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以往有关古埃及最早领土国家在希拉孔波利斯（Hierakonpolis）“萌芽”,然后在阿比多斯（Abydos）“破土”的渐进式解释模式，许多学者曾经提出批评。不过，最新的考古发掘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与这种模式相吻合。英国著名埃及学家B. J. 肯普（B. J. Kemp）提出的“垄断模式”，从本质上说，与渐进式模式并无大的差别。按照肯普的理解，位于上埃及的希拉孔波利斯、涅迦达（Nagada）和阿比多斯的精英阶层开启了强化手中权力和扩大势力范围的竞争，其中的胜出者以阿比多斯为跳板控制下埃及，然后把孟菲斯作为统治全国的首都。 大约在公元前3600年,位于埃及南部的希拉孔波利斯已经不是单纯的地方权力中心。它已经完成了阶层分化和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希拉孔波利斯的权贵们能够调集劳动力，借助剩余产品强化自身的权力，依靠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来自异域的珍品彰显身份。考古人员在希拉孔波利斯发现了专门的生产区，其中有一次能够酿造390升啤酒的酿酒厂和制造优质陶器的陶窑，说明此地手工业的专业化程度不仅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而且它们在地理位置上的临近便于行业之间进行协调和合作。从酿酒厂和陶窑的产能判断，它们的产品绝不是仅供当地的精英和居民消费与使用。希拉孔波利斯生产的陶器无论在外形、形状和图案，还是在材料等方面都不断改进，这些变化产生的影响绝非局限在产品的耐性、美观等方面。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石灰质黏土成为陶器核心原料之后产生的局面。用石灰质黏土制作陶器，烧制时需要的温度比之前高许多，出窑的陶器因此更加结实和密实，更加适于存放和运输包括啤酒、葡萄酒在内的液体。问题在于，希拉孔波利斯的工匠们需要的石灰质黏土并非源于由尼罗河冲击而成的河谷土层，而是需要借助更加复杂的程序从沙漠地带开采。尤其重要的是，希拉孔波利斯附近地区不出产石灰质黏土，最近的出产地是位于希拉孔波利斯以北50千米处的伊斯纳（Esna），它更加靠近涅迦达和阿比多斯。 希拉孔波利斯向北进行扩张,石灰质黏土至少是几个原因当中的一个。随着材质的不同，新型陶器的装饰也发生了变化，之前的陶器图案主要为放牧或狩猎场景和几何图形，新的陶器上开始出现祭祀、舞蹈等与来世相关的主题，这一点恰好与石灰质黏土陶器主要用来盛装宗教仪式需要的酒类功能相吻合。希拉孔波利斯的权贵们掌握了生产这种具有重要宗教意义的陶器的技术，向希拉孔波利斯以南和以北地区推销这种紧俏品，无疑在此过程中提升了竞争力；同时，这种产品在上埃及和下埃及许多地方广泛使用，以非常便捷的形式传播了原来属于希拉孔波利斯权贵的政治和宗教理念。大约到了公元前3400年，来自希拉孔波利斯的陶器和其他物品向南到达尼罗河第二瀑布附近的努比亚地区，向北经由法尤姆（Fayum）和孟菲斯遍及尼罗河三角洲。希拉孔波利斯扩张的影响和结果很难估量，人口流动、文化交流和族群同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学者们认为，在古埃及最早的领土国家形成之前，相似的来世观念以及处理死者尸体的习俗先后出现在上埃及和下埃及，应当归功于由希拉孔波利斯主导的贸易往来和信息交流。 除了在陶器的生产工艺上占据先机和贸易上采取主动，希拉孔波利斯的精英阶层对外进行扩张的欲望体现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在希拉孔波利斯第100号墓中，可以看到表现武力冲突和军事征服的生动画面。一列被绑缚的俘虏跪在一个君主模样的人面前，后者的形体比对手们高大许多，他用左手抓住第一个俘虏的头发，右手高举权标头，做出要敲碎敌人头盖骨的姿态；在画面的另一侧，该君主两手分别抓住一只猛兽，直观地表达了这位君主降服敌人、建立秩序的意愿和能力。上述两个主题不久之后均出现在那尔迈调色板上，被升华为古埃及国王征服敌人并完成上下埃及统一大业的标准表达方式，直到埃及沦为罗马帝国的行省，罗马皇帝依然借助这些题材试图让他们对埃及的统治权合法化。 正是在希拉孔波利斯，考古人员发现了古埃及最早的神庙遗址，这座神庙供奉的主要神灵是荷鲁斯（Horus）。在埃及从史前向历史时期过渡的阶段，荷鲁斯成为君主的保护神。表现古埃及最早领土国家形成时期战争题材的蝎王权标头、那尔迈调色板均在这里出土。为统一大业打下坚实基础的蝎子（Scorpion）和那尔迈两位君主分别把权标头和调色板作为述职的证物和感恩的礼品置于荷鲁斯神庙中，不难看出，贯穿整个法老文明的君权神授观念的源头在希拉孔波利斯，蝎王权标头和那尔迈调色板开启了以王权为主导的古埃及文化记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