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有为：烛光寄情忆故人(3) ｜追念学友施光亨
追念学友施光亨
史有為
算算时间，我与施光亨在北大早已同了三年的系，但直到1960年秋天我们俩才认识。
他56年到的北大中文系，我则早到了一年。我与光亨就这么不认识地同学了三年。55级和56级似乎不怎么来往。可是很奇怪，55级倒是与57级有比较密切的接触。
很倒霉，59年夏，我患上严重的肺结核，不得不休学了。感谢学校，把我送到亚非学生疗养院去治疗。1960年7月初，经过长达一年反复的试验性治疗，边是传统的西药，边是大蒜滴入的新医，我的肺部空洞终于愈合，逐渐钙化了，达到了出院标准。告别亚疗，我又回到了北大。办好了复学手续，准许我插入中文系56级语言班。这是我不情愿的，却又是无法拒绝的。说不情愿，是因为要与55级告别，那里有我四年来熟悉的同学，有我55级的学号，有我的辛苦与记忆。说无法拒绝，则是按照章程，只能插入最近的那个年级。
56级，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我一个人都不认识。56级语言班接到通知，要插入一个陌生的“留级生”，可能也不是滋味。正好，32斋432室还有一个空床，我就安排在那儿“下榻”了。当时的北大，住宿很紧张。在55级的时候，我是住29斋，比较小，一屋子6个人。32斋是后盖的，屋子略大一些，住8个人。同屋的还有七位，记得有施光亨、郭丙于、汪景寿、陈良明、饶杰腾、洪成玉，应该还有一位，实在记不起来了，可能是詹龙标或者是吴兆孟。我就是在这间宿舍逐渐与光亨熟悉的。我和饶杰腾上下铺，光亨睡我对面，与郭丙于上下铺。我一侧身就看见他们俩。我们还真是有缘。
56级跟55级一样，也有一百多人，除了语言班，还有三个文学班。文学班的同学，我更是一个也不认识，因为根本就没有交集，也没有交流的机会。五年制的最后一年，已经不上课了，剩下的两件事，一是搞科研，编写《汉语发展史》，二是写毕业论文。各自忙各自的。除了走廊里召开全年级大会，碰面的机会很少。
到了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两眼一抹黑。人常常是被动的，我只能默默接受所有的安排。我被分在音韵组，负责为音韵部分提供资料。同组的我现在只记得还有刘月华，她是负责俄文资料翻译的。而光亨是在词汇组。在业务上没有交集。跟我在音韵组的记得有舒宝璋、冯志白，还有同屋的饶杰腾。这是开工快一年的项目，已经快到收尾阶段。大环境则还是“左”，批判这，批判那。除了要应付“左”的批判会，我们这个屋子，还是很和谐，没有争吵，没有红脸，没有沉默对抗。对我这个新来户，也从给予了理解和友善。这里就包括光亨。
光亨与我是大同乡，无锡人，却有浓黑的眉毛。给我的印象是，率直，干练，阳光，豪爽，时常有幽默的玩笑，让一时的紧张或可能的不快化为乌有。这些都与“江南”这个符号有些反差。他常常在冲动话语交谈的最后会“哈哈”一笑，蹦出一个诙谐的结束语，顿时化解了大家的紧张。因此，他也成了同学中的缓冲剂。我是常州人，却来自上海。无锡和常州的话是相通的。这两地有共同的戏曲，就叫常锡文戏。现在改名叫锡剧。可惜，我们之间从未有机会使用方言交谈，否则，我与他的生活将更有趣味。
毕业那时，光亨和王绍新已经确定了关系，共同作为出国师资，留校再学三年阿拉伯语。他们俩按时地上北大东语系报到去了。我跟饶杰腾、洪成玉、郭成韬几个本来是作为研究生留下的，因此都没有回家，等着开学。后来接到通知，研究生名额削减了。我们这四个都被削减了，怎么办，就留下一起做了三个多月的中文系“见习助教”。一直等到61年的12月下旬，我们才等到再分配方案。郭到了人大，饶和洪到了今天的首都师大，我则去了中央民族学院。各得其所，没有后悔。这以后我和光亨就几十年没有机会再聚。
等到第二次见面，那已经是33年以后的日本了。1992年到1998年，我在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任客座教授，光亨已是北京语言大学的教授，独当一面，先后主管学报《语言教学与研究》和出版社，最后任教务处处长。记得好像是1994年，他因公务访问日本，促进教学交流。他打听到我在日本，于是想办法找到我的电话号码，一通电话打给了我。我拿起听筒，耳旁响起了一个库存已久的嗓音，直率而有些粗犷。让我很意外。我顿时高兴非常，真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怎么说也要聚一聚，就约好在我的大学外国教员宿舍相会。那次陪同他一起来我家的还有一位，可惜我记不起来了。我略备薄酒，做了几个家常菜，还有我爱人作伴，一起神聊。我们聊到对外汉语教学，记得我说需要有一本常用习惯短语的工具书，以便弥补查不到词语解释之苦。他说，他正好准备编写这么一部词典。我说太好了，非常有用。他说已经搜集了二、三百个习惯短语。我们畅聊了一夜，他依然意气风发，话语不断，爽朗的笑声不时爆发。记得聊到高兴时，他脱下西服，露出彩色相间的毛背心，别致又显眼，让我久久不忘。最后，当然是依依惜别。很遗憾，这次有缘万里相会，怎么会忘了合个影？
记得印象最深的是，他很关心我的研究，建议我将发表的文章整理整理，出本书。在北语出版，他可以帮忙。当时，中国刚刚迈出改革开放的步伐，各方面都在探索，经济条件还不是太好，一切都要考虑市场和利润。语言学著作是赔钱的，因此出版比较困难。因此他的建议，不啻为一次飞来的意外馈赠。我由衷地感激，虽然又感到来得早了些。由此，就有了我的第二部集子《汉语如是观》（1997）。那时正是我发表“柔性观念”（1990）之后，正在琢磨如何深化并扩大“柔性”的研究。我不打算局限于传统的语法界限，想把“柔性”扩大到更多的方面。这是“柔性”发表以后的艰难开垦时期。我不打算一次就能成功，只是想把已经有过的试探拾掇拾掇。因此我就起了“汉语如是观”这样的名字，内容除了语法外，还包括语音、句法语义、外来词、汉字和方法论。反映我对汉语全方位渗入“柔性”观念的看法。我感谢光亨送我这份厚礼。但说实在，我的积累还远远不够，许多试探还在进行，因此，《汉语如是观》只能算是我第二阶段的一份初步记录。今天回过头来看看，有的可以保留，有的还太稚嫩，有的就应该考虑否定。这本书并不完美，已不可能再版，但却是我和光亨友谊的一个见证。
第三次相见，那已经是我回国定居的时候了。那是2016年的1月18日，华语教学出版社举办庆祝该社成立30周年的座谈会上。因为我与华教社有两次合作，故而得到邀请。一次是华教社与新加坡联邦出版社合作出版由我主编的《时代新汉语词典》（1993）。最近的一次是经我的联系，日本《现代中国语研究》杂志（先任主持，后任顾问）获得华教社的支持，与日本朝日出版社合作出版中国版。我事先不知道都有谁参加。我到得早，迎接来宾一个个地步入会议室。突然眼前一亮：这不是施光亨吗？后面满头白发的是谁？不就是他夫人王绍新吗？我赶紧上前，跟他们俩一一热烈拥抱。这可是别开生面，会场上还没有别的来宾采用这样的热情方式。真是有缘啊！我们这两次分手与重逢竟每次都隔了几十年。这次离开大阪那次见面又过了二十几年。而与王绍新的再相见更是长达55年。悠悠的岁月，在我们脸上都刻上了风霜！1961年毕业时我们都青春年少，如今却都成退休多年的老人。
原来他们与华教社的友谊早在1987年就建立了，比我早了好多年。光亨和北语卢晓逸老师等合作缩写了巴金“激流三部曲”的《春》《秋》，从每部洋洋三十万字缩编为各三万字，供高年级做阅读教材。这工程可不小，缩写首先需要看透原著，把握原著的脉络与细节，才能斟酌轻重，保留精髓。他们在每个汉字下面都标上拼音，每页的侧面还配上生词解释。这两部阅读教材就是由华教社出版的，而且2008年再次增订出版。此外还有光亨的夫人王绍新的《汉语英语阿拉伯语科技词典》（1998）。就是这一次，我们互相交换了电子邮箱，恢复了联系。也是这一次，绍新悄悄告诉我光亨的近况，说他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迹象。不过，那一次，我倒是没有觉得有任何异样，对许多人的发言还是有所反应。只是觉得为什么光亨不发言，这么喜欢说话的一个人，突然间少言寡语，而是让绍新一人谈与华语教学出版社结缘的经过，让人觉得有些不习惯。绍新主要谈阿拉伯语词典在国内空缺的窘境，谈到搜集科技用语的艰苦，也谈到感谢出版社出于工具书全局的公心，拍板揽下这不赚钱的买卖。不过，当时我可没有多想，只想着是光亨有意谦让，为的是要突出夫人。
也是在这一年的春夏之间，我有缘在北语开会，就抽空顺便到他家去看望了他们。我们互相送了书。我送他们一册《汉语外来词》，光亨立即拿出一册《汉语口语词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送我。这部词典正是光亨在大阪透露的那本。我翻了翻，都是口语里常见常用而一般语文词典不大收录的，以短语为主，也有被划进多音词的，共180余条。里面还有一百多处近义词语的辨析、比较，有丰富而日常可用的例句。解释也简明易懂。外国人学汉语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工具书啊！
通过这部词典，我才进一步了解了他：光亨是勤奋的，他在繁重的行政事务下，不甘心于离开教学，居然利用下班后的时间，放弃休息，挣扎着，奋力着，要竭力挽回一点点学术空间，编纂教学词典，为学生和教师操劳。这就是北大的精神，北大人的品格！他与绍新共同主编的《汉语教与学词典》（商务印书馆2011年再版），就是在这样的毅力下与夫人合作产生的。这更是一册大部头的工具书，在3100余个汉字下，介绍了3200余个词语。几乎每一词条下都有提示和比较，说明该词和该例句如何使用，实用又好用。这对外国学习者，对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无疑都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那天，我觉得光亨还很正常，一点看不出有病，只是话少了些。可是临走的时候，绍新还是偷偷跟我说，他确实有这个病。根据这两次的接触，说他患上那个病，我还真有点怀疑。可是，等到第五次相聚，就觉察出状况了。也是那年，2016年的重阳节，汇聚在母校，出席56级入学60周年座谈会，光亨也出席了，但是却少了他夫人王绍新。原来绍新因骨折住了院，没法参加。她至今想起，觉得错过了那次机会，成为终身遗憾。会上光亨已经明显表现出对周围的异样淡漠。坐得满满的几十位老同学，来自全国各地，热切的招呼与发言，让我与他已没有了交谈的机会。会后我们聚餐北大农园食堂，之后，部分同学还陪着光亨一起去医院探望了绍新。
第六次见面，那是2019年4月20日，56级入学60周年回忆录《此世今生未名情》发布座谈会，光亨和绍新两口子都来了。还是在母校中文系的楼里。光亨的行动就明显异样，偶尔会对某些发言发出一些奇怪的指点。但绍新立刻会设法化解。可能是同学们事先都已知道他的病情，因此不以为然，并不影响会议与发言。
看着光亨如今的沉静与木讷，想起当年他的意气风发和爽朗笑声，我不禁为光亨难受，也为绍新忧愁。绍新说，我得带着他，不能让他一个人在家，怕出事。绍新也说，在家里，我也安不心来，有时他会出点问题，要全力护理他，不得不放下自己的研究。为了光亨，绍新付出了太多太多。她成了光亨的拐杖，成了他的发言人，还成了他生活上无处不在的靠山。真是：
耙疏勤勉千百回，亲手育苗满花蕾。
一世奋斗豪情在，几年侍奉君念谁？
但是谁都没想到，分别才一年，光亨病情会突变。连绍新也想不到，骤然间他会与终身的伴侣永别。
当噩耗传来，我几乎不能相信。我更担心，绍新能否坚持。这个打击太大了，也太突然了。这几年来，小小的语言班，居然一个个地西去不归，同宿舍的，最早走了郭丙于，后来是汪景寿，接下去可能是陈良明，2016年又是挚友饶杰腾，去岁是洪成玉大哥，接着就是最近诀别的光亨，一共失去了六位。隔壁两个房间的，李思明、蒋欣、黄英忱、薛宝琨，也挡不住袭来的召唤，早已先后离去。2016年重阳节在一起聚餐的吴兆孟，也在两年后突传悲讯。女同学，何乐士大姐，2009年领先走了。刘月华，分别不久，去年也骤闻离世。当时恰逢重阳将临，我写了四句抚慰自己与同窗：
老友西归心感伤，却迎红叶又重阳，
愿君三学黄永玉，笑对死生如素常。
同年级的张仁健，主编了56级同学回忆录，可没来得及见这部书，就突然撒手而去。这情景怎能让人停住伤感。此刻又见光亨病情突变，匆匆离逝，教人毫无思想准备。生死本是人世间的规律，骤然面对，却也难免感伤。光亨是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关键期的开拓者与领跑者之一。人的一生很短也很长，但在这长长短短的一生中能咬住一件事不松口，却是非常的不易。许多人都动摇了，松口了，但是光亨没有。他完全可以轻松做官，休闲度过办公室剩下的光阴，但他却选择了受苦，在千百个词条中忍受煎熬。在这煎熬中炼成了一位知名的辞书学家。感伤之余，不禁又流出几句：
同学相随赴佛天，归途忍看哭君先；
茕茕窗下谁孤影，留住典章传世间。
想起这六次长长短短的聚散缘分，想起光亨的为人与友情，想起他的词典和他的事业。6月15日，我写下了一副挽联，希望能概括他的一生，并以此来纪念他。现在，为了韵律，也愿光亨永存，我改换一字[①]，再次将此联献于他的灵前，并以此结束这篇短短的追念。
才智琢成光範[②]永 一生坦蕩贊无悔
辛勤拓出亨衢[③]存 几度波瀾含有情
2020年入伏日
草于法华寺侧亦蜗居
2019年4月20日56级入学60周年回忆录《此世今生未名情》发布座谈会后合影。前排右起第二人施光亨、第三人施光亨夫人王绍新，后排右起第三人为笔者。
施光亨、王绍新与史有为在2016年1月18日华语教学出版社成立30周年座谈会上。左起施光亨、王绍新、笔者本人。
[①] 下联原用“在”，仄声。今改为“存”，平声。与上联的“永”平仄相和。
[②] “光範”，《汉语大词典》释：犹光仪（光彩的仪容）。宋·周密《齐东野语·熊子复》：“及改秩作邑滿，造朝謁光範。”《剪灯馀话·江庙泥神记》：“偶得接見於光範，陡然忽動其柔情，莫或自持。”
[③] “亨衢”，《汉语大词典》释：四通八达的大道。《易·大畜》：“何天之衢，亨。”孔颖达疏：“乃天之衢亨，无所不通也。”唐·元稹《苦雨》诗：“東西生日月，晝夜如轉珠。百川朝巨海，六龍踏亨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