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战略研究》| 王海兰：国内经济学视角语言与贫困研究的现状与思考

本文从宏观层面语言多样性影响经济发展、微观层面语言能力影响劳动收入这两个维度对现有研究进行综述。研究表明语言多样性不仅会影响经济发展，还会影响劳动力流通等影响经济发展的变量，其作用机制包括语言多样性影响沟通、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技术扩散以及社会信任等；普通话能力、外语能力和方言技能都会在一定条件下对劳动者收入和就业发挥作用。这些成果以中国本土数据为支撑，从实证的角度检验了语言要素对经济诸变量的影响，其所揭示的语言经济规律实际暗含了语言会导致贫困“固化”，或者说语言可以帮助或促进摆脱贫困的原理，这为我国开展语言扶贫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其所揭示的语言对经济影响的异质性、伴随性、周期性等特征和规律可为研究语言与贫困，以及推进语言扶贫提供参考。

一、宏观层面：语言多样性影响经济发展

语言多样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国外研究语言与贫困问题的一个主要维度。我国是一个多方言的国家，多样性是我国语言生态的基本特征。国内研究发现，方言多样性对经济增长及相关变量都有影响，尽管目前国内实证研究的文献主要聚焦于语言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但仍不能忽视其正向作用，更不能由此得出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消除语言多样性的结论。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1）影响一国或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语言状况对经济发展有影响，但并非是决定性的。语言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尽管更容易显现，但其正向作用同样不容忽视，相反应好好开发。有一些案例还显示有些地区语言多样但经济上却比较富裕。（2）由此提出推广国家通用语，实现国家语言统一的政策，并非要放弃母语或母言，消除语言多样性，而是要提倡双语/双言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语言多样性对经济增长及相关因素的影响

语言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作用过程是复杂的，其最终是阻碍还是促进经济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结果往往具有不确定性（王海兰 2017）。语言多样性肯定增加交易成本，对经济个体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不利，但不同文化的交融可能提升人力资本，也可能增加产业和就业，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经济增长（黄少安 2016）。国内研究有的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方言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的阻碍是客观存在的，有的则肯定了语言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乔纳森·普尔（2001）是国内较早论述国家发展与语言多样性之间的关系的文献。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方言差异是造成我国地域经济差异的重要原因（徐现祥等 2015；高翔，龙小宁 2015；赵子乐，林建浩 2017）。

尽管人们倾向性地认为，语言多样性阻碍贸易，或不利于经济发展，但对这一假说还是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为佳（张卫国 2014）。语言多样性的益处并非表现为金钱形式，因此其更加难以测量，语言多样性在提高社会成员的福利、增加产品数量和类型、提高工资水平等方面都表现出积极作用（吉尔斯·格雷尔，刘国辉 2018）。要降低语言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的阻碍，发挥其正向效应，还需建立语言规划与经济规划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发展多语教育和语言技术，全面提升语言能力，同时加强语言资源管理规划，发展语言经济（王海兰 2017）。

与此同时，不少文献从实证角度研究了语言多样性对劳动力流动（李秦，孟岭生 2014；刘毓芸等 2015）、资源配置和市场发展（刘毓云等 2017；谢凤璘 2017；阮建青，王凌 2017；高晶，林曙 2018）、城镇化（邵帅等 2017；连洪泉，周业安 2015）和对外开放度（李光勤等 2017）等变量的影响。

（二）语言多样性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

现有文献揭示的语言多样性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语言多样性影响沟通交流，进而阻碍生产要素流通。如，李秦、孟岭生（2014），刘毓云等（2015），赵子乐、林建浩（2017），谢凤璘（2017）等。二是，语言多样性影响信任和认同，进而影响劳动力流通，容易导致市场分割和资源错配（谢凤璘 2017；黄玖立，刘畅 2017；阮建青，王凌 2017）。三是，语言多样性影响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徐现祥等，2015；李光勤等 2017）。四是，语言多样性影响制度和技术扩散（邱质朴 1981；王海兰 2018b；徐现祥等 2015；赵子乐，林建浩 2017；林建浩，赵子乐2017）。

（三）语言统一政策的经济效应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语言学者就指出讨论经济发展与语言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与普通话推广的关系问题具有现实意义（詹伯慧 1993），并提出语言属于生产力范畴（奚博先 1993，1994），语言属于资源（邱质朴 1981），要大力开发汉语资源等观点。2018年国家提出实施“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以来，国内不少学者（如，张世平 2018）提出了推普在国家扶贫脱贫中的基础性作用。我国长期以来实施的普通话推广政策对促进劳动力（李秦，孟岭生 2014；刘毓云等 2015）和技术（赵子乐，林建浩 2017）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统一市场的形成，促进教育的发展（高晶，林曙 2018）等方面无疑发挥了巨大作用，个体亦通过普通话学习获得了收益（周端明 2003）。

二、微观层面：语言能力影响劳动收入

（一）普通话水平与劳动收入

陈媛媛（2016）研究发现总体上，普通话以及单项能力（听和说）都会对劳动者收入产生比较显著的影响，同时这种影响存在行业差异和城乡差异。有的学者专门探讨了农民工的语言能力对其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普通话能力对农民工的就业和收入都有积极影响。如秦广强（2014），姜杉、汪雯（2017）和夏历（2009）等。还有一些学者关注了少数民族群体掌握普通话的收入效应，如，英吉卓玛、张俊豪（ 2016）。普通能力还会影响就业。金江等（2017）研究结果表明，普通话技能对就业具有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差异。吕君奎（2013）、陈千柳（2016）的研究则证明了普通话能力对少数民族就业的积极影响。

（二）外语能力与劳动收入

2013年山东大学刘国辉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外语教育:基于语言能力回报率的实证研究》是国内第一篇实证检验我国劳动力市场外语能力的工资效应的文献。此后陆续出现了一批考察我国劳动力市场上个体的外语熟练程度与收入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研究主要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相关数据。如刘国辉、张卫国（2016），刘泉（2014），郑妍妍等（2015），赵颖（2016）等。此外，程虹、刘星滟（2017）基于2015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EES）数据，潘昆峰、崔盛（2016）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都证实了外语能力对劳动者收入有正向影响。

（三）方言技能与劳动收入

不同地域、不同方言亦具有不同经济价值，掌握当地方言技能会对劳动者的收入、城市融入和创业产生影响。程名望等（2016）研究表明，上海话熟练程度的提高不仅有利于增进农民工的绝对收入，而且还会对其相对收入的感知起到正向作用。此外，方言技能对进城农民落户意愿和创业都有正向影响（邱济芳，聂伟 2018；魏下海等 2016）。

三、结论与启示

（一）语言对经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具有自身的规律，开展语言扶贫需认识并遵循语言经济规律

现有文献所揭示的语言经济规律大致可归纳如下：

一是不同语言对经济变量的影响大小和作用机制不同，同一语言也会具有不同的经济效应。普通话、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都会影响到地区或个体的发展，但其影响大小和作用机制不一样。例如普通话水平和外语能力都会对劳动者收入产生影响，但影响大小存在差异；普通话和方言都会影响劳动力流动，普通话主要是通过影响语言沟通发挥作用，表现为“工具效应”或“信息效应”，而方言主要是通过文化和身份认同来实现，表现为“文化效应”或“认同效应”。同一种语言也会对同一变量同时具有阻碍和促进两种不同的效应。

二是同一语言变量在不同发展阶段对同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或同一个体的劳动收入）的作用不同。卞成林等（2017）的研究揭示了普通话普及率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二次曲线关系：在普通话普及率达到最低有效规模之前，普通话普及率对经济发展是起抑制作用的，而一旦超过该规模，普通话普及率的提升就会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现有研究表明，个体对同一语言掌握的熟练度不同所带来的收入效应不同，同一语言的听、说等不同技能对收入的影响大小也不同。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开展推普脱贫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是语言对经济变量的作用具有很强的异质性，同一语言对不同个体的影响不同。有研究表明，外语能力对收入的影响会因个体的性别、受教育程度、自身收入等特征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普通话对就业的影响因性别、行业和区域而存在差异。语言能力收入效应的异质性给出的一个重要启示是：语言扶贫举措需因人而异，精准实施。

四是语言对经济变量的作用受到诸多其他条件的影响，当其他条件发生变化时，语言对经济变量的影响会发生改变。例如，语言多样性对技术扩散壁垒因人力资本水平、外来移民人口比例和外国直接投资等因素而存在异质性（林建浩，赵子乐 2017），外语能力的收入效应受到全球化因素的影响等。当这些外在条件发生变化时，语言多样性和语言能力对经济变量的影响就会发生变化。这就告诉我们，实施和评估语言扶贫必须要充分考虑外在条件，因地制宜，因时调整。

（二）语言变量对经济变量的作用是一个“多阶段传导”的过程，其影响具有伴随性、周期性等特点，开展语言扶贫需客观、全面地认识语言的经济作用

语言对经济的影响往往是伴随性的，通过影响沟通、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信任和认同，进而影响劳动力流动、技术扩散、资源配置等，最终影响经济发展和收入，是一个“多阶段传导”的过程，其作用是隐性的，很难测度，且需要一定周期才能显现，因而往往容易被忽略。语言多样性和语言能力等语言变量在长期情况下会对经济发展和劳动收入等经济变量产生影响，但研究结果所揭示的是，这些语言变量对经济变量的影响往往是伴随性的，需要与其他要素相结合而发挥作用。与此同时，语言变量必须积累到一定规模才会对经济变量产生作用。语言能力达到一定水平、语言普及率达到一定规模都需要时间，都有个过程。由于语言发生作用的伴随性和多阶段传导性，使得语言对经济作用也往往需要一定周期才能显现出来。开展语言扶贫，需要客观、全面地认识语言的经济作用以及作用机制和过程。

（三）开展语言扶贫需要加强语言与贫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建立“语言—贫困”数据库，开展语言扶贫绩效评估

目前我国语言经济学关于语言多样性与经济发展、语言能力与收入的实证研究主要限于城市和城市劳动力市场，针对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相对较少。关于劳动者语言能力的微观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该数据库是一个综合数据库，其中涉及的语言变量主要是普通话和英语的听说能力，没有包括方言技能。但对于贫困人口而言，其最重要的语言能力是方言和普通话。因此，这个数据库对于研究语言与贫困问题来说不是一个最优数据库。为推进语言文字助力扶贫脱贫，深入研究语言与贫困的关系，我们需要一个面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语言—贫困”综合数据库。这一数据库应该包括个体的语言能力、收入、教育、职业等多种变量，可用于分析语言与贫困之间的相互关系及该关系的动态变化。同时，我们也需要对语言扶贫措施进行跟踪，建立系统性的评估机制，实现语言扶贫措施的精准实施。

作者简介：

王海兰，女，广州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经济、语言传播与语言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