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民愫、范莉莉||爱德华·汤普森阶级史观的多维阐释

梁民愫，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范莉莉，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博士研究生

摘 要：

在英国新左派史学界内部，学者们普遍关注爱德华·汤普森阶级经验叙事方式，将阶级研究中的文化与结构因素结合起来，探讨汤普森阶级史观在文化转向和新左派史学转向中的学术价值与政治意义。国际新文化史学界重点分析汤普森阶级话语运作机制、阶级经验方式及其主体性关联表征，强调在大众政治行动中的阶级经验形式与阶级意识差异，揭示政治、地域、性别以及不同社群文化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批判阶级话语分析学派出发，坚持对汤普森阶级史观进行历史唯物主义重建。在国际史学回归“宏大问题”叙事的当下情境中，全球劳工史学界亦参与到对汤普森阶级史观的阐释之中，学者们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史研究，彰显英国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全球史学意义。

关键词：爱德华·汤普森;新左派;阶级史观;文化转向;全球劳工史;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

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丰裕社会”形成、消费主义社会与工人阶级文化的变迁，英国传统左派遭受重大理论危机，反对斯大林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新左派运动拉开序幕。在新左派学术领域，“1950年代和1960年代是一个‘文化主义的时代’……紧随其后的便是1970年代‘结构的时代’”。以汤普森《形成》为经典文本的工人阶级史研究及其“文化主义”范式则是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为根本历史观的新社会史范式，主张关注“文化”因素对社会历史变迁的基本作用，认为工人阶级“经验”是文化表达的重要手段，而日常经验中形成的“阶级意识”是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主要标志。从50到70年代，汤普森阶级研究的文化主义范式在两代英国新左派史学群体内部，产生了不同的理论应对与历史回响。英国新左派史学界对汤普森阶级史观的反思，体现为在文化研究领域进行关于“整体生活方式”的讨论，也表现为两代新左派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理论争议。

从总体上看，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新左派文化视域中，汤普森阶级史观及范式演进的“文化转向”主要由三个因素推动。一是政治因素层面，时代语境与政治环境形塑了史学研究的“民粹主义”倾向与“身份认同”政治。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局势缓和，英国“撒切尔主义”保守政策，导致英国新左派运动及激进思潮渐趋衰落。英国史学界尤其新劳工史学以往注重社会矛盾与阶级斗争、阶级形成与生产关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前提的传统取向等问题，80年代以后逐渐让位于民族民粹“文化”叙述、民族历史构成与国家身份认同的史学旨趣。在这种政治形势与社会思潮的变动下，当时面临理论困境的英国新左派知识分子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家意识到需要积极反思既有的史学范式。二是史学因素层面，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降，英国“新左派”史家群体引领了英国新社会史潮流，批判借鉴欧洲大陆理论，力主打破传统经验主义史学，推动有关“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学术争鸣，成为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的一种内生力量与重要变革因素。三是就社会理论与历史资源看，它也受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人文学术领域里“文化转向”学术理论运动的影响。在批评新学科理论资源的基础上，英国学界热衷于或长期浸淫于诸如后结构主义哲学、文学批评理论与文化研究理论思潮之中。该时期英国新左派史家群体倾向于将汤普森阶级史观置于文化研究范畴之内，从范式意义上深入反思汤普森史学研究的特征，围绕诸如“人民”“阶级”“经验”概念进行抽象内涵分析，推崇研究文本的历史叙述风格与历史书写艺术，促进了有关新社会史学、新文化史学的“文化主义”范式变革及史学实践。

一方面，作为第一代新左派知识分子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中的重要代表人物，汤普森和同时代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德·威廉斯都关注作为工人阶级“意识”和“文化”所采用“经验”这种直接表达方式与叙事手段。然而两者主要不同的叙事策略或叙事手段分歧则在于“经验”表现方式的本质差异。前者主要关注作为工人阶级“整体斗争方式”的文化历史，后者则强调研究工业革命时期以来的英国“大众”社会及大众文化“整体生活方式”变迁的漫长历史。汤普森批评文化研究学派忽略了对18世纪英国劳工激进主义、阶级斗争及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系统考察。威廉斯则以大众文化取代工人阶级文化为前提，强调分析在社会历史总体性基础上的“情感结构”及其缓慢历史变迁，认为“(情感结构而非阶级)成了社会与文化因素的中介”。由此在肯定了汤普森阶级史观尊重普通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基础上，威廉斯认为汤普森关注阶级斗争及其对18世纪英国激进历史与劳工运动史的研究，实际上忽视了在“所有(汤普森关注的)历史时期中，有些阶级冲突会以其他的方式调和，在其中也存在着阶级矛盾的临时解决或暂时表现的部分”历史可能性。威廉斯正是在关注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以及“文化”自身生产与再生产的历史过程中，通过特定的史学阐释，开创了与汤普森文化马克思主义阶级史研究不同的分析模式，借分析文化独立性为手段，通过确立漫长文化变迁为研究目标，形成了有关战后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阐释路径。

另一方面，以佩里·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英国新左派及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在与汤普森长达16年(1964—1980)的论战中，以反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阶级史观为核心，以探究当代英国新左派政治运动方向为学术路向，确认了阐释17世纪英国革命“不成熟的阶级意识”的形成所造成英国社会主义道路“特殊性”等核心问题，全面审视汤普森阶级史观和文化主义史学范式。首先，安德森批判了汤普森阶级史观的“经验主义”倾向，认为他没有对社会历史的“结构”方面有任何实质分析。其次，安德森从结构主义的分析角度出发，认为汤普森阶级史研究主要忽略了经济基础的客观决定性，过分强调主观因素对阶级形成的影响。由此指出对于英国工人阶级如何形成这一命题，应该围绕着“工业革命在客观上对封建农业劳动力的集中改造与主观上作为对客观结构变迁的反应的一种阶级的文化的初步形成的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问题进行研究。再次，由于17世纪英国革命的不彻底性，“清教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无用的意识……这场革命只是改变了英格兰的社会结构而不是上层建筑”,由此土地贵族与资产阶级相结合，传统主义与经验主义相关联，致使革命产生了不成熟的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从而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意识的不发达。因而，历史经验叙事与史学阐释方式自然不能如同汤普森学说所强调那样，认为英国工人阶级自主的阶级意识和“能动性”,也不能如同文化马克思主义阶级史范式所认识的那样，单纯地强调“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英国传统激进主义文化的作用，而是需要大量引进欧陆结构主义理论来改变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贫困”。最后，对于英国新左派理论界而言，需要借助的是“抽象非有机”的解释前提，认识到阶级经验对社会历史“可能性的审视”理论的客观作用。实质上，安德森对汤普森阶级史观的审视与反思，体现了结构主义“关注结构”和“无主体性”的本质特征。

与此同时，关键问题在于，英国新左派史家群体围绕R.约翰逊所提出的关于汤普森史学研究的“文化主义断裂”命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约翰逊从调和两代新左派史家关于“结构”与“文化”争论的立场出发，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早期，第一代英国新左派及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诸如多布、汤普森、希尔以及希尔顿等人，他们之间就存在明显的思想分歧及学术断裂。虽然他们大都坚持底层人民史书写，注重大众政治生活的史学观念，但是随着60年代史学路标的时代转换，汤普森等人倡导“文化主义”史学范式，导致新老左派及英国学界围绕“文化主义断裂”问题展开论辩，他们聚焦“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的理论优劣进行了相关分析。有学者从文学批评和反思民粹主义的角度，考察汤普森工人阶级历史叙事美学和阶级经验内涵问题。恰如历史本身的逻辑那样，R.萨缪尔通过考察“人民历史”理论渊源，反思汤普森阶级史观的法国浪漫主义来源，分析了汤普森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双重风格及叙事美学。S.霍尔则批评P.伯克将工人阶级保守派也纳入汤普森“阶级经验”范畴的观点，认为这无疑是无限度地扩大了“阶级经验”及其概念内涵，必将导致一种民粹主义阶级经验范式。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英国新左派运动衰微，客观上新的社会运动主体变得更加多元，气场强大的撒切尔主义民族民粹主义及“身份认同”政治史学主流范式日益兴盛。正由于英国学界浸淫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人文学术领域里“文化转向”学术语境之中，特别是英国史学界热衷于对后结构主义哲学的实践考察，既侧重于文学批评的批判反思，也关注文化研究理论的养分吸纳，英国新左派知识界及史学群体对汤普森阶级史观与史学范式的理论研究及史学取向，主要采取了三种分析路向：一是，在一种文化“多元性共存”的视阈下，两代英国新左派代表人物聚焦了60—70年代社会“文化”与“结构”历史的论争，表现为“对话”与“弥合”的学术取向与实践特征。二是，以两代史家群体为核心的知识界倾向于将汤普森阶级史观置于文化研究范畴内，进行抽象化的概念分析。三是，90年代随着传统左派在西方学界的衰落，新左派史家侧重将汤普森阶级史观置于50—80年代新左派社会运动的政治语境中，在两代新左派知识群体代际更迭的时代背景下，借助政治思想史的学术谱系，通过文化史的分析路径，对相关理论问题采用总结性概括，对社会结构变化进行整体性反思。可见，这些历史阐释路径重点关注汤普森阶级史研究及其史学取向作为新左派文化理论遗产与社会主义政治价值，重新评估汤普森阶级史观及“文化主义”范式的重要意义，由此呈现了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其一，体现了阶级史观中“结构”与“文化”的“对话”及“弥合”色彩。这方面的批评延续了前一阶段结构主义的主要主张，在时代变换的当下意义上，增添了“调和”主义的色彩。安德森在肯定了汤普森主张研究工人阶级“文化”和“经验”的重要性的同时，着重批评了其阶级概念的模糊性，认为汤普森对阶级“经验”概念的使用并非始终如一，有时它指主体间相互关系和对“事件”的反应，有时又成为汤普森笔下连接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中间项，他强调引入理论必要性但又反对结构主义完全忽视“经验”的做法。理查德·约翰逊提出了在霸权相对稳定时期关注社会“阶级”范畴的运作方式的问题，并认为这是调和“文化”与“结构”论争的关键。

其二，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社会史学“文化转向”的影响下，聚焦于具体范畴与概念，继续围绕着汤普森阶级史观“人道主义”的民粹主义与经验主义问题，重新反思汤普森阶级史观的来源与性质以及价值。例如，拉斐尔·萨缪尔强调汤普森阶级经验的法国浪漫主义文化渊源，彼得·伯克关注未被汤普森“经验”范畴所包含在内的工人保守党，S.霍尔则反对阶级经验的包罗万象，意在提醒新左派注意当前对汤普森文化主义阶级观点研究中的民粹主义倾向。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家H.凯耶则充分揭示了汤普森“阶级经验”的功能与“能动性”观点的价值，认为它“一是拓宽了历史研究中阶级经验的概念，二是重新肯定了历史主体的动力作用”。它有利于书写个人政治史，也有利于历史批判主义的发展。

其三，是采用不同角度的学术史梳理，考察汤普森的阶级史观在整体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和新左派学术史上的价值向度及意义问题。首先，肇始于围绕霍尔将汤普森《形成》总结为英国文化研究领域里的“文化主义”范式的经典文本，在新左派文化研究领域，对汤普森阶级史观与范式的反思经历了从肯定汤普森阶级经验“作为工人阶级对社会关系的一种表达”开其端，经由强调社会史中工人阶级主体性主张，旨在强调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与文化研究共通性，到审思汤普森阶级史观与范式对大众流行文化形态和社会关系研究的价值意义，再回归到在身份认同史学的影响下，批判性审视汤普森阶级史观“整体统一性”的工人阶级叙事可能性，提出身份交互性(Intertextuality)的叙事理论。其次，从文化马克思主义阶级历史理论发展史的角度，约翰逊提出了汤普森阶级史研究的“文化主义”断裂问题。约翰逊认为在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早期，第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转向文化”,与更早的莫里斯·多布一代关注“经济”是不同的。当时新左派史家支持与反对此观点的声音不断。虽然论争莫衷一是众说纷纭，但却留给史学家以一种考察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文化转向”的发展史路径，重新审视汤普森阶级史观与范式的价值意义的思路。

值得强调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传统左派在西方学术界的衰落，英国新左派史家侧重从整体性视角出发，在新左派政治运动落幕和两代新左派更迭的历史语境中，把汤普森阶级史观意义置于政治思想史领域与文化史学术脉络中加以讨论。有学者侧重从新左派理论遗产与社会主义政治价值方面，重新评估汤普森阶级史观及“文化主义”范式的重要意义。G.麦克凯恩考察了汤普森对威廉·莫里斯的学术动机的研究，认为汤普森试图将“工人阶级的道德现实主义与客观环境结合起来构建阶级斗争的观念”。从英国新左派政治史和理论史的角度，R.马克威廉姆则比较了汤普森与霍布斯鲍姆的阶级史观，指出了其阶级史观的共性在于“二人都是将史学研究与政治承诺密切结合，关注工人阶级‘能动性’问题和大众政治运动的可能性与局限性”。或者断言“两者都是由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形成的政治忠诚所塑造的，都是将研究与政治承诺结合起来的榜样……两人都分析了有关工人阶级代理的问题以及大众政治的可能性和局限性”。相较而言，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家H.凯耶从汤普森政治活动、历史著作及其对左右两派不同的批评立场，评述汤普森阶级史观对历史批判主义的理论追求及其意义。其他学者既从《形成》在英国新左派运动中战略性意义和汤普森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继承，也从汤普森诗学素养、论辩模式和新左派政治认同等方面做出阐释。

由此可见，从英国新左派史学界近半个多世纪对汤普森阶级史观和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反思来看，实际上构建了三种研究的历史面相，一则，从20世纪50—70年代在英国文化研究领域，学者们关注工人阶级经验表现方式，即关注“大众”文化本身生产的总体性与社会再生产的漫长历史进程，到20世纪80年代后，文化研究关注作为工人阶级社会关系的历史表现，叙述多元身份认同下的工人“阶级经验”普遍性和不同阶级历史主体的独特经验。二则，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文化”与“结构”之争到20世纪80年代的“对话”与“弥合”为出发点，在社会历史“总体性”的视域内，对汤普森阶级史观与阶级经验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否忽略了经济因素、社会“结构”作用怎样以及如何发挥功能、是否具有民粹主义倾向和经验主义特征的持续讨论，反映了影响英国新左派史学界的文化思潮，在历史逻辑上，实质上深深受到具备由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哲学、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理论的批判与吸纳和新文化史思潮的影响。三则，以约翰逊提出的“文化主义”断裂为问题核心与理论引领，史家群体追溯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中的汤普森阶级史观与范式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文化转向”的反思历程，强调了新左派工人阶级理论发展的历史价值与学术意义。从总体上看，英国新左派史学界大多基于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中的“阶级”客观性这一客观主义认识论立场，深入揭示了汤普森阶级史观的内涵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实质，提出了一些有益观点，并且这些观点都没有离开工人阶级概念本身的客观性基础。然而，这一时期英国新左派史学界的激烈讨论，并不足以解决工人阶级“经验”及其在大众政治行动中何以形成一个阶级的“主体性”的关联问题。因而，我们有必要继续讨论的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是否存在本质统一与协同一致的工人阶级“经验”与阶级“意识”,如果没有，那么大众行动与反抗资本主义的历史又是由何种基础范畴或因素所主导?实质正是这些疑问引发了史学界的进一步探究。

历史进入20世纪，特别是自二战结束以来，总体上国际新史学潮流的重新定向及其范式转换，既呈现为不断挑战传统“科学的”“精英的”社会历史观的趋势，也彰明了反思实证主义史学路线的逻辑进程。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社会史“文化转向”的潮流下，学界对汤普森阶级史观的反思，实际上是通过质疑汤普森阶级史观中预设的“阶级经验——阶级意识”这一理论预定的“客观”阶级结构与阶级利益形成的存在论基础的方式进行解构和完成的。这种解构主义的批评趋向显然受到了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和新文化史兴起的影响。而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则来源于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对具有变革性历史力量的当代西方工人阶级渐趋消沉的现实的沉思，即后马克思主义者所称“社会阶级观点已经无关紧要”。新文化史学家认为阶级是集体认同的(产物),劳工史家应重点关注的是群体阶级“认同”如何形成的过程，尤其是体现在大众政治行动中群众的多样性“诉求”与话语的差异性。而且，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新社会史学普遍转向新文化史学的潮流下，学界公然挑战了传统解释学中社会史的因果解释体系，甚至出现了抛弃马克思主义“社会决定论”的理论取向。再者，整个西方学界关于“阶级”范畴与“文化”符号的辩论日盛，表现为一种“‘劳工运动’的停顿，惯常政治标志的转变，随之而来对‘阶级’传统符号的质疑……这种评价从当代政治辩论蔓延到历史编纂”的学术景象。总体上，这些学术史演变及其发展趋势既深刻影响了新文化史学界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史的研究，也直接促进了对汤普森阶级史观的反思。

  1.汤普森阶级理论的语言学“解构”及史学价值

这一时期，有英国新文化史学家强调18世纪大众政治活动中的“政治语言”与工人阶级意识的不平衡性问题。英国新文化史学界的“文化转向”从对汤普森阶级史观的学术批判与重新反思宪章运动历史及宪章派“话语”体系开始，表现为历史学家对本质主义阶级概念的分析解构，也是在实际的社会政治运动中关注历史主体能动性的语言呈现。在汤普森的《形成》中，1780—1830年间是英国工人阶级“形成”、阶级意识萌发及历史经验成熟的重要时刻。然而，如何解释随后工人阶级激进主义的形态衰落呢?这或可从80年代英国新社会史“语言学转向”的代表性史学家J.琼斯的理论观点中获得答案。琼斯从反思宪章运动中的激进主义政治“语言”的“结构”与“功能”入手，实际上颠覆和消解了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理论构成。琼斯认为，宪章运动的阶级基础只是一种政治意识而非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语言与意识上体现为民粹主义，这是因为汤普森“阶级经验”与“阶级意识”术语呈现了强大的主观性特征，导致了史家在运用这两个范畴时，存在不同程度地漠视语言本质功能，从而忽视了是否已然形成工人阶级的语言和意识的问题。鉴于“‘阶级’必须在语言环境中加以分析……‘阶级’是关于分配或生产关系理论论述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做的是研究政治语言里有关利益、认同、不满和渴望的产生”。也有学者认识到群众经历的剥削与压迫是一种语言秩序的特殊建构，必将导致群众相信排斥、剥削和压迫，这是引发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应该说汤普森的阶级范式无疑强加了从经验到阶级意识的历史阐释。需要进一步探究的则是，差异化的政治语言及其背后的运作方式，还有其与不同的历史主体形成之间的联系，这就需要进一步寻找比汤普森“阶级经验”更具有解释效力的理论范畴和观念视点。

必须指出，对汤普森本质主义的阶级理论进一步反思的重要领域即是“性别”范畴及“性别史”学科。由于本质主义的阶级理论只强调关注男性工人，忽略了妇女工人“经历”,因而，虽然《形成》是一部劳工史的经典著作，然而其研究对象(阶级意识与工人运动)依然是不完善的。法国性别史学家J.W.斯科特的研究直接指向汤普森“经验”概念的缺陷。她认为性别是一种权力的领域，我们只能从建构意义上体验其权力话语，此外别无“经验”,她批判了汤普森忽视了女性工人在建构工人阶级群体意识的作用，从而忽视了社会性别的影响。随后她认为“经验”自带意识形态性，汤普森却将貌似统一的“阶级经验”现象凌驾于其他社会多样性，从而使具有“本质主义”属性的“经验”范畴成了阶级认同的概念基础，无疑这种立场具有明显不足，因而其出发点值得怀疑。相反，人们对阶级“经验”应做历史化的解读。实际上，史学研究把性别差异作为分析的维度，比“经验”分析更具决定性功能与基础性影响。

从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经由哲学领域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观念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史学界对汤普森阶级理论“语言学转向”的解构主义阐释。在受“语言学转向”影响较大的新劳工史领域，特别是涉及社群意识与大众行动关联领域，诸多学者倾向于考察建立在话语基础上的、相对独立的工人阶级文化形成的历史。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P.乔伊斯进一步分析了阶级语言的“自主性”,强调将话语叙述的表达与关联模式背后体现出的权力关系作为历史考察的重点，以取代汤普森人道主义式阶级概念。G.斯坦因梅茨提出了成功的阶级形成需要一系列这样的叙述性话语，在不同的层次上运作的观点。因此阶级形成往往被视为一种语言表达与历史表现，阶级语言在工人阶级生活中表现得尤其重要。

此外，这一时期新文化史学领域还出现了探究话语在“实践”层面上，如何通过客观的工人社会组织和集体行动，从而倡导了一种对汤普森文化主义范式推进方式发挥作用的分析思路与考察路向。代表学者是M.斯坦因伯格，他借助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和巴赫金学派语言学理论，关注工人日常生活中的话语实践及其反映出的下层阶级更为丰富的“反霸权”的生活经历。斯坦因伯格认为后结构主义者(琼斯等人)对阶级形成的再分析，实际上偏离了“阶级”话题中心，总体上不利于理解汤普森阶级形成“能动性”的观点。斯坦因伯格认为不如将“话语”作为连接“经验”与“能动性”的中间项，让话语通过社会组织与集体行动的途径发挥作用。然而相反的事实在于，后结构主义语言分析却使行动者削弱了其能动性。他将汤普森的阶级概念理解为在一个可理解的“网络”层级，其中由工人自身去表达、去建构自身的能动性，因而，研究者关注的重点理应在应对话语不同位置处境中进行的分析，理解话语织成的意义网络，阐释由此产生的工人阶级意识形态。基于语言学巴赫金学派理论成果的理解及运用，斯坦因伯格深入探究了“对话”这种话语形式在工人阶级意识与阶级认同中的结构功能性及史学意义。归根结底，语言可以与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相结合，阶级斗争在霸权意识形态体系中酝酿，阶级意识(身份)则以抵抗意识形态的反霸权方式呈现。斯坦因伯格关注实践中的工人及其与资本家之间的“对话”分析，成为一种解决阶级意识何以形成问题的思路。

在今天看来，话语学派对汤普森阶级史观与范式的语言学解构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自身反思从前“宏大叙事”下，那种貌似“亘古合理”的恒常“阶级”范畴，也有利于思考实践中在不同的语境中历史主体所具有的不同含义。但是恰如马克思所说，“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正如汤普森本人并不赞成新文化史的理论与研究方法那样,很难说这种强调“语言”与“话语”的自在性阐释不是对汤普森的一种误读。并且，在这种“语言学转向”的语境中，对汤普森阶级史观的解构自身就因固有的主观论局限，使它始终不能完全取代汤普森新社会史书写的阶级理论与史学范式传统。由90年代末到千禧年初期，“文化转向”使得蕴含“话语”“文学”和“叙事”的语言学转向也倍受质疑。“到90年代的中后期，新文化史潮流也出现了衰退的迹象……从那时以来，西方史学界并未显现更新的潮流，但新的史学动向是存在的，那就是对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同样重视，历史研究不再偏向于社会/文化的任何一方。”随着史学界另外一部分学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客观主义“阶级”的历史认识论立场，由于他们不断对话语学派观点进行批判，史学界形成了另一股对汤普森阶级史观及文化主义范式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浪潮。

2.对汤普森阶级史观与文化主义范式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

早在20世纪80年代，当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历史语言与话语理论开始兴盛之时，国际新文化史学界即已出现了对汤普森阶级史观与史学范式重新回归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解读取向。这些学者反对“语言决定论”,采取站在汤普森的英国本土性与阶级经验的立场看问题，把宏大叙事和“文化与社会”、文化研究理论与政治经济维度相结合，反思批评汤普森阶级史观及文化马克思主义范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无疑重建了国际新文化史学界对汤普森阶级史观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体系。

加拿大新劳工史家布莱恩·帕尔默致力于揭示阶级话语理论是反历史的认识论，批判了前段时期话语理论对社会史的观念攻击与思想批评，肯定80年代语言学转向文本分析的史学批判价值，认为工人阶级意识水平确实存在差异。但他反对琼斯一派的史家群体过分使用话语解读汤普森阶级史观，特别是将话语“物化”的价值倾向，强调汤普森也重视分析工人话语，其目的是突出工人阶级具有主观能动性。因此帕尔默回溯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创作的第一代新左派社会政治运动语境，主张把语言放置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中，把它视为调节经济和文化、结构和过程关系的重要媒介，阐明了《形成》在反对经济决定论及当时自由主义史学的批判意义。随后，帕尔默在《异议与反对》一书中，就以汤普森思想谱系及政治活动为主线，重新考察汤普森的阶级史观，注重其史学实践的重心转变，继续反对前一阶段语言分析学派的观点与方法，尤其反对静止化或同一化的汤普森研究风格，指责现实中业已形成某种产业化、标签化的汤普森历史批评学。作者认为《形成》表现了一种“辩证悖论”,即阶级在建构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悖论中、在反斯大林主义的目标上产生。汤普森阶级分析视域始终建立在与斯大林主义史学斗争的基础上，呈现独特论据处理方式与理论观点风格。考虑到汤普森在关注英国本土的同时，同样关注世界其他地区，如美国、印度的新左派理论与学术。可以说帕尔默对汤普森阶级意识的理解，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客观主义立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新文化史的各种具体史学研究领域，对汤普森文化主义阶级史研究范式的推进路向，不断呈现出多元结合的特征，多数研究不再以不同群体差异化的阶级“语言”(史)为主要变量，进而探究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的历史，而是综合考虑“社会”与“文化”要素，例如史学界通过考察18世纪英国卫理公会、群众性政党、地方排外主义来探究形成或阻碍阶级意识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国际学界又拓宽了研究范围，例如在“社会”与“文化”相结合的新社会文化史领域，学者们发掘了汤普森阶级史观在社会代际转换和对少数边缘人群“经验”历史发掘与研究方面的史学意义。

90年代中期以后中外学界提倡“回到马克思”,国际新社会史学领域重建阶级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阐释得以回潮。鉴于以往结构主义把阶级定位为一种“社会结构”的基本事实与分析范畴，从而忽略生产关系对阶级形成过程的影响，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学者A.伍德重新考察了汤普森作为“关系和过程”的阶级理论，认为汤普森从社会关系的分析维度，看到了被结构制约的过程，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历史进程的矛盾论分析与冲突论解释。在这种意义上，当汤普森强调阶级意识是阶级形成的标志时，其意图在于表明“阶级形成是成为一种政治力量的过程”。德国史学家G.伊雷和英国新社会史家K.尼尔德在回溯汤普森阶级史观语境基础上，认为汤普森并非完全抛弃结构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而是在确定了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模式上虽然反对阿尔都塞概念化的思路，然而并未排斥社会决定作用。

纵观20世纪80年代国际新文化史学界一部分史学家对汤普森阶级史观与文化主义范式的唯物主义“重建”的历史叙事，可以看出：一方面，他们在历史唯物主义客观主义认识论基础上，大都采取历史主义“理解”的立场，将其阶级史观放置在其著作文本生成语境之中，或置身于历史文本的思想史语境，重构“阶级”与“社会”等基本范畴，将社会、文化与理论进行整合，从而呈现动态客观论述，检视在唯物史观下的阶级分析法，批判性认可其阶级意识理论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他们从话语学派立论的溯源理论——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出发，着力发掘汤普森阶级史观中所体现出社会结构的深层蕴意，意在从根源上反击话语学派所秉持的(后)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恢复“阶级经验”与“阶级意识”范畴的基础性与稳定性。

在国际学界特别是欧美史学界，应该说回归“宏大叙事”和研究“宏大问题”是新千禧年以来全球史学发展的一种实践动向。从这种角度上看，此前基于所有文化理论视域对汤普森阶级史观的阐释研究，都局限在地域、国别、地方性历史和微观分支领域。新千禧年以后，汤普森阶级史观及史学范式的阐释路向，表现出更为鲜明的全球性国际化特征。在冷战结束后全球移民浪潮和全球化经济的时代，学界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历史重要性的关注，已经深入到将阶级、性别、种族、民族等因素结合起来，甚至超越区域国别的局限，探索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内在运行规律。这样对全球资本主义历史的重新关注也鼓励了劳工研究者和工人阶级史学家探索劳工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权力结构的关系，全球与跨国历史的兴起促使学界重新定义与重新阐释工人阶级，考察多因素影响下全球资本主义塑造阶级关系的方式。随着亚非拉劳工史研究的蓬勃开展,国际劳工史研讨会、区域学术机构(如20世纪伊朗“底层史”会议、印度劳工史学家协会、巴基斯坦劳工教育研究所等等)相继成立，新劳工史学科已然全球化。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新社会史思潮通过“历史工作坊运动”“华威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研究项目及其“国际研究生教育与全球劳工史课程”等，从多渠道多途径多方式向外传播，影响触及到诸如印度、伊朗、南非等国家与地区的新劳工史学科的建立发展。伴随全球化进程的纵深发展和国际社会政治经济的不断变化，国际学界普遍认识到“全球的‘劳工穷人’如何感知和代表自己，以及阶级关系的组织和谈判方式，是由更大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变革所决定的……都受到阶级认同和阶级关系概念的影响”。

新千禧年以来，学者们强调运用宏观比较联系的方法，关注跨学科、跨地域、长时段的劳工关系与社会运动研究，汤普森阶级史观及史学范式的全球性阐释及影响传播，在全球劳工史学思潮的发展下散布与高涨起来，全球新劳工史学界对汤普森阶级史观展开了更为热烈的讨论，集中表现有三：一是在“全球劳工史”的视域内反思汤普森阶级史观；二是探讨汤普森的阶级史观与范式的全球化传播对其他国家新劳工史范式传统形成的影响；三是汤普森阶级史观的理论本土化进程。在第三世界反思西方中心论及其“文化转向”的过程中，相关史家在实践领域运用与推进了新劳工史书写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范式，已经蔚然成风。

1.汤普森阶级史观与“全球劳工史”散布传播

在“文化转向”之后，全球史学界也开始重新思考并着手重建汤普森阶级史观中整体的“工人阶级”这一概念。90年代荷兰新劳工史家率先提出并发展了“全球劳工史”概念，M.林登从新全球史视角看待《形成》中体现的“英格兰特性”与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外源性”问题，“根据他的分析，英国是分析的逻辑单位，虽然外部因素当然会影响它，但这些因素被具体描述为外国影响。因此，法国大革命在汤普森的叙述中起着重要的背景作用，是工人阶级活动的灵感来源，但邻国的发展始终是一种‘外源性’。除此之外，殖民主义在整个十九世纪对下层阶级的生活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但却被忽视了”。他把汤普森阶级史观和劳工史研究方法看作是“从所谓旧劳工历史过渡到新的历史的最重要的路标”,并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门学科领域已经发展成一个真正的全球性项目”。随着地域学术影响的扩张和大量实质研究的开展，从全球性的新视角看汤普森史学范式确有特别之处。

在2013年《形成》出版50周年之际，世界各地学者从全球劳工史角度发表文章，纪念这部伟大作品和这位伟大史家。英国曼彻斯特人民历史博物馆赞助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和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的资本主义研究计划。同年10月召开研讨会后，《劳动》杂志发表了由布莱恩·帕尔默等学者领衔的《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50周年诞辰》两组笔谈，共70余篇论文。诸多学者从新千禧年以后当代工人阶级形成的“情感结构”、19世纪跨国别与跨区域劳工阶级网络的形成等思维角度，分析汤普森这部经典作品的史学价值及颇具理论意义的治学方法。此外，美国学者G.文纳特等借由对汤普森史学著作的分析来引领学者关注当代关键性问题，强调汤普森阶级史观在种族、阶级和国家的不同形态塑造的新国际环境中展现新价值的非凡意义。

2.汤普森阶级史观对国际劳工史范式传统的实践影响

随着汤普森阶级史观与范式的全球传播，世界各地的诸多学者注重从“比较”与“联系”的维度，实践推进了各自的学术路向，一方面研究汤普森对本国本地区劳工史书写的特殊性传统的塑造，另一方面注重探讨汤普森阶级史观对于全球劳工史领域研究的方法论范式意义。首先，荷兰社会史学者J.卢卡森较早聚焦“全球劳工史”主题，编著了《全球劳工史——最先进的艺术》这本论文集，考察了汤普森阶级史观及其全球化传播对典型性国家新劳工史传统形成的重要影响。其中，帕尔默比较了以多布、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五六十年代新劳工史传统对于北美新劳工史学家的代际影响，认为汤普森的阶级史观启发了北美新劳工史长时段的工人阶级“传统智慧”的学术研究。L.塔克撒则认为澳洲六七十年代劳工史研究也深受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底层历史”社会史观及《形成》范式的极大影响，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民族主义转变向度。就方法论意义而言，K.娜维卡斯认为，新劳工“历史学家如果接受(汤普森的)阶级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描述性的定义，那么他们就应该在一个较长变化时期和在一个既有深度又有比较空间的地理区域内去研究社会关系……在日常生活和当地环境中承认阶级关系，才能使劳工史和抗争史在相互关联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K.霍夫米斯特不仅考察了汤普森开创的新劳工史学科范式及其全球化进程，而且主张对此范式的研究需要更多采纳全球劳工史中“比较”和“联系”的方法。因为在他看来，“汤普森的《形成》赋予了所有政治派别的历史学家研究日常世界的角落和缝隙的权威地位，同时也将这些生活与世界蕴藏的更多社会关系、文化发展、抗争活动和历史变革联系起来”。

3.全球劳工史学实践对汤普森文化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发展

全球史学界对汤普森阶级史观及史学范式的实践发展，体现了跨区域跨学科领域的工人阶级研究的突出成就，反思其阶级形成理论的本土化效应，既消解了西方中心主义理论的观念影响，也有益于全球劳工史视域的方法论构建。F.库伯阐明了汤普森阶级史观对非洲工人阶级历史书写的重要性，认为强调工作场所与工作纪律对共同经验形成的影响问题，应该借鉴与考虑汤普森阶级经验及其分析路径的合理性，理解基于不同性质的帝国主义话语与殖民主义语境所构成的阶级关系。还有一些学者则更为关注博茨瓦纳工人阶级独特性和以“综合”维度来理解汤普森阶级史观对非洲中产阶级消费史研究的影响。I.施密特借鉴了汤普森经验主义阶级分析及其著作《形成》三分法框架(即从激进文化到客观条件到社会变迁),探讨了统一“欧洲工人阶级”历史书写的可能性。Z.赛尔从世界其他地区对于感知一种“痛苦的生活方式”社会变迁的差异性的角度反思了汤普森阶级史观局限性，即汤普森的著作是在远离跨国资本循环和殖民扩张进程的语境中完成的，因而无法体现出英国工人阶级与资本和殖民主义跨国空间的对应关系。面对汤普森及其阶级史观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中国学者尝试指出西方史学在中国开枝散叶需要经历本土化的问题，中国史学同样也要选择承担国际化的重任。

由此观之，全球劳工史学领域特别注意到汤普森阶级史观的跨区域跨文化影响，强化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对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第三世界劳工史研究的重要价值。西方史学界举行了汤普森逝世十周年和《形成》问世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同时也出版了纪念文集，相关文章从全球劳工史视域出发，全面审视了汤普森阶级史观及其范式发展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此后，国际史学界在全球史“比较”与“联系”的视域内，许多史家参照汤普森阶级史观与文化主义研究方法，从理论视域、跨学科和整体史的角度，聚焦研究全球范围或区域国别的“工人阶级”发展史。他们往往从空间比较范畴和时段分析维度切入，整体性地研究第三世界新劳工历史经验及史学书写问题。在全球劳工史视域中，汤普森阶级史观及其文化马克思主义范式的理论反思贯穿于90年代初全球化的兴起至新千禧年第二个十年的兴盛过程。在汤普森阶级史观及范式的全球传播与史学阐释领域，学者更加侧重于多因素、多维度和多议题的阐释途径，在探讨全球新劳工史研究方法和范式传统的形成方面，诸多学者发掘了汤普森对区域国别新劳工史学科及其学术文化传统的形成、发展和影响，并不断强调一种联系与比较、横向与纵向、宏观与微观的国际视域。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左派普遍衰落和新自由主义盛行，英国新左派理论界进入了针对西方社会与人类历史重大理论的反思阶段。诸如国际新文化史学界对于汤普森阶级史观和文化马克思主义范式、基本范畴和“阶级”理论的多维阐释研究，也经历了“文化转向”的变化，国际史学重视“文化与社会”关系的史学取向也日益突显，许多学者越发注重从其阶级“经验”与阶级意识范畴的内涵、其经验与能动性关系，社会“阶级”实在性与分析的有效性角度来分析解构汤普森统一的工人阶级概念与阶级史叙事。有关工人阶级的概念被抽象化、符号化、叙述化问题不断彰显，阶级理论与历史书写逐渐抛弃了“社会”范畴和传统实证主义范式。然而，在“文化转向”的历史语境中，面临国际史学新动向与新问题，国际新劳工史学界部分学者依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与理论，整体地历史地解读汤普森阶级史观，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汤普森阶级史观和研究范式的“重建”。

随着冷战的结束，面对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凸显的政治意识与经济问题，国际史学思潮也不断出现新趋向，全球劳工史研究取向由此应运而生。全球劳工史强化去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反思，重视国别史学领域表现出史学取向的全球性和联系性特征，重视整体性宏大叙事的本土性回归和地域性影响。在汤普森阶级史观影响下的实证领域，史学阐释路径则鲜明地体现出跨区域、跨学科和全球劳工史的整体性特征。在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历史语境中，第三世界劳工史研究领域开始辩证地运用汤普森阶级史观及史学范式去推进本国本地区的劳工史研究。在国际学界普遍呈现去“西方中心论”和“超越文化转向”的趋势下，全球化进程与新劳工史视域下的汤普森阶级史观及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因而获得了全球性的比较与联系分析、多维与综合阐释的史学意义。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3年第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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