传统权力关系完全相反的异性恋情侣，通常被视为主导者的男主人公在这部小说中将主动权让位于女主人公，通常作为支配者的男性成为臣服的一方，由此，作者在揭露父权制度下两性关系的病态与不平等的同时，通过权力的倒转对传统规则形成冲击；在《耕水者》中，作者扩大了两性关系的讨论范围，同时描写尼古拉与母亲，以及尼古拉与杉姆赛之间的关系，同时囊括对尼古拉与父亲的关系的讨论，在两性关系中，与前作类似，作者通过“雌雄同体”的性别策略塑造出消极被动的男性与掌握主动的女性，在父子关系中，作者将父亲塑造为标杆以及父权制度的缩影，而尼古拉则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一方面希望成为他，另一方面消极地对抗他；在《我的主人，我的爱人》中，作者对内战背景下父权制度的反思与批判更加直接，通过瓦迪的视角，作者首先揭露了当时社会制度的不公，并通过描写瓦迪的奋斗历程向读者展现这一制度的运作方式，最终通过“雌雄同体”的性别策略改变主人公的故事进程，作者在描写瓦迪追求权势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苦的同时，不忘将其苦难的根源追溯到当时社会的父权制度。
塑造“雌雄同体”人物形象这一性别策略，贯穿于胡达·巴拉卡特“内战四部曲”的写作。作者希望通过这一策略冲击支撑传统社会运作的性别制度，以此达到挑战父权制度的目的，并最终推动社会的变革。这一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作者笔下的这一系列人物形象的确打破了陈规旧制，为这一时期的文学领域带来新的思路，同时也冲击了读者们在接受过程中的的传统思维模式。但是，正如“现实境遇”这一章节所说明的，这一策略所取得的成功转瞬即逝，作者对战争机制和父权制度的批判与挑战均未能如其所愿地进行到底。在破与立的进程中，作者先破而不能后立，最终导致其写作策略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究其内因，可以说巴拉卡特所采用的写作策略本身并不完善，因此导致其写作未能如愿达到策略预期。其策略的局限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来自战争文学与战争机制以及父权制度之间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的关系，其次来自“雌雄同体”这一策略的手段与目的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
（胡达·巴拉卡特发表获得布克奖感言）
是否可以说胡达·巴拉卡特的写作受困于“战争机制”和“刻板印象”？
首先，试图通过描写新的性别关系来推动性别革命乃至社会变革的战争文学这一初衷陷入自我矛盾和自我否定的困境。性别关系被作家们视为权力角逐系统和臣服与支配相对立的结构，他们期望通过描写性与战争来推翻作为其背后支柱的父权制度和传统秩序，但是其笔下男性/女性，施虐者/受虐者的通行模式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因为这种对立关系虽然旨在打破强权压迫，但事实上重复了父权制度的运作模式[23]。
也就是说，胡达·巴拉卡特本希望通过“内战四部曲”来审视当时社会的战争机制和父权制度，但是她选择以战争和父权为写作重要主题的事实反而扩大了这两者的影响范围，提高了它们的可见度，最终重复并强化了她本应否定和批判的对象。在《炼笑石》中，作者本想借哈利勒这一人物形象表达，通过叙述战争和父权制度带给他的创伤，批判当时的社会现状，但是，囿于其初衷内部无法调和的矛盾，哈利勒最终成为战争机制中的一环，屈服于父权社会的游戏规则；在《幻想的人》中，作者本想通过描写男主人的爱情悲剧，揭露战争和父权对当时社会中的平凡个体所造成的巨大伤害，但是，同样囿于其写作策略和预期之间的矛盾，男主人公最终选择了他在小说中自始至终都拒绝的暴力行为；在《耕水者》中，尼古拉虽然没有沦为战争贩子或者厌女暴徒，但是，他死无葬身之地的结局无不意味着作者的原计划落空，尼古拉一生活在象征父权制度的父亲的阴影下，他渴望摆脱这一束缚并逃离战争，但最终这一机制引他走向灭亡；在《我的主人，我的爱人》中，作者本希望通过记录瓦迪沦陷于战争机制和父权制度的过程，揭露其在社会中造成的各种负面影响，但是作者选择描写瓦迪试图融入这一机制并从中牟利的事实，无疑适得其反地夯实了战争机制的地基，巩固了父权制度的权威。
<سيدي وحبيبي>
(٢٠٠٤)
因此，胡达·巴拉卡特的写作策略无法使她达到其最终的写作目的，她对于当时社会的审视，对于战争的反思，对于父权的挑战，都只能无疾而终。然而，如果说对战争的反思无法通过描写战争来进行，对父权的批判要求对批判的对象只字不提，那么这一类文学的存在便不得不被质疑。巴拉卡特写作策略的局限性是否还另有其因？
阿卡德认为，无论是为了实现社会变革，还是为了对抗父权，在“性相”这一主题下创作的小说实现其写作目的的出发点都离不开“性别革命”。具体到本文的研究对象来说，“内战四部曲”的性别革命都与“雌雄同体”相联系。由此可见，胡达·巴拉卡特写作的局限性同样来自于其选择使用的“雌雄同体”这一性别策略。上文中“策略预期”与“策略结果”两个章节已经从小说文本这一层面详细说明了该策略未能达到预期的事实，因此，本节着重讨论该策略理论上的局限性。
“雌雄同体”这一概念本身来自柏拉图讨论爱的本质的《会饮篇》，是对于两性和谐统一体的美好追求。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概念在西方文学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它可能是古希腊神话的传承，可能是同性恋这一概念在某一时期的委婉措辞，可能是女性意识觉醒，女性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工具…… 但是，拨开这一概念的层层面纱，其根本即为“雌雄同体”等于“女性特质”与“男性特质”的机械叠加，这一点在胡达·巴拉卡特的写作中尤为明显：哈利勒与瓦迪，两者均生为男性，作者为其增添各种“女性特质”，使他们成为“雌雄同体”的人物形象，《幻想的人》中的无名男主人公，作者赋予他“雌雄同体”的追求，而他实现这一追求的途径便是和女主人公融为一体，尼古拉和前者有类似的追求，他所选择的方式也如出一辙；乌姆·库勒苏姆，生为女性，作者在对这一历史人物进行再创造时，同样选择机械叠加，赋予她所谓的“男性特质”。在一次次简单叠加的过程中，作者本想塑造出冲破性别桎梏的新形象，但事实上却不自觉地一再强化了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刻板印象。巴拉卡特在“内战四部曲中”选择使用 “雌雄同体”这一性别策略，但是，该策略原本预计可以达到目的被其采取的手段所产生的现实效果所否定。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注释：
[1] هدى بركات ٬"رسائل الغريبة"٬ دار النهار٬ بيروت٬ 2004.
[2] هدى بركات٬ "ملكوت هذا الأرض"٬ دار الآداب٬ بيروت٬ 2012.
[3] هدى بركات ٬"فيفا لا ديفا"٬ دار النهار٬ بيروت٬ 2009.
[4] 本文尚未收集到这部作品的出版信息。
[5] هدى بركات٬ "حجر الضحك"٬ رياض الريس للكتب والنشر٬ لندن٬ 1990.
[6] هدى بركات٬ "أهل الهوى"٬ الهيئة العامة لقصور الثقافة٬ القاهرة٬ 1999.
[7] 本文将“androgyne”翻译为“雌雄同体”.
[8] هدى بركات٬ "حارث المياه"٬ دار النهار٬ بيروت٬ 1998.
[9] هدى بركات٬ "سيدي وحبيبي"٬ دار النهار٬ بيروت٬ 2004.
[10] Hanna Kifah在< Feminism and Avant-Garde aesthetics in the Levantine Novel >中提出将巴拉卡特前四部小说命名为“ series of Lebanese civil war”（黎巴嫩内战系列）.
[11] Barakāt, H. I write against my hand [A].In F. Faqir & S. Eber (eds.). In the house of silence: autobiographical essays by Arab women writers [C]. Reading: Garnet Pub., 1998:45.
[12] 本为中“雌雄同体”为“androgyny”的翻译，该术语的翻译另有多种可能，例如意译的“双性气质”以及音译的“安卓珍妮”，本文综合考虑，选择采用按照字面意义翻译的“雌雄同体”。
[13] يوسف إدريس٬ "الشيخ شيخة" من مجموعة القصص "آخر الدنيا" ٬ مكتبة مصر٬ القاهرة٬ 1980 ٬ ص16-30.
[14] نوال السعداوي٬ "الأغنية الدائرية"٬ دار الآداب٬ القاهرة٬ 1999 ٬ ص1-126.
[15] 摘录自“胡达·巴拉卡特访谈”，见附录。
[16] 这一人物的存在并不确定，读者们可以对此有不同的解读。
[17] Hassan, K.J. Le roman arabe (1834-2004): bilan critique [M]. Arles: Sindbad, Actes Sud, 2006:239-240.
[18] 同上, p. 240.
[19] Cooke, M. Women Write War：the Centring of the Beirut Decentrists [J]，Papers on Lebanon, Oxford : Centre for Lebanese Studies, 1987 :4-6.
[20] Cooke, M. War’s other voices: Women writers on the Lebanese civil war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27.
[21] Accad, E. Sexuality, War, and Literature in Lebanon [J] Feminist Issues, 1991(11/27):29.
[22] 同上, p. 29.
[23] 同上, p.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