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德金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新贡献——以“两个结合”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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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第36-44页。

石德金，博士，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山大学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提  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理论化体系化的哲学表达，探讨其新贡献问题，也应以其哲学层面的贡献最为根本。任何思想的新贡献内生于它的形成逻辑当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两个结合”是其形成的内在逻辑，以此为视角，或更能阐明这一新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哲学层面上的新贡献。遵循这一新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两个结合”为内核的形成逻辑，可以发现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深化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考等方面作出了新的哲学贡献。

关 键 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人类文明新形态；新贡献

正文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入阐明了以“六个坚持”为核心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新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与“魂”，是“两个结合”的产物。因此，“两个结合”既是揭示这一新世界观和方法论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承继与发展关系的“钥匙”，也是透视它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之间内在逻辑的“宝鉴”，更是彰显它未来指向性的“灯塔”。通过“两个结合”，这一新世界观和方法论作出了新贡献，其“新”不是全新的创造，而是在继承中创新，不是某一维度、某一层面的创新，而是多维度、多层面的创新，或是理论和概念的创新，或是认识和方法的创新，或是实践与运用的创新，等等。就其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再到“两个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推进及其未来指向性这一形成和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言，它不但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奠定了新的哲学基础，而且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思维方式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仅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推向新的高度，还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新的理念指引。

一、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奠定了新的哲学基础

正如黑格尔所说，“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时，才会起飞”，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升华。然而，马克思认为哲学不仅可以反映客观世界，也可以指导客观世界，“世界的哲学化”与“哲学的世界化”是有机统一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新的理论化体系化的哲学思想，首先是“第一个结合”的产物，但它一经形成就成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一步推进的哲学基础。

首先，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新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必然对哲学基本问题作出回答，因此有其本体或逻辑起点。在不避讳颇具形而上学嫌疑的“本体”概念的语境中，学界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物质”“实践”“社会存在”等本体。尽管给马克思主义哲学赋予本体的做法值得商榷，但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定其逻辑起点提供了有启发的思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创造性地回答了新时代的哲学基本问题，将“实践和时代”作为其逻辑起点。“新时代”作为“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不仅是对我国基本国情和国际地位的准确研判，而且是对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从整体上揭示了新时代的实践特质和时代特征。更重要的是，它创造性地把时间维度引入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中，凸显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时代特征，赋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新时代属性，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新的逻辑起点。

其次，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新的认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认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实践第一”的观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出“坚持自信自立”“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守正创新”的观点，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是以百年党史经验和新时代实践为基础的新时代认识论，是对新时代认识问题的原创性回答。为何“坚持自信自立”，是因为百年党史实践经验表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何以“坚持自信自立”，党的实践经验表明只要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不断推动人民伟大事业，人民就会自信且自立。“坚持自信自立”意味着主体认识是不断深化自我认识、彰显自我价值的发展过程，强调认识过程中主体性的发挥，从认识主体的维度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守正创新”则强调时代、实践与理论创新的互动关系，“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因此，“坚持问题导向”就是要以时代问题作为新时代认识论的出发点。“坚持守正创新”是真理相对性与绝对性相统一原理的中国化时代化诠释，它要求在贯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可见，“坚持自信自立”“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守正创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创新性阐释，它们不但坚持了“实践第一”的观点，而且融合了新时代的实践特质和时代特征，从认识的主体性、出发点和辩证发展等方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新的认识论基础。

再次，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中，唯物辩证法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根本方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坚持系统观念”的方法论表述，深刻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体系的本质特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第一，这一表述既展现了联系观点的横向维度，又揭示了发展观点的纵向维度。系统观就要求系统性地把握对象，既涉及横向维度各要素间的联系，如整体与部分、整体与外部间的关系，又涉及对象在系统历时性维度的发展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的观点就体现了这两个维度的统一，既强调“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又强调“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的统一。第二，这一表述既包含矛盾观点的肯定维度，又涵盖矛盾观点的否定维度。矛盾是发展的动力，“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坚持系统观点就是既要看到矛盾同一性的肯定方面，又要把握其斗争性的否定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科学预见形势发展的未来走势”，就要既看到蕴藏其中的“机遇”“有利因素”，又要看到其“挑战”“不利因素”，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一观点实质上就是以系统观念来把握矛盾发展这两个方面。第三，这一表述也体现着量变与质变的统一，强调在整体性的视角下考察事物的发展状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量变和质变的系统性来衡量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并认为其成效“从量变到质变的拐点还没有到来”。第四，这一表述既强调了各对辩证范畴的统一，又强调了各种思维方法的统一。“坚持系统观念”就是要系统性地把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等范畴统一起来，既“要把握本质和全局”，又要“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系统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的“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等思维方法，更是将辩证法的规律、范畴和思维方法辩证统一起来，创造性地运用了唯物辩证法。在系统中升华，在辩证中发展，“坚持系统观念”的方法论把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推向新的高度，从而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基础。

最后，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新的价值遵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历史唯物主义贯彻到底，坚持和发展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解放思想，既要“坚持人民至上”，又要“坚持胸怀天下”。“坚持人民至上”就是要“坚持人民立场”和“人民主体地位”，以民为师，听其建议，汲其智慧，“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这是这一新世界观和方法论将历史唯物主义贯彻到底的必然要求。追求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乃至整个人类的解放，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价值诉求，这一新世界观和方法论将这一价值诉求丰富化和具体化：所谓丰富化，就是从民族和世界两个维度深化了这一价值诉求，不但以中国人民的幸福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使命，而且以整个人类进步事业为己任；所谓具体化，就是以新时代的阶段目标和战略目标作为天下情怀和终极关怀的载体。因此，“坚持人民至上”和“坚持胸怀天下”是辩证统一的整体，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为使命的家国情怀，也体现了以人类进步事业为己任的天下情怀，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发展，是实现全人类解放共产主义理想的新时代表达，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新的价值遵循。

二、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思维方式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中华优秀传统中诸多思想“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因此，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发其现代活力是重要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是“第一个结合”的结果，而且是“第二个结合”的产物。在“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中，它在人民观、实践观、辩证观和天下观等方面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思维方式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第一，以“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观点，强调君主应注重人民的利益，但正如冯天瑜指出的，这种传统思想“在本质上不是民本位理论，而是君本位理论”。在传统的民本思想中，“政治的理念，民才是主体；而政治的现实，则君又是主体”，这种二重主体性矛盾反映了政治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差距以及君与民之间实质存在的对立。况且，传统民本思想对君主的约束也往往只停留在道德层面，在触及统治者利益的时候，人民往往处于绝对的不利地位。因此，传统民本思想归根结底还是以维护君主统治为最终旨归，具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将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让其合理的内核迸发出时代的活力。

“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把传统民本思想中的人民是利益主体和实践主体这一合理内核凸显出来，并将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相融合，从而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新思想。这一新思想不仅坚守把人民放在心中的道德约束，而且切实履行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实践准则。“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等观点，表明这一新思想绝非仅停留于道德说教的人道主义，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时代诠释。如果说传统的民本思想以维护君主统治为旨归，那么“坚持人民至上”思想则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目的。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全党同志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自信自立”思想不仅强调人民作为利益主体的地位，而且通过激发自信自立的主体精神强调了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实践主体地位，强调“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可见，“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价值旨归由统治者利益向人民群众利益的转变、历史创造者由统治阶级到人民群众的转变，激发了传统民本思想的当代活力。

第二，以“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现了对传统朴素发展观、知行观和辩证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夫道者，体常而尽变”“《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损益盈虚，与时偕行”等观点，是古代朴素发展观的生动呈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否定观为方法论基础，以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立足点，提出“坚持守正创新”的观点实现了中国传统朴素发展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古代朴素的发展观被赋予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新形态。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所谓“守正”，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所谓“创新”，就是“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荀子主张的“行高于知”、王阳明认为的“知行合一”、王夫之强调的“行先知后”，都是古代知行观的典型表述。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传统知行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他不仅把古代以个人修身为指向的知行观运用到广大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的培养上，而且将知行观的外延从侧重个人道德践行延展到广泛的治国理政实践当中。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坚持问题导向”更是把这种努力提升到新的高度，它将知与行的关系问题转化为以问题为导向的实践问题，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新时代实践中实现知行合一。中国传统智慧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想，如果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著述中大量援引古代富有辩证思维的典故、命题和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朴素辩证观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种努力，那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坚持系统观念”则是对这一种努力在哲学层面的进一步升华。这一观点不但抓住了整个唯物辩证法的要义，而且从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等方面升华了传统朴素辩证观，不仅赋予其直观朴素性以更抽象的思维形式，而且将其融入各种具体的治国理政实践当中，从而实现了传统朴素辩证观从具体到抽象再到抽象具体的方法论转化。

第三，以“坚持胸怀天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天下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为，要“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从而“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等思想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坚持胸怀天下”的天下观，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和而不同”思想强调在多样性和差异性之中追求和谐共存，“协和万邦”思想则强调各国间和谐共处、友好合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这些思想既朴素地揭示了“和”是人类历史“逐渐走向融合并最终实现大同”的“关键”之灼见，也为“从天下去理解世界”“以整个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从而“超越现代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提供了原初性思考。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各国需共同努力、相互合作，才能迎接挑战、解决问题，从而实现共同福祉。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存在论之基，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根本指导，以传统天下观为转化之源，创造性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题。这一命题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的理念，以实现全人类共同福祉的“真正的共同体”为旨归，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幻的共同体”，又超越以自然关系为基础的传统共同体，既扬弃朴素性的中国传统天下观，也有别于西方自殖民掠夺时代以来的霸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因此，这一命题在批判西方掠夺式世界理论和汲取马克思世界理论的基础上，赋予传统天下观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表述，从而实现了对它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三、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推向新的高度

以整体性视角解读马克思主义是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正如马克思强调，他的著作“是一个艺术的整体”。卢卡奇也强调要“始终把马克思的世界观看作本质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于“两个结合”中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推进，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化体系化的新篇章，从动力体系、内容体系、价值体系等层面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推向新的高度。

第一，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动力体系的整体性。在实践中不断实现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但绝不是从马克思著述中找到为其所用的思想片段加以放大，而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动力体系整体性的前提下，补充、拓展新认识，发现、揭示新规律。正如恩格斯将社会发展归结为历史合力作用一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化和体系化也源于各种动力的整体性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但在其形成过程中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动力体系的整体性，而且其诸多观点本身也强化了这种整体性。

“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的内在动力，它本身就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动力体系的整体性意蕴。就“结合”的概念本身而言，它不是某些要素的简单拼接，而是各要素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是化学反应式的整体性推进过程。因此，“结合”的概念本身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动力体系的整体性。就“两个结合”的内容而言，一方面，它意味着这一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动力体系是多维度的统一体，它既有传统维度又有现代维度，既有马克思主义维度又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维度，既有现实实践维度又有抽象理论维度。另一方面，它也意味着这一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动力体系是多层次的统一体，其推进既是立场层面的，也是观点层面的，更是方法层面的，其结合既是人民层面的，也是民族层面的，更是人类层面的。显然，“两个结合”在呈现马克思主义动力体系整体性的同时也强化了这一整体性。

此外，这一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诸多观点也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动力体系的整体性特征。一方面，“坚持自信自立”“坚持人民至上”的观点强化了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的统一性。它们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认识主体，又强调“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的实践主体，它们既统一在“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活动中，又统一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中。另一方面，“坚持问题导向”的观点实现了价值主体性、精神主体性和实践主体性的统一。恩格斯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以“坚持问题导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演绎了恩格斯这一基本观点，它把“人民至上”的价值主体性、“自信自立”的精神主体性和“守正创新”的实践主体性统一在解决时代问题的实践当中。通过对人民主体在不同层面的统一性的强调，这一新世界观与方法论不但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原则贯彻到底，而且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动力体系的整体性特征：包括横向维度不同发展动力之间的辩证统一性，也包括人民主体在认识与实践的辩证互动中不断促其发展的纵向维度的辩证统一性。

第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内容体系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不仅表现为其理论体系各要素间的不可分割性——即使将“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要素，科学理论和社会实践，进一步分离出来了，但它们也不能脱离整体而单独存在，而且表现为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内在统一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两个结合”不仅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整体性，而且深化了其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之间的整体性。

自诞生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把“社会发展”“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经济、社会等不同问题的理论是相互渗透、彼此融合的整体，把其中任何一部分从整体中或与其他部分的联系中分割开来都无法全面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于“两个结合”中诞生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中国元素，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而且以其为指导形成的各种新思想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各部分之间的整体性联系。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思想，既是哲学思想，也是经济发展思想，更是整体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它们不仅在新时代演绎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特征，而且将这种整体性特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比如，在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拓展到生态文明和全球治理等领域，从强调经济基础深化到强调意识形态层次，等等。

此外，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六个坚持”科学体系，在揭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核心要义的基础上也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每个“坚持”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某一“坚持”或侧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或观点，或方法，但绝非限于其一，更多的是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统一。譬如，“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既是立场也是观点和方法。因此，“六个坚持”彻底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立场，丰富了其整体性内涵。

第三，强化了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是整体性的价值体系，是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生产力发展目标和人的发展目标的统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的整体性。

就历时性维度而言，这一新世界观和方法论将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与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阶段性目标统一起来，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价值诉求的整体性愿景具体化和现实化。正如卢卡奇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这一新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社会总体发展的科学，它在坚持共产主义长远目标的前提下立足新时代的逻辑起点，提出通向更高理想的阶段性目标——“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这些目标的设定既是这一新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具体运用，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总体发展目标的阶段性的具体化呈现。因此，这一新世界观和方法论以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相统一的辩证思维、以统筹全局的战略思维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在时间维度的整体性特征。

就共时性维度而言，这一新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价值层面实现了中国梦和世界梦的交互融合，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在空间维度的整体性特征。一方面，这一新世界观和方法论实现了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转变，“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这是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融入中华文明从而激活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以期实现中华文明主体回归的过程，即从“世界梦”到“中国梦”的融合过程。另一方面，“真正的普遍性乃是为特殊性所充实的、占有了实体性内容的普遍性”，因此，这一新世界观和方法论强调“坚持胸怀天下”的价值诉求，赋予民族的以世界的意义，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实现了从“中国梦”到“世界梦”的飞跃。可见，这一新世界观和方法论正是通过民族与世界两个维度的价值交融，在空间维度上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的整体性。

四、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新的理念指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两个结合”的产物，无疑被刻上明显的民族印记和时代烙印。然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这一新世界观和方法论又是“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因此具有世界性和未来指向性。这意味着这一新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价值诉求，而且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更具超越性和前瞻性的理念指引。

第一，突破了“主客二分”的思维局限性，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主主平等”的新思维范式。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和阿那克萨戈拉的“努斯”的提出，到笛卡尔的“心”和“物”二元“实体”的确立，西方哲学理性精神的客体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得到持续的深化，从而不断强化着西方“主客二分”的思维范式。在“主客二分”的思维范式中，是“主”统治“客”的关系，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范式，反映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是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人统治着自然，以此思维为主导的西式现代化强调资本逻辑，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反映在国与国关系上，则是西方国家为主体、东方国家为客体，“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西式现代化建立在对东方殖民的基础上，东方民族“是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的客体，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给资本主义文化和文明当肥料”。

与西方“主客二分”的思维不同，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的思维，这一思维强调人与天、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统一，朴素地揭示了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超越西方“主客二分”的思维传统，也不同于中国的“天人合一”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一种“主主平等”的思维范式，在这一范式中，人与人、人与自然、国与国之间都是平等的，客体上升到与主体平等的地位。这一范式，体现在人与人关系上，表现为每个人的自由平等发展；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表现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体现在国与国关系上，表现为每个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自由平等地发展。

在“两个结合”的过程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马克思主义这种“主主平等”的思维范式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维范式相结合，既让后者在当代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又丰富和发展了前者，这种新型的思维方式为我们思考如何进一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认识论基础，由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刻地蕴涵着这种认识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这种认识就是“主主平等”认识论在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国与国关系上的创造性运用。以这种新型认识论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维基础，意味着这种新形态的文明既要超越西式现代化所构建的以资本、以物质为内核的工业化文明，也要超越以狭隘性、以农业为标志的传统文明，既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又吸收现代工业文明的优秀成果，是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人类文明形态。在这一新文明形态中，“主主平等”的原则将得到全面贯彻。

第二，超越普适价值观与狭隘民族性，在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中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开辟新路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确有可鉴之处，马克思曾说过，资产阶级在不到百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以往所有的“还要多，还要大”。在较长时间里，资本主义现代化成了现代化的代名词，其现代化模式被视为现代化的普适标准。究其逻辑根源，此观点实质上是存在论意义的资本同一化逻辑与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同一化逻辑相互强化的结果。资本具有同一化逻辑是由其本性决定的，资本的逐利本性，“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不断向外扩张，“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将一切领域纳入资本主义体系当中。与资本逻辑共谋的是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它以理性为准则，贬抑非理性，具有强烈的同一化驱力。在理性原则的驱动下，人犹如机器，按理性指令行事，其情感、个性被不断压抑，行为日渐趋同。正是在资本同一化逻辑与理性同一化逻辑的双重强化下，“普遍性”被夸大，“特殊性”被贬抑。也正是在此普遍性逻辑的驱动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试图将自己的制度、文化、价值推销到全世界，试图“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不同，中国传统文明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强调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中发展自己。例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等思想就是这一思维的典型呈现。中华民族始终践行费孝通先生所总结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准则，在尊重彼此差异性前提下和谐共处，中国传统文明这一特点与强调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唯物辩证法高度契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强调通过“两个结合”来深化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哲学思维，并将之运用到人类文明发展问题的审视当中。这一新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到“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现代化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每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因此，这一新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对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原理的创造性运用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指明发展方向。一方面，它必然超越普适性的发展思维，尊重具体国情的特殊性，探索符合具体情况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探索符合具体情况的发展道路并不意味着要将其勾画成一种孤立的发展图景，它同样尊重普遍性，并试图为探索普遍发展规律做出努力。

第三，超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互斥的发展范式，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范式深深地根植于启蒙理性当中，它试图“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发展，工具理性得到张扬，价值理性遭到贬抑。工具理性把“对客体在环境中的表现和他人的表现的预期……用作‘条件’或者‘手段’，以实现自身的理性追求和特定目标”，价值理性则以“无条件的内在价值的自觉信仰”为指归，前者强调结果和效益的最大化，后者则强调行为背后的伦理、精神价值。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在此规律的作用下工具理性被无限放大，而价值理性则被无限贬抑，这就导致马克思所揭示的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或者尼采所抨击的价值虚无主义。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范式当中，“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牺牲价值理性、片面追求工具理性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只能是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正是要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范式，试图构建一种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良性互动的发展范式。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的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共产主义既“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条件，又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前提，生产力的发展、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处于高度和谐的状态。共产主义社会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超越，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真正统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这一根本理念为指引。

诚然，在改革开放前期，我们也曾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陷入工具理性的陷阱，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环境污染和价值虚无等问题。在“两个结合”过程中，这一新世界观和方法论充分认识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并将人类文明新形态建立在这一辩证观念的基础之上。就客观情况而言，作为后发国家，中国要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强调工具理性、经济快速增长有其合理性，但不能沉迷于工具理性至上论，寻求二者的良性互动或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题中之义。这一新世界观和方法论强调以“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等理念来弥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坚持人民至上”既是人民物质利益的至上又是精神利益的至上，既是对物质文明的强调又是对精神文明的强调，因此其内在地蕴含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辩证统一的逻辑；“坚持自信自立”就是对个人和民族主体性的强调，旨在以价值理性修复工具理性过度张扬所带来的缺陷；“坚持系统观念”也意味着要用系统辩证的思维方式来考量工具和价值的互动空间；“坚持胸怀天下”更是直接将“世界大同”思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相结合，为探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想良性互动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价值源泉。

结  语 

责任编辑：包米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