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扫描｜“理论中的中国：现状、路径与未来青年学人论坛” 分论坛（二）“文明互鉴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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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中的中国：现状、路径与未来青年学人论坛”
分论坛（二）“文明互鉴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2023年10月28日下午，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华东师范大学共同主办，《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历史学系、哲学系共同承办的“理论中的中国：现状、路径与未来青年学人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论坛设置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明互鉴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技术变革与跨学科研究”三个平行论坛，来自哲学、文学、历史、新闻、法律、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青年学人展开热烈而深入的研讨。以下为分论坛二的会议实录。
分论坛二会议现场
上半场
分论坛二的主题为“文明互鉴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上半场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党委书记、教授瞿骏主持，杨长云、昝涛、李永东、沈国麟、任勇、段金生、赵骏、周建勇8位学者做主旨发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李开盛，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王俊点评。下半场由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副教授朱昊冰担任主持人，屈文生、瞿骏、谢国荣、李云飞、李文硕、刘文君、曹晓华7位学者做主旨发言，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符平，南京师范大学数字与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吴静点评。
瞿骏教授主持
杨长云副教授
上海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杨长云在题为《文明互鉴与中国世界史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发言中指出，对于中国“世界史”研究局面的建构及推动，可借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提及的读书“三重境界”与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十六字箴言”进行启引与反思。对于如何构建中国世界史自主知识体系这一问题，“自主”是其核心。“自主”并非“自说自话”而是“各美其美”，韬光养晦；“自主”并非排除异己，而是“美人之美”，加强交流，以成人之美互相成就；“自主”需要“美美与共”，实现平等对话；“自主”并非固步自封，而是以“天下大同”的胸怀放眼未来发展。杨长云强调，在中国世界史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关注历史真相始终是其基本要义，但也需要着眼于时势发展，对中国如何走向世界进行深刻思考。
昝涛教授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昝涛（在线）在题为《后殖民批评对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意义》的发言中指出，后殖民批评提供了某种新的认识论立场，那就是对西方中心主义认识论霸权的批判。构建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也需要首先批评西方中心主义建立的认识论霸权，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后殖民批评是有价值的。但后殖民主义启发下的区域研究问题意识，未必就是第三世界立场的，比如，美西方的人文社科过于关注和强调性别、少数族群、底层视角、环境、全球性、动物、植物、景观乃至真菌……可能更多地是后现代西方社会自身问题意识与“政治正确”的延伸，这归根到底还是带有某种隐秘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特点，人们未必会注意到其“去政治化的”意识形态输出色彩，反而会被精致包装的“学术”所迷惑。这种问题意识的泛滥，易使人回避在政治-经济学层面上第三世界人民因其特殊的历史阶段性而面临的真正问题，比如，民族国家建设问题，比如，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体系中生存与发展乃至最终获得解放的问题，等等。中国的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有上述的问题意识，才能避免回避根本性问题，才能在和西方强大的话语权与问题意识对话的过程中有所立、有所本。否则，就只能让别人放心地进行“接轨”了。
李永东教授
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永东在题为《向内转的文学史视野与中国知识体系的建构》的发言中指出，当前社会正处于一个在经济上双循环和内卷的时代，而关于人类思想文化、文学思考等相关观点和视角需要有所调整。无论是从国家文化战略角度考虑还是从文学研究创新机制角度考虑，都需要向内转，从中国内部的历史逻辑和价值导向，发现中国文学的发生及演进，所关涉的基本风貌、核心观念均需从自身内部寻找依据并做出解释。向内转的文学史观念，从时间上说，对于跨越性节点的强调，对于重新思考文学史、社会的发展具有启示作用，亦能重新厘清我们自身文化、文学的发展逻辑；从空间上说，向内转的文学史研究应更加注重对文化发展的在地性、地方性的强调，突显地方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建构出一种更有地方色彩的文学空间地图；而在思维层面，向内转的文学史思维对“冲击—回应”这种固化的思维方式相关的文学文化进行了逆向思考，重新发现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同时，也需要向外转的文学史视野，在世界当中发现中国。只有内外结合，以一种更加理性的视野，参与到文明互鉴与知识体系的建构之中，才能带来新的创新空间。
沈国麟教授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沈国麟在题为《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之路径》的发言中指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当下学术界研讨的热点。就传播学和社会科学而言，返本开新是该知识体系的一种构建路径。关于如何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为当下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所用，沈国麟认为，可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从中提炼具有价值观与精神标识的核心概念，以便在思想与历史之间架构沟通的桥梁，将中国古代的思想和实践与当前的传播现象和社会现象结合作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再以核心概念为中心，将概念思想与当下现实有机的结合成现代理论。除了古今联系外，还需进行中西比较。西方思想随其近代以来尤为突显的全球范围内的殖民过程，相关理念、思维得以在全世界展开，这其中存有一定的内部逻辑。因此，不能用中国的概念完全取代西方的概念，而应进行中西的比较，研究、辨析概念和理念本身所适合的范围和条件。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并非固步自封，需要与世界各国进行文明的交流互鉴。当然，就中国古代传统思想而言，体系或指标是否能够“测量”亦很重要，这是中国与西方社会科学进行对话的要点所在。
任勇教授
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任勇在题为《面向实践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建构》的发言中指出，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体系而言，传统人文学科与新兴社会科学之间学科内部的差异性较大。关于学科本身实际有着对学界、政府、大众等多方面的面向理解。改革开放后，政治学科经历了恢复重建的过程，当前中国政治学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更为多元丰富的研究内容与理论视角。建构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考虑。其一，通识性概念。概念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最重要的牵引力之一，要重视通识性概念总结提炼，避免落后实践中的治理现实。其二，理论性创造。需要重视在实践和概念通约基础上的理论性创造。其三，对话交流，继续重视与西方政治学进行方法论上的对话与交流。其四，丰富知识场域，以中国为中心，以国外为参考。当然，也需要顾及价值与操作、历史与创新、治理与制度、自主与非自主间内在弹性等要素的平衡，适当考虑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构建评价体系建设。
段金生教授
云南民族大学科技处处长、教授段金生做了题为《思想、实践、制度：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话语体系构建》的发言。段金生指出，统一多民族国家构建理论的提出，与当下受关注的何以中国的话题探讨密切相关。中国历史上属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叙事谱系里形成了一些统一性认识，但在不同的认识层面、知识背景、知识产业、特定的政治场合下，由于政治世界的多变性、思维认知的复杂性，各方对于这类命题的探讨仍在不断探索。话语体系的构建，应与中国自身历史思维密切关涉。目前来看，对此问题的探讨，离不开对历史概念进行基于理解和认识当下的一种反思性的描述与审视。如何在思想、实践、制度之间运用一种相对完善的理念进行对话，如何将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和现代知识体系进行对接，如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与西方话语体系进行有机衔接，均是构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中需要关注及强调的问题。
赵骏教授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院长、教授赵骏做了题为《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法学知识体系》的发言。就国际法学而言，应当从以下十个方面进行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反思和探索。第一，坚持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二，坚持共性和特性的协调并进。第三，坚持对内、对外的互动和协调。第四，坚持守正和创新的辩证统一。第五，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第六，促进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良性互动。第七，统筹本土性和开放性。第八，坚持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兼收并蓄。第九，有效兼顾自主性和可通约性。第十，注重领域、环节、价值、路径、平台等多重维度的统筹。对于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路径，赵骏教授着重强调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应当注重国际法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对于涉及自主与通约的结构性问题要加以识别；另一方面，必须重视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特征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内生作用，注重将其同当代国际法学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提升国际法研究在本土性、时代性呈现方面的支撑力和解释力。特别地，应当加强具备自主知识体系思维、方法自觉的国际法学人才和队伍的建设，运用优秀师资和有效方式，运用优势资源，培养最为专业可靠的国际法学人才。
周建勇教授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周建勇在题为《关于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建设的思考》的发言中，首先对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的特点进行概括。第一，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定位虽然很新，但该学科的传承实际已有很长历史。第二，中共党史党建学与现实政治的关联紧密，具有较强的政治性色彩。第三，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指向的实践性较强，其理论性、体系性相对而言较弱。其次，对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的对象及相关问题的探讨。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它关注的是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它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基于具体实践经验总结的得出，同时也基于从党的创新理论当中建构得来。党史和党建二者必然需要在一个融通贯通的过程中加以建构，这两个学科终究要形成有机的共融，而不是简单地机械合一。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李开盛，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王俊对以上汇报进行点评。
李开盛研究员做点评
李开盛指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既基于官方政策推动，也基于学术界的内生逻辑，因此将是未来一个值得持久探讨的话题。为什么要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首先且主要是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一种为自己的务实；但也意味着提出中国方案，这是一种为世界的情怀。多数人的共识是，自主知识体系绝不能封闭、排外，要将外部知识与本土知识进行有机结合，既要“向内转”，还要“向外转”。如何结合，一个根本道路的就是文明互鉴，这也是今天探讨的核心主题。但要做到并不容易，在具体实践中以下三个层面尤其关键。其一，理与实的嫁接。我们之所以强调自主知识体系，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认为中国学者对中国问题有更加清醒的认识，中国知识能够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方案。但我们推崇的中国传统知识是否实现了现代化以适应解决当前现实问题，以及在一定情境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学者是否就一定会有更好的解决能力，并非都是顺理成章的事，仍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其二，中与西的张力。近代以来，西方知识与非西方知识之间的张力，一直是我们长期关注的问题。从学科设置，到概念体系，再到深层价值，有些张力我们仍然没有解决好。未来两种知识体系不一定要完全融合，但一定要能够共存，要共存就要解决好这些张力。其三，内与外的关系。两种知识体系关系除了共存关系外，还要注意主次关系的问题。把外部知识与本土知识起来应该是一种对中心论的摆脱，我们不能从西方中心主义走向自我中心论。强调本土知识的内在性、主体性可能是必要的，但这种主体性不能意味着对外部知识的“俯视”或“仰视”，平等应该是两种知识体系关系的根本原则。
王俊教授做点评
王俊指出，之所以要提及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话题，在于对以往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建构中一贯强调的西方为主相关概念体系或话语体系的抽离。不同学科如何在尊重学科本身的理论发展史以及在国家要求层面做出相应平衡，显得尤为重要。王俊引申出以下四个问题的思考。其一，中西之别和中外之别是否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前提？其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否等同于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在地化？其三，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是否适用于所有的学科？比如与外国关涉较强的学科等等，怎么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这个需要进一步讨论。其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究竟有何面向？以上问题均是需要事先厘清的。知识体系的建构，并不局限于单一个体的言说，而应是不同学界、不同知识共同体间博采众长、文明互鉴的结果，这其中固然还有时代背景、全球背景，以及受众需求等多重复杂因素的影响。
下半场
论坛下半场由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副教授朱昊冰担任主持人。
朱昊冰副教授主持
屈文生教授
下半场首先由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教授屈文生做了题为《“英国”何以成为问题——基于中英<烟台条约>的翻译史考察》的发言，从1876年中英订立的《烟台条约》中的一个翻译问题展开。近代以来，英美在华行使治外法权的主体，大致经历过以领事官为主向法官为主的转变过程。依照不平等条约以及各国法律规定，英美两国驻华领事官曾获得非同寻常的司法权和管辖权。但自19世纪中叶起，限制领事官司法权却成为半殖民地国家反抗领事裁判权和英美本国政府加强治外法权统治的共同目标。对于领事官司法权的整个讨论，便转移到如何在华设立并运作于专门法院之上。在中英之间1858年《天津条约》以及后续1876年在此基础上进行修约的《烟台条约》中，关涉第16款对于华洋交涉案件以及华洋诉讼中域外管辖权的制度安排等事项便是其中一例生动反映。1876年的修约，是英国在华攫取的司法权由此从非职业的领事官流动至驻华职业法官的体现，是英国域外管辖制度安排中“左手倒右手”的把戏，将司法的管辖权交给更为专业的法官，其仍属于英国，且仍未改变殖民的性质，其意终究在于加强治外法权统治。
瞿骏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党委书记、教授瞿骏在题为《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看世界”问题》的发言中指出，面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一些学者的认知态度过度乐观，低估了文明碰撞和冲突的程度。一方面，这容易低估真正“看世界”的难度。即便到了甲午战争前夕，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分子也仍然生活在经学的世界中，不宜过高估计他们受西学影响的程度和深度。1895年后，先进知识分子渐离经学的世界。从既有史料看，当时所谓的看世界，是经由列强把控的制度性媒介，让一部分中国人产生了对域外文明的玫瑰色想象和不切实际的向往与认同。另一方面，这容易低估从“看世界”到真正意义上走向世界的矛盾。要考察何为真正意义上的走向世界，需要将一些要素纳入考察范围，如知识分子留驻当地时长、外语能力、与当地人士交往、大范围内考察多类市镇的风俗风貌等。近代以来存有一种基本认知，即直接将世界与欧美发达国家划上等号，并且带有鲜明的价值判断，而这样的认识显然不符合我们今日要推进的真正的文明与交流互鉴。不同的文明之间难免存在冲突，但并不意味着冲突应走向极端化，要从唯一的现代化模式和想象中走出来，只有让每一个文明都能够有其未来，这个世界大概才能够有其未来。
谢国荣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谢国荣在题为《“民主的例证”vs.“种族主义的制度根源”：跨国史视野下的向华盛顿进军运动》的发言中指出，美国黑人利用向华盛顿进军运动的国际效应，迫使美国兑现“民主的承诺”。美国政府利用向华盛顿进军运动的和平落幕，以及承诺民权立法确保黑人平等的法律地位和身份，构建美国民主“成功实践”的国家形象。但年轻一代黑人越来越不信任美国政府和“体制化”的民权领袖，将民权运动的目标转向经济领域中的不平等，并批判美国种族主义的根源在于美国制度。事实上，向华盛顿进军运动的核心目的是“争取自由和工作”。人们往往关注到了“自由”，而忽视了“工作”。工作的问题直指美国财富的再分配，涉及美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而在冷战中，反对共产主义就包括反对纠正基于阶级的经济不平等。
李云飞教授
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李云飞在题为《中古时期欧洲国家体系的形成及其原因》的发言中指出，在中西文明比较互鉴的过程当中，中国历史上大一统格局和欧洲文明历史上多国并存格局间的差异悬殊，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对象。对此差异，学界多有以下几种解释。第一，强调地理环境决定论。第二，强调威胁防御的分散性。第三，强调草原部族与政权建设间的关系。第四，拜占庭势力的变动对欧洲大陆相关格局的影响。第五，基督教宗教信仰对政治分割现象的影响，比如王国与帝国内部所存在的政教矛盾的冲突，致使权力分散，而君权神授观念也限制了以灭国为目的的兼并战争。另外，李云飞认为，在阐释中古时期欧洲国家体系的成因和意义时，还应注意在大国版图缝隙中长期存在的小国，分析小国作为缓冲地带对均势格局的影响。
李文硕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李文硕在题为《美国城市史研究的空间转向》的发言中指出，早期美国的历史学家对于城市历史的关注，更多强调美国历史上一些重大时刻、重要的历史事件中城市所扮演的角色。20世纪60年代，学者则更多从新城市史切入对美国城市的探讨，并引入计算机的统计方法，依靠计算与数据统计作为历史研究的支撑。80年代后，美国学界开始反思近乎数字化的处理与人文学科之间的“距离”，更愿意使用一种讲故事的方法来阐释历史的事实，关注城市中的事物。这其中研究对象的描述也更为细致，如对社会、性别、种族、阶级等内容的探讨，却忽略了城市史真正意义更为实际的研究。李文硕认为，对于重新界定城市史的范畴与概念，可借由空间的重新发现。对于空间的发现，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其一，福柯相关理论的启发。其二，60年代新左派思潮对于城市意义的挖掘。其三，跨国史中对不同空间中流动因素的关注等。城市历史研究要介入空间，应更侧重于探讨空间与城市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它不仅要关注城市空间自身的生成与演变的逻辑与轨迹，也要通过空间阐释城市政治结构、族群互动乃至人与自然关系间的互动。
刘文君老师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师刘文君在题为《中华美学精神与现代文明的结合》的发言中主要聚焦于对当代女频网络小说的探讨。当代女频网络小说的作家数量、用户数量已具庞大规模，在国内外各大网络小说平台获得了较高接受度，且具有其自身独特的艺术审美追求，是当下社会难以忽视的一种文学类型。刘文君主要从三个层面进行阐述。其一，就“魂穿”这一类型的书写而言，它与受佛教影响的投胎转世的文化积累密切相关。其二，就言情这一类型的书写而言，其中多应和于当下时代内的境况。如由最初“宫斗文”中的“卷”到后来“种田文”中的“躺平”，可看作以一种后退的姿态对社会规范支配的反抗，是拒绝资本对人的压榨的生动体现。其中对于“宫斗”的呈现，背后潜隐着的亦是对一个界限渐趋模糊的家庭空间和职业空间中女性群体的劳动状况的反映与思考。其三，对于言情与“异世界幻想”结合的书写类型来说，“异世界幻想”中基于悬疑、恐怖、灵异、仙侠等惊心动魄内容的阅读感受，与当下青年身处数字时代通过游戏获得后续相应情绪愉悦之间存有相近之处。对于网络小说的研究，也是当下讲好中国故事的一种新的形态。
曹晓华助理研究员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曹晓华在题为《近代女性“卫生”科普与中西知识谱系分化》的发言中指出，如果说《女子世界》中的“卫生”叙述多数还是中国传统“卫生”观念内部的语义革新，那么《妇女杂志》中的“卫生”叙述则已经在“西医东渐”中初步完成了两种知识谱系的对接，并见证了现代“卫生”话语的崛起。比起纯粹的科学知识普及，面向近代女性的“卫生”叙述更倾向于实用经验的提炼，不仅落实到家庭等私人场域中可以实施的卫生行为，更成为国家治理视野中“强国保种”观念的另一种表达，对日后女性的“身体”“职业”和“审美”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符平，南京师范大学数字与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吴静对以上学者的发言进行了点评。
符平教授做点评
符平指出，屈文生在案例选择的逻辑以及方法论的根据上有其见解，提及的文件语义中的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形式、构成等问题颇具启发。瞿骏对于“世界”的理解，其实还可理解为媒介中的世界、想象中的世界、现实中的世界。欲知“世界”，必然需要去了解“世界”，对世界文明、文化进行全面地交流互鉴及反思，即从地理空间、语言层面、制度与物质条件，再到文化与认知、具体行动实践等层面的全方位了解，而并非以一种偏激的情绪单一地加以理解。谢国荣所探讨的话题在社会学上通常会借助诸如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新社会运动理论等，对其政治机会、动员结构、运动话语、符号性行为及媒介与公共舆论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这些在其发言中有所体现，但与社会学表述方式有所不同。李云飞谈及很多关涉地理角度、民族性格、宗教影响及其他层面的解释。不同体系的生成是否也与追溯到一千年乃至更长时间以前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形成相关，这值得更深层次的探讨。
吴静教授做点评
吴静指出，“文明互鉴”意味着我们与其他文明之间在横向层面呈现为一种非同一性的关系。瞿骏谈及面临文明差异时认为冲突不可避免，但是否可以尝试不极端的方式，考虑不同文明间博弈的可行性，需要从本质层面考虑文明差异，将讨论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曹晓华对卫生话语的阐释，令人联想起福柯所揭示的现代医学体系的建立如何成为一种科学和权利体系，如何营造出整个国家以生命治理为核心的治理制度过程。西方是我们当下建立自主知识体时欲求超越的对象，应以批判性的眼光进行吸收借鉴。刘文君谈及中华美学精神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引人思考“传统”并非封闭的，对中国式现代化与传统文明结合时，需要考虑它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性移植，还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本身，考虑当下的时代精神等问题。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如何书写中国气派是新时代的重要任务。若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去”，必须具备广阔的国际视野，这要求我们积极地与不同文明进行平等、包容地交流对话，并借鉴其长。当然，最为关键的还在于，立足于中国自身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根脉，从传统与经典中挖掘自身文化之绵延生机，在当下重新发见传统、思考传统。既“向外看”，又“向内转”，互通共融，从而建构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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