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抗战初期“晋察冀”的叙事生产与地方言说 | 马娇娇

1937年10-11月间，山西战线持续告急，娘子关、忻口、太原相继失守，中国正规军实质上已经丧失了在华北战场组织有效军事抵抗的能力。对此，日军不断夸耀其武功，诸如“华北大势定矣，皇军神威所至无敌”等言论甚嚣尘上，伪满洲国国务院的机关报《大同报》（新京）即称“北支全线忠勇皇军之压倒的进击，在世界战史上放灿然之光彩”，而“向南方退却之中国华北全线兵数”，则“不值日军一击”。此种情形下，遏制正太、同蒲、平汉、平绥等交通大动脉，进逼平津等主要城市的五台地区即凸显出独特的地方要义。1937年10月，聂荣臻率八路军115师一部进驻五台；经由阎锡山电请汉口中央政府之后，次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晋察冀遂成为抗战期间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得到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正式承认的敌后根据地。

作为一个新近创建的地方政权，尽管其战略重要性不言而喻，此时的“晋察冀”对于后方读者来说，依然是一个有待阐释的对象。1938年1月，周立波陪同美国武官卡尔逊到访边区，随后发出此地的第一篇对外报道；同年8月，新华社记者陈克寒又于汉口连载系列通讯，晋察冀正式得名“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此外，沙汀、何其芳所在的鲁艺文学系，以及抗战文艺工作团第一、二组等团体皆曾在此过境，并留下了不少实地观察记录。这批外来者的身份驳杂不一，其游历文字的视角亦参差不齐，通常人们并不将之视为晋察冀文艺史的内在组成部分。但若是考究晋察冀的地方叙事，不难发现，其最初的书写经验确由这些文本所贡献。本文关心的问题是，1937-1938年间，在晋察冀急需建构地方身份之时，此类文字究竟赋予了该地何种历史内涵？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其话语又包含怎样的言说策略？对此，本文将分别就左翼文人的前线报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西方外来者的乌托邦想象展开讨论。对“晋察冀”的形塑与生产，实际上也是创制“新世界”的一种努力，这一过程中不同性质的文本往往彼此驱策、交互，乃至往复作用。这种地方叙事上的联动与“升格”，或许本身就是政治发生的过程。

1937年12月20日，刚刚结束前线访问的周立波致信周扬，与其分享自己的印象：

彼时周立波与周扬遵从中共地下党的安排，皆从淞沪会战后的上海脱身不久。通信的当下，前者甫自五台归来，周扬则身在延安。随处调转的行军生活显然给周立波带来了别样的体验，在其口中，“前线”仿佛具备某种蛊惑，令人“现在就想马上回到前方去”。

不过，此处“前线”的意义可能并不局限于“新鲜”“常变”所带来的刺激，更在于其内部所能促成的、超出既有经验的文学实感。周立波提及，自己在上海法租界未能完成的《新莲花落》，终于在战地得到了畅快的续写，“前线”成为打破创作困顿的重要凭借。事实上，他在这封长信里展现出异乎寻常的表达欲，不但一度难产的诗作顺利落地，同时还记录了大量的战地细节。后文中，周立波这样解释道：“我很快乐，所以写了这许多闲话。”

“我很快乐”的情绪价值，连同这一阶段周立波亢奋的书写欲望，理应被视为新的环境下重新充盈起来的写作主体的外在表征（“使我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回头来看，迟至同一年内的二月间，他的诗歌里依旧残余着一股寂寞幽闭的情调：“也曾想/雪上题诗，/让诗名与白雪“同圬春风”，/晶莹无比。/也曾想/海中歌唱，/让歌声共海鸥飘飞天外。……/但人事蹉跎，/诗心易老，/到于今，/剩下了，/穷愁千万，/千万穷愁。”这未尝不是一部分左翼青年精神上的症候，即其无法彻底突破亭子间的逼仄与紧张，在此参照之下，此刻的“我很快乐”就成了别有意味之事。华北前线不但一洗写作者的“千万穷愁”，并且触发了崭新的历史感觉：

所谓“抛弃了纸笔”“打游击去”云云，与其说是实际的行动计划，毋宁说是感受到“新世界”的召唤以后溢于言表的激奋，其内里浪漫化的冲动无可忽略，同时也应注意到“无所顾虑”“无所怯惧”等表述背后的“我”所具备的自我确信。与此不无关系的是，留沪期间的周立波也曾在诗作中提及青年的死，然而其语调会不自觉地流露“我常常怕，/在这黑暗的夜里，/我会无端的死去，/没有人知道，/更没有人怜惜；/冷落地被抛在荒丘里，/被亲人很快地忘记”的阴冷。为此他呼唤一个不具名的、“永远不会抛弃我”的中华大地母亲，但这一抒情的姿态并不能完全消解“死”的无归属感。相形之下，“烽火连天的华北”承诺了一个更具参与性、“永远新鲜”的生活，而“战斗”这一行为动作本身也不断产生历史意义，足以激发“我”持续的主体投入。某种程度上，从“我常常怕”到“无挂无碍的生死”，更深层的转换机制或许有赖于历史场域的变动，即“华北”作为周立波所想象的“新世界”的浮现。正值八路军出兵山西前线、华北被目为“世界大战的起点”之际，走进历史发生的现场、深入战争的中心地带，这恐怕也是周立波兴奋难以自抑的原因之一。

1937年12月26日，也即写作上文长信的6天之后，周立波再赴五台。此次战地之行，他的身份为美国军事观察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的随行翻译。旅途开始于一个“日本轰炸机两架，横空而来”的时刻，余下的52天内，二人依次取道晋东-晋察冀-晋西北，直至1938年2月19日返回山西洪洞。随后，周立波南下汉口专门写书，并根据亲身见闻完成了两本关于华北的“小册子”，其中之一即《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以下简称《印象记》），而这也是有关晋察冀最早的一次历史书写。在该书的序言里，周立波自陈其意：“现在是同胞们磨剑使枪的时候，我不愿意拿我的无力的文字来靡费读者的时间。但这时代是太充满了印象和事实，哀伤与欢喜，我竟不能自禁的写了下面这些话，希望不全是无谓的空谈。”作为第一个出入晋察冀的后方文人，周立波的感受并非个例，据此查究其战地时感与文学言说，或许有助于呈现晋察冀的最初面目。

旅途流转中，周立波曾频繁提及一种“怀古”的“幽思”。他的行程大半盘桓在山西境内，“那些经历了千百年风雨浸润的陵墓之前的石人和石马，还是显露着我们祖先往日的光荣。他们立在荒野里，好像在告诉后代：‘你们争气罢，古老的中华民族，不应该被欺侮，前代的光荣，不应该被失落’。”前朝陵寝、旧都废墟一类的文明碎片映射着一份已经消逝的“过去的荣光”，同时也见证了中国战乱兵燹的现实危机（“这古老的山西，也饱尝了敌人的血劫”），在作者不乏自省的目光中，对华夏文明的“怀古”最终落入的是民族主义的情感创痛。不过，在晋察冀的五台山麓，周立波很快发现了新的革命风景，上述“古往今来”的叹逝之嗟迅速被“弃旧扬新”式的政治抒情所替代：

龙泉关是长城的一个战略关隘，乃冀、晋两省分疆之处，其所辖属的阜平县，眼下正是晋察冀边区首府之所在。文中所谓“三十八年的岁月”，指的是庚子年间八国联军侵华，德军曾在此劫掠的旧事；而“最现代的组织”“最科学的头脑”的说法，则以义和拳的“原始迷信”为对照，强调歌咏队、自卫队、游击队等新组织所带来的新气象。日后收入《印象记》时，此处行文配有龙泉关群众大会的纪实摄影一张，会场上人头攒动，军民、男女、老幼均有，全体皆在振臂高呼。尽管作者并未对此做出更多的介绍，但在饶有意味的图文互证下，一个不断发动中的、民情澎湃的乡村整体已经跃然纸上。周立波此行由西安一路向西、向北，直至进入太行山系的群山深处，通览其战地日记，不难发现内地乡村的凋敝与破败，兵灾匪乱、农家破产、难民逃荒等实例在其笔下时有滑落。然而，晋察冀却以其“紧张、严肃和整饬”的地面秩序给予了周立波新的振奋，他在这个战争的腹地看见了另外一种日常：

“常态”当然不是对战争苦难的麻木或漠视，恰恰相反，在八路军“反对逃跑、慌张和溃乱”的实际工作原则下，它代表了战时地方工作的计划与秩序，其中贯彻着足以超越战争之“非常态”的实践理性。周立波的前线记录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敌寇烧杀暴行和乡村劫后惨象的铺叙，包括他本人也曾遭遇炮火催逼的敌情。但是，作家并未耽溺于对战争暴力的控诉，反而有意识地突出了中共治下“恢复常态”“继续工作”的能力，正在此中，华北敌后显示出巨大的革命潜能。

周立波称，“现在，华北的农民是真正的起来了”，“你到了边区会有这样的感觉：人人都紧张，都有事情做，从小孩子一直到老人家，从小脚的农妇一直到朴素的女学生，从农民工人一直到兵士，都是那么匆忙，为什么呢？为了一个简单的共同目的：为了打日本”。这部分地涉及对晋察冀群众动员工作的观察。地处华北抗战最前线，广泛且有效的战争动员自然是晋察冀得以生存的本根之策。此外，“抗日”的军事任务与“政治民主”“改善民生”等多项社会政策之间的辩证关系也颇值得注意。正如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针对敌寇暴行的反抗并不必然造就抗日政权的稳固，比之单一的军事斗争更为关键的，是中共能否为破产（或濒临破产）的乡村重建一个新的公共秩序。即军事上的斗争还将要求经济、政治等多条战线的支持，“武装反侵略”与“乡村改革”、“抗日”与“民主”实际上是互为表里的一体。在此意义上，周立波的“常态”书写很可能触及晋察冀乡村革命化进程的最初经验，他的文本相当自觉地追索了敌后地方治理的各个命题：民主政权的创建（“这是一个粗具规模的新的行政区”），经济独立的尝试（“调剂民食、维持贸易、发展实业”），宗教合作的实现（“他们出了家，但并没有出国”），妇女解放的成就（“在昨天，华北妇女还是含羞胆怯的‘土包子’，到今天，她们中间有的人，已经成了骁勇坚忠的战士”），农民运动的发动（“他们不再是命运的奴隶，而是一切的主人”），等等。受制于实地见闻的有限，周立波的文字未免流于全景式的速写，但它通过此类“发生于旧的长城内外的事故”，完整地报告了一个新生政权如何浮出历史地表，进而将之形塑为某种象征：

1938年6月，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于汉口正式出版，总经销为读书生活出版社，实价国币五角五分。

此时期武汉已跃升为全国出版业新的中心，一大批书局、书店、杂志公司纷纷由沪、宁等地迁来，加之战前原有与新近创办的本地组织，一时间集结在武汉的出版机构达63家之多。这股文化力量无疑携有“宣传国难”的巨大势能，最形活跃如生活书店者，就曾登报表示“愿尽最后一滴血汗”，“提高抗敌的战斗力量”。此言不排除有自我广告的成分，但也不乏出版人真诚的愿望，正是在其搜罗广博的努力之下，大量抗战救亡读物得到了快速的推介。举上海杂志公司为例，该社几乎以逐月的频率，相继推出华北相关的数种新书。可以说，“前线”既生成于、又反向推动着大后方的文化出版热，而《印象记》与“晋察冀”自然也将厕身这一浪潮之内。不过，市面上同类型的战地报告普遍定价在一角半到三角之间，《印象记》“五角五分”的售价并不算低。对此，《新华日报》的一则广告或能提供某些线索：

“高价”的背后，可能涉及成本的问题，同时也体现出出版方对《印象记》的信心。究其缘由，大抵不出以下几点：（1）书内包含大量来自敌后的摄影、地图、书报等图像，有纪实之品格；（2）该书兼具游记的可读性与史笔的真实性；（3）作为关于晋察冀的“唯一”读物，《印象记》以其充分的独家信息，即时地呈现了敌后抗战中并不为人熟知的一面。正当全国舆论陷于“华北业已沦亡”“日军不可战胜”的衰调之际，该书明确表示华北不会成为第二个“满洲国”，首篇文章《从河北归来》开宗明义：

对于政治风向摆荡反复、民心动摇不定的后方来说，如此坚定且有一定实据的论断相对难得，“常态的生活”更是奢靡，因此该书在国统区反响极大。据沙汀的回忆，1938年自己与卞之琳、何其芳同上延安，以期转赴华北敌后，“写一本像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那样的散文报道，借以进一步唤醒国统区广大群众，增强抗战力量”。《印象记》所受之欢迎，由此可见一斑。

周立波本人对《印象记》的用心颇可一提。事实上，作为著者兼发行者，该书的编辑排印基本由周立波一手经办，上文广告词也近似其手笔。不仅如此，若是将之放回1938年的写作序列，“印象”的诞生另有特殊之处。如前所述，周立波所经地域包括晋北、晋察冀、晋西三处，事后作者专取晋察冀一节为《印象记》，余下一头一尾则捏合为并不完整的《战地日记》。此举未免有损文本间的连续性，对其前线经验亦有割裂之虞，但周立波个人的用意已经相当显豁，即完成对“晋察冀”——中共第一个敌后根据地——的单独叙事。他在“序言”中称，“把这本书献给晋察冀边区的战死者和负伤者……他们的英灵和血，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光华，和人世的骄傲”，对晋察冀的整体型塑由此贯穿全书之始终。引而言之，该地自进入公众视野伊始即取得了高度的象征价值，而《印象记》也称得上第一份有“地方自觉”的晋察冀文本。

也许并不偶然的是，《印象记》在后方得到了中共系报纸的大力推介。结集之前，该书就曾以单篇通讯的形式见载于汉口，这其中既包括《新华日报》《群众》这般政党性质明显的党报党刊，也包括《新学识》（主编徐步、史枚）、《战地》（主编舒群、丁玲）、《全民周刊》（主编柳湜）一类并无公开的政治旗号，但实际负责人多为中共党员的进步刊物。该书付梓以后，交由读书生活出版社总经销，而后者自上海时期起便是中共地下党的文化阵地。综合来看，所谓“推介”又不止于“发表”，实际上也牵涉“广告”“评论”“发行”等多重环节，中共由此构成“晋察冀”叙事生产中另一引人瞩目的力量。仅就《新华日报》一家而言，早在1938年6月16日《印象记》即已出现在“新书预告（即出）”中，6月25日出版当天又登上该报头版，此后相似的宣传文字还反复出现在7月5日、8月28日、9月17日与11月16日、17日的广告里。与之同列其位的，或者是艾思奇、柳湜等中共知识分子的理论著作，或者是《陕行纪实》一类对红色延安的考察报告，而经由发表现场的上下左右，不难窥得《印象记》与“晋察冀”所在之政治谱系与文化网络。如今最早可见的读者评论来自《全民周刊》，时间为1938年7月2日，距离《印象记》面世不过一周。此刊物在公开性质上属于第三方力量主办，但书评作者“罗之扬”却显然是中共人士，尽管不能确证其具体身份，他对晋察冀的介绍已然使用了周立波原文所无、仅在中共内部流通的说法。罗之扬称该地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域”，进而要求全国皆行效仿，建立起更多类似晋察冀的政权。

虽然一再强调来自中共的导向作用，本文却无意将《印象记》推定为纯粹的政治支配下的产物，而是倾向于呈现两股力量的交错：其一为抗战以来文化界所普遍掀起的战地报告热，其二则肇始于中共对晋察冀的宣传诉求，《印象记》以其“唯一读物”的身份，恰在两者的接榫之间。换句话说，与其将此间的政治-文艺描述为单向度的“支配/受制”，毋宁说是彼此的驱策、交互，而《印象记》这一文本所牵连的“晋察冀”的生产，正是从此种联动机制中不断汲取着新的动力。

一方面，“战地报告”正是抗战初期最具生产性的文艺样式，其背后实有20世纪30年代以来左翼文学的经验脉络。有关“报告”（Reportage）之独立文学地位的取得，如今学界公认应归功于“左联”1930年的介绍。作为“不二价的最新输入”，报告向来被“左联”标举为无产阶级革命最有力的文体，故其从不避讳该形式在政治宣传上的激进属性，——按照捷克报告文学家基希的说法，此诚乃“一种危险的文学式样”。不过，报告此后的性质又较30年代早期有所不同，其写作主体日渐溢出左翼的范畴，尤其是随着其与新闻日报等大众媒体的合流，该文体之“普罗列塔利亚特”的色彩大为冲淡，及至抗战时期，人们已经很难将之指认为某一集团的专属。这一过程中，战争成为其文类经验型构的另一基点，“七七”事变的爆发更造成报告“异常的发达”：

具体到周立波而言，他是左翼内部较早对报告的文体意义进行重新思考的作家，其写于1936年的文章《谈谈报告》强调，现今中国的文学皆在“烽火之旁写作”，“用事实做指南的报告就有它存在的价值”。可以看到，华北事变等民族危机不断给予周立波这样的青年以强力的刺激，类似“亡国灭种”的表述在其1930年代中期的文字中被不断地重复着；然而，他也同时发现，面对“充满了灾难又充满了英雄事业的现实”，当下的文艺却只能陷于“一般的沉寂”，“我们不只是没有西面长征的英雄叙事诗，就是一个罢工、一个学生运动的事实，也不能留下动人的记录”。或者被隔离于真正的抗争之外无法作为，或者对纸上的革命进行空洞的设想、机械的图解，这就是左翼作家在战前所面临的普遍困境。就此言之，当周立波提出以“整个的社会”作为“报告文学者的写字间”时，其实也在呼吁文学打破既成的桎梏，重新为之召唤介入历史的活力。他说，“我们要设法走到这历史动乱的最中心去”，又说“我们的作家可以积极的参与这历史的运动”。如果考虑到抗战初期文化界风行一时的“前线热”，可知相似的行动愿望并非周立波一人所独有，实乃群体性的共识，而其1937年的华北一行与对晋察冀的“发现”，也并未脱离这一逻辑线索。

另一方面，出于文学事实上的联系，周立波此前最为畅销的译作《秘密的中国》《被开垦的处女地》，也在晋察冀的叙事生产中得到了反复的征引。罗之扬的书评开篇即称，“当我读基希的《秘密的中国》时，曾期望着报告文学‘战斗与自由的中国’之出现，《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可说就是这么一本作品”；1938年的另一篇介绍文章则直接将晋察冀命名为“被开垦的处女地”。可见此类文学性象征资源对其地方价值的正向附加。但是，文学上的征引和转译所能产生的影响毕竟有限，即便《印象记》本身的创作，也非毫无缺陷——周立波抵达晋察冀之时，距离边区正式创建不过两周，材料不全、观察不深，自然造成《印象记》的力度不足。从后事来看，对晋察冀更为全面、具体且持久的形塑，仍将依赖政党的舆论活动，这就要求本文的讨论转出抗战文艺的层面，进入中共宣传的范畴。

晋察冀边区诞生的1938年，乃是抗日统一战线既成、国共合作较为密切之时，当下中共已经取得合法化的政党地位，亦被允许兴办公开刊物，组织舆论活动的条件较从前大为成熟。有研究者曾言明，在西方，“宣传”（propaganda）“是一个中性词，表示‘散布一个思想’”。但政党宣传作为一种特殊的观念输出，其背后的政治利益与说服意图也是不可掩的事实，此时与“宣传了什么”同样值得追究的，另有“如何宣传”与“为何宣传”。就此切入中共对晋察冀的话语生产，或能一窥该地在抗战期间所处的独特位置，及其地方叙事的部分渊源。

就晋察冀的总体宣传来看，尽管相关言论也曾见诸《解放》《群众》等刊物，但这类文字数量较少，传播渠道有限；若论报道的持续性与典型性，应推汉口的《新华日报》为代表。后者既为中共唯一在国统区发行的机关报纸，刊行其上的“晋察冀”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大后方的语境烙印，乃至成为其间舆论运作的内在组成部分。而通览抗战初期的《新华日报》，一个初步的观察是，中共对晋察冀的言说有着显著的“语境性”特征。这并不是说，晋察冀的地方意涵随时转易、日趋多元，恰恰相反，该地自始即确立了自身作为“华北抗战堡垒”的核心定位，且这一形象得到了一以贯之的强化，关键在于此中的语境应用与相应的政治表达。换言之，“晋察冀”的意义唯有在中共整体性的政治叙事之中，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强调。

有关晋察冀最早的官方通告，出现在1938年2月14日的《新华日报》，一则题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的消息记述了五台地区卅九县建立统一战线政权的经过，属于对其建制原委的交代。不过，此前经由多位八路军将领的公开讲话，晋察冀实际上早已进入大后方读者的视野，譬如任弼时曾称其为“支持华北抗战的一个坚固的堡垒”，彭德怀也介绍过该地的对日反围剿斗争，朱德则借此总结八路军在敌占区组建游击队的经验。凡此种种，虽不是对晋察冀的专论，却已足够昭示该地作为军事根据地的地方特质，所谓“前线堡垒”的说法也近乎晋察冀的固定修辞了。可以补充的是，正是在此“军事/政治”的区隔上，晋察冀与陕甘宁形成了最基本的差别。以1938年的《新华日报》为例可知（见图1），两者在同一年内的报道总量不相上下，各自的侧重点却截然不同。陕甘宁主要以政治、文化类内容居多，晋察冀则贡献了绝大部分的军事题材，这自然与两地的战争地缘差异有关：相较于晋察冀“华北抗战第一线”的特殊区位，陕甘宁的重要性更体现在“它是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所在地”，两者一为政治中枢，一为军事堡垒，彼此各有不可替代之处。当陕甘宁在大后方被塑造为“中国最民主、最进步，贯彻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最为彻底的地区”之时，晋察冀则以其抗战实绩，成为中共宣示自身军事武装之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重要凭借。

如此则不难理解，中共对晋察冀的言说，往往动因并归附于现实的战事刺激。1938年5月，历经为时数月的激战之后，徐州会战以中方军队的战略撤退而告终。为解说抗战前景，也为激扬民气之故，《新华日报》屡屡提醒读者注意敌后的新变化：

徐州会战以后，抗战越发显现出长期性的特征，一时间人心不免悲观动摇。此种情形下晋察冀之“进逼平津”所隐含的积极意义已经不言而喻，所谓对津浦战线的“呼应行动”，也不失其时地突出了八路军敌后战场对全线战局的配合作用。应该提及，这一阶段中共正极力驳斥外界有关“游而不击”的指责，本次宣传亦不例外——“毁谤在山西艰苦奋斗的战士游而不击的人们，今日应该被胜利的事实，堵住了口”，而晋察冀在前线的发展与壮大，无疑便是中共急欲对外展示的胜利事实之一种。

除此之外，抗战初期另一次对晋察冀的集中塑造，发生在武汉会战期间。自1938年8月26日起至9月16日止，《新华日报》以《模范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为总题，对该地进行了长达二十天的连载报道，文字总数约计五万，主题囊括边区的创生背景、政权组织、经济现状、文化实况、民众运动与统一战线的发展，等等。这些文字日后复由新华日报馆结集出版，在其随刊登出的新书广告中，编者的口气相当平实：

陈克寒，上海“左联”出身，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新闻工作见长。他长期供职于中共宣传系统，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社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此时正是《新华日报》通讯版的特派记者兼主笔。按照其自述，陈克寒7月入晋察冀，一个月后回返，随后文字见于报章；然而这一系列关于晋察冀的写作，仅仅只是为了增添一本“抗战建国”的救亡读物吗？

种种迹象显示，晋察冀的“模范”叙事确属一个久经准备的策划。必须指出，1938年8月25日乃是红军改编八路军一周年，当天《新华日报》以头版社论向八路军全体战斗人员“致以革命的敬礼”，并刊发了总指挥朱德关于华北抗战的谈话。在此特殊的历史时刻，继之而来的晋察冀宣传不啻拥有了仪式性的意义，进而内嵌为政治纪念的一个环节了。除却“一周年”的节点外，尚有一则动向值得额外的注意。——自1938年7月发表于《解放》周刊以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正在党内外引发越来越大的反响。虽则彼时国共双方皆主张长期抗战，但毛泽东针对持久战之战略认知与战术实操的阐述依然有其独到之处，这一著作也因此被视为中共方面全面抗战路线的纲领性文件。为最大程度实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基本目标，文章尤其强调在敌占区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指出如此即有可能变“敌后”为“前线”，直至坚持到全国性战略反攻的到来。《新华日报》称，晋察冀的存在即证明了建立上述根据地的可行性，“晋察冀边区所作的一切，应当而且可以在全国一切抗日区域内实现”；陈克寒同样引用了《论持久战》的文字，以此论证“中国有持久战的潜在力量，中国有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可能，中国人民在华北可以自由呼吸”。这或许说明，晋察冀之被赋予“模范”意义，实在中共有关“持久战”的战略逻辑之内，而其叙事话语的铺陈，也部分地承担了这一过程中鼓动呼应与经验推广的效用。

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会上晋察冀正式得名“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模范”这一称号最终得到了来自延安的公开认证。在大会主席团发给晋察冀的官方通电中，口气相当热烈：“希望你们继续坚持统一战线的方针，动员一切力量……长久保持晋察冀边区是最进步的模范的抗日根据地，作为将来进攻日寇最好的前进阵地。全会对你们有无限的慰问与希望！”以“模范”创造活的样本，进而扩大先进经验的示范效应，这自然是政治运动的惯用手法之一。但若是将“模范”视为一种对地方特征的实际描述，而不止于“最进步”“最好”等抽象形容的话，那么其中还将牵涉统一战线在晋察冀的具体实践。简言之，它将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民众合作。为了集中力量战胜敌寇、实现民族解放，根据地自觉地对统一战线内的某些斗争进行了约束，并在一定范围内施行了阶级调和。通过政治上的代议制民主，经济上的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晋察冀在争取军、政、民三位一体的联合、地主与佃户的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统一战线在边区发展到全国范围内罕有的程度”。由这一时期的晋察冀书写来看，往来根据地的人士均对此地的抗日意志和群众合作印象深刻，一位曾经履足上海、北平、南京、汉口等地的外国军事观察家即写道，“可能是因为这里的领导人精力充沛、能力卓越，也可能是敌人包围下人们的心理状态所致”，“该区军民之间和不同政治信仰人群之间的合作精神要好于我去过的其他地区”。

（二）国共合作。抗战初期中共对国民党采取了极为克制的态度，这主要表现在“合作抗日”的主张上。基于此，中共的宣传口径有意强调晋察冀受国民政府的领导，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以此彰显该地为国共统一战线的“模范”。但对“团结”的宣扬，并不意味着中共对自身独立性的放弃。如同历史学家所述，即便统一战线早已形成，国共的意识形态之争从未真正消弭；为了争取更广泛的领导权，中共始终强调“斗争”形式的变化。换言之，“团结”同时也是一种“斗争”的手段，而对晋察冀的“模范”形塑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这样一种“革命的策略”。应该看到，国共合作自1939年起即摩擦不断，至1941年彻底破裂，在此期间，对晋察冀的“模范”言说即时地包含了对党争复起的不满与批判：“晋察冀边区之所以有光辉灿烂的今天并不是一个谜，也不是一个奇迹，而是在团结的旗帜之下坚持抗战到底可以预期的结果。……对各地的不幸的摩擦不能不感到莫大的痛心！”

综上所述，所谓的“模范”既包含晋察冀之在地经验的具体“事实”，同时又是扩大政治影响的一种“策略”，对晋察冀的言说中，上述两种政策性的内容与宣传性的成分应当被予以双重的考虑。有关晋察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具体实践的史实考辨与制度研究，兹事体大，恐非文学研究者所能轻易论断；本文则以“政治宣传”为借重，意在强调“模范”作为“叙事”层面的话语意义。如果我们将之视为由中共所主导的政治/文化话语实践，进而承认其为晋察冀话语生产的形式之一的话，那么，另外一种与之相关、却又有所区隔的说法也应包括“在外”，它主要产生自西方人士的口中——即其时颇为流行的“乌托邦”之说。

彼时西方舆论界尚沉浸在埃德加·斯诺对“红色中国”的发现中，中共根据地由此迎来了一批外籍人士的到访，埃文思·福代斯·卡尔逊（Evans Fordyce Carlson）是在此风尚之下第一个访问晋察冀的美国军官。与同期聚集在华北前线的西方记者相较，卡尔逊的两个身份特征尤其醒目：其一，基于其美军“军事观察员”的官方身份，卡尔逊对晋察冀的访问同时葆有“外交”的意义；其二，不同于斯诺对马列原典的熟稔，亦不同于史沫特莱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激烈宣扬，在1938年1月进入晋察冀之前，卡尔逊并无知识上的储备，甚至不具备政治上的亲共倾向，——如同美国军中最流行的观点，他更习惯于称中共为“暴民”或“土匪”。但他对中国的现实政治并非毫无所知，凭借驻守上海公共租界（1927-1929）、北平美国公使馆（1933-1935）的履历，以及长期从事对华情报工作的经验，卡尔逊已经对中国的政治空气有所了解。及至抗战爆发，卡尔逊有意为美军评估中共的武装实力与游击战术，晋察冀所在的华北敌后遂进入其视野。其中，上述两位中共的“同情者”承担了引路人的角色：斯诺的《西行漫记》引起了卡尔逊对中共的直接兴趣（尽管这一兴趣最初是以“质疑”的方式发生的），史沫特莱则建议他前往五台，据后者称，那里正在进行一切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试验。对卡尔逊来说，晋察冀的实地见闻完全印证了史沫特莱的说法：

无独有偶，第一个访问晋察冀的美联社记者霍尔多·汉森（Holdore Hanson）也表达了极其相似的结论：

1938年3月，汉森受中共的主动邀请前往冀中吕正操部队观摩，“这是战争期间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脸上洋溢着真正的快乐”；同年7月经冀中进入晋察冀，随后抵达延安，在那里他得到了毛泽东本人关于五台“民主试验”的确证，但后者提及的“新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等词汇却令其颇感“费解”。就此言之，无论“乌托邦”也好，“理想国”也罢，它首先是不明所以的西方人基于自身的知识经验，对中共专门化的革命政策与社会构想所进行的一种转述。

其次，自根据地返回的西方人士，基本对中共表示了众口一词的服膺。而所谓“乌托邦”一类的譬喻，也早已不是最新的发明，在20世纪30年代的语境中，它往往用以指称集体主义的公共生活、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团结一致的合作原则、平等博爱的道德自新，等等。肯尼思·休梅克曾经就西方人士的解放区考察指出，“尽管外国观察家并没有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但他们所写的报道中惊人的相似性却远远超过了彼此之间的分歧”。就这一层面而言，卡尔逊与汉森笔下的晋察冀，也共享了以延安为代表的“红色中国”的总体图景，即“一个充满着赞美性词藻和根据某种愿望造成的光明形象”：民主、进步、年轻、有活力、自尊、受人民欢迎、具备世界视野……但这类与“红色中国”有关的书写热潮，并非全然出自共产主义运动的视角，某些结论囿于书写者的既定认知，尚难摆脱东方学意义上的“挪用”，——卡尔逊口中的五台“乌托邦”或许就是例证之一。

晋察冀似乎为卡尔逊这位公理会牧师家庭出身的美国人展现了一个新鲜、朴素、道德化的社会雏形，他认为自己从中找到了符合基督教教义的宗教启示。是故，不但根据地的改革被比拟为“接近耶稣的故乡所提倡的合作”，八路军之间的同志情谊也被视为“基督的生命和牺牲精神的活的证据”。在写给罗斯福总统的秘密信件中，他详细报告了中共的军事战术，继而强调八路军正直、真诚、自律、友爱、乐于奉献等种种道德品质。总之，这是一群更为“西方化”的东方人，“你可以像与西方人一样与他们交谈和相处（You can talk and act with them much as you would talk and act with Occidentals）”，“相较于中国的其他团体，他们的处世态度、行为品德更加近似我们（The leaders of the 8th Route Army have developed a group of Chinese whose attitude toward the problem of life， and whose conduct， more nearly approached our own than do those of any other large Chinese group）”。尽管这一结论值得商榷，但其对于中共的推重并非作伪。据爱泼斯坦的回忆，卡尔逊“曾执着地反对带‘左’的味道的任何东西”，“现在变成了一个对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和实力崇拜的人”；也正是在与“我们西方人”的亲缘性中，中共的东方实践立刻拥有了世界意义：“（五台的）这些男人和女人们，为了中国——或许也是为了西方，正在开创一条新路。”

对此，曾经为卡尔逊担任翻译的周立波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因为他是统一战线的对象，我们尽量避免了争执”，“但卡尔逊距离革命是太遥远了”。如果仅仅以对革命的理解衡量，周立波的评价并未失据——鉴于抗战初期根据地各项政策的温和性，卡尔逊倾向于视中共为追求“务实”效果的实用主义者，进而否认其与俄国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关联。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此类不够“革命”甚至包含东方学凝视的乌托邦形象？事实上，在“红色中国”的写作序列中，与卡尔逊观点近似的西方人士不在少数，中共大多被描述为一个并不激进的、令人倍有好感的农村改革者，而非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对统一战线的宣传有直接的好处。从后事来看，汉森将五台“民主试验”的事实扩散至北平的西方知识圈，卡尔逊则在汉口频频宣扬中共的抗战事迹与道德品质，出于这一现实的理由，或许可以说，这些“非革命”的、掺杂了谬误的乌托邦想象，本身即是“革命”叙事的一部分，它即时地参与了“红色中国”的诞生，并为之补充了世界性的视野。这也是本文在讨论晋察冀的舆论面相时，认为应将之包括“在外”的原因。

除了短期的战地访问之外，另一种西方观察来自长期的在地体验。抗战期间，基于独特的地理位置，晋察冀一度成为日占区人士撤往重庆大后方的重要通道，燕京大学的英籍教授班威廉（Willian Band）夫妇即案例之一。在充满冒险气质的回忆录《新西行漫记》中，班威廉夫妇特别标举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再三声明“我们是纯粹科学家，对于政治，根本就不感兴趣”，一切只以“理智的和科学的”为方法。这种立场看似不偏不倚，实则有所阻抗，华北乡村中的农民——而非向来处于舆论焦点的中共及八路军——由此得到了重点关注：

在国共党争日益尖锐的20世纪40年代，班威廉夫妇有关自由主义的表态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即高度警惕成为某一政党的宣传工具，使自身免于党争的牵连。某种程度上，其所坚持的乃是一种“非政治的政治”。居留晋察冀的两年间，班威廉为当地的游击队青年教授了无线电和全部高等物理学、大学微积分，“所有成绩达到了最高大学的水平”，他们以知识分子的启蒙信仰、科学教育的传播手段接近这些底层农民，继而发现了“真正的中国”。事实上，通过朝夕相处，他们既发现了华北乡村的贫苦、坚忍、“富于人情味”和“不可被征服”，也发现了迷信、不卫生、贪污、舞弊等旧习惯的残余，在其眼中，根据地早已不复“红色中国”式的神秘与浪漫，而是种种反义词的混合体：

换言之，相较于东方化的乌托邦想象，一种“连中国人自己都难以解释”的言说上的困难，或许更加接近战时中国的真面目。班威廉夫妇认为，这种驳杂叙事“或许因为我们太靠近了没有看到全貌”，但其中的每一个字“我们自信都是完全绝对真实准确的”，即其强调科学“实录”意义上的客观可信。应该说，这对英国夫妇对于中国的政党政治并无特别的偏好，且其赋予底层民众的“同情之理解”，更多出自“科学家”的知识立场与改造愿望。不同于卡尔逊将中国抗战之希望寄托于“一个真诚的领导人”（即统治阶层中的实权者），班威廉显然注意到了更广大也更无名的人民大众：“我们看到了他们走向这条大路的第一步，经过了这次革命，形成新的组织，使全部的潜力解放出来，对于人类文化前途，一定有更高更大的贡献。”据此，完全有理由将其文字视为战时西方观察的另一类型，而“红色乌托邦”式的想象也在此中获得了新的突破。

1939年10月28日，李公朴率“抗战建国教学团”到访晋察冀，并针对根据地内党、政、军、民诸情况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考察。在日后的总结中，李公朴称晋察冀不能因袭、无从改良，遂在最艰苦的战斗环境与最朴素的物质条件中建立起了“新中国的雏形”。回头来看，正当日军大肆进行“肃清华北、业已成功”的战争宣传之际，晋察冀作为一个“新世界”的实体与象征，在左翼文人的前线报告、中共的政治宣传、西方人士的乌托邦想象等文本中被反复地予以呈现。较之未曾遭受日军直接侵袭的延安，深陷战争腹地的晋察冀长期处于战火交加、四面封锁的孤绝状态，这种极端的封闭环境加重了主体对当下时空的“沉浸”，感情经验被极度激活，有关战争、“崇高”的抒情气质往往由此生发。《印象记》中有如此的细节：即将踏入晋察冀的地界时，“村鸡在啼，狗睡在麦田里，野外的羊群里，时常发出羊的和谐的啼声”，但面对“还我河山”的宣传标语，众人却“再也忍不住落泪”。此类特殊情感体验的唤起，未尝不是“新世界”的感召作用，其中往往隐藏着新的政治认同。可以看到，到访晋察冀后，周立波回到汉口“专门写书”；卡尔逊亦无法对大后方“失败主义”的论调保持沉默，“在北方的日占区和敌后，大家态度乐观，情绪激昂……而汉口的中国人则是在失败主义的气氛中混日子，根本不为国家的利益做事”；抵达重庆后，班威廉夫妇也立刻察觉“这个大都市是一切罪恶的成果”。据此言之，对“新世界”的标举，立意也就存于对“旧世界”的反抗，这一叙事生产背后的逻辑动因与实际效果颇可注意。在不同话语力量竞逐博弈的抗战中国，“晋察冀”的形塑与言说，对于讨论不断演化的地方政治文化实践而言，始终具备“案例”的意义，而与此相关的讨论，或能揭示一种有待补足的历史多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