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科技大趋势与杭州机遇——院长贲圣林在杭州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上作主题报告

2020年5月26日，杭州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专题学习会在杭州举行。浙江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周江勇，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忻，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仲灿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报告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戚哮虎主持。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国际联合商学院院长、管理学院教授贲圣林受邀参会，作“全球金融科技大趋势与杭州机遇”主题报告。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领导的邀请，在周书记发布《杭州国际金融科技中心建设专项规划》一周年之际，我很荣幸有机会围绕“全球金融科技大趋势与杭州机遇”这个主题，与大家进行一些分享和汇报。我将围绕以下四个问题展开讨论：金融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中国传统金融能否成功追赶欧美国家？中国能否实现换道超车？杭州能否保持先发之势？有不足之处也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追本溯源，金融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柏拉图提出了著名的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从这人生三问中践行初心，毛泽东同志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对于现代金融，我们也当追本溯源，试问金融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1、金融从哪来？

荷兰是第一个称得上金融大国的国家，它创造了很多个“第一”：全世界第一个股份制公司以及第一家跨国公司——东印度公司于1602年在荷兰成立；全世界第一个股票交易所——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以及第一家公共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于1609年在荷兰成立。我所服务的第一家金融机构——荷兰银行，其前身就是阿姆斯特丹银行。作为一家公共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不仅服务于政府，还服务于企业。存款账户、透支账户等至今还在沿用的一些金融产品和工具，也是阿姆斯特丹银行创造的，当然这从某种意义上也表明了我们的传统金融产品和服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需要过多创新或创新能力有所不足。不幸的是，荷兰还发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有记载的金融危机——郁金香泡沫。在1637年郁金香泡沫破灭之时，一株郁金香球茎的价格被炒到了6700荷兰盾，相当于45个荷兰人的年收入总和，也相当于阿姆斯特丹运河边一栋豪宅的价格。1652年、1665年和1672年，荷兰先后三次和英国进行海上霸权的争夺，并三次击败英国，称霸十七世纪。直到1780年（大约100年以后）第四次英荷战争爆发，它才败给英国。

英国通过发展殖民地，控制海上霸权，成为了当时盛极一时的日不落帝国，由此英国金融时代来临，英镑也成为了世界货币。1694年，全世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以股份制的形式成立。1720年，英国经历了著名的南海泡沫事件，使投资者和社会各阶层对股票市场和资本市场产生了极大怀疑，并由此出现了“经济泡沫”一词。当时著名物理学家牛顿在股市中巨亏2万英镑（约为现在的4千万人民币左右），并由此感慨“我能计算天体运行的轨迹，却难以预测人类的疯狂”。1776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标志着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同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鼓励全球分工与国际贸易。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在这一年建国。1853年，渣打银行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特许下建立，许可经营范围包括澳大利亚、印度和中国，所以,它的英文名（StandardChartered）翻译过来其实是“标准特许银行”。1865年，汇丰银行在上海与香港成立——这也是我所服务的第二家金融机构。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最后以普鲁士大获全胜，并于1871年建立德意志帝国而告终，欧洲大陆霸权更替。

与此同时，在大西洋的对岸，美国结束了内战，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1776年才建国的美国于1792年在纽约签订了《梧桐树协议》，并在1863年正式成立了纽约证券交易所。1861至1865年的南北战争时期，美国联邦政府为军费融资，证券市场得到空前发展，股票发行也迅速增加。美国一些著名的金融机构也是在这段时间内发展起来的，例如花旗银行的主要前身是1812年成立的纽约城市银行，摩根大通最早可以追溯到1799年为纽约市供水的曼哈顿公司。私人银行家们一度十分抵触中央银行。但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没有中央银行的弊端也不断暴露出来。1873年、1884年、1890年和1893年，美国都分别发生过由于挤兑造成银行大规模倒闭的金融危机。1907年，美国爆发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由于缺乏中央银行与统一调控，只能依靠摩根为首的纽约私人银行家们主持大局、挽救危机。这次金融危机使各界逐渐达成建议中央银行的共识。1913年，美联储成立，并于1914年开始正式运营。当时正处一战爆发，为了防止美国金本位崩溃和黄金外流，时任财政部长的麦卡杜果断采取措施，关闭纽约证券交易所长达四个月之久。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与大萧条。此后二战爆发，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产生以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一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二战之后，美国与美元的霸主地位得以建立。1971年，尼克松宣布终止黄金与美元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很大一个原因是全球经济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日本、西欧国家等经济增长速度较好，全球经济格局已不再是美国独大。此外，越南战争等使美国经济发展深陷泥潭。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一路走来，经历这么多挑战，美国经济虽然只占全球GDP的20%左右，但是美元在全球储备资产中的占比仍超60%，美国时代还在进行中。

从金融大国的历史变迁来看，金融发展在过去一直是靠国家硬实力的推动，是国家信用与综合实力的背书。当然，时代格局正不断发生新变化，也正不断创造新机会，在未来我们是否能够见证新的驱动力产生呢？除政治实力、军事实力外，或许技术实力、文化实力、制度实力也将发挥更大的影响。

历经时代变迁，现代金融是什么样的呢？我从事金融行业将近20年，这里想用一张“传统金融大厦”图给大家做解释。在这座金融大厦的最底层是所谓的实体经济，因为实体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石。第二层是金融基础设施，例如央行、清算系统、交易所、金融制度等。第三层则是一些重要的金融市场，从大宗商品市场，如黄金市场、石油市场，到外汇市场，再到最重要的广义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信用与债券市场，其中又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在此基础上的第四层涵盖了五大金融价格，即汇率、信用、利率、股票、商品价格，这些价格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利率，因为利率会影响其他所有资产的价格。第五层是金融衍生品，如期货、期权、远期和互换。最顶层是结构性衍生品，其价格是基于金融衍生品之上的。但我觉得过多过于复杂的衍生品是需要被警惕的，近代三五十年大部分金融风险的产生都来源于金融衍生品和结构性衍生品，如巴林银行倒闭事件、中信泰富巨亏事件等。这也引出了我们“金融大厦”中一个贯穿始终的部分——位于图最右侧的风险管理，应该可以说金融最核心的是对风险的管理、控制和定价，这是一个金融机构、一个行业乃至一个社会的重点与难点。

那么，金融有何特殊性？与其他行业有何不一样？我这里总结罗列了8个特性。其中，正面或中性的特性有4个：第一，金融具有可扩展性，规模可以随时被拉高。举例来说，我可以今天给你批100万信贷额度，很快又可以批10亿甚至100亿。因为它不需要所谓的物料，不需要买钢材去造生产线等。第二，金融具有预期性，即金融很多的收益和风险都是“未来的”，都是具有期货性质的。第三，金融需要遵守适当性原则，其产品与服务的对象、价格、流程、规模等等都需要适当。第四，金融具有社会性，没有其他任何一个行业能够像金融业一样，参与性、覆盖面如此之广。与之相对应的是，金融也有4个负面的特性：第一，金融具有不对称性，信息不对称性非常强，因此需要诚实的披露信息、不可带有误导性、诱导性等。第二，金融具有投机性，无论是“郁金香泡沫”还是“南海泡沫”的背后都是过分的投机。第三，金融具有逐利性。这里我想强调一点，资本相对是慢性的、长期的，而资金才是短视的、逐利的，所以新闻中经常出现的“民间资本逐利”，更正确的应该是“民间资金逐利”。第四，金融具有风险性，特别是在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的时代，金融的风险及传染性也会被放大。

以上金融的8大特性，决定了其具有公共属性（社会属性），它更像是一种基础设施。而在全球化、科技化不断加剧的当下，也易产生过度市场化、自由化、证券化、交易化、短期化、高频化的现象。而也正因为金融的这些属性，决定了要做好金融其实很难。

金融为谁服务？针对这个问题全球有很多争论，占领华尔街等运动的背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大家觉得金融似乎与实体经济、与社会大众有所脱节。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找准金融服务重点，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简单来讲，就是要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体系，那么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体系长什么样子？以什么为导向？我想应当落脚到普惠金融（InclusiveFinance）。2005年，联合国对“普惠金融”给出权威性界定。2016年，G20杭州峰会通过《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发展普惠金融已成全球共识，但普惠金融事业仍然任重而道远。金融的未来发展导向要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健康需求，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人类社会不懈奋斗。

二、走向国际，中国传统金融是否成功追赶？

聚焦中国，在走向国际的几十年里，我们的传统金融行业不断向西方学习，时至今日我们是否成功追赶了呢？以金融行业的主力军银行业为例，我们的银行业规模很大，290万亿元的总资产规模是全年GDP的近三倍，8.1%的总资产增长率跑赢了GDP增速。银行业是国民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部分。

那么我们的银行业真的厉害吗？国际竞争力如何呢？我所在的浙大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团队做了一个银行国际化指数（BII），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资银行国际化步伐是稳步提升的，但与发达国家同行相比，差距还比较明显。全球性银行国际化指数大致是中资银行国际化指数的三倍。具体到银行国际化榜单排名来看，全球银行国际化榜单前十名的指数均值达50.6，我之前提到的渣打、汇丰、花旗等都在榜。而中资银行国际化榜单前十名的指数均值仅为8.3，排名第一的中国银行指数得分也不过27.1。

在我们的传统银行业不断努力追赶的同时，让我们对比十年前和现在的银行市值排名，看看这十年间银行业发展格局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2010年的市值TOP10榜单中，有四家中国的银行、四家美国的银行、一家英国的银行和一家巴西的银行。而当今市值TOP10的银行排名中，美国上榜的仍是那四家银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富国、花旗），其中摩根大通市值最高。英国的汇丰银行排名下降到了第八名。中国则多了一家上榜银行——招商银行，以1200亿美元的市值超过汇丰和花旗，名列第七。两份榜单的平均市值几乎没什么变化，从入榜门槛来看甚至有所下降，十年前全球金融危机之后975亿美元的市值才能入榜，而十年后只需873亿美元，这似乎意味着十年间整个行业几乎没什么进步。学了半天，我们的师傅们好像反倒不太行了，这不由让我们思考是否选错了追赶的目标。

如果说传统银行业比较让人失望的话，金融业的亮点可能在维萨（Visa）、万事达卡（Mastercard）和贝宝（PayPal）。前两家信用卡公司现在可以算是全球市值最高的金融公司，维萨（Visa）市值超3700亿美元，远超当今银行业市值第一的摩根大通。万事达卡（Mastercard）市值也有近3000亿美元。第三家公司贝宝（PayPal）可以算是支付宝的师傅，1998年成立于加利福尼亚州，现在的市值超1700亿美元，差不多是花旗银行和汇丰银行的两倍。这三家公司的共同特点是为大众提供金融服务的科技公司。

过去十年，不仅仅是金融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更广阔的领域也感受到了时代的巨变。2010年全球市值TOP10公司中，仅有两家科技公司（苹果和微软）、两家金融公司（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石油化工企业则占据了半壁江山。而当今全球市值TOP10公司中，除去这两年刚上市的石油化工企业沙特阿美和卫生保健企业强生，其余全都是科技或金融企业。微软、苹果、亚马逊、谷歌、脸书、阿里巴巴、腾讯，它们有几个共同的特点：1）都是很年轻的公司；2）从地域分布来看，集中分布在美国的西海岸（旧金山和西雅图），以及中国的东南沿海（广东和浙江），这也反映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这十年可以说是一场硅谷完胜华尔街的战役。

三、科技赋能，中国能否实现换道超车？

中国在这样一个科技赋能的时代能否迎来一个超越机遇从而实现弯道超车？

前面我们提到了科技正在从各个方面改变着我们的生活，那么在金融科技领域也更是如此。金融科技的发展其实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信用卡的出现，到六十年代的ATM、七十年代的POS机，再到八十年代的金融工程、金融衍生品以及九十年代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的诞生，科技一直在推动并塑造着金融行业的创新发展。到了21世纪，金融科技的发展也从金融IT阶段逐步进入了互联网金融阶段。在包括互联网移动支付、以余额宝为代表的网络理财以及未来可能蓬勃发展的数字货币等新业态新模式的带动下，金融的科技化步伐也在不断加速、向前发展，金融科技也逐步进入智慧金融的新时代。全球互联网金融或者说互联网科技的发展源起于英国和美国。全球第一家网络银行、第一家第三方支付公司、第一家网贷公司、第一家网络众筹公司都在英美国家诞生，全球著名的比特币、包括“监管沙盒”在内的金融科技制度创新以及去年脸书发布Libra等，都是英美等发达国家金融科技创新的重要标志。

在过去十几年中，中国也逐步在金融科技领域尤其是在互联网金融发展阶段中快步追赶，实现弯道超车。在FinTech1.0阶段也就是金融IT阶段，英美等发达国家走在了我们的前面，中国在金融科技的发展步伐上处于落后的地位。从2003年开始，金融科技进入2.0阶段也就是互联网金融阶段，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互联网金融为中国小微金融和普惠金融的创新发展开拓了新的道路，也促使中国在这一阶段成功开始实现在金融科技领域的追赶和超越。现在以及在可预见的未来时间里，金融科技将逐步迈入3.0阶段也就是智慧金融阶段，中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杭州是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源地，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了中国互联网金融时代的支付宝也同样诞生在杭州。从2013年到2015年，余额宝推出、蚂蚁金服成立，包括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也是在这一阶段背景下创立的。可惜随后网贷、校园贷等丑闻的爆发，中国互联网金融也进入了整治、低潮和洗牌阶段。然而金融科技的发展并未停下脚步，随着脸书推出Libra，央行推出了金融科技的发展规划等等，你会发现全球金融科技的竞争正在不断加剧，中国也有望在这一竞争中努力保持领先地位。

在全球领域，金融科技可以划分为两股力量：一股力量是“金融科技”（FinTech），也就是金融机构更好地运用科技来降低成本、增加收入、提高服务效率和客户体验。另外一股力量是“科技金融”（TechFin），代表着我们的科技公司主动地利用自己的技术能力，开发和创新更多更好的金融产品、服务与场景，将业务边界延伸或者拓展到金融领域。比如蚂蚁金服，从淘宝电商到支付宝，以技术拓宽了服务的边界。在今天的时代发展环境下，技术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基础保障。

据安永数据，全球转账支付类金融科技服务消费者使用率从2012年到2019年由20%快速增长到了75%，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渗透率最高，但全球其他国家也在逐步攀升中。这里我们把微众银行、网商银行和来自孟加拉、历史更悠久的格莱珉银行作个对比。格莱珉银行是诺贝尔奖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为了支持家乡农村金融而建立的，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孟加拉地区农村金融的发展。格莱珉银行中的每一个员工可以服务大约500个客户，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了。但是在网商银行，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员工可以服务平均2万个客户。由于更好的技术支持和生态支撑，网商银行能较好地服务更多的群体，而且具有更强的可扩展性、可复制性。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如果我们传统的金融机构能够插上科技的翅膀，那么其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会得到倍增。

对于中国来讲，现在在金融科技领域我们面临着有两个关键性的机会。一个是数字化转型。中国的银行业有着三百万亿的规模，如果实现更好的数字化转型，那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将是举足轻重，这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第二个则是金融科技企业走向全球。像支付宝、微众银行这样在中国市场练兵已经相对比较成功、在中国市场发展也相对比较成熟的金融科技企业是否可以走出去，我们能否实现从过去“模仿世界”的阶段发展到让世界来“模仿中国”，这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目前，支付宝和蚂蚁金服已经在周边的数十个国家建立了多个支付业务平台，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前面我们提到过“传统金融大厦”是以银证保等金融机构为主的。到了金融科技化发展的今天，我们又对金融的架构进行了新的分析和剖解。我们可以看到，金融科技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正在不断凸显。除了交易所、征信以外，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5G和区块链等在内多种新兴科技正逐步支撑起整个金融科技行业的底层发展。在此基础之上，是业态与金融，包括三大部分，一是像微众银行这样的互联网银证保新型模式；二是新兴金融科技，如网贷、众筹、智能投顾、数字货币等；三是传统金融的科技化、数字化转型，帮助银行、保险等传统金融机构实现科技的运用与升级。这构成我们新常态下基于技术基础设施的金融科技生态，也恰恰是中国和我们杭州的相对长项与机会所在。

四、勇立潮头，杭州能否保持先发之势？

作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发源地的杭州，在全球金融科技比赛的上半场表现亮眼，跻身全球一线城市之列；但面对已经觉醒的世界级对手，杭州在金融科技全球竞赛的下半场能否继续勇立潮头、保持先发之势？我将对杭州提出以下三问：

一问：要不要？目前，国际金融中心仍以英美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为主，而反观全球金融科技中心排名，旧金山、深圳、杭州等地区的金融科技水平则远超过新加坡、香港、东京等以传统金融为主的地区。在世界范围内，积极发展金融科技也已成为共识，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金融中心努力转型为金融科技中心成为潮流，金融的科技化创新发展成为了不可逆的趋势。目前，中美英三国在这一领域引领全球。

纵观全球，杭州的金融科技发展先发优势明显，金融科技体验排名全球第一，且政府发展目标清晰、支持力度较大。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隐忧，蚂蚁金服一家独大，融资额占比超90%，传统金融领域竞争力弱；与旧金山相比，杭州科研支撑不足，科研实力不足旧金山的一半；监管能力不足，杭州作为省会城市在监管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困境，更需要合理找准、拉高标杆。

二问：怎么发展？目前，杭州已经有一个较为精准清晰的路径，并制定了较为明确的目标。2016年底，车俊书记提出了要将钱塘江金融港湾打造成新金融创新中心；2018年5月明确提出依托杭州这一中心城市打造浙江“新兴金融中心”；2018年7月，袁家军省长特别提出了“数字经济一号工程”，这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一个重要抓手和基础，在经过多次讨论后，打造“新兴金融中心”被正式写入了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2019年5月周江勇书记在发布《杭州国际金融科技中心建设专项规划》时进一步明确提出将杭州打造成为“中国金融科技引领城市”和“全球金融科技应用与创新中心”。

三问：凭什么？杭州作为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倚靠浙江优势实现创新发展。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步伐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不仅拥有“浙江省金融标准创新建设试点”和“浙江省金融科技应用试点”这两个重要的试点工程，而且各地市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的模式：从杭州的国际金融科技中心，到温州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宁波的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台州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改革创新试验区标准化试点、丽水首个经央行批准的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再到金华的中国（义乌）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等等，这些试点试验区在全国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给全国甚至全球贡献了诸多优秀经验和智慧。在金融科技发展方面，杭州在国际金融科技中心建设方面也已经具备良好基础，跻身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城市第一梯队，拥有突出的发展实力和潜力。杭州目标在2030年前打造金融科技四地两区，即研发与创新策源地、产业与应用聚集地、产业聚集首选地、政策洼地以及基础设施先行区和创新生态示范区，力争成为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的领军城市。

目标的实现需要合理细致的规划与安排，也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沟通与落实。具体来说，在金融科技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如何合理评估、跟踪和监管？如何细化目标、强化落实？在此，我提出一些关于金融科技杭州行动方案的具体想法：

我们应当评估自身，有着刀刃向内的气概。找到对标城市，拉长长板，补齐短板。从企业视角、政府视角和民众视角等多个层面找准发展过程中的优势与不足，吸取对标城市有效经验，取其精华、合理应用，从而尽可能地实现有的放矢、精准发展。

杭州目前面临的最重要的两个机遇就是“长三角一体化”和“一带一路”。作为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源地，长三角地区在我们发布的2018全球金融科技中心指数排行榜中位居全球第一，金融科技产业、体验和生态指数分列全球第2、第1、第2名，且是唯一一个拥有两个世界级金融科技核心城市（上海、杭州）的区域，已形成上海、杭州双核引领、其他城市协同发展的金融科技健康格局。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浙江省大湾区战略的推进，杭州的地位和作用将进一步凸显，也将更好地实现人才、科研等资源的有效对接。在此基础下，杭州应当用好G60科创走廊与杭州金融城的打造这两大抓手，以此为基础借力发展，紧抓金融业双向开放大趋势，融合发展，借力发展，差异发展，共建共享长三角金融市场一体化机遇，培育开放型现代金融竞争力体系。与此同时，“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也会持续给杭州金融科技发展带来更多机遇，实现向一些经济欠发达、基础设施落后、人口众多、需求旺盛地区的输出，扩大中国在全球范围金融科技领域的话语权和竞争力。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也应进一步强化整体品牌树立，构建常态互动机制，争取设立示范基地，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重视金融标准建设，加强人才培养和交流。

政府从顶层设计角度的合理规划以及配套财政政策的支持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杭州在财政方面应当做到“五个进一步”。

进一步强化金融风险防控化解。充分认识金融科技和新兴金融产业演进特征与风险属性，坚持积极发展与风险防范相结合，加快用好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赋能金融监管，提升监管能力。

进一步加大财政经费支持力度。紧紧围绕《杭州国际金融科技中心建设专项规划》所提出的“建设金融科技政策低洼地”要求，加强省市发改委、省市财政厅等部门参与度与支持度，以财政专项经费、专项激励资金等形式在财政资金分配上重点向金融科技、新兴金融领域倾斜。

进一步激发国资平台领头作用。明确浙江金控、杭州金投等在杭州国际金融科技中心和浙江新兴金融中心建设中举足轻重的角色与当仁不让的责任，鼓励其以“领头雁”之姿，通过各类金融产品与服务形式、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产融结合方式等助力金融科技和新兴金融产业发展、相关基础设施完善、省市区金融生态优化。

进一步提升政府多方协作能力。一是建立完善杭州国际金融科技中心建设的省、市、区政府三级协调沟通机制。二是围绕浙江新兴金融中心建设，充分发挥杭州在我省的核心城市功能与辐射作用，同时促进温州、宁波、台州等省内城市协同创新、错落发展新兴金融，丰富与完善浙江新兴金融业态。三是大力加强全省金融办（局）统一部署能力。

进一步加强两大中心品牌统筹。强化系统思维，通过对大到基金设立、公司成立、展示馆建立等，细到官方网站、宣传口号、品牌标志、形象大使、指数成果、系列报告等方方面面的统筹规划，以一盘棋推进杭州国际金融科技中心和浙江新兴金融中心建设的整体品牌打造。

金融科技的持续发展与创新应用需要“政产学研创”一体化的融合支持。构建金融科技发展良好生态，建立地区高校联盟，建立全球金融科技协会联盟等有益于对金融科技发展提供多维度的有效支撑。我们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AIF）可以算是是创新生态的代表之一，一直致力于成为全球金融科技生态的缔造者。

围绕金融科技生态的全面支持，我在这里提出六大“1+N”方案，来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生态建设。

第一，就是坚持普惠导向，推动普惠主体的重点发展。探索出台“浙江/杭州国际金融科技中心建设普惠指引”，理清普惠内涵、明确普惠目标、统筹普惠资源、监测普惠进程。以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乡村振兴与扶贫攻坚、绿色金融可持续共进、金融消费者教育保护为普惠重点，赋能实体经济，切实助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助力社会民生。

第二，围绕杭州，促进一批省内城市的协同联动。大力推动杭州国际金融科技中心打造，形成具有领先研发创新能力、一流基础设施支撑、完善生态体系的金融科技高地，发挥其在浙江省的核心城市功能与辐射作用。同时，促进温州、宁波、台州等一批省内城市的协同创新，因地制宜、错落有致地发展金融科技，丰富与完善浙江新兴金融业态。

第三，做强浙江传统金融，特别是持牌金融的科技化、智能化，同时吸引一批优质企业来“浙”设点。进一步夯实“浙江金融”基础，助推一批金融科技优势企业快速成长，积极吸引一批省外乃至全球金融科技企业、持牌金融机构及世界500强企业到浙江特别是杭州设立金融科技研发中心、应用中心，以全球资源谋划一流发展。

第四，依托金融标准试点优势，制定并引领新兴金融“浙江标准”。以央行等部委在浙江开展“金融标准创新建设试点工作”，推进互联网金融标准创新建设为重点抓手，领衔研究制定一批涵盖金融科技产品设计、服务流程、基础设施、数据统计、监管与风控等重点细分领域的金融科技行业的浙江标准，并加大标准宣传力度，推进标准公开、强化标准实施、完善标准评估，抢占国际话语权。

第五，搭建以阿里、浙大为主导的高端科研平台，并建设一批政产学研创多维联盟。以浙江大学与蚂蚁金服为主体，联合剑桥、沃顿、MIT等全球顶尖科研机构共同发起成立浙江金融科技研究院，打造“依托浙江、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国际化、专业化、应用型金融科技研究平台。同时，支持全球金融科技研究联盟、金融科技产研（孵化）联盟等一批联盟的建立与强化，促进信息、人才、资源等在浙江的集聚。

最后，在全球各地设立“浙江中心”，促进金融科技项目的持续高质量“走出去”与“引进来”。以国际友城、“一带一路”核心城市、金融科技发展领先城市为对象，在全球各地探索设立由政府指导、智库支持、海内外金融科技企业共同参与的“浙江中心”，开展常规化、高频率、实效性的国际交流，推广浙江新兴金融品牌与杭州国际金融科技中心建设，切实推动一批浙江金融科技企业“走出去”与实现全球优质金融科技企业“引进来”相结合，建立并巩固浙江在全球金融科技生态中的核心地位。

在领导机制与顶层设计方面，杭州应建立“杭州国际金融科技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加强对杭州国际金融科技中心建设工作的指导，定期听取工作情况汇报，及时解决重大问题；建立健全省、市、区政府三级协调协同机制,保持各方积极性，并将如江干区杭州金融城、滨江区金融科技小镇、萧山区块链产业园等现有项目视为整体进行统筹，形成各有特色、分工协调、齐抓共管的统一格局；组建“杭州国际金融科技中心建设专家委员会”，从战略层面和专家角度对金融科技发展做出全面领导、管理、协调和支持。

五、总结

现代金融大国相继经历了荷兰、英国和美国霸主时代，主要源于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如股份制公司，交易所等金融制度）；历史和国际经验表明，发展好金融很难；称霸全球金融更难。下一个金融大国、强国是否是中国？

中国在传统金融领域向欧美虔诚学习，无论是金融机构（工商银行等）还是金融中心城市（上海等）都进步不小，但从国际化程度、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差距明显。与此同时，金融发展的动力机制不断变化：信息化时代金融科技化、智能化明显加速；凸显了金融发展的三驾马车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不同作用：市场需求拉动型是解决需求问题，制度推动和科技驱动则保障市场供给。

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美国、英国呈现金融科技的三足鼎立，对应了三驾马车的不同作用和三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以市场需求拉动的中国模式，以科技驱动的美国模式和以制度推动为主的英国模式。中国模式能否持续引领？

金融业正在经历一场生存危机，金融领域正在经历一场革命，全球都在反思关于金融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和为谁服务、服务什么等基本哲学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给予了回答：要建设普惠金融体系，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金融科技化是实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普惠金融体系的现实选择。

中国有机会成为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因为金融科技化趋势不可逆转，中国市场的先发优势，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中国百姓的热烈拥抱，中国企业的已有积累，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但我们仍面临包括制度短板、人才赤字、大国博弈等巨大挑战。

疫情将会加快金融科技化趋势，会加剧金融科技的全球化竞争，会加速金融的数字化转型。作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发源地的杭州在金融科技比赛的上半场表现靓丽，跻身全球一线城市之列；但面对已经觉醒的世界级对手时的下半场能否继续勇立潮头？能否继续成为全球金融科技的世界高地和重要窗口？

我们的总体设计图如何优化？我们如何借力长三角一体化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我们的施工图如何落地？我们的任务清单如何设定和落实？我们的决心如何？我们的资源投入、组织保证如何？作为新杭州人，我带来了更多问题，有些还没有答案。

我们会错失百年不遇的机会吗？中国、杭州会否如有句歌词那样，“可惜不是你（杭州）陪我到最后”？八十二年前的今天（1938年的5月26日），毛泽东同志发表“论持久战”，阐述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质。我想，大国的崛起也是需要持久不懈，城市建设需要久久为功。一年前，周书记吹响了杭州建设国际金融科技中心的进军号角，我们应乘势而上，登高望远，干在实处，再谋新篇；我们应凝心聚力，砥砺前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夯实作为金融科技的世界级高地的基础，也才有希望实现杭州国际金融科技中心的宏伟目标！

(本文根据贲圣林教授5月26日在杭州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专题学习会上的报告整理而成。整理人：陈晨、李心约、陈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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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丨邹可欣

审核 | 沈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