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时期，学者有着引导大众是非取向的责任义务，不可以等闲视之。以笔者陋见，大致会有四个方面的要求。
学者的知识能力如何，首先体现在具有什么样的问题意识上。“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学问之道，在学，在问。有什么样的学术修为，就有什么样的问题意识。如果动辄一大堆术语名词，言不及义，故弄玄虚，这是还没有破除名相，学力不逮的表现，还没有能力消化成为常识化的问题意识。学者的问题意识，具有始发性和原创性的知识意义。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而问题的提出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能不能提出真实性问题？能不能提出有质量的问题？能不能精准地把握问题的关键和实质？这是学者的知识能力的体现。只有长期潜心治学，才能具有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可以说，能够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既是学养高低的表现，也是学品优劣的考量。尽管每个学者研究领域不同，研究问题的大小不同，但对提出问题的真实性要求并无二致。无论有多高的学历、学衔，无论有多少著述，多大名气，只要没有真实性的问题意识，也就算不得是学者了。犹如做文章一样，如果题目都破不了，真伪都搞不准，还能做出什么文章来？社会转型时期，学界有浓厚的功利主义倾向。其表现之一，就是有为数不少的一味跟风，做命题文章的学者。东风来了，就论证东风好西风恶；西风来了，就论证西风好东风恶。固然可以领风气之先，有扶摇直上青云之便，但已然失却了真实性的问题意识，严重者就走到了曲学阿世一途。现代著名中国哲学史家冯友兰在晚年曾检讨了自己一生治学经历，对在“文革”中参加“梁效”大批判组的失足深表忏悔。当代学者应引以为镜鉴。学者以知识为本位，应对知识有敬畏之心，能够准确地估量知识范围，知道自己所知是有其确定边界的，边界之外再多走一步既是江湖。“学无涯，知有涯”。一个人的毕生学力所及的，只不过是知识沧海中的一粟而已。一个真正的学者对知识的敬畏之心，是知道自己的知识边界所在，具有自知之明的分寸，不会有僭越的妄言，以无知充有知。孔夫子曾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就是知识理性的为学态度。西哲苏格拉底也有类似的话，自称“我只知道我是无知的”。先哲这些闪耀着知识智慧的千古格言，是对知识的庄敬自重，也是在表达一份生命的坦然。自知之明是人生大智慧，唯学而能知之。学者能够清楚自己知识的边界所在，有诚心正意的治学态度，恪守实事求是的本份，才能够契合外物，自明而明他。要真正认识一位学者的知识学养，固然是要看他说了些什么，而更重要的，是还要看他不会说些什么。郭沫若在“大跃进”运动中赋诗颂歌，在“文革”初期向江青面献谀词，“批林批孔”运动中又写诗“愿竭驽骀效策驱”，留下千古笑柄。梁漱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公开宣布自己卫道孔学的文化立场，面对没顶之灾的压力，慨然声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实为后世学人楷模。两人最大的差别，就是聪明人和老实人的不同：一个是孜孜以求地为领袖充当“文化班头”，一个是老老实实地固守自己的知识本份。两人学品的高下，已经定格在历史中了。学者以学问立身，并不在于涉猎的学科领域多少，通晓的术语概念多少，而是看其是否具有稳定的价值系统，立言立行是否具有一以贯之的价值标准。学者作为一个社会的文化传承者，文明守望者，并非天纵圣贤，绝顶聪明，而是有着对真实知识的执着心，有着推己及人的学识修养，有着稳定的价值体系和价值标准，因而可以超然物外，充当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真伪善恶的一把直尺。所以，正是因其能执着，有价值系统的稳定性，学者才被赋予了社会良知的度量衡的意义。而这恰恰是精于利益算计，价值标准游移不定的聪明人做不来的。是否保持价值标准的一致性，不仅是一个学理的要求，也是一个学品的要求。学者“外察诸物，反求诸己”。没有内心的澄明，反思自我的悟性不够，将会影响到对外部世界的审视能力，学业修为是很难登堂入室的。所谓德之不修，虽学有道，其行不远。另一方面，既便是学富五车，如果没有稳定的价值立场，知识就是浮萍飞絮，很容易趋炎附势，物化为权力和金钱的附庸，那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了。对学者的学术价值的认识，并不看有多少著述，而是看有多少文化贡献。孔子“述而不作”，是为中国文化继往开来的大宗师。正如朱熹所说：“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其功则倍于作矣。”知识活动是人类的创造性劳动，其价值是很难量化的。互联网时代，要拼凑出个“著作等身”的大师来，并非难事，粗通文墨者就可以做到。而那些整理年谱、注释著作、编选资料、修订校勘等具有公益性质的学术基础建设工作，没有辨伪存真的学术功底，却是做不来也做不好的。从学术史上看，一部扎实的资料书籍，对学术界的贡献，要远比一般著作大得多，也长远得多。但在现行评价体系上，往往拿不上台面。当前，虽然坊间新版书籍汗牛充栋，但具有原创性价值的屈指可数，知识含量的差异更是判若云泥。“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学者的学问不是空穴来风，都是学有所本，渊源有自，逐步积累起来的。要达到“术业有专攻”的程度，要能获得专业的话语权，是需要做大量的读书和研究工作的，绝非朝夕之功。功夫不到，学识不达，术业不明，话语权的份量就要大打折扣了。所以，知识引导社会，是通过学者的专业化知识来实现的。学者的专业化知识背景的厚重轻薄，决定了其知识话语权的大小多少。历史的经验表明，以一知半解的主义图解真实性问题，以不完整的知识误导社会民众，后果会是很严重的。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部教授
文章载于《战略与管理》2010年第1/2期合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