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舒宪 | 大历史的文化文本论——中华“和平”基因探源 | “第二个结合”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构圆桌会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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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的文化文本论

——中华“和平”基因探源

叶舒宪｜上海交通大学资深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10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叶舒宪教授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本文拟从文化文本论视角出发，通过解析中华文明上五千年的“攻玉”经验，诠释下五千年“君子温润如玉”人格理想的由来，探寻儒家温柔敦厚教育理念的史前基础和中国式人文化成理想的原型，从大历史观的深度诠释中华“和平”基因的发生奥秘。

“温”：中国传统的和平基因

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过程，使得中外学者不约而同地开启了比较文化或比较文明史的思考，借助于中外对照的文化反差镜像，反观中国文化的特性。以1989年出版的《中国民族性》为代表，其中收集了71位中外思想家和学者观点，他们在民族性的认识方面达成基本共识，兹引用其中16种近似的观点：非好战、中庸（蔡元培、孙本文、缪凤林）；仁爱、和平（孙中山、服部宇之吉、杨懋春、胡秋原）；和平主义（渡边秀方、林语堂、庄泽宣、缪凤林）；以柔弱为善（劳德）；调和折中（罗斯）；安息为本（陈独秀）；以静为本（李大钊）；安命不争（胡适）；忍耐力或耐性（罗素、威尔海姆、潘光旦、庄泽宣）；平和消极、老成温厚（林语堂）；顺从（文崇一）；容让（梁漱溟、文崇一）；农民性格（文崇一）；温润而悲悯之情（牟宗三）；人文主义（费正清、成中英）；和合主义（钱穆、孙隆基、张岱年）。

将以上16种对中国民族性的观点统合起来看，大都是点明现象，表达认知观点，至于为什么会如此的所以然问题，则少有深入具体的分析研究。除其中“农民性格”一项，将中国民族性的和平主义或中庸性格，归结为受我国农耕文明的社会生活方式影响以外，大多数观点未能展开更系统的因果论阐释。笔者在1994年《诗经的文化阐释》第三章，从文化与人格的互动关联入手，比照文化人类学的经典案例（如《萨摩亚人的成年》和《菊与刀》），尝试做出某种理论解释的模型：《诗经》颂扬的“温温恭人”理念，旨在对男性社会成员加以驯化；而儒家标榜“温柔敦厚”诗教，对应“儒，柔也”的古训，构成特色鲜明的阴性化文化价值取向，其主要功能在于化解阳刚，通过礼乐熏陶和人文化成的教育模型，降低社会成员的攻击性，由此增强社群的和合认同。其后的《阉割与狂狷》一书借鉴福柯知识考古学的研究范式，将作为生物的人和作为文化动物的人统合起来加以考量，聚焦文化心理的教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去阳刚化教化意义再做专题论述，将中国本土的礼乐文明归结为社会伦理意识对个体阳刚的驯化功能，提炼出传统文化内蕴的“阴性化”或“中性化”价值取向，聚焦中国传统的“中性化”伦理，从正面论说其对中庸教义的形成与和平主义价值观方面的积极意义。已有不少国际学者针对西方文明中潜存的好战倾向，过分放任的男性阳刚与攻击性做出各种诊断，并提示采用阴柔的母性文化和女性主义价值观予以纠正或治疗，其中影响最广的观点首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的对话录《展望21世纪》。他们在20世纪末发出预言：西方的基督教精神已经不能在全球化时代引领人类前行，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儒家的中庸精神。中庸的要义为“温”，即不太冷也不太热，不走极端，不诉诸暴力。今天，温柔敦厚的人格理想与中庸道德都有结合全球背景予以重新审视的必要，中国文化的阴性化倾向对于结束对抗仇杀时代的阳刚中心主义，开启和平共存的新世界伦理也具有空前意义。

在二三十年后反观笔者的《诗经的文化阐释》开启的对温柔敦厚人格的探究，当时的主要学术欠缺是：受制于文献史学的狭隘视野，认识深度不足，没有深入到中华文明的上五千年并有效锁定文化基因对后世文明价值观的决定性影响。因为，那时笔者还未能迈进到以新文科方法论创新的四重证据法，而是逗留在民间活态传承的口传文化，即第三重证据方面。这种欠缺，在2005年以后逐渐得到弥补，这包括四重证据法（指传世文献、出土文献、民族志和口传文化及考古发现的遗址、实物和图像），以及文化大小传统再区分的理论建构（即将甲骨文以后的文字传统作为文化小传统，将先于文字的传统作为大传统）。

从上五千年看下五千年：“温润”到“温柔”

更新传统的文献史学观，需要根据考古新发现，重建大历史观，学会从上五千年看下五千年。这是笔者所在的文学人类学团队近十余年来完成“玉成中国三部曲”系列重大项目的学术经验，也是让研究者有效聚焦中华独有文化基因的认识前提。

自2021年《文化文本》第一辑创刊，到2023年推出第二辑，一套本土原创性的文化理论体系逐渐成熟。该理论兼顾文字书写文本和无文字时代的物证叙事，并将后者视为孕育前者的母体，系统阐发二者之间的因果关联和发生原理，将文史哲艺的根脉，落实到万年来没有中断的物质文化传承总体中。这一以编码和再编码为动态过程的文化文本理论，不同于西方结构主义的共时性文本观，所针对的是中国文明研究的瓶颈现象：中华文明号称五千年而书写文献仅有两千多年。不突破此瓶颈，就不可能有对历史的深度认识，而第四重证据即考古物证，是带来这一学术突破的根本契机。

对于中华文明而言，先于甲骨文汉字的文化核心符号物传统的是玉礼器的传统，玉文化在中国境内的发展史已有上万年。在西学东渐以来的中国教育制度中，传统国学中的赏玉辨玉等相关知识早已失传。古老的楚国卞和献玉事件及发生在秦赵两国间的完璧归赵事件，在今日读书人心目都已经蜕变成“天方夜谭”。一个万年未曾中断过的珍贵传统，几乎要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眼皮底下消逝，这是非常残酷的现实。文学人类学团队由此进入欧亚大陆玉文化源流探索的广阔领域，找寻东亚先民切磋琢磨玉器的生产实践经验，通过南北各地新发现的史前玉文化分布，锁定“君子温润如玉”的儒家话语发生本源。

据文化文本论的新认识，《诗经》唱诵“温温恭人”的诗篇，其年代不可能早于商周时代；而先民切磋琢磨的攻玉实践，要比商代甲骨文的出现早六七千年。那么，玉文化所建构出的“温润”审美理想，是如何类比到人格修养方面的？以往的学界对此类问题缺少发问的条件，而今大批九千年至五千年前埋藏地下的史前玉器文物陆续出土，令人能够从视觉上直观领教何为“温润如玉”，并由此联想到神玉圣玉崇拜所催生的中国式人格理想，从而在传承至今的活态文化中去有效体认从“温润如玉”说到“温柔敦厚”说的因果关系。

伴随21世纪之交分子生物学的飞跃式发展，人类基因组数据库日益完善，文科超越以往的深度认知范式也呼之欲出。一个类比性的术语“文化基因”揭示了在文化传承中最重要的本根性和决定性要素。笔者在《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中勾勒了催生文明国家核心性的神话信仰史前传承轨迹，将孔子所说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落实到史前社会的玉礼器和丝帛礼器的献神仪式和各种玉殓葬的考古现场，充分阐发了从上五千年审视下五千年的研究宗旨。中华文明的发生道路由此得以彰显，中国话语的深根也得以生动呈现。

在文化文本理论中，一个重要的关注点是文化的元编码，它一定是在史前时代的神话信仰观念支配下完成的。在民间文学二级或三级学科内进行的神话研究，不会关注到史前社会，因而缺乏对历史的深度认识。文学人类学团队将神话作为文化元编码的观念性支配要素，尝试还原玉帛这两种特殊物质在史前社会登场时的神话信仰语境。如今能够确认的是：玉礼器始于万年前的东北地区，后依次南传，在距今四千年前后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域；养蚕缫丝实践始于距今七八千年前的长三角地区，然后依次向北传播。在距今五千多年前的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后期，丝绸出现在婴儿的特殊葬具瓮棺内，专门用于包裹幼童尸体，这或是效法神蚕吐丝作茧包裹，祈祷夭折的婴儿重回母体以求再生。对接《国语》“玉帛为二精”的古训，这便是具有文化基因意义的神话观，高度概括了超自然生命力信仰的现实载体。

回到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话语，从史前玉文化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温柔敦厚”的教育理念，植根于人类两性的生理差异，将女性特有的阴柔特性转移到对男性的教化过程中，将之培育成为对社会有益的温良恭俭让之君子。相比之下，切磋琢磨的玉器生产实践则要早数千年。鉴玉标准“温润”审美观，应该是伴随史前先民对玉石和丝绸的崇拜而产生的，并随着玉文化多米诺式的传播而遍布各地。作为无机物的玉石，唯有出于神话仿生学的虚拟逻辑，才得以被注入润泽或温润之类的价值判断。换言之，先将无机物的玉石虚拟想象为有生命的灵物、神物，再将玉石本身的物理特性引申类比，才能成为人格理想的具体体现。以“润泽以温”为代表的玉德理论，虽然在西学东渐以来的各种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中未见踪影，但毕竟属于中国文化传统独享的理论和话语体系，研究者有责任本着文化自觉意识对此加以关注。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将原始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起点和雏形。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的探究，要想摆脱过去二百年的“数典忘祖”状态，就必须努力聚焦中国史前时代所有重要的新发现，将本土话语发生的溯源工作，逐一落实到甲骨文产生之前的文化大传统中。这样才有利于将视角聚焦到真正的文化基因层面。

五千年以上的时间尺度及与文明国家核心价值密切相关的质量尺度，二者缺一不可。这样严苛的筛选条件，使得能够进入文化基因候选名单的少之又少。而中华文明在建构宇宙观和人生观方面，都习惯于诉诸美玉这样的中介性圣物。比如，要形容宇宙之奇幻瑰丽，会说“玉宇琼楼”；讲到人格的理想则会说“君子如玉”；表达不同族群、不同民族间的友好相处之道，则要说“化干戈为玉帛”，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在中国人看来，宇宙万物中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物质能够像美玉这样至高无上和完美无缺。

从中西文明的对照视角看，西方崇拜黄金和中国崇拜玉石，两者泾渭分明。马克思采用“拜金主义”这样的准宗教学术语来概括西方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可谓一语中的。可惜的是，马克思的话语并没有启发西学东渐背景下的大多数中国学者回归传统，从中概括和提炼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文化文本理论尝试创建“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认知新模式：全面揭示“上五千年的玉礼器故事”如何能够成为下五千年中国故事的总原型，以及华夏文明核心价值观的原型。2021年出版的《方圆一体：玉琮的故事五千年》《盘古之斧——玉斧钺的故事九千年》等即让每一种玉礼器自己发声讲述其“物的民族志”故事，组合起来则构成了前文字时代的深度历史文化叙事。

玉德说：中华文化和平基因的格物解析

史前先民在长久与石头打交道的过程中，依据什么标准从千万种石料中选择出玉质的原料呢？那就是玉学界尽人皆知的玉之定义：“石之美者”。换言之，从审美认同出发的玉材筛选，到神圣认同崇拜和信仰观念投射，“通灵宝玉”观念的发生，再到文化价值的普遍认同，这是一个三段论的过程。早期农耕社会的营养学和饮食美学，必有对动物脂肪的渴求，并由此催生出先民的脂肪（油脂）崇拜，有成语“脂膏莫润”为证。此处的“润”与水无关，专用于形容动物脂肪。从献祭天神的牺牲祭品特色（越大越肥就越显示祭祀者的虔诚），到君子理想的隐喻，玉美学的润泽标准逐渐形成，由此可深描出中华美学和人文理想的史前信仰根源。

《山海经》讲述的黄帝在峚山大吃玉膏的玄幻叙事，后人很难理解。古往今来，有没有人将黄帝食玉膏叙述当成某种真实发生的事件呢？唯有信仰者才会如此。在《楚辞》等作品中，屈原就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登昆仑兮食玉英”的人生理想，而三礼典籍中享食美玉的制度也由此而生。这对应的是中医药思想中的石脂玉膏联想泛化观念，认为无机物一类的玉石和有机物同样承载着神圣生命力之“精”，于是出现药用物质的神话性命名现象，就像《神农本草》和《证类本草》等书中所呈现的那样。许慎《说文解字》“玉有五德”说，是最为典型的中国经验的表述，充满文明特色，其观念来源则是具体的人与玉互动的实践经验，包括万年来的无数大国工匠（古书中称为“玉人”）对玉料筛选、开采、设计、加工的全套生产经验（切磋琢磨），以及玉器使用者的生活经验，包括佩玉感受、把玩玉器的体会、感悟及联想方式等。

具体解读许慎对“玉”的定义，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做出一种非常经典的文化阐释的：“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䚡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杨，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忮），絜（洁）之方也。”从感觉学的视角看，许慎对“玉有五德”的诠释，彰显出中国式美感的源头，那就是五官感觉加比兴联想（引譬连类思维）：“润泽以温”，视觉+触觉+比兴联想；“䚡理自外”，视觉+联想；“其声舒杨”，听觉+联想；“不挠而折”，视觉+听觉+触觉+联想；“锐廉而不技（忮）”，视觉+触觉+联想。

《说文解字》要表达的意思很明确，即玉这种特殊物质存在，首先会直接诉诸人的感官判断和审美筛选。从审美判断到人格伦理判断，许慎紧接着就按照主观联想的逻辑去认定：美玉中蕴含着五种人类独有的优秀品质（德）。比如，第一德“仁”，玉给人一种视觉和触觉上的润泽之感，此外还有温和、温暖之感（石头不可能有温度，这种说法表明玉能够给人带来某种联想，为何如此，最值得深究）。有人解释此处的“润泽”指玉给人带来恩泽，故比喻为仁爱之心。要知道，仁是儒家思想最重要的教育理念。玉的润泽而温和的特征，如何就类比到君子的人格理想呢？其间的过渡逻辑还是主观联想。第五德“洁”，玉断裂之后，断口边缘很锋利，但是却不会伤人，将之与廉洁君子相类比，正是出于典型的中国经验，即加工玉器的生产体验和常年接触玉器的生活体验。既使其本身非常坚硬，能够划动玻璃，但其断口却不会伤害触碰者的肉身，这样的美石材料当然会被先民联想到温润廉洁的君子品格，此乃玉石能够在本土社会中人见人爱的深层次道理。这也是温润玉德说蕴含和平文化基因的理据所在。

中国传统“玉成”和“温润”的理想，“化干戈为玉帛”的社会经验，早在中原文明国家出现之前，就开始熔铸中国传统的“和平”基因。借助长期以来温润如玉的审美感知实践，礼乐文化有效化解攻击性，建构起一种旨在克制暴力和穷兵黩武倾向的文明价值观。这对当下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极其宝贵的本土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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