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五十年代 》50后的成长记录

生于五十年代的中国人，他们的童年历程是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到六十年代初度过的。今天的人们回望那段生活，常常会用宁静、平和等字眼来形容。物质的匮乏并没有磨灭掉朴素的生活中蕴藏的情趣，而那时的孩子们也有着属于他们的童年记忆。

1953年，吴欢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中，和许多生长在北京的孩子一样，青瓦灰砖的四合院承载着他们最美好的童年生活。

吴欢：我喜欢的娱乐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家那个月亮门呀，大月亮门，我一爬就爬上面去，从月亮门就上房顶了，然后城里的房子呀，是一圈挨一圈一直两里地以外呀，都可以在房上走，所以我经常是穿房跃脊，领着几个同学，能跳很远很远一直在房上跑。

五十年代所特有的平静生活还印在陈丹青对童年的记忆中。

陈丹青：那个时候的城市相当乡村化，树很多，我们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爬树，去捉那种虫子给鸡吃，家家户户还养鸡，居然。我记得我们三楼的晒台上一直到七十年代都持续在养鸡，公鸡母鸡，鸡经常会从三楼栏杆跃出去飞到弄堂里，然后大家找，找回来继续把它拴在那。

1957年出生的艾未未，从小随父亲艾青远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童年的艾未未于是有了不同于城市孩子的经历。

艾未未：我们到戈壁滩去拾柴禾，我们会走得非常远，我们发现一个洞，我们去挖，看到里面几个像小狗一样的动物，我们就抱回家去，整个晚上就听见有一只母狼在我们门口一直嚎叫，原来是几个狼崽子，第二天，整个连队的人就非常愤怒，就说一定要把这几个狼崽子还回去，大家都吓死了，狼群寻着味道就到我们住的地方来了。

不同的生活轨迹勾勒出每个人的记忆。然而，对于生长在同一个时代的人们来说，在走过的童年岁月中总有些共同的经历留在了人们心中。

姜昆：儿歌对我们那个时候，我感觉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特重要的内容。所以现在想起来许许多多就我们这个岁数的许多儿歌，我觉得都是还挺有意思的。“小汽车，嘀嘀嘀，里面坐着毛主席，毛主席，挂红旗，气的美帝干着急”。

毕淑敏：我记得那时候，每天中午有一个长篇小说联播，好像是从12点半到一点。那时候正好在食堂吃晚饭回家，就睡午觉。可是我特别想听长篇小说联播，我就每天都在那听。我记得播的是《平原枪声》，比如《烈火金钢》什么的。后来有一天，我上学的路上，我就跟别的小朋友讲，今天肖飞买药，怎么怎么样，然后，下午就坐在课堂上，然后老师就说，有的同学不执行纪律，中午不午睡，偷听长篇小说，我当时就想这老师他为什么知道呢，她一定是趴在我们家门口了吧。我记得当时声音已经非常小，我就把耳朵凑到收音机上，我说老师怎么会知道呀。从那以后吓得我再也不敢听了。过了许多年再一想，肯定他自己在听呀。

姜昆：打乒乓球，我们找一个三合板儿，然后找小锯，锯成一个拍子，扎得手上满都是刺儿。在地下，平一点儿的地，用粉笔画，中间隔上两个转头就这么打，以后在学校里有了乒乓球台子，就是用砖砌的在打。

朴素的生活中蕴藏了无穷的乐趣，对童年的姜昆来说，看电影当然也是其中之一。

姜昆：看电影是我的爱好，我看电影可以不花钱，因为我们家旁边就是明星电影院，我经常是偷偷的进去，我都知道从哪进去，卖票的那个门怎么开，怎么从那后门钻进去，钻到什么地方能够不被检票的发现，然后堂堂正正坐在那儿，踏踏实实看电影，从小就养成了一套在黑暗当中工作的经验。

对于远离城市的人们，看电影似乎比城里人更多了一份隆重的仪式感。

艾未未：大家非常的过瘾看那个放映员怎么把一个汽灯点亮了，怎样把胶片放上去，放上去放的时候如果是胶片烧了大家特别高兴，一看银幕上烧了，大家特别乐，看完以后这个放映员会把所有的片子缠好以后，晚上再到另外一个连队去放，因为一个连队和另外一个连队可能相隔十公里远，那个连队的人正在摆着板凳也在那等着呢，所以我们会跟着这个放映员到另外一个连队再看一遍。如果他放三次，我们会再到另外一个连队再去看一遍，但是等电影全放完以后，我们离我们那个连队可能有十几公里远了，于是摸着黑地跑回来，整个一天都会很兴奋的背诵着那个电影里的台词，所以那个时候电影看的是蛮过瘾的。

吴欢：《英雄儿女》在我们当时确确实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部电影，而且当时这个向我开炮是大家的口头禅，动不动就是向我开炮。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因为外交政策的封闭，除了中国电影以外，只有苏联、阿尔巴尼亚、朝鲜等国的电影可以放映。即使是这样，影片中的异域风情，仍然成为那个时代人们文化生活中时尚的元素。

吴欢：我是我们学校的独唱演员，当时我记得我代表学校出去唱一首歌叫我是一个黑孩子，独唱，抹得满脸黝黑，当时老师在启发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是给我这种思想，他说，你现在生活得很好，非洲的黑孩子呢太穷了，你长大以后就要有这种责任，以天下为己任，要解放黑非洲，然后唱词是，我是一个黑孩子，我的家乡在黑非洲，黑非洲，黑非洲，黑夜沉沉不到头。

当然，最让那个年代孩子们期待的事儿还是过年。

过年的那几天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在度过了一年的节俭日子后可以尽情奢侈的几天，孩子们也就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大人们会用平常节省下来的零花钱为孩子们添置新衣，而最令人动心的当然还有那些平常日子难以看到的各种好吃的好玩的东西。在被称为票证时代的日子里，过年令人回味无穷。

陈丹青：从我记事开始，我母亲告诉我在我生的那年，中国开始实行粮票、布票、油票这些东西，那么这个东西会让你有期待，比方说到春节你就知道会有一张票可以去买鸡，然后有一张票可以买鱼、买肉，就这种期待感。

姜昆：到了过节的时候，就盼着乡下来人，为什么呢？他们过年的时候背着个大口袋过来，这口袋里边有画彩的泥兔爷，有不倒翁，有放的老头呲花，有炮竹，反正各种各样民俗的小玩艺儿，他背着到北京厂甸来卖，就在这时，老家来人他得有地方住呀，晚上在我们这儿还得住一宿呀，就给我们带白薯干，这对我们来讲好家伙，要是带一点白薯干，带点花生，再带点瓜子来，这就是天大的喜讯。

对于五十年代的孩子来说，一年中最让人期待的节日，除了过年，就是十一国庆节了。十月一日，对于生长在红色中国的孩子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像是一个盛大的狂欢典礼。

陈丹青：国庆节我们特别高兴，可以看大游行，而且在游行队伍过去以后可以在马路当中走，那是很猖狂的一件事情，晚上有放焰火，我们住三楼，当时整个高楼群还没有出现，我们家可以非常好的方位看上海人民广场和外滩那一带放焰火，那会儿国家其实很穷，可是焰火得放好久时间，可以放一两个钟头。可能小时记忆有错，我们觉得非常漫长，这个眼睛完全给照花了，互相呼朋唤友在屋顶上阳台上，那是非常深的记忆。

任志强：我们十一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十一的那一个学期都要开始打鼓，锻炼，训练，这个训练就是准备十一游行，因为同一个年龄的孩子非常多，而能去的不是多数，所以每一个人能参加的话，总是一个可以吹嘘的事情，或者说好像总觉得自己可以走在天安门可以看看毛主席，其实根本看不见，但是你的心理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于五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天安门的形象，就是中国的形象，在天安门前留影，寄寓着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国家的一种朴素的感情。

任志强：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经历，那时候天安门还不像现在似的，有公用照相的部分，基本上都是家里有条件的有照相机才可能，我父亲大概是在欧洲出差回来以后，还是在苏联考察回来以后，带回来一部埃克斯发照相机，那就成了家里一个宝贝，然后重大节日时候，大家会跑到天安门去照个相，或者到放假的时候可以到公园里去照个相，可能是每年每个孩子都会到天安门前区留个影，保留一个记忆。

追随着共和国跳动的脉搏，生于五十年代的孩子们逐渐的成长起来，今天的人们常会把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称为火红的五十年代，而生于五十年代的孩子们，也就成为了在红色旗帜下成长起来的未来的主人翁。

陈丹青：我们是建国以后第一代孩子，在欧洲和美国的说法是婴儿潮。二战以后我们就是新中国的孩子。我记得小时候，在操场上，就绑着个红领巾，手这么举起来看升旗，浑身发抖，激动得不得了，长大了马上就去上前线，这些都愿意。

姜昆：我们那个时候当少先队员的时候，都要蓝裤子，白衬衫，红领巾，这叫队服。但是我的蓝裤子从来不蓝，老洗的都发白了。而且蓝色也不正，因为上边老补着别的布，所以特别梦想有一天能穿上一条特别新特别新的蓝裤子。我的小姨的第一次的工资给我买的蓝裤子，穿上那条蓝裤子我特高兴，但是你现在想起来呀，那条裤子有什么呀，为了到五年级六年级还能穿，新裤子要长出许多来，所以卷着裤腿，就那样也好看。

任志强：那时候可能想加入少先队的感觉和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可能不一样。那时候我们觉得想加入一个少先队和现在人们的想入党一样难。因为它是红旗的一角，我大约三年级的下半学期才入的队。那时候确实心情比较激动。

今天，当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人们回头去审视他们成长的轨迹，也许仍然会为当初他们那些天真而执著的表情和行为感动，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他们天生拥有着一种优越感和自豪感，而他们所成长的氛围也为他们的性格乃至人生经历刻印上了无法磨灭的时代痕迹。

吴欢：那时候有一个最大特点，以比穷为光荣，就是咱们看谁穷，谁光荣。我记得新衣服我给它弄旧了穿，不把这衣服弄旧了这不算光荣。所以新衣服先让我妈给我补补丁，鞋也得补补丁，一双鞋穿得补的又破，补丁越多，越是革命，艰苦朴素。

艰苦朴素是那个时代的人们追求革命和进步的标准，学工学农作为培养艰苦朴素美德的课程之一，成为了那个时期学校教育中充满了时代特色的一课。

吴欢：上学，非常重要的一课就是下乡劳动，这个下乡劳动是当时的必修课，比如说掏粪，趁没人的时候，就往身上浇几滴粪，然后人家一没看见就去玩去了，老师再来一看，身上都是粪，脸上也抹着粪，臭也得往脸上抹，为什么呢，光荣呀。

对于生于五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是新中国诞生和成长的时代，新生国家所特有的激情和朝气渗透在他们蓬勃的血液当中，与此同时，共和国所经历的崎岖与曲折的历程也不可避免地融入到他们成长记忆中。

毕淑敏出生于北京一个军人的家庭，毕淑敏六岁时，北京城上空钟鼓齐鸣的悠远声音和着人们围剿麻雀的呐喊声留在了童年毕淑敏的记忆中。

毕淑敏：1958年那时候我应该是6岁，我记得大家都跑出去打麻雀。我那时侯心想，为什么人们都拿那个旗，一个棍子上绑一块红布，使劲地在天空挥舞，说那些麻雀不敢落下来，就是要把麻雀累死。小孩，特别喜欢小鸟呀什么，我一想，把一个麻雀累死这是不是有点，心里会生出那种怜悯的感觉。但是我记得特别清楚，旁边有一个叔叔，他告诉我说，这些麻雀都死了，我们就进入共产主义了。然后就拍拍我的头跟我说，我们是看不到了，但是你们是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的。

麻雀的歼灭战以胜利告终，据说有一段时间，仅仅半个月，全国就消灭了麻雀19.6亿只。

同样狂热的情绪也体现在了1958年大炼钢铁的运动中。

1958年大炼钢铁的热潮留给陈丹青的记忆是深刻的，尽管那时的陈丹青还是个上幼儿园的孩子。

陈丹青：我1952年生，大概1955年上幼儿园，到中班的时候，大概大炼钢铁就开始了，所以我印象很深，当时宣传画、无线电里的广播，马路上敲锣打鼓的游行，都是讲大炼钢铁，很多上海非常好的殖民地时期留下来的弄堂，门口都有大铁门，大铁门都拆下来去把它烧掉了，做钢铁，所以我记得小时侯，中班一群小孩坐那儿，老师一个一个问，你长大了想干什么，你的理想是什么，轮到我说，我就缩在那儿，我就说，我想当炼钢工人。

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政治热情之下，大跃进运动轰轰烈烈的在全中国展开。狂热的行动并没有让人们看到共产主义远景的来临，经济的凋敝和人民生活的困难成为了中国人所必须要面临的现实问题。

毕淑敏：三年自然灾害一开始，即使我们在北京，是一个小学生，可是我们已经吃不饱饭了。我因为一直都在食堂里吃饭，那时侯我就看到食堂里那个水池子里面泡得全部是树叶，听说这个树叶子会做什么人造肉呀。我当时就想，那个叶子和肉有什么关系呢。那做出来一吃，实际上真是不能吃，特别不好吃。学校突然间下午不上课了，上午只上三堂课。后来说是因为已经有人浮肿，女孩子的精力不能达到，然后又说多少叔叔阿姨剩下自己的口粮，给我们用黄豆做汤，说可以补充蛋白质。有很多孩子他们就会排到队尾，因为在前边一勺一勺打这个黄豆汤的时候豆子比较少，但如果你排在最后的话，你会多得几粒黄豆。在整个国家遭受这种饥饿和困难的时候，我们这代人真的是在长身体的时候，就会感受到这种物质的缺乏。

物质的匮乏并没有磨灭掉人们对未来的憧憬，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人们，他们注定要接受时代的洗礼与风暴，在与共和国同行的道路上他们将开始怎样的人生？

儿时的陈丹青

陈丹青1953年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幼年的陈丹青并不了解家庭中发生的变化。1957年我父亲变成右派，然后到1958年我母亲又变成右派。当时我小，三四岁，所以其实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再大一点，就知道家里很穷，经常在説到月底了钱不够用了。我父母后来告诉我，工资一下给割掉了。可当时小孩无所谓，我记得我家弄堂里头有个理发店，我父亲带我去理发，然后我还跟师傅说，我爸爸是右派，我还以为右派是一种职业，一种身份，我父亲也很尴尬。事后的陈丹青逐渐懂得了右派的真正含义。

儿时的艾未未

1957年艾未未出生的这一年，他的父亲艾青从一个著名的诗人变成了一个需要劳动改造的对象。童年的艾未未与全家人远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始了长达二十年在遥远的农场生活的经历。

艾未未：我是8岁的时候，曾经跟我父亲很郑重其事地説，我想去放羊。我们刚到农村，有四百多只羊，在戈壁滩沙漠上。你跟在后面，它就在前面找草吃。黄昏的时候你把它赶回羊圈，你会跟着它走很远很远，因为附近的草已经吃完了。我跟着那个羊倌，我们一起放牧觉得很快乐，所以我跟我父亲説我想去放羊。

我父亲説，还是上学吧，不要放羊了。所以我就结束了这个短暂的梦想，没有去放羊。8岁的艾未未重新回到学校，然而他很快发现学校和家庭都在一场巨大的运动中发生了变化。

艾未未：本来我们家里是有巨大的藏书的，但是有一天我父亲就说，这些书必须烧掉了，因为“文革”时每天几乎都有红卫兵要来敲我们家的门。我记得有一天早晨，我们就把所有的书堆了一大堆，点着了在那个院子当中。很多小孩都来和我们一起烧。把那个很好的那种从欧洲买回来的画册的封面，硬壳的、精装的，上面烫着金的，非常漂亮的很大的画册封面都撕下来，作为我们以后在学校，作为一个夹子来用，但是把里面的内容全烧掉了，非常精美的一些画册。当然你知道家里人的情绪，也是太痛苦了。因为这些书究竟是他多年最爱的东西，通过很长时间积累起来的。在一日之中就被我们全部给烧掉了。

对于生于五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1966年正是他们读小学或初中的年龄，一个孩子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巨大变化，是不可能有透彻和深刻的洞察的。但是这场改变着每个中国人命运的运动，却不可避免的降临到他们身上。

毕淑敏：我们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是1966年，那正是一个人求知欲特别强的时候，突然开始"文化大革命“然后告诉我们是停课，我想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挺高兴的。因为正好要期末考试了，我心里面觉得迫在眉睫的压力顿时就消失了。而且在潜意识中也不相信，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 ，叫做全国大中小学校停课闹革命，后来这一停就停了好几年。所以我想真是在记忆力特别好的时候，在那种能够学习很多的书本知识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荒废了学业。

1968年在复课闹革命的指示下，学校的大门又重新开放，但教育革命成为了学校一切工作的首要任务，学校由知识教育的场所变成了阶级斗争的战场。

在没有书可读的日子里，陈丹青并没有放弃他的兴趣。

陈丹青：我从14岁那年，刚进中学那一年，就跟着我们学校的美术老师，到处去画毛主席像。就是非常大铁皮或者墙面，好几米大的，然后就打着格子用炭笔弄一弄，然后抺了颜料就上去画起来，我在那一两年里，14到15岁我画了120多张毛主席像，有些就是拿墨就在墙上直接画。画了以后第二天里弄的大嫂、大爷群众就开始对着那个毛主席像开始念语录、唱歌跳舞、早请示晚汇报。最大规模的我记得是在上海郊外靠东海的地方，叫吴泾化工厂，居然也会把我叫过去，还有另外一两个年轻的工人画家，爬上去，五六米高的大铁皮，脚手架弄好了，毫不犹豫就抺了颜料往上画，毛主席的嘴唇眉毛都一两米长，非常大的毛主席像。初生牛犊，我就这么开始学油画。

少年陈丹青梦想成为一个画家，然而在拍摄完这张全家褔后，17岁的陈丹青带着画笔和必要的生活用品匆匆踏上上海开往赣南的列车。开始了8年的知青生涯。

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之下 ，全中国掀起了持续多年的上山下乡的热潮，城市里的每一个家庭几乎都有上山下乡的孩子，而生于五十年代的人，当时正值豆蔻年华，对于理想的追求和未来的憧憬，此时都化做青春迸发的激情，一批批的青年离开了他们父母和生活多年的城镇，投入到上山下乡的的大潮之中，

吴欢是新凤霞与吴祖光最疼爱的孩子，1969年16岁的吴欢是背着家里参加了赴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的队伍。

吴欢：当时去北大荒是一个进步青年，所应该选择的道路。因为我是一个出身非常不好的一个家庭的孩子。而政治上要求进步，去北大荒是我唯一的选择，因为我不能落后，我不能比别的孩子们差，他们都选择去上山下乡到农村去了，我作为一个农民，我觉得是我最高的选择。因为只有当农民当工人当兵才是地位最高的，才是真正的心理上的贵族。而当兵我不合格，当工人我也不合格，当农民我才勉强合格，所以能够当农民，对我来説就是最大的奢侈了。

去的前一天晚上，我妈妈説走的时候不许哭呀，大家都不许哭。但是我发现一早上起来我妈就在她那屋里哭，但是我妈妈这个人是非常坚强，我记得我妈妈送我到车站的时候，车站已经哭成一片了，惟有新凤霞，所有的人一看新凤霞来送儿子了，就新凤霞眼泪一滴都没掉。她不掉，我想因为我毕竟十六岁，我当时我也没哭。

姜昆：大家决定第二天送我，送我的时候大家要唱一首歌，这支歌不能够让人听得出来我们要哭，要表现欢乐。第二点，这支歌它不能和现在社会流行的一样，得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歌，大家在一起凑了一个三拍的歌曲。

毕淑敏：我在西双版纳的同学，有一次她给我寄来一封信，后来我觉得那封信特别厚，打开一看，在里面掉出来一朵花，就是一个干硬的花，一个标本，后来她説，毕淑敏你特别远，我在地图上看你特别远，我这封信要绕一个很大很大的圈子。她説 你回信的时候你能告诉我，这朵花是什么颜色的吗？我跟她讲你的花是黑色的，后来她第二次信返回来，她説，我告诉你那是一个粉色的和白色的非常美丽的花。我想如果没有那种大的政治氛围，像北京的一些十六七岁的女生，她不可能从北京这个地方出发，有的人去了内蒙古，还有同学去了黑龙江，还有去了云南，也还有的在北京，像我去了西藏，我们从原来就是那种上下铺的朋友，突然之间到这个幅员那么辽阔的一个国家，那么边远的地方，我们互相还有这样的联络，当时觉得命运的安排真是我们所不能掌握的。

或许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说明，在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有多少中国的青年远离父母家庭到祖国的各地继续他们的青春理想，在最敏感多思的青年时代，历史选择了他们，在与社会的碰撞中完成成长的过程。而他们也不可回避地承担了历史赋予他们的角色。

1970年16岁的陈丹青与同队的知青辗转从上海到赣南农村，到达公社的时候已经是夜晚了。

陈丹青：那是很绝望的一个记忆， 我觉得全部黑下来了，然后就那么一个油灯，门口全是农村的人围着我们看，一直看到队长把他们撵走，要睡觉了。我们三个男同学挤在一张床上，晚上几乎醒着那样的，又累可是又醒着，被子上是很大的老鼠，几斤重的老鼠，整夜在我们的被子上窜来窜去，第二天醒过来时下雨，雨打在瓦片上的声音，非常茫然。然后出来叼根烟，就站在楼里边看着那个秧田，那个四月份下雨的山，就是绝望，然后脑子里是空白的。

吴欢与赴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分配到坐落在小兴安岭的基建排。

吴欢：有一次夜里住在一个小兴安岭的木板房里，然后把这个木板房上浇上水，冰冻上那就是一个大冰坨子，就是可以挡风。当时木板房的那个桩子，把地上砸一个坑，把水浇进去，灌上之后，那个木头就立起来了，就冻死了，那房子就结实了。整个是冰窖，住在冰窖里。每天早上六点钟上山，爬到山上已经八点了，两个小时上山，然后在山上伐木，那简直是……，但是大家也都很乐观，觉得这就是人生。

对于曾经经历过这段岁月的人来说，当他们褪去包裹在年轻心灵上的梦想，他们所要面临的就是在真实的人生中重新思考和定位自我的价值。他们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艰难地寻找和修复自我，也学会了在岁月的蹉跎中把磨练当作人生的粮食。于是在播撒青春的道路上，他们是收获 比粮食了更为珍贵的沉甸甸的思想和信念。

姜昆：很多人都说，我们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把我们的青春葬送在了北大荒，因为十八岁、十九岁、二十二岁……到二十七岁我回到了北京。那么这段时间都在那里种地，都在那里，每天早晨四五点钟扛着锄头下地，然后就跟着一条垅在打交道。吭哧吭哧到天黑了，那个垅到头了。然后我们用小镰刀打败机械化，放着拖拉机不用，要用人的革命精神去战胜汽油，去战胜机械，我们在干这些事情。我反反复复也考虑这个问题，我有时谈一谈，我觉得北大荒尽管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社会环境，但是我们这些人给北大荒的和北大荒给我们的都是很了不起的东西，它至少是锻打了我们的筋骨，我现在有的时候经常这么想，无论是这个世界属于我的我得不到的；或者不属于我的我想去得到的，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我一想起北大荒来，什么全都没有了。

1976年长达十年的动乱终于宣告结束，中国在经历了漫长的冰冻期后终于开始了复苏的季节，此后中断了十年的高考恢复了，分散在中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开始了重返城市的归途，1978年在农村插队的陈丹青拿到了考取中央美术学院的通知，对于25岁的陈丹青而言，这张通知书意味着他的命运即将改变。

有很多人送我，那又是另外一种，跟很多人送我到农村不一样，我记得三十多个人到南京火车站送我，就是要到北京去。都是百味杂陈，当然都为我高兴，但是送的人里面有很多人都还是前途未卜，那个时候人群又开始分化，就是当机会来的时候，有些人得到机会，有些人没有得到机会，有些人甚至…… 跟我在文化馆一块干的一个老先生，宋老师，书法很好，在县文化馆，在我接到通知书的那天他哭了，因为他的冤案还没有平反，家人还不能团聚。所以你走的时候真是悲喜交集，很多回忆一下子起来，我忽然离开苦难了，大家在为你高兴，就那么一种感觉。一到北京就不一样了，一到北京又都是幸运儿，都被这个体制接纳了，一段新的生活开始了。

社会的变革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生活的改变，在经历过时代的冲刷和洗礼后，生于五十年代的很多人从这时开始重新思索和定位自我的价值。

任志强：这个时候刚刚开始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一个是重新学习的风气很浓厚，终于有了学习机会，从1978年开始，把工农兵大学生都抛弃以后开始正式学习，恢复到寻求学历寻求知识的一个过程。第二个就是经济体制开始变革，出现了很多机会。比如説个体户允许存在了，或者说安排待业青年的一些经营活动开始存在了，这些经营活动可能给了更多人一些机会，一开始叫作万元户，这种允许人们富起来的想法，觉得给大家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显示个人的天分或者才能。

任志强1950年生，曾经插过队参过军，从部队转业后，任志强成为了在经济变革时代第一批拓荒者。

任志强：整个国家经济改革的过程，是我们从头到尾都经历了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知道它其中每一步的一些变化，而且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我们也能预测出它下一步可能出现的问题，这时候就可能创造一个生存的余地，或者你可能有一个起点、一个支点。有人説有一个支点我可以把地球撬起来，但是首先重点是你要选择一个支点，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是选择支点的机会。

寻求支点的过程，意味着生于五十年代的人们必须要面对残酷的竞争和时代的考验，我们无法展现每一个人的人生经历，他们可能经历过出国、下海、炒股，也可能在变革的过程中承受着下岗失业的艰辛，今天曾经意气风发的浑身热血的青年大多已经进入中年，无论成功失败，他们的人生经历都赋予了他们各自的生命答案。

陈丹青：我想他们是第一拨觉醒的人，然后也是第一拨摆脱意识形态和教条以后着手在各个领域开始做比较理性的选择、实践。他们有多少成果，做得怎么样，这个我个人不能作出一个评价。他们是断层以后的第一代年轻人，现在他们都进入中年、晚年，但在断层结束以后、“文革”以后，他们无可选择就担当了那个时期，在各个领域他们必须把路趟开来，时代给了他们这个机会，然后他们也回答了这个时代。

来源：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 央视网、半月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