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之心》的目标读者与康拉德的“理想读者”

Original 王丽亚外国文学研究 2022-04-24

点击上方“外国文学研究”可以订阅哦

内容摘要

康拉德的《黑暗之心》在 20 世纪的批评与阐释中已是评论家和理论家们的“战场”和“试验地”。作品在新世纪以后依然引发新的议题：集中于马洛的叙述风格，一部分评论家们认为作品为“精英读者”而创作，意味着康拉德有意疏远大众文化和“普通读者”；侧重于题材上的“帝国罗曼司”特点，不少评论家指出，作品的“目标读者”恰恰是当时英国文学市场上的“普通读者”。不过从出版语境反观，通俗题材以及相应的读者仅仅是他用于构建“理想读者”的障眼法。以马洛作为主要叙述者，将故事中的聆听场景作为一个邀约机制，康拉德引导读者从“普通读者”的阅读立场深入关于故事意义的象征阅读；这一形式策略以及相应的阅读进程暗含了康拉德寄寓于“普通读者”中的“理想读者”：即，以通俗题材吸引普通读者进入故事世界，通过“嵌套结构”、“聆听场景”、“延缓解码”、象征叙述等一系列手法引导读者超越起初囿于通俗故事和出版语境的阅读期待。

关键词

《黑暗之心》；目标读者；理想读者；修辞策略；阅读进程

作者简介

王丽亚，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英美现当代小说及叙事理论。

Title

Heart of Darkness’s Target Reader and Conrad’s Ideal Reader

Abstract

Heart of Darkness has been a “battlefield” and “testing ground” for critics and theorists in different lines of inquries throughout the 20th century. Still, it seems to have triggered discussions over new issues since the start of the new millennium. As far as Marlow’s narrative style is concerned, some critics contend that the novella was written for “elite readers,” which implies that Conrad deliberately attempts to distance himself from popular culture and “common readers.” With regard to its emphasis on “imperial romance” in subject matter, many critics point out that the novella’s “target readers” are exactly the “common readers” on the British literary market at that time. A retrospective look at the context of the novella’s serial publication, however, shows that Conrad merely used its popular subject and intended audience as a ploy in grooming his “ideal readers.” By using Marlow as the principal narrator and setting up the listening scene as an invitational event, Conrad guides his readers through a reading of “common readers” into a symbolic reading of the story’s aesthetic and thematic implications. Such a stylistic strategy and the relevant reading progression are implicitly intended for the “ideal readers” among “common readers.” In other words, all he wants to accomplish is using popular subject to lure “common readers” into the world of the story and, then, orienting them, with a series of devices, such as “embedded structure,” “listening scene,” “delayed decoding,” and symbolic narration, to go beyond their initial reading expectations conditioned by popular stories and the context of serial publication.

Key words

Heart of Darkness; target reader; ideal reader; stylistic strategy; reading progression

Author

Wang Liya is a professor at the English Department of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Her research field i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English and American novel and narrative theory.

Email: wangliya@bfsu.edu.cn

一个多世纪以来，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6）的《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 1899）一直为评论界所关注。新世纪前后，关于“作品为谁而写”的讨论引发了热议。有研究集中于马洛（Charlie Marlow）的叙述，认为富有象征与隐喻的语言风格表明作品为小众精英而创作，透露出康拉德对 19 世纪末英国“普通读者”（common reader）的有意疏远（Acheraïou 99, 110-112）；有的聚焦于围绕马洛非洲腹地之行展开的叙述，则认为故事明显的“帝国罗曼司”题材意味着作品为普通读者而写，代表了康拉德对大众文化以及文学市场的了解与接纳（Atkinson 372, Finkelstein 44）。

这一研究动态从叙述形式和故事样式两个方面辨析暗含在《黑暗之心》中的作者意图以及读者意识，延续了评论界对康拉德小说现代主义风格独特性的一贯重视（Szczeszak-Brewer 7）。一般认为，现代主义文学以形式创新抵抗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挤压（Ortega 5）。哈珀姆的观点更为直接：现代主义作家以形式艺术吸引精英读者，并与文学市场上的大众读者保持距离（Harpham 86-88）。康拉德注重叙述技巧，他的小说被视为早期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Jameson 266）；同时，康拉德深受英国文学市场影响，他在创作大多数作品时都以特定文学期刊的读者群体作为“目标读者”，使得作品在题材和故事样式上带有大众文学倾向（Wexler 23）。作为康拉德早期作品的重要代表，《黑暗之心》引发评论界对“读者”问题的关注。一方面，它被视为以精致的叙述结构以及象征风格吸引精英读者的现代主义小说（Brantlinger 264）；另一方面，它又是深受普通读者喜爱的通俗故事（Dryden 111）。作为一种调和立场，沃茨提出，两类读者均为《黑暗之心》的“隐含读者”，因不同历史语境而拥有不同读者群体：赢得当代读者青睐的是巧妙的叙事结构和马洛的语言方式，但在作品出版时深得读者喜爱的却是通俗的故事内容（Watts 57）。

仔细阅读《黑暗之心》，我们就会发现，故事内容与叙述形式共同构成了作品的叙事整体，共同作用于作品出版时以期刊读者为主要群体的“目标读者”，并在叙述中引导这一群体超越原先的阅读期待。换言之，隐含在作品中的“读者”并非某个既定的阅读群体，而是在阅读中发生变化的一个“阅读进程”：与内容层面的“帝国罗曼司”题材相对应，读者开始于“为情节而阅读”，但随着阅读的推进，逐渐倾向于马洛的叙述立场，并从象征维度探究故事的象征意义。

历史语境中的目标读者

探究《黑暗之心》为谁而写，势必涉及与作家意图相关的“读者”议题。自新批评以降，小说理论界关于“读者”的讨论倾向于从作品形式中辨析作者意图与读者接受之间的动态关系。这一立场集中体现在伊塞尔提出的“隐含读者”概念（implied reader）中。伊塞尔认为，“隐含读者”不是指某个阅读主体，而是指契合作家意图的阅读立场；这一立场隐含“在作品的结构中”，逐步显现于阅读过程（Iser 285）。这一观点把作品看做作者意图的文本呈现，相信读者在阅读中接近于作者期待的阅读立场。集中于作品修辞策略及其效果，小说修辞学理论家布思在论及作者与读者关系时提出，作家对自己作品的读者有着充分的想象，并以特定的修辞策略引导想象的读者成为作家与之交流的对象；读者在阅读中逐渐发现代表作者意图的“隐含作者”，并与之产生认同（Booth 138）。较之伊塞尔以“隐含读者”概念对作品总体结构的概述，布思对特定修辞策略及其效果的重视在阐释实践中更具可操作性。换言之，不同的修辞策略意味着作家对“隐含读者”有着不同的想象。另外，不同的修辞策略与作品创作的语境以及阅读市场上业已存在的读者群体密不可分。可以说，固化在文本叙事策略中的“隐含读者”与历史语境有关。若要进一步探究构建“隐含读者”背后的历史成因，必然要涉及作家创作作品时的外部因素，特别是作品产生的历史语境，包括出版样式。在一定程度上，具体的历史语境决定了作家的读者想象。

《黑暗之心》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而具体的目标读者。1898 年 12 月中旬，康拉德接受了文学月刊《布莱克伍德》（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总编布莱克伍德（William Blackwood, 1836—1912）的约稿，计划以自己的刚果之行（1890）为素材创作一个中篇故事，以供期刊第一千期纪念刊之用。明确的写作动因以及出版语境对于康拉德而言意味着清晰的目标读者形象。史料显示，《布莱克伍德》创立于 1817 年，一向以刊登文坛新人新作著称，在文人圈及上流社会读者中间享有声誉。不过，从 19世纪中期开始，期刊经常刊登讲述英国人在海外殖民地的冒险故事 , 至 19 世纪末，这一态势愈加明显，而《布莱克伍德》的读者也因此被视为代表大众趣味的“普通读者”（Atkinson 372）。从康拉德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他经常翻阅《布莱克伍德》，了解期刊读者的阅读倾向，有意将期刊读者作为他后来称之为“布莱克伍德时期”（1897—1902）作品的目标读者（Conrad, Collected Letters 2:129）。

康拉德与《布莱克伍德》的合作始于 1897 年。从 1897年到 1903 年，他在与该期刊合作期间完成了《凯莱恩：一段记忆》（Karain: A Memory, 1897）、《青春》（Youth,1889）、《黑暗之心》、《穷途末路》（The End of Tether, 1902）、《吉姆爷》（Lord Jim, 1900）。瓦特的研究揭示，康拉德选择与这家知名期刊合作，源于其文学导师加尼特（Edward Garnett, 1868—1937）的建议，即，以文学市场上占据多数的普通读者作为目标读者（Watt 27）。作为当时英国文学市场上最具影响力的期刊，《布莱克伍德》为康拉德提供了一个数量众多的读者群，而期刊读者对流行故事的喜好也为他这一时期的创作提供了重要参照（Knowles and Moore 44）。值得一提的是，康拉德与《布莱克伍德》合作期间，讲述英国绅士日常生活的家庭故事虽然依旧受到喜爱，广受欢迎的却是与帝国殖民地有关的域外冒险记（Atkinson 372），后者催生了具有时代特点的故事样式——“帝国罗曼司（imperial romance）”（Dryden 4-6, 111）。据此，研究者们认为，《黑暗之心》的故事内容契合这一大众阅读趣味（Atkinson 376-378, Vidan 405, Connolly 82, Cornwell 204）。依照多诺万的观察，《黑暗之心》与同时代的畅销书作家卡特克里夫（C. J. Cutcliffe Hyne, 1866—1944）的域外冒险系列有着惊人的相似，表明《黑暗之心》为当时普通读者而创作 (Donovan 170）。伊索恩同样认为，《黑暗之心》借鉴了畅销书作家哈格德（H. Rider Haggard, 1886—1925）的非洲历险故事《所罗门王的宝藏》（King Solomon’s Mines, 1885），说明《黑暗之心》的“读者”并非当代评论持续关注的精英读者，而是当时文学市场上的普通读者（Easthope 82）。

上述史实与举证表明，《黑暗之心》为《布莱克伍德》读者定制，并且符合当时普通读者的阅读喜好。然而，目标读者并不等于“隐含读者”，而是作家用于构建“隐含读者”的一个外部参照。或者说，满足“目标读者”期待的故事样式或许只是吸引普通读者阅读作品的策略，代表作者期待的“隐含读者”隐匿在作品的叙述技巧中。接受美学理论家姚斯提出的“期待视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有助于我们发现其中奥妙。姚斯认为，作家想象作品为某个读者群体而创作，将这一群体的“期待视野”写入作品中；同样重要的是，作家必须与读者的期待保持距离，甚至让读者感到吃惊、失望，或者不满，以此引导读者超越原先的阅读期待，继而成为作家期待的“理想读者”（Jauss 18, 14）。与伊塞尔的“隐含读者”一样，姚斯的“理想读者”不是某个具体的阅读主体；不同的是，“理想读者”脱胎于“想象的读者”，成形于阅读过程。具体到《黑暗之心》的“理想读者”，我们可以说，康拉德借用流行的帝国冒险故事样式，将马洛的非洲腹地之行作为核心情节，这一选择满足了当时普通读者的阅读期待，但是，如何引导读者在阅读中放弃程式化期待，理解非洲之行对马洛的深刻影响，则是康拉德的审美期待。他在写给《布莱克伍德》主编的信中表示，写作《黑暗之心》的一个动机在于“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假如读者在读完第一部分后仍然不知其所以然，说明作品失败了，就得重写整个故事（Conrad, Collected Letters 1:381）。从阅读效果反观康拉德的期待，我们可以推测，这一愿望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品是否具有相应的“召唤结构（structural appeal）”（Iser 278-279），在满足读者好奇心的同时不被表面的“帝国罗曼司”样式所左右。

为了深入探究康拉德预设于《黑暗之心》中的阅读引导机制，我们有必要辨析作品的情节结构与修辞手法之间的联动关系。不过，在这之前，首先了解一下《黑暗之心》与读者的见面方式——期刊连载，以揭示连载这一出版样式在作者意图与读者期待之间的勾连作用。

在 19 世纪后半叶的英国文学市场上，小说连载成为占据主导位置的出版样式，也深刻影响了普通读者的阅读趣味（Altick 367）。康拉德的小说，除了《阿麦耶的痴梦》（Almayer’s Folly）和《海隅逐客》（An Outcast of the Islands），最初都以连载方式刊出。站在读者立场上看，连载导致阅读中断（Ireland 49），只好等待“下回分解”；对于作家而言，连载过程中的停顿却是了解读者反应的契机（Hayward 4）。《黑暗之心》分三个部分，于 1899 年 2 月、3 月和 4 月三期连载。与其它三部“马洛叙事”不同，《黑暗之心》三个部分的划分由康拉德决定（Conrad, Collected Letters 2:161, 164）。第一部分止于“铆钉事件”：马洛急着前往内陆站援救库尔茨，修理蒸汽船所需的铆钉却迟迟未到；第二部分始于马洛在中央站听到叔侄二人策划谋害库尔茨的一刻，止于偶遇库尔茨的崇拜者、穿得像马戏团演员的俄国商人；第三部分围绕马洛来到内陆站后看到的景象展开叙述。康拉德在和友人的信中提到，这一切分出于“实际”考虑（Conrad, Collected Letters 2:164）。“实际”一语或许带有期刊版面的考虑，不过，故事核心情节围绕马洛溯河而上的旅程推进，以此反观连载中的停顿点，我们可以看出，康拉德把“铆钉事件”和遇见俄国商人分别作为两个停顿点——这一安排有利于增强悬念，吸引读者关注后续事件。同样重要的是，“铆钉事件”虽然导致马洛无法及时赶到内陆站，但他因此发现了贸易站内部的阴谋，这一安排使得马洛的腹地之行成为作品中的一个核心隐喻，为最后部分关于库尔茨形象的象征“阅读”做好铺垫。

《黑暗之心》第一部分刊登后，康拉德收到好友格雷厄姆（Cunninghame Graham, 1852—1936）的来信；得知对方称赞作品借冒险故事样式抨击殖民行径，康拉德提醒他还有两部分尚未刊出，同时不无遗憾地感概：“连你这样的读者都没有理解作品”（Conrad, Collected Letters 2:157）。站在康拉德的立场上看，第一部分明显套用了大众熟悉的冒险故事样式，格雷厄姆的阅读反应表明，借用通俗故事吸引普通读者，这一策略已然奏效。这也解释了康拉德为何提醒他故事“还有后续”（Conrad, Collected Letters 2:158）。言外之意在于暗示对方第一部分只是故事引子。耐人寻味的是，总编布莱克伍德在第一部分刊出后没有任何表态，但在第二部分刊出后立刻写信给康拉德，称这部分的象征手法赋予叙述强烈感染力（Conrad, Collected Letters 2:164）。作为期刊总编，布莱克伍德有责任在普通读者与小众精英不同阅读期待之间进行协调。为了保持期刊在英国阅读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布莱克伍德》必须细致照顾到普通读者对通俗故事的阅读兴趣；同时，为了避免因为迎合阅读市场导致期刊读者审美平庸化，期刊希望作家以个性化的写作方式引导读者超越程式化阅读。从这个角度理解，布莱克伍德在第一部分刊出后的沉默意味着对故事下文及其不同叙述方式的期待，而作品在二、三两个部分持续增强的象征叙述表明，总编的期待并未落空。

值得一提的是，《黑暗之心》连载时的题目是“The Heart of Darkness”。1898 年12 月，康拉德在给主编布莱克伍德的信中提到，他决定取这个故事题目是因为故事内容与题材属于“当下时代”，但他强调，“故事本身的艺术”更重要（Conrad, Collected Letters 2:139-140）。康拉德赋予作品的象征意义以及相应的“隐含读者”可见一斑。一方面，他希望《黑暗之心》紧扣当时扰动欧洲的“瓜分非洲”事件，利用“帝国罗曼司”这一通俗样式突出实际地理空间及其现实事件，吸引当时英国读者对“黑暗大陆”的关注；另一方面，他希望作品在叙述手法上有别于“帝国罗曼司”的程式化叙述，引领读者跃出固有的阅读期待，继而发现隐匿在叙述策略中的深层意义。这一创作意图以及对读者的期待透露在作品成书出版时的题目上。1902 年，康拉德将《黑暗之心》与《青春》和《穷途末路》集结为故事集《青春故事集》（Youth: A Narrative and Two Other Stories），把题目改为“Heart of Darkness”①。很显然，连载版和成书版题目均带有多重修辞意义。“黑暗”指向非洲地理，使读者联想到当时的流行语“黑暗大陆（the Dark Continent）”（Stanley 69）；与“瓜分非洲”事件相应，“黑暗”直指残暴的殖民行径；同时，马洛对暴行背后心理动机与道德立场的探究使得“黑暗”成为一个隐喻，比附道德失范后人性的堕落。比较这两个题目可以看出，删除定冠词后的题目几近于一个“死喻”（dead metaphor），抹去了喻体与本体之间的界限，使得“黑暗”一词的象征意义辐射至作品整体。可以说，连载版《黑暗之心》的读者虽然是作品出版语境中的目标读者，康拉德期待的却是超越这一语境的“理想读者”。卡勒在讨论叙事成规与“隐含读者”关系时提出，小说家总是通过借用叙事成规进行创作，以期吸引读者进入故事。不过，小说家的用意往往在于通过否定成规，迫使读者在“熟悉的世界”以外寻找阐释意义的平衡点（Culler xii）。可以说，康拉德期待的“理想读者”隐匿在《黑暗之心》的叙事形式中。

马洛的听众及其修辞意义

《黑暗之心》的叙事形式一直为评论界关注。作为一个具有修辞意义的叙事场景，马洛与其听众的关系尤其受到重视。上世纪五十年代有评论家提出，故事里的听众期待马洛直截了当地讲述故事发生了什么，而马洛则希望听众关注故事背后的意义，叙述者与聆听者之间错位的期待折射了康拉德对普通读者的失望（Evans 59, Gross 170）。九十年代，评论家格雷弗认为，康拉德采用由其中一位听者转述马洛的叙事（故事和叙述方式）的嵌套结构（embedding），这一安排意在引导普通读者与转述者“我”一样琢磨字里行间的意蕴。遗憾的是，故事里的听众终究未能领悟马洛的意图；同理，《黑暗之心》难以为普通读者理解（Graver 23）。延续这一解读，当代评论家阿奇里欧提出，康拉德为马洛安排不同的听众，赋予马洛故事的转述者以较好的理解力，同时在叙述中调动听众注意力，使得“能力好的听众”区别于“能力差的”（Acheraïou 124）。我国学者赖辉同样注意到了康拉德在《黑暗之心》中构造的“读者”形象。在他看来，马洛故事的转述者“我”代表了作品的理想读者，而其余听众则为“一般读者”的象征展现（57）。

评论界把马洛与其听众关系看做康拉德与读者关系的象征展现，这一立场源于小说理论界对“叙事受众”（narrative audience）及其修辞作用的重视。在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中，故事里的听者被称作“受述人”（narratee），主要功能在于沟通叙述者和读者关系（Prince 21-23）。依照拉比诺维茨的看法，小说家在故事中塑造 “虚构的受众”（fictive audience），不仅能够增强故事似真性，还有助于引发读者想象自己置身于故事世界，与故事里的听众发生认同（Rabinowitz 134）。采用人物叙述者，并为之安排“虚构的受众”，这一策略在康拉德的小说中具有结构功能和修辞意义。以马洛为叙述者，康拉德创作了《黑暗之心》《青春》《杰姆爷》《机缘》四部“马洛叙事”。叙述者个人经验的连贯性赋予四部作品以情节连关性，相似的“讲故事”与“听故事”场景凸显了作品的口述特点，使得读者的阅读行为与故事中的听众具有相似性。不过，康拉德在提及这一策略时强调，马洛是一个“障眼法，一个巧妙的设计”（Conrad, “Author’s Note” vii）。作为转移读者注意力的手法，马洛取代了全知叙述者，以免读者将马洛看做作者的代言人；作为一个“巧妙的设计”，由马洛向故事中的听众讲述自己的经历，再由其中一位听者回忆当初听故事场景，其效果类似于对马洛的故事和听众的反映进行了“情景再现”：一方面，马洛的故事得以全部呈现；另一方面，故事中听众的反应同样成为作品描述的对象。换句话说，当故事中的听众及其聆听反应成为作品叙述内容时，“虚构受众”难以为读者认同。这一倾向在《黑暗之心》的开篇处就有端倪。

《黑暗之心》开篇，“奈利号”商船停泊在泰晤士河出海口，“我”和船长、律师、会计、马洛一起坐在船尾，等待退潮时逐浪启航，此时，“我们在退潮前无所事事”，这一闲暇“注定我们只好听他〔马洛〕讲述一段没有结果的经历”（Conrad, Heart of Darkness 8）。连续出现的“我们”，以及具体的空间描写，描摹了四位听众等待马洛讲故事的画面，将读者带入了听故事的场景。不过，“我”很快转向描绘自己与其他三人的不同反应：“我”从头至尾仔细听马洛讲述，努力从“每一个词语中捕捉线索”；其他人基本上默不作声，“有可能睡着了”（33）。前述提到，阿奇里欧把“我”看做契合康拉德对理想读者的期待，对照这里“我”对自己以及其它听者的描绘，这一解释难以成立。同为故事中的听众，“我”和其他三人具有吸引读者进入故事场景的修辞作用，但难以成为读者与之认同的阅读立场。事实上，“我”对其他听众的描述前后不一。“我”开始时认为只有自己认真聆听，不久便发现并非如此。当马洛把船上听众比作“在钢丝上表演翻跟斗把戏的猴子”时，“我”听到有人提醒马洛“说话客气点”（42）；当马洛讲到前往贸易站途中看到“黑暗且不可思议的狂乱景象”时（43），听众反应强烈，马洛只得暂停讲述，反问听众“谁在那儿咕哝？”（44）；当他讲到舵手之死时，听众的情绪变得更加激动，马洛再次停下来反问道：“什么？荒谬！让荒谬见鬼去吧！荒谬！我亲爱的伙计们，对于因为紧张把一双新鞋扔进河里的人，你们能指望他做什么呢？”（59）这些信息表明，其他听众和“我”一样认真聆听马洛的讲述。

“我”起初以为只有自己认真聆听，但很快发现并非如此——两种认识对于《黑暗之心》的读者具有不同修辞意义：前者强调自己熟悉马洛讲故事方式，以此提醒读者需要从字里行间辨析意义；后者意味着马洛的叙述使得其余三人在聆听中改变期待，以此暗示读者：《黑暗之心》不仅仅是一个帝国罗曼司。或者说，故事的意义大于故事本身。马洛开讲之初，“我”认为马洛并非是讲故事的高手，船上听众未必喜欢听他的故事：“水手们讲故事时从不拐弯抹角，他们认为故事好比坚果，意义全在剥开外壳后显现的里层。但是，马洛是个例外（除了爱讲故事外）。他认为，故事的意义不像果核那样藏在壳里，而是在故事之外；故事点明意义，如同残光穿透薄雾，也像如鬼魅一般月光下朦胧的月晕”（Conrad, Heart of Darkness 6）。以果核与果壳、光与雾、月与晕为比喻，这段话概括了马洛和听众对故事艺术的不同看法：水手们认为一个好的故事应该直截了当说明发生之事，因为事件即为意义；马洛则认为故事的意义不在于发生之事，而是隐匿在叙述方式中。依照米勒的解释，这段话代表了《黑暗之心》包含两种叙事样式，一种是“现实的、模仿的、有所指的简单故事”，另一种是隐含在“简单故事”中的“寓言叙事”（Miller 33）。这一概述点明了康拉德小说叙事模式的双重混合特点。不过，具体到上述引文在作品中的语境，我们应该看到，这段话出自故事人物“我”之口，而非康拉德之言。“我”认为故事和意义存在界限，康拉德未必如此。就作品整个叙述过程而言，关于马洛非洲腹地之行的“简单故事”与暗含在叙述方式中的“寓言叙事”彼此交叠，共同作用于马洛的听众。马洛讲完故事的那一刻，船上听众都没有吭声；船长突然开口：“我们错过了第一波退潮”，此时，只见“一大团乌云黑压压地落在海平面上，那条通往天涯海角的静静大河在阴霾下阴沉沉地流淌——仿佛流向一个无边无际的黑暗之心（Conrad, Heart of Darkness 96）。从起初为了打发无聊闲暇听马洛讲故事，到最后因为听故事而错过退潮，奈利号船上的听众理解了马洛“为何到达那里，看到了什么”（8）。与此相呼应，《黑暗之心》的读者从关注故事发生了什么到探究故事意义的阅读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接近于契合康拉德期待的“理想读者”。

康拉德的“理想读者”

以阅读市场上的普通读者作为目标读者，借用“帝国罗曼司”故事样式讲述自己的航海经历，这一策略贯穿康拉德“布莱克伍德期间”的作品中。不过，契合康拉德心意的是超越囿于通俗故事样式的理想读者。这一心意透露在他与友人的通信中：康拉德坦言，他对那些阅读通俗故事的普通读者并无兴趣，这类读者只感兴趣于眼见之实，譬如远航与船只，很少留意事件背后的意义（Conrad, Collected Letters 8:136）；与这一读者群体不同，“理想读者”既有“普通读者的视角”，又不乏艺术鉴赏力（Conrad, Collected Letters 2:94）。康拉德把“普通读者的视角”看作“理想读者”的部分构成，这一认识表明，“理想读者”与“普通读者”之间主要差异在于阅读的方式。因此，如何将两种阅读立场写入作品，并且引导读者在阅读中趋向于康拉德的“理想读者”堪称关键技术。关于《黑暗之心》对“理想读者”的期待，学界大多围绕故事表象与叙述风格之间的反差展开。洛特指出，看似简单的故事随着叙述的展开变得意义晦涩，为了理解作品意义，读者不得不“仔细、重复阅读”（Lothe 165）。立场相近，瓦茨认为，《黑暗之心》要求读者重复阅读，因为第一遍阅读与第二遍阅读的体验大相径庭（Watts 40）。简言之，《黑暗之心》以复杂的方式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这一观察揭示了作品对两类读者均具有吸引力，同时指出了作品整体上对康拉德称之为“不乏艺术鉴赏力”的“理想读者”的期待。不过，根据故事和叙述之分将两类读者分而治之，忽视了情节结构对读者的影响作用。前述提到，《黑暗之心》带有明显的帝国罗曼司特点，但是，借用马洛的叙述风格，康拉德引导类型化读者超越程式化期待，使得读者在阅读进程中关注马洛强调的故事意义。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情节进程中持续增强的视觉描写及其象征意义中。围绕马洛非洲腹地之行展开的叙述推动着情节延申，同时，马洛以经历事件时的眼光描绘当时的感觉与印象，导致情节进程迟缓。这一处理维持了“帝国罗曼司”对普通读者的吸引力，同时赋予旅程母题以象征意义和原型特点（Guerard 15）。当马洛接近内陆站时，他觉得自己像是“去地狱走了一趟”（Conrad, Heart of Darkness 19）。这一描述令人联想起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卷六中描写的冥府之路，以及但丁在《神曲》“地狱篇”里描绘的地狱之行；借马洛思绪引出的文学经典及其宗教主题赋予旅程母题和意象以寓言性质。依照弗莱的观点，出现在罗曼司中的意象通常具有写实和寓言双重所指，一方面，意象延续着它在罗曼司样式中的具体所指，另一方面，意象以抽象化的概念向着象征意义延展（Frye 89-90）。《黑暗之心》虽然不是弗莱意义上的罗曼司，不过，由马洛讲述的非洲腹地之行以其象征风格使得旅程母题超越了它在帝国罗曼司样式中的日常所指。

围绕旅程展开的叙述持续赋予《黑暗之心》以象征意义，同时，关于马洛深入贸易站的讲述仍然维系着罗曼司的悬念。采用马洛经历事件时的有限视角，康拉德延缓揭示事实与真相，增强悬念与紧张氛围。例如，马洛一直不明白为何铆钉迟迟未到，直到不经意间听到叔侄的谈话后才意识到，沉船事故其实是贸易站经理试图谋杀库尔茨的阴谋。“铆钉事件”导致马洛前往内陆站的行程严重滞后，同时，马洛发现真相的过程赋予这一事件以主题意义：与此前对非洲丛林的恐惧形成反差，马洛觉察到了欧洲殖民者内部的权力倾轧。与这一事件形成主题呼应，马洛最终发现，库尔茨与传说中的英雄形象大相径庭。“透过望远镜我看到一只又细又瘦的胳膊向上伸着，像是在发号施令，下颚一上一下地活动着，深陷在瘦瘪脑袋里的两只眼睛透着阴森之光，脑袋不停地上下晃动，像是痉挛一般”（Conrad, Heart of Darkness 74）。马洛从望远镜里看到的库尔茨具有写实和象征双重意指：库尔茨以征服者自居，高谈阔论“普遍之爱”（74）；与这一形象形成反衬，马洛对身体部分的描写——手臂、眼睛，以及脑袋，勾勒出一个令人恐怖的“鬼魅”形象。实际上，早在这一幕之前，马洛已经从库尔茨住所周围的景象中看出几分端倪：远远望去，只见“房子四周矗立着六根细木柱，木柱顶端摆着像是用来装饰的圆球（64），走近时才发现那些圆球是人的骷髅头：“双唇干皱，露出一排牙齿，笑嘻嘻的，在永恒的睡眠中笑个不停”（71）。马洛起初以为是一些装饰品，到后来发现是骷髅头，这一视觉行为展现了马洛由远及近的认识过程。依照瓦特的解释，用马洛经历事件时的视角描述初始印象与后续事实之间的差异，这一叙述策略意在“延缓解码”（delayed decoding），有效地将读者置于马洛的立场，理解其认知进程与心理感受（Watt 175）。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解码”仅限于对事物表象本身而言。马洛发现所谓“装饰品”实际上是骷髅头以后，深信眼前景象是“引发思考的粮食”，但是觉得自己难以看清隐含其中的“意义”（Conrad, Heart of Darkness 71）。换句话说，藏匿在视觉对象背后的意义等待着解码。细读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作为叙述策略，“延缓解码”不止一次出现在情节进程中；同时，与意义有关的观察与思考反复出现在马洛的意识中。

马洛从一开始就把所见所闻当作等待解码的谜团。启程之初，他站在船上看着海岸线滑过，觉得这是“一个无法揭开谜底的一个谜”：“海岸就在你眼前——微笑着，皱着眉头，向你招手，宏伟、卑劣、乏味，或者野蛮，永远沉默却又像是在窃窃私语：来吧，探究一下这里的秘密”（Conrad, Heart of Darkness 15）。马洛对岸边丛林的拟人化描绘将地理空间置换成一个既有诱惑又有危险的野蛮人形象，挑战着马洛一行自视为文明使者的欧洲人。来到中央站后，他看到一个黑人脖子上系着一小段白色羊毛线，觉得更加不可思议：“他从哪里弄来的？这是个标记——一种装饰物——一个符咒——还是祈求神灵护佑的表示？是否表示其它意思？”（20）象征现代工业的羊毛线竟然被黑人当作护身符，在马洛看来真是匪夷所思。马洛以设问方式将问题抛给船上听众。同时，为了鼓励听众提出自己的看法，马洛坦言自己的叙述能力极其有限，认为自己“彷佛在讲述一个梦”（32），所幸的是，他相信听众“从故事中发现的意义远远超过自己的理解”（33）。作为故事中的人物，马洛对其听众的期待不等于康拉德对理想读者的期待；不过，马洛的叙述方式及其修辞意义作用于故事中的听众，也影响读者的阅读过程。正如康拉德所说，选择马洛作为叙述者，相当于只讲述了故事的一半，“另一半在读者那里”（Conrad, “Author’s Note” v）。换句话说，马洛的叙述使得非洲腹地之行的意义溢出“帝国罗曼司”类型；至于如何理解其中的意义，则有待读者像故事中的听众那样从字里行间进行阅读。

康拉德的小说创作深受出版语境与读者期待影响，如何在满足普通读者期待的同时表达自己的才华，并从大众读者中挖掘、培育契合自己审美意趣与价值立场的“理想读者”，这一议题堪称理解康拉德小说艺术的关键点。作为“布莱克伍德期间”的重要代表作，《黑暗之心》采用“帝国罗曼司”题材，讲述马洛的非洲腹地之行，吸引历史语境中的普通读者；同时，以马洛为叙述者，赋予其象征意义的叙述策略与风格，并在故事中安排具有修辞作用的聆听场景，康拉德引导普通读者从表面阅读进入深层次象征阅读，探究马洛未能明言的故事意义。这一形式特点表明，《黑暗之心》为作品出版时的普通读者而创作，契合康拉德审美意趣的“理想读者”并不排除作品的目标读者；不过，作为理想化的阅读群体，康拉德的“理想读者”代表了作家在世纪之交对英国文学市场既依赖又疏离的矛盾关系：以文学期刊读者群体的阅读趣味为参照，康拉德创作了一系列“帝国罗曼司”；以回忆往事为故事构架，借用叙述者富有象征意义的叙述风格，康拉德赋予通俗故事以艺术旨趣。正是这种姿态使得康拉德小说的现代主义具有大众和精英双重特征。《黑暗之心》只是这一特点的一个缩影。

责任编辑：杜娟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3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往期精彩文章回顾：

宁一中 | 耶鲁学派、解构主义及耶鲁学者 ——J. 希利斯·米勒先生访谈

《外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3期主要论文摘要

目录 | 《外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3期

王一平 | 《神经漫游者》的三重空间书写与批判

徐彬 | 想象“他者”与“他者”想象——现当代英国流散文学与英国国家身份构建

END

关注《外国文学研究》官方微信平台

《外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