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标 | “第二个结合”的历史渊源：一战、新文化运动与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 | “第二个结合”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构圆桌会议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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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结合”的历史渊源：一战、新文化运动与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

马建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10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马建标教授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在当今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党的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居今识古，我们自然地回想起一百多年前的历史。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必要的历史环境，而一战后世界格局之变化激发了当时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反思，坚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并在此后的革命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持续的自我革命提供了源头活水。

一战与中华文明的转型之思

1915年，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时，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文化运动“趋新”的关键在于拥抱世界，借鉴吸收别国优秀文化。陈独秀说：“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之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知识。”换言之，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只有在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才能实现。在此意义上，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世界化”的过程。世界化与中国化相得益彰，如车之两轮、人之双臂，不可独缺。一战时期涌入中国的外来思想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接，如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克鲁泡特金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等。这些一涌而来的外来思想加剧了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混乱。如何实现“世界”与“中国”的良性互动，如何对外来文化进行鉴别和取舍，进而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成为困扰时人的严峻课题。

在巴黎和会召开前夕，美国总统威尔逊等标榜的“民族自决”“公平正义”等动人口号，一度令一些中国人神魂颠倒。但是，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最终向日本作出妥协，拒绝了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正义诉求。消息传回国内，五四运动爆发。五四运动将原已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从狭小的知识阶层扩展到城市里的广大学生、商人和工人阶层。陈独秀说：“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

一战时期中华文明的转型，离不开知识阶层的自我反省。当时的中国政府与国际政治都是黑暗的、令人窒息的。这种悲怆的局面促使有识之士反思中华文明的复兴之道。为此，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救国方案。比如，章太炎主张“学历史以救国”，他说：“袁世凯、段祺瑞的失败均为不读历史之故。”当时来华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则力主“教育救国”。历史证明，这些说法皆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当时中国的实际问题，而真正能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有机结合的是马克思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就是这一结合的伟大开端。一战之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客观上也是受到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刺激。他们看透了一战之后的国际政治仍是强权政治的冷酷现实，滋生了争取国家权利的革命自觉意识。

青年毛泽东就曾明确反对“教育救国”说，认为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毛泽东借用朱熹的话批评说，教育解决不了社会阶级压迫问题，“教学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因此，毛泽东认为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不过是“纸上谈兵”，应借鉴俄国革命的经验，组织共产党，改造中国与世界。毛泽东主张建党，是深受在法国留学的好友蔡和森的影响。他们二人均是成立于1918年的湖南新民学会会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新民学会会员们为何有此超前的时代远见？除了他们自身卓越的见解能力之外，也与他们所耳濡目染的湖湘文化有关。

湖湘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一战结束之后，欧洲政局动荡，国际共运分裂，造成马克思主义本身即存在多种思想类别，形成各不相同的政治方案。那么，为何新民学会会员大多选择信仰苏俄的“列宁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派别？其中原因复杂多重，但是近代湖湘文化对他们精神的影响尤其不能忽视。

湖湘文化的核心是湘学。清末民初，湘学大显于天下，引领着近代中国学术思潮的嬗变与发展。虽是地域化的儒学形态，但湘学确可堪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与时俱进、经世致用、重名轻利，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湖湘文化的突出特征。近代以降，湖湘文化熏陶下的读书人总能敢为天下先。如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代表湖南士大夫魏源，提出了著名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引领了其后洋务运动的方向，其著作《海国图志》更是拓展了晚清知识学人的眼界，甚至受到同时期日本知识界的推崇。到了一战时期，湖南一地更涌现出了杰出学者代表杨昌济。杨氏早年就读于湖南岳麓书院，研读王夫之、魏源、谭嗣同等湖南先贤作品。杨氏的言传身教，又影响到他的学生如毛泽东、蔡和森等湖南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任教期间，杨氏将古今中西的义理融于日常言行，形成一套备受学生敬仰的“生命范式”。毛、蔡等人受教于杨门，故而特别注重儒家的修养功夫和个人意志的锻炼，毛泽东的名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正是此精神哲学的日常实践。正是对道德修养和意志力的执着追求，使他们对于精神信仰的东西情有独钟。换言之，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前，他们已经具备了准马克思主义信徒的禀赋。

蔡和森不为流俗所感，主张中外文化各有所长，反对新文化派人士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偏激言论。1917年，他写道，“近来西欧文化东来，与吾旧有文化，每干格难容。而倡新文化者，弃旧书不读”，认为应该“多读新书，而旧书亦必有研究。中国文化及一切制度，不必尽然，而西欧文化制度，用之于我，不必尽是”。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列宁主义开始引起陈独秀等《新青年》同仁的关注。在此期间，蔡和森与毛泽东等人开始讨论列宁主义与俄国革命。1918年7月24日，蔡和森致信毛泽东，认为列宁为“近人近事”，可“假借之”，“以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

一战时期的法国，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域外试验场。正是在那里，“劳工神圣”的观念使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获得了心灵上的洗礼。在法国期间，蔡和森大量阅读第三国际和法国共产党出版的小册子，如《人道报》《共产党人》《第三国际》等。一战之后，欧洲社会主义内部存在三种道路选择：德国道路、英国道路和俄国道路。经过反复的讨论和思考之后，蔡和森于1920年7月提出：效法俄国十月革命，组织共产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1920年7月6日至10日，新民学会在法会友在蒙达尼集会，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针。同年8月13日，蔡和森致信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代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他提出组建共产党，作为革命的“中枢”和“先锋队”。如果做一比较，可知新民学会同仁在建党认识上比以陈独秀为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甚至还早一些。

毛泽东特别强调思想与实践的统一，在实践中检验真理的有效性。此种注重实践效果，反对教条主义的观念，使毛泽东与蔡和森在组织共产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从湖南长沙文化书社写信给在法国的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友时指出，“人性的自私心理”及资产阶级、军阀或帝国主义者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他们绝不会“自己肯收场的”，唯一的办法是用“非和平”的手段，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急进派共产党人数日见其多，组织可见其密，只是自然的结果”。

中国文化的转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绝非一日之功。对此，毛泽东有清醒的认识，为此他甚至做了长远的计划：“根本计划之确定会务进行方针、准备人才、准备经济三条尤为卓见，以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前为纯粹准备期，我以为尚要延长五年，以至民国三十年（1941）为纯粹准备期”，当务之急就是发展壮大文化书社，在每县设立分社。这是毛泽东在1920年底的未来文化建设计划。

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出乎当事人的预料。1921年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规划东亚及西太平洋新秩序，把新兴的苏俄政府排除在外。为此，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欲打破英美列强的孤立，派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来华，于1921年7月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这之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中。他们曾经设想的文化书社计划也搁置一边。然而，一战之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前提条件应是中国的政治转型，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只有先从政治上解决中国的国家建构问题，才能进行中华文明的漫长转换。毕竟，在当时的中国，救亡图存才是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

使命未竟的新文化运动与“第二个结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第一个结合”，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命未竟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此种由文化运动到政治运动的突转，既是国内外时势合力作用的结果，也说明了此前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局限。比如，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胡适就有强烈的精英气，使其与劳苦大众之间始终隔着一道无形的墙，不能切身感受无产阶级的苦难。值得一提的是，在欧洲战场的华工群体中曾发生了一场以晏阳初为首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展的“识字运动”，可以说这是发生在域外的另一场“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启蒙运动）。华工们身处现代文明发达的西欧，产生了对中西文明之间强烈的反差体认，认识到“识字”与维持“国格”的关系，激发了他们浓厚的爱国主义和自强精神。晏阳初在巴黎编辑的《华工周报》和通俗新知识课本，在华工群体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果将晏阳初等人在欧洲发起的对华工的文化启蒙运动与胡适等人在国内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相比较，可以发现晏阳初等对华工的文化启蒙是真正面向劳苦大众的“白话文运动”（识字运动），而胡适等所提倡的“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其实仍局限在“城市中的新兴知识分子和工商业阶层”。通过与华工的密切接触，晏阳初切身体会到中华文明的伟大力量就蕴藏在这些目不识丁的华工身上。华工们虽然出身穷苦、不通文墨，但是他们身上洋溢着朴素的人文情怀。有一位在法国的华工接受相关教学之后，写信给晏氏说：“自从您编的报纸出版后，我开始知道天下大事。但是，您的报纸很便宜，一生丁就能买一份。我怕您的钱赔完了会停刊，因此，我把自己在法国劳动三年节省下来的365个法郎随信附上。”这件事让晏阳初终生感动，打动他心灵的是华工朴实无华的“义气”，而“义”正是儒家道德伦理的思想精髓之一。相比之下，胡适享用的是庚款留美学生的高级待遇，他在美国过的是超过一般美国学生水平的生活。故而，胡适他们不知另一类开饭馆、洗衣店的华人的疾苦，同时也没有在美国讨生活，故而只看见美国的好处，对美国一往情深，始终无法体会一战后期中国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的艰难困苦。不同的留学生活经历，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胡适与蔡和森等人不同的道路选择。

胡适所代表的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倾向于温和的改革，反对暴力革命。在此方面，他与留学法国的蔡和森等有根本分歧。1926年7月31日，胡适与蔡和森相逢于莫斯科的旅馆。虽然是旧人重逢，但两人因政见不同，故发生了长时间的辩论。从下午三点一直到晚上九点，他俩的“舌战”才因拉狄克的到来而打断。这是发生在胡、蔡之间的面对面的争辩，所争论的关键点，就是胡适向来对美国的“赞扬”。恽代英在1926年也批评过这一点，他说，美国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两次为自己利益牺牲中国利益以迁就日本，与近年事事与英朋比，压制中国观之，可知美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无异致，乃以有教大与留美学生如胡适之博士，与其他教育界，学界名人为之说辞，至今尚有人认为中国唯一之友邦”。彼时的中国尚未废除和列强签订的系列不平等条约，胡适秉持美国例外论，认为美国不是“帝国主义”，这与1920年代中共的反帝主张格格不入。问题在于，中国文化的转型是在列强侵华、国家沦亡的危机下发生的，要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当务之急自然是救亡图存。而这些有识之士意识到，经过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的教训，摆在面前的救亡之道只有一条路——走俄国十月革命之路，创建共产党，武装革命。

一战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虽然提出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问题，注意到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如何交流互鉴的问题，但限于时代的局限性，新文化运动的使命并未完成。中国的文化转型，即如何吸收外来有益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中一个重要的“瓶颈”就是要实现“文化启蒙”的大众化。但是，胡适等留美学生的精英气，使他们的生活脱离社会大众，故而言说始终停留在“自说自话”的状态，此乃新文化运动时期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众知识分子的困境所在。同时，迫于救亡的压力，新文化派对中华文明的极力否定很大程度上也是“故意而为之”，有策略性的宣传用意，如傅斯年就曾对胡适说：“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多，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

历史证明，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要采取理性客观的立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是一个未竟的历史课题，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让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历史传统进行逐步转化。如庞朴先生所言，“这个过程所需的时间会很长，可能很痛苦，也需要更大的自觉”，但这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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