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春兰，韩璞庚 | 新时代社会风尚建设的实践哲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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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第113-121页。

揭春兰，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韩璞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提  要

社会风尚表征着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美德善行的社会样态呈现。社会风尚包含良好的价值追求和行为方式两个维度，良好价值追求维度在实践中逐步成为社会主导的价值标准并内化为人们的行为标准，进而形成人们良好的行为方式。新时代社会风尚建设在现代化的“冲突”与“转型”中面临多重境遇，社会风尚建设亟需适应新时代的变化。从实践主体、实践对象、价值评价三个维度出发，将社会风尚建设的具体实践与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实践有机联结、相伴携行。社会风尚建设从“解构”到“建构”的实践进路选择，使得实践理性占据重要位置并使得社会风尚实现了日常化、生活化。社会风尚建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内在要求，良好的社会风尚最终能导引社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关 键 词

新时代；社会风尚；实践哲学；实践理性；私人自律；现代化；社会交往；思维创造

正文

新时代社会风尚建设是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引导、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辨析社会风尚的内涵可知，良好的社会风尚可以解决个体或主体行为之间的矛盾，使得人们达成共同的规范或规则，社会风尚建设的实践方式是非强制的、合乎理性的。本文试图运用实践哲学的分析框架及方法论，立足于社会风尚的概念、价值标准、实践方式及现实境遇，进而探析新时代社会风尚建设的实践智慧及其实践进路选择，使得新时代社会风尚建设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

一、社会风尚与时代精神的内在统一

社会风尚表征着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因而社会风尚与时代精神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良好的社会风尚对于人们的实践活动具有较强的塑造和引领作用，是时代精神的社会化呈现。

（一）社会风尚表征着时代精神

社会风尚表征着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美德善行的社会样态呈现。社会风尚包含人们对美好生活、良好行为习惯这两个维度的价值标准，其实践智慧即体现在社会风尚建设应与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统一，使社会风尚逐步成为社会主导的价值标准及行为方式，并能在该历史阶段中形成较大辐射性和影响力，最终引导社会发展。社会风尚的实践方式是非暴力且合乎理性的，对人类实践活动具有积极的引导、塑造和监督效力。其内涵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风尚的性质。社会风尚反映的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生产水平及其时代特征，其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风俗、社会制度等相适应，属于社会意识层面。第二，社会风尚的实践主体。实践主体包含国家、社会和个人，其建设主体则为国家。国家可通过宣传、教育、表彰及组织、管理等手段对社会风尚进行建设。第三，社会风尚的生成过程。主要包括扬弃、改造、替代、生成几个过程，产生过程初期可能会出现几个过程反复的现象，最终保留下来的部分是该社会阶段下社会主体普遍认可的风俗习惯、思想道德文化、公序良俗等先进的部分，因而社会风尚的生成具有相对稳定的特征。第四，社会风尚的形成。其形成需要经历相对较长的社会发展阶段且最终在特定社会历史阶段中形成主导并能普遍流行，反映的是社会主体共同的价值追求。由此，社会风尚能够引领时代发展的方向，表征时代精神。

人们常常将风气和风尚两个概念同时提及，因而在此处稍作区分。一方面，风气是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中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行为习惯在人们身上的世俗化、群体化的综合反映。风气包含人们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行为两个维度，不同的场域可形成不同类型的风气，常见的如党风、政风、家风等不同的风气，而不同场域的风气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表现形式。从整个社会和不同的场域这两个维度比较来看，整个社会的风气与不同场域的风气之间既有统一的一面，又存在不一致的一面。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是在内容和特征上各有不同但两个维度的风气又存在一部分普遍的核心的价值内涵，如整个社会风气和不同场域的风气都会呈现出急功近利和脚踏实地这两种普遍的风气。由此可见，风气在不同的场域和维度上需要进行区分且风气可以区分出好与坏。另一方面，由上述对社会风尚概念的界定可知，风尚的内容是人们对美德善行的追求，其价值评判是正面的，是社会主体在伦理道德领域的“德”性生活的现实反映。从风尚的影响范围来看，风尚是从整体社会的维度去考察人们的价值内涵和行为方式，不再会对风尚所涵盖的影响范围去区分不同的场域以及不同的维度。风尚的表现形式也统一表现为：在整体社会实践中的风尚代表的是积极、正面的价值追求和行为方式。由此可见，风尚与风气在范围上、内涵上和表现形式上均具有较大区别。

（二）社会风尚的四重特征

由社会风尚的含义进一步研究，社会风尚至少具有以下四重特征。

第一，非暴力性。社会风尚的生成是在非暴力条件下产生的且是合乎理性的。不同于战争、暴力革命等方式对于社会秩序的塑造作用，风尚的生成及其作用机制是社会主体非暴力的、理性的表征，这种方式可将社会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所耗费的社会成本也最低，而其效果的影响范围和时间则相对持久。

第二，引领性。良好的社会风尚能够积极地引导人们的思想，从而塑造人们的行为，形成全社会风清气正的良好局面。社会风尚的这一特征使其具备了价值导向、教育、规训等功能，因而，社会风尚建设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

第三，实践性。由社会风尚的概念可知社会风尚属于社会意识层面，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从社会风尚的形成过程可知，社会风尚能够从思想上影响人的认识，进而对人类实践活动产生积极的影响，社会风尚因此具有了实践性特征。社会风尚的这一特性使得新时代的社会风尚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风尚建设由此在国家整体战略布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第四，批判性。社会风尚表征着时代精神使其具备了对社会实践活动的批判性价值，社会风尚因此能够让人们辨析出好与坏、美与丑等，因此在社会生活中社会风尚常常用于各种社会评价，如各类道德模范、好人好事等评比中。社会风尚这一批判性特征使得社会发展得以进入循环往复的良性发展过程中，塑造着社会各领域的基本秩序。

（三）社会风尚的三种呈现样态

社会风尚是人们对美德善行的呈现样态，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种样态。

第一，精神样态。社会风尚的核心价值追求应是营造风清气正的精神文化、思想道德和风俗，这一社会风尚的养成，能够抵御低俗的、不良的社会风气。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及意识形态等占据着社会思想文化的核心阵地，良好的社会风尚则是主流价值观及意识形态在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等精神层面的有力补充和支撑，使得社会发展始终朝着积极、正面的方向发展。

第二，社会样态。社会风尚有利于建构公正、正义、有序的公共秩序。中国的古话“无规矩不成方圆”生动地体现了社会规范、制度对促进社会发展和塑造人的交往行为的重要意义。明晰的社会规范、有序的制度体系对人的言行举止具有普遍的约束性，而混乱的、漏洞百出的制度体系则容易造成社会混乱。人的行为如果违背社会制度规范，如法律法规等，人们会受到相应的惩罚。社会规范、制度体系构成了社会风尚的制度体系，良好社会风尚的养成离不开相应制度体系的规范和约束机制，如婚姻制度对人们在婚姻关系中形成了制度约束和规范，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人们的婚姻观。

第三，实践样态。社会风尚有助于人们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形成良好的社会风俗。人们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行为习惯。和谐、包容、友爱的社会风尚应是全社会倡导的，现阶段已经形成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社会风尚，人们的精神风貌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景象。此外，社会风尚还呈现出区域化特征，地区内的人文环境对社会主体的行为习惯具有较强的塑造作用，民族性、区域性特色构成了该地区独特的社会风尚特征，而正是这部分符合特定地区特色的社会风尚才真实地影响和塑造这一区域内的人。因而，良好的社会风尚还应充分凸显该区域的特色并成为该地区民族文化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社会风尚的价值

从现有的研究文本来看，当前对社会风尚的系统研究还未形成，因此，本文从实践哲学视域对社会风尚进行阐释具有较大价值。社会风尚的价值包含精神引领价值、社会范导价值和实践观照价值三个层面。

第一，精神引领价值。社会风尚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风尚的形成来看，社会风尚大体会经过从流行、主流到主导的过程。社会风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表征着该社会历史阶段中文化的发展脉络和形成路径。对社会风尚的研究构成了对社会文化研究和时代精神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社会范导价值。21世纪之时代特征，可以理解为“两个大局”交织互动、相互激荡及其所导致的“不确定”和“重构”，新时代呼唤一种什么样的社会风尚，就会塑造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因此，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新时代的社会风尚理应将时代发展的要求，经过扬弃、改造、替代、生成的反复过程最终内化于其价值体系中，使得社会风尚具有引领时代发展的社会价值。

第三，实践观照价值。社会风尚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社会意识或精神文化领域的内容，社会风尚是人类实践活动的重要改造对象。社会风尚是社会生活中伦理道德、民主法制、精神文化等内容的统一体，具体表现为社会生活当中的民风、乡风、家风等形式，构成了社会发展当中的重要改造客体，社会风尚从属于社会意识的这一特性，使得社会风尚具有了鲜明的实践价值，具体体现为：人们可以积极地建构社会风尚的内容、规范社会风尚的实践主体、评价社会风尚的建设效果等方面。

二、社会风尚建设的现实境遇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一切奋斗的主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而21世纪最鲜明的特征即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认清这一时代特征是一切人类实践活动的重要前提。社会风尚建设的实践活动必须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来把握具体的实践规律、探寻具体的实践智慧、选择适当的实践方式。当前社会风尚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人们的精神文化、思想道德、社会秩序、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等领域，主要表现为人们在上述领域中产生了有悖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道德规范及法律法规的行为和道德心理。概括起来，社会风尚建设的现实境遇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一）传统与现代交织使社会风尚建设面临价值冲突

“‘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动荡变革’‘不确定’‘系统性风险’，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影响交织互动，便构成21世纪世界的本质特征或时代特征。”“世界发展变化太快、太大、太深，若治理跟不上，就会出现某些不稳定、不确定。”因此，现代化成为人们破解当代社会的重大课题的重要手段和思维方式。现代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均充斥着现代化的各项特征，而现代化同时还塑造着人的思想、行为以及对社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此外，现代化的发展消解着传统的价值观念，给现代社会带来人性及价值的迷失，人在现代化社会中常常产生缺失感。同时由于现代化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又使得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日益旺盛。现代化的革命性发展与人们精神领域内在价值感的缺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不仅追求量的提升，还要求质的改善。快速增长的物质生活带来的对精神文化需求的高度增长，与相对滞后的精神文化产品供给不对等引发了一系列价值冲突问题，如拜金主义、尔虞我诈等不良风气。现代化给当代社会带来了道德危机、人情淡薄、人际关系疏离等问题。现代化在近代出现以来与传统的关系存在碰撞、交织以及相互作用，这样的关系直接体现在人们思想观念、社会发展中。如，信息技术的发展初期，出现了一部分人反对信息技术，而一部分人则极大地接纳信息技术并迅速投入使用并获得极大的回报。当传统与现代化这两种作用力同时作用于一个人和社会当中，因此产生出传统与现代的二重性特征。

（二）公域空间与私域空间的冲突使社会风尚建设忽略“私人自律”的重要价值

现代社会的公域空间是社会主体表达公共意见、践行公共权利的公开场域，构成了公民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交往提供了必要的空间条件。公域空间是人们社会生活的载体，承载着人们社会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现代社会的公域空间强调制度、规范对实践活动的指引，个人在公域空间中强调理性表达，而私域空间则强调私人自律，强调个人道德情感因素养成对于实践活动的影响。哈贝马斯作为当代规范伦理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在处理公域空间与私域空间的关系问题上，其更加注重强调公域空间的道德规范作用，将私域空间则只作为公域空间在自然演化进程中的基础性作用。虽然如此，但并不意味着私域空间不重要。现代社会，私域空间强调的私人自律恰恰是道德行为的前置性条件和基础，任何道德行为如果丧失了私人自律，将由“我可以”变成“我必须”。现代社会出现的道德沦丧、道德冷漠等伦理问题，其产生的重要原因即是当代规范伦理学主导的强调规则为实践活动中的基础性原则，人们遵照规则来采取自身行动，长此以往，在道德行为中人们的行为选择模式是“我必须”，而“我可以”强调的私人自律对道德行为的养成则逐渐被忽视和替代。

从人在公域空间中“我必须”这种道德行为模式来看，规则一旦形成，很容易忽视个人私人自律的德性道德的养成，公域空间使得人们的实践活动变成被动地接受规则，人的主体性价值无法充分体现，社会交往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冷淡。现代社会中个人情感、欲望、兴趣等在现代理性支配下的公域空间中常常无法得到有效释放，人们总是感到郁闷、空虚，缺乏获得感。实际上，从公域空间与私域空间的关系来看，私域空间的私人自律对德性道德的养成应是公域空间道德规范形成的前提和基础，私域空间对公域空间应是重要的支撑。

（三）从“家国一体”向个性化的社会转型使社会风尚建设面临新的社会问题

古代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大一统”的社会，在古代传统的中央集权政治统治下，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发展各个方面严格遵照从上至下的高度统一，个性化的存在空间受到限制。

当代社会，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各国各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结构、文化结构等随之发生剧烈变化，整个社会发生了深度转型。“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所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出场语境的现实逻辑，是因为这一大变局不仅仅表现为中美两个大国博弈过程中呈现的地位和力量的‘东升西降’，而且是两个大国所领导的新旧全球化时代体系之间正在发生的大转换。”在上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社会迎来了深度转型，这一变化必然要求人们的文化结构与生活方式随之发生转型。然而，社会转型也使得一部分人的思想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由此产出一些新的社会群体，如农民工、拾荒者、失业者等群体，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出现两极化现象，由此产生犯罪问题、仇富心理、急功近利等问题。同时，网络的快速发展以及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现代社会转型加快，同时也带来一些社会问题。

三、社会风尚建设的实践智慧

面临冲突和转型境遇的社会风尚建设，其实践智慧具体表现为：从社会风尚建设的实践主体、实践对象、价值评价出发，将社会风尚建设的具体实践与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相统一，从而实现社会风尚建设引领社会发展这一价值追求。这里所讲的社会风尚建设的实践智慧是实践哲学在社会风尚建设的具体实践活动中的价值定位。

（一）社会风尚的实践主体考辨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始终占据主体地位的，人区别于动物的最大的特点即是人具有主体性。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人的主体性主要是通过人类实践活动体现出来的，人正是通过实践性的活动，积极地改造人与自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认识，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一切旧的唯物主义，他认为旧的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由此可见，人是一切实践活动的主体。人通过实践活动，人能积极地、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人也具有自我认识、自我改造的能力，在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中，对自然的改造和人类自身的改造是一致的，如此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因此，人的实践活动要尊重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也要尊重人的发展规律，使得二者内在统一，共同发展。“认识自我是人的自我意识的集中表现，并突出地表明人是一种自觉自为的存在物。”在人的自我意识当中，人既把世界看作对象，又在认识和实践的对象性活动中把人自身也作为对象性的存在，最终，人通过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地改造客观世界，使其符合世界发展规律，也使得人自身得到共同发展和进步。人在实践活动中作为对象性的存在，是将人作为整个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反映。

新时代社会风尚建设的主体是人，即将人的主体性地位作为根本出发点，具体表现为人的主体性地位的凸显、重视人的对象性存在以及强调人的社会性三个方面。

第一，凸显人的主体性地位。社会风尚建设的主体即是人，而社会风尚的核心议题也是围绕以人为核心的伦理道德问题，应尊重人的主体性地位在社会风尚建设中地位，把人民追求美好生活作为社会风尚建设的根本出发点。

第二，人自身也是对象性的存在。社会风尚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人是主体，具有主体性，同时人自身也是建设这一个系统的重要组成要素之一，是社会风尚这一系统的对象性存在物，社会风尚的发展也能使得人作为这一系统的对象性存在而同步取得发展，人的价值和观念、思维方式均能得到发展。

第三，尊重人的社会性。人类经过历史性的发展，具有了社会性的特征，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由此可见，人具有社会性，且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是人的存在形式。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由于社会历史的分化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不同地区、不同种族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属性。强调人的社会性意味着要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和需求。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地区的人的属性和特征大体呈现出一致性的特征，因而，在新时代社会风尚建设的具体实践中，首先要区分人的社会性特征，这样才能因地制宜，找到适合于特定区域范围内人的实践方法和思维模式，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社会性的集中体现。

（二）社会风尚建设的实践主体：国家、社会和个人

国家、社会和个人作为社会风尚建设的三个实践主体层次，各自均具有其特殊的主体性价值。

从国家层面来看，国家是社会风尚建设的引领者和主导者。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其中明确提到：“广泛开展弘扬时代新风行动。良好社会风尚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涵育着公民美德善行，推动着社会和谐有序运转。”由此可见，社会风尚建设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社会风尚建设已成为新时代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国家各级有关部门在社会风尚建设的实践中，为社会风尚搭建了制度的框架体系，从中央到地方基层行政机构均有相关的政策制定、宣传、执行及监督机构；国家从上至下制定了与社会风尚建设相关的一系列规范性法律、法规等；国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性地位，为社会风尚建设提供坚实的思想文化阵地支撑。

从社会层面来看，良好的社会治理水平和治理方式是社会风尚建设的重要依托。社会风尚建设离不开风清气正、和谐友善的社会环境，良好的外部环境加速社会风尚建设在社会中形成主导性局面，能有效遏制和淘汰不良风气对人的影响，从而使得社会风尚逐步占据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巩固社会风尚的核心地位。社会的各类组织，包含各类社会团体、公益组织等为社会风尚建设提供了广泛的支持和有效的补充。社会团体、公益组织等社会机构具有相比较国家体制机制更为灵活的特性，因而，这类组织和机构对于一些行政机关无法深入或不适合介入的区域和人群，社会组织则可以充分发挥其灵活性、多样性的特点进行补充和完善。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有效地扩大了社会风尚建设的深度和广度。

从个人自身层面来看，人民群众是社会风尚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私人自律强调注重个人风尚的养成，构成了社会风尚建设的基础和前提。个人风尚的养成是社会风尚建设中个人主体性价值能够发挥的最大阈限，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风尚具有了稳固的根基，能够在社会上形成“我要”“我可以”的价值追求。与“我必须”的价值基础相比较，前者能够使得风尚在特定社会范围内形成主导性的局面更加稳固和长久，抵御不良风气腐蚀和同化的风险能力大大提升。在社会风尚的实践过程中，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一定程度上决定社会风尚建设的成败。此外，人民群众的受教育程度高低及思想文化水平等均对社会风尚建设具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国家和社会组织应积极组织各类教育和实践活动，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人民群众自觉地将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内化为社会风尚建设的内在动力。

（三）社会风尚建设实践主体的互系性

1.“行为”与“行为者”的互系性

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这里既强调了主体的主体性，又强调了客体对主体的关系。进一步分析，主客体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互系性关系，“从个体的视角来说，每个人都是‘行为-行为者’的统一体，在‘生活’中，‘行为者’的‘行为’与做出‘行为’的‘行为者’是互系性的，相互论证的”。人作为社会风尚建设的行为主体，社会风尚作为这一行为的实践对象，在社会风尚建设这一行为关系中，构成了“行为”与“行为者”的互系性关系，即社会风尚与人的互系性关系。在此关系中，主体与实践对象是一个统一体，二者的关系既相互促进，又相互论证，二者之间可以形成一种相互发展和变化的良性互动关系。

2．实践主体统一于社会风尚建设实践

社会风尚建设的三个实践主体，即国家、社会和个人，其主体性发挥必然存在和统一于新时代社会风尚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国家在意识形态阵地、政策法规、制度保障等方面为社会风尚建设提供了根本保障，为社会风尚建设指明了根本方向。良好的社会环境、各类社会团体、公益组织等则大大拓展了社会风尚建设的广度、深度和便利度。而个人作为社会风尚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则构成了社会风尚建设的内在动力。社会风尚建设的这三个实践主体及所包含的建构内容构成了社会风尚建设的建构体系，这三个实践主体之于社会风尚建设而言是缺一不可、相互作用的内在关系。国家和社会这两个实践主体为社会风尚建设提供基础性的物质和制度保障，个人主体则是社会风尚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处理好这三个实践主体间的互系性关系则成为社会风尚建设实践智慧中的重要问题。

3.社会风尚建设的价值评价

“人的认识和实践归根结底就是为了认识客体、把握客体和改造客体”，由此可见，新时代社会风尚建设的价值即体现为认识社会风尚、把握社会风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最终达到改造社会风尚的目的，使社会风尚能够契合时代主题、践行人民立场、立足现代化发展。

第一，契合时代主题。社会风尚在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中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与该阶段中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和规模息息相关。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作为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风尚，其首要的存在价值即是社会风尚应客观地、真实地反映社会存在的客观规律及其特征。社会风尚的发展水平由该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社会风尚同时也客观地反映了该社会历史阶段中的时代主题，尤其反映了该社会阶段中主流的意识形态。

第二，践行人民立场。社会风尚建设的主体是人。社会风尚建设应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根本目标，将人民的需要切实贯穿社会风尚建设的全部过程；同时，社会风尚建设应尊重人的思想道德变化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始终围绕人的迫切需求去解决人民的实际问题，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一切从实际出发。社会风尚建设为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提供有力支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实践，在过去艰难的革命、建设和发展时期，中华民族的全体人民始终是我国伟大历史的创造者。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2月20日召开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明确指出：“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历史发展充分表明：人民是实践的主体，改革和发展的一切出发点是人民。社会风尚建设的具体实践也应从人民的立场出发，符合人民的需要，实践的最终价值目标指向只能是人民。

第三，立足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把社会治理和思想道德文化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加强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社会风尚建设的发展有赖于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和人们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的发展。社会风尚建设能够为社会治理提供良好的精神动力和支持，进而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最终助力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

四、社会风尚建设的实践进路

社会风尚建设的建构逻辑总体上是一个从“解构”到“建构”的逻辑进路。在这一逻辑生成过程中，“解构”是起始，“解构”是对“旧”的扬弃，“建构”是最终社会风尚生成的主要标志，因而“建构”是社会风尚生成的逻辑终点，从起始到终点，中间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含尝试、重建、创新、强化等步骤。从社会风尚生成的现实来看，应明确社会风尚建设的生成机制、类型、实践方式等。在此基础上，整合各要素及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社会风尚建设的基本构架，最终落脚到社会风尚建设的具体实践中，使社会风尚的价值得到充分发挥。

（一）社会风尚的演进过程

风尚的生成有其发展的基本过程，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由旧到新、由封闭到开放、由肯定到主导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新风尚要经历尝试、解构、重建、转化、创新、强化、主导等具体的生成过程。总体来看，社会风尚的演进过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维度。

第一，“旧”的扬弃。新风尚经历不断尝试、解构和重建的过程就是对“旧”的风气不断扬弃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新文化当中传统的、优良的部分得以保留并继续构成了新风尚中基础性的那部分，保留下来的这部分成为由“旧”到“新”转换过程的中介，任何一种文化的更替都离不开这个中介性的存在，这部分被保留下来的文化往往成为特定社会发展阶段中的文化精髓并得以在不同历史阶段内不断传承和发展。

第二，“新”的生成。在对“旧”的扬弃过程中，总会有一部分文化得以保留和传承，被保留下来的文化往往构成了该社会历史时期的文化传统，但仅仅依靠这部分文化传统还无法形成丰富和具有时代特色的新风尚。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呼唤新风尚的产生，一方面，社会实践和社会交往活动产生新的文化，并在保留下来的传统文化上层层堆叠；另一方面，社会实践活动推动社会历史不断向前发展，必然要求有新风尚适应新的发展阶段。在此背景下，新风尚在社会实践发展的过程中，层层堆叠并不断转化、创新，新风尚初步生成。

第三，“主导”及“引领”。新的社会风尚初步形成后，如果不加以强化，很容易被替代和消逝。新风尚需要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水平和主流群体的需要并逐步形成自身影响力，主导该社会阶段的精神文化层面，最终新风尚要融入社会核心价值领域中并渐渐主导社会思想。社会风尚形成主导性局面后，势必会在较长时间内引领整个社会的发展，同时，社会风尚也将逐步成为社会评价的重要价值尺度。社会风尚与主流群体（如执政党）的结合才能使其主导地位更加持久和稳定。一旦社会风尚失去了主流人群的肯定与认可，社会风尚将逐步被替代甚至成为社会的负面评价。

（二）社会风尚建设的实践进路选择

社会风尚的建设客观上是批判地反思人类生活的时代意义，理论性地表征人类生活的矛盾与困惑、理性与选择，从而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社会风尚建设的实践路径选择应该是在整个人类的生产、交往和思维这三种实践方式的框架之内，或者说社会风尚建设的实践路径与人的实践方式应该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1.现代化的社会生产促进社会风尚的日常化

社会生产发展的基本方式是劳动。社会风尚的产生和发展也离不开人类的劳动生产。人们从劳动实践中获取关于外界事物的认识规律、事物本质及其发展过程等信息。现代化的社会生产即是人们通过劳动生产实践，产生对客观世界的基本认识，形成了人们关于生产劳动的习惯、规律等概貌性认识。人通过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再将从外界获取到的知识和信息整合形成该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普遍规律、习俗、语言及伦理道德观念等。在旧社会，由于物质资料生产的程度较低，人民的生活处于较低水平，社会的主要矛盾关系主要是物质资料的落后生产导致的，因而旧社会的风气有一些顽固的、落后的习俗等。近代以来，人类的物质生活好转，人们开始关注社会风气的改造和提升。社会风尚建设需要建立在现代化的社会生产方式基础上。在现代化的社会生产方式中，社会风尚与人们具体的生产、生活实践相结合。在这一过程中，“旧”和“新”两种不同的文化展开博弈，社会风尚正是在上述“新”“旧”两种文化博弈间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认可，从而完成由“主导”到“引领”的过程，最终，社会风尚得以日常化。

2.社会交往促进社会风尚的养成

劳动创造物质资料的同时，还产生着社会关系。首先，社会交往为人与人的交往关系明确了最基本的原则尺度，构成了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基础的伦理道德规范、基本价值选择、社会基本制度体系等。人类必须遵循这些最基本的原则和价值，才能保证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基本有序可控。社会交往的实践原则慢慢演变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制度体系，为社会风尚建设提供了基本的制度约束。其次，社会交往的发展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边界愈发明确，人们根据社会交往关系中的边界距离远近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疏远近。在社会生活中，同一地域、同一民族、同一生活习惯的人往往形成相对统一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追求，社会风尚慢慢具有了某一地区的民族特色、区域特色等。社会风尚的差异性随之产生，不同群体所具有的社会风尚差异性为社会风尚的建设提供了前置的可能性，没有差异性的社会风尚将失去建设的价值和空间。再次，人类的社会交往建立在具体的活动载体上，人们通过具体的不同形式的活动建立基本的人与人的关系，因而社会交往还为社会风尚的形成和建设提供了现实的、具体的活动载体。最后，社会交往使得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不同价值追求的人形成了相互交织、纷繁复杂的交往关系，人与人的社会交往使得社会风尚建设成为一个系统工程。新时代社会风尚建设中尤其要注重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去积极构建人与人之间的良好社会关系。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21世纪意识形态之争越发激烈。不同社会思潮在此背景下纵横交织、影响着当今时代的每个人。现代社会交往中充斥着传统与现代、公域空间和私域空间的冲突、碰撞，这些均对人们的社会交往产生着深远影响。人们的社会交往受到多种因素作用影响，一种能够反映现代社会现实和文化心理的社会风尚应运而生。

3.思维创造促进社会风尚的自我革新

思维创造是人对外界的信息经由大脑加工后内化为人类的知识体系，进而创造出新的认识，在此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得到空前的发挥，人积极地、能动地将有利于自身和社会发展的正面的、有用的内容充分吸收并加工改造，同时自觉地摒弃错误的、不良的信息。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出发，人的思维创造水平由一定社会阶段内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所决定，但人的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又会超前于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水平，思维创造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先进性。正是由于思维创造所具有的超前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这一前瞻性特征，使得思维创造能够产出较当下生产力水平更为先进的理论，进而推动和引导社会的发展。人的思维创造所具有的这种前瞻性和先进性不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而是受到人所处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知识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的人所处的家庭、社会和知识背景存在差异，这就决定了人对事物的认识具有差异性，人与人之间的价值标准、思想认识水平具有高低之分，参差不齐。因而，社会风尚建设必然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路径。

人的思维创造既由社会生产力水平所决定，但又具有前瞻性、先进性的特征，从而产生新观念、新理论，进而引导社会发展。新观念、新理论的产生为社会风尚建设提供了先进的思想理论宝库。从新思想产生的路径来看，新思想既符合社会普遍的生产力水平，其具有的前瞻性、先进性特征又恰恰与现实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的思维水平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从而推动人们在具体实践中不断朝着先进思想所指引的方向前进。由此过程可知，人的思维创造所产生的新思想、新理念在不断推动着人们在思想上不断演进，进而引领社会发展。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和人类实践活动的检验，正确的思想不断保留下来，成为指引人类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而错误的思想、观念则会在发展中被人们所扬弃。这些正确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优良的习俗则构成了社会风尚的重要内容，社会风尚建设的核心价值尺度正是建立在这些保留下来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价值标准基础之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的思维创造水平不断提高，由此不断产生新的思想和价值标准，与原有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层层堆叠，社会风尚的内容和价值标准得以不断革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产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不断总结过去的先进经验，并建立在未来中国社会的准确把握基础上提出的又一创新性的理论成果，它的提出是人们高水平思维创造的成果和具体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提出到现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其先进性已经被实践所证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必将继续引领中国走向一个更加繁荣、伟大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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