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方言学家朱建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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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为后人留下的足迹弥足珍贵

在方言领域的卓著功绩与成就

成为了后人前行的明灯

愿我们承先生之荫 秉先生之教诲

走好前行的道路

1979年，时任华师中文系系主任的王庆生教授拟开一门《方言研究》选修课，在学者们的推荐下，53岁的朱建颂走上了华师的讲台，开始专注于方言研究。

据我校文学院官网，朱建颂1926年出生于武汉硚口，中学毕业后以过人的语言天赋，考入华中大学国语系。后因父亲收入锐减，转入可公费就读的湖北师范学院，后成为武汉第一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师。

1955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在中学、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并在北京开办“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刚刚30岁的朱建颂成为普通话班的“黄埔一期生”，毕业后即与人合著《汉字辨音表》一书，交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随后，他多年担任湖北省教育厅“推广普通话委员会”委员，在全省做普通话的推广工作。

据了解，朱建颂做研究有一个习惯——走到哪里，兜里总是揣着小本和纸笔，听到有意思的方言，就记下来。有一次走在路上，他听见几个女工说：“像这样的媳妇，我屋里载得着。”这个“载得着”，他还是第一次听说，打听了之后才知道是“用得着、能发挥作用”的意思。像这样的汉话词条，几十年他一共收录了8000个，并于1995年出版《武汉方言词典》，成为人们查阅武汉方言的权威工具书。

多年来，他著有《武汉方言研究》《武汉方言词典》《武汉民间游戏》《武汉俗语纵横谈》等二十余部语言学著作，是业界公认的“武汉方言研究第一人”。

86岁时，朱建颂和180名大学生新党员一起面对党旗庄严宣誓，成为了该校当年年龄最大的新党员，而此时距他第一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已时隔56年。

朱建颂曾回忆，1956年，他第一次递交入党申请书，因时代原因未能如愿，其后数十年一心扑在教学科研上。2011年建党90周年之际，朱建颂鼓起勇气再度递交入党申请书，短短2页的申请书，朱建颂修改了1个星期。我校原党委书记马敏对此曾高度评价说，这是老教授一生追随党、认识党、忠诚党的生动体现，他这种精神值得师生学习。在入党宣誓仪式上，朱建颂曾坦言，“我虽然眼睛不好，但记性还是很好。我时时刻刻记得入党誓词，那80个大字永远刻在我心里。”

成为党员后朱建颂便定下两个目标，一是编撰《语言大众化》一书，二是争取定期举办武汉方言研讨班。

编写专著对86岁的朱建颂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的视力很差，要戴上老花镜，然后还要用一个高倍放大镜才能读书看报写东西。“无论再难，我都要完成这本书，把一生的研究思想都写在这本书里，以此报答党。”朱建颂说，现在很多文章和专著都不是为普通大众写的，都是象牙塔的学问，自己要为大众写一本语言学著作。

作为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朱建颂对武汉文化有着很深的情感。即使退休多年到了高龄，他仍笔耕不辍，撰写专题报告，参与社会活动，不遗余力推广武汉方言文化。

他认为，武汉话在语言学上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属于西南官话的重要代表。方言中大量的文化蕴涵反映着不同时期的社会、政治、风俗等，如不通过文字、音像记载下来，这笔文化瑰宝将永远消失。

2012年，在朱建颂的推动下，华中师大语言研究所首次设“武汉方言研究班”，利用周末的时间教市民学武汉话，这也是全国高校首次开设方言班。当时已86岁的朱建颂讲授的是武汉方言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方言班不只是教学生学说武汉话，更希望能挖掘培养武汉方言研究骨干，带动整个武汉的方言究。”他说。

2017年，朱建颂编著的《武汉方言研究》和《武汉方言词典》出版，其中，《武汉方言词典》是对他20多年前的首版进行再次修订，这一年他已91岁。年事高，视力差，他要戴上老花镜，然后还要用一个高倍放大镜才能读书看报写东西，但仍在编辑的帮助下，为新版词典增加了新的武汉方言研究成果和词语条目，并对一版内容进行了修订。

他在《武汉方言词典》自序中写道：“我可以肯定地说，这就是武汉方言最后的样子，将来的武汉方言不会再有大的变化了。将来人们想要知道武汉方言最后的定型，就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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